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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理与强权:"五四"的当代意义
作者:程映虹

值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如何看待这个标志着现代中国政治和文化开端的历史事件又一次成为海内外中文世界讨论的热点。五四对中国国内政治(激进与保守)和文化(西化与儒化)的影响固然不容低估,但在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时候,更重要的恐怕是五四对国人"世界观"的影响,尤其是"公理与强权"的问题。

第一次大战中,中国站在协约国一边,派遣了大量劳工前往欧洲,希望协约国在战后能实现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他为战后和平所提出的"十四点"中的主张,平等对待中国,尤其是不承认日本利用战争攫取的在华特权。同盟国投降后,中国也名列战胜国,举国欣喜若狂,北洋政府不但在天安门召开庆祝大会,而且规定从12月l4日到l6日,28日到30日为庆祝活动日。当时知识界和一般平民的心态都把一战的结果看成是"公理战胜强权"。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在北京树立的象征中国国耻的“克林德碑”这时改名为“公理战胜碑”就是最具象征性的事件。"公理战胜"成为1918年底和1919年初中国最流行的词汇。陈独秀和蔡元培的文章和演说中可以看到一个大概。陈独秀在1918年12月为《每周评论》写的发刊词中说:

"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列位要晓得什么是公理,什么是强权呢?简单说起来,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

德国倚仗着他的学问好,兵力强,专门侵害各国的平等自由,如今他打得大败,稍微懂得点公理的协约国,居然打胜了。这就叫做‘公理战胜强权’。这‘公理战胜强权’的结果,世界各国的人,都应该明白,无论对内对外,强权是靠不住的,公理是万万不能不讲的了。"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天安门广场发表了题为《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的演说,提到"生物进化,恃互助不恃强权。此次大战,德国是强权论代表。协约国互助协商,抵抗德国,是互助论的代表。德国失败了,协约国胜利了,此后人人都信仰互助论,排斥强权论了。”他还说:“世界的大势,已到这个程度,我们不能逃在这个世界以外,自然随大势而趋了。我希望国内持强权论的,崇拜武断主义的,好弄阴谋、执着偏见,想用一派势力统治全国的,都快快抛弃了这种黑暗主义,向光明方面去呵!”

当时美国由于其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条而在中国成为公理卫士。陈独秀在上述文章中说“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讲,都是正大光明,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由于找不到官方使节,在南京的庆祝活动中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就被请上官轿,由卫兵相随,前有军乐队开道,在大街小巷接受欢呼。受宠若惊的司徒雷登在给国内教会的信中说威尔逊在这里被尊为“仅次于孔子和圣王的人”。"大美国万岁!"和"威尔逊总统万岁!"的口号在爱国学生中非常流行。

然而这个以美国为正义天使的普世公理的幻景只维持了半年。1919年4月,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不顾中国的反对,对日本作出妥协,山东问题在巴黎和会上被写入《对德和约》,日本在中国山东的特权受到承认。这一消息打碎了国人"公理梦",中国知识界和学生立即走上街头,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帝国主义"--又特指西方国家--这个政治概念从此不但在中国民族主义话语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和中国国内政治路径的选择联系在了一起,"走俄国人的路"在最具政治活力的激进知识分子那里取代了西方的民主共和体制。除了抗战时期和西方盟国,尤其是美国的合作外,"五四"对中国人"世界观"的这个影响一直延续下来。直到今天,在很多民族主义者和左派看来,五四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当时的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轻信,而五四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中国人从"公理战胜强权"的迷梦中的突然苏醒,认清了西方列强的真面目。1993出版的<<公理战胜强权的神话>>就是在六四以后民族主义和一党制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时强调五四的这个"历史教训"的产物。今天互联网上很多愤青和极端民族主义者都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强权,根本没有什么公理,森林法则决定了弱肉强食。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对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普世价值"的否定在思想上其实和"五四"以后对"公理"的失望一脉相承。

"五四"时期的"世界观"可以说是始于"公理战胜强权",终于"只有强权哪来公理",从一个极端到了另一个极端。但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并非都象陈独秀和蔡元培。政治学家、当时在法国的张奚若在读到几期《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后,曾对胡适说“读《新青年》等报,见谓公理战胜强权,以后世界将永远太平,令人叹其看事太不critical(谨严)。德、奥之败,谓败于Bolsheviki之公理或威尔逊之公理则可,谓败于英、法、日、意之公理则不可,以英、法、日、意之公理与德、奥之公理无大别也。至于世界以后果能太平与否,全视此次和平条约之性质如何,theLeagueofNations(国联)之组织如何,及以后各国政府对于此LeagueofNations有无诚意维持。以将来大势测之,似将和平;以目下事实言之,则不敢也。《新青年》等报谓世界将永久和平,未免蹈混事实与希望为一之弊。”。

张奚若说得基本正确。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中国知识分子出于自己的民族主义要求和参战立场,把这场战争看作是公理和强权的斗争,本来就是狭隘和天真的。但在另一方面,这次大战由于第一次把全世界卷入了帝国主义强国的冲突,又确实催促了人类普世意识--具体来说是世界和平和民族平等--的发展。在此之前,大概只有19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废奴运动可以算是促进了这个普世意识的产生。如果因为"公理"并没有战胜"强权"就怀疑它的存在甚至走到另一个极端,由此产生的道德虚无主义和政治犬儒主义无疑会对民族心理造成非常阴暗的影响。

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不但在原则上符合这个普世意识的要求,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普及了和平、民主和民族平等、民族自决这些观念。至于巴黎和会没有实现这些原则,那是帝国主义国际政治的结果。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不但被英法所拒绝,也被自己的国会所抛弃。但他提出并张扬的那些原则,很多现在都被国际社会接受为国际准则,这说明一个道义原则从提出到普遍接受有一个历史过程,我们并不能因为它在实践中的受挫就将其视为幻觉或梦想,在国际政治中尤其如此。威尔逊主张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仲裁冲突、保障和平,据此建立的国联并没有做到,但现在的联合国尽管有很多缺陷,但至少很大程度避免了世界性的无政府状态,而且使得那些抽象原则有一个具体的制度性的象征。如果因为当初的国联没有保障和平就反对任何世界政府的主张,那么就不会有今天的联合国了。

不过,"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对"公理与强权"之间关系的这种偏狭的理解在今天看来还是非常可以谅解的,因为中国当时实在太弱,列强给一点许诺就感激不尽并信以为真了,由此产生的失望和愤激也不奇怪。但今天的中国和"五四"时期根本不同了,而今天的国际秩序和那个时代相比更有本质差别。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世界性的强国,如果不但时时不忘历史上的民族耻辱,而且大肆张扬"没有公理只有强权","没有普世价值只有民族特色",那么它给世人传达出的信息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Sunday, May 3, 2009
关键词: 公理 强权 五四
专栏作家: 程映虹 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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