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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石中国
作者:夏明

天下人管天下事

今日中国再现了狄更斯《双城记》的主题:“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近年来,有许多政客和学者(包括中外学者)在构建“北京共识”的理论,并试图在全球推行“中国模式”。 中非合作论坛首脑会议和中国政府在全球建立的孔子学院都已成为推销“北京共识”的平台。“金砖联盟”(BRICS—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的梦想背后也有“北京共识”的鼓吹者在做功。“北京共识”暗含的政治讯息也从最初的“中国本土经验”,逐渐演化为“与世界接轨的桥梁”,最后变成颇具自信的并可替代“华盛顿共识”的“普世价值”。 与此同时,也有许多政界、学界人物提出了“中国崩溃论”。这一预言基于两个不同的逻辑:一派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内生的矛盾和张力势必造成制度的自生自灭(可能会是苏联式的“突发死亡症”);  另一派认为,中国的崛起(或者中国由此而与其他国家结盟,诸如上海合作组织或亨廷顿所说的“儒教-伊斯兰教非神圣同盟”)对自由民主构成威胁,势必促成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组成“民主同盟”(Democratic Union)对付世界上的流氓国家,并最终导致中美冲突。

对有些人来说,中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颗耀眼的钻石,中国由此可以组成自己的钻石俱乐部。对另一些人来说,中国及其领导人顽固得就像一颗金刚钻,他们阻止中国全方位的开放,拒纳自由、民主、多元、宽容等普世价值。正如末任港督、现牛津大学校长彭定康所担心的, 现体制下的中国对民主是个威胁。从国际层面上来看,中国与西方的冲突正在加剧。联系到中国国内,精英与民众的冲突也日渐升级。这两重冲突(我称之为“中西、官民两张力论”)有可能把中国推向一个良性互动的磁力场中,从而带来中国的民主化和国际化。但在美国,我们时常可以听到带有强烈帝国主义色彩的击毁中国的设想(主要在布什政府和智囊机构的新保守主义人士中);也可以听到赞美急风暴雨式的下层暴力流血革命的言论(部分的华裔民运人士)。在中国,当然不乏鱼肉人民、重点治乱、“视百姓为刍狗”的政策主张;令人吃惊的是,个别身居要位的中国学者甚至提出与美国决一死战,打赢了中国称霸全球、打输了仍可巩固中国的亚洲霸权。我把这称为“战争和暴力两冲突论”。

从人类历史演进的经验和人类根本利益考虑,本文并不赞同“战争和暴力两冲突论”。如果这些主张左右中美两国未来决策,中国也有可能通向玉石俱焚(经济成就和专制政体、普通民众和统治精英)的灾难性结局。但本文也不否认“中西、官民两张力论”的积极意义。我同意,只有西方和民间的双重压力才会引发中国精英层分化、促成民主化的到来。当我们有了民主的理念后,我们必须迫使政治精英对民主进行承诺。人民民主的信念和精英民主的承诺二者合作互动才会产生出有序民主化。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多元、公民社会的出现,以及人民法律意识、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的提升和成熟只是使民主成为一种可能;政治精英的民主选择才会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基于这样的前提,本文采纳了“结构因素-精英选择”(Structural determinants and elite choice)分析框架来理解中国政治当前的处境,同时探索中国民主化的可能和路径。既承认机构因素的价值,又看重民众和政治精英政治选择的随机性和重要性,西方民主转型理论称之为“ 架构内的随机选择” (Structured contingency)。继续用一个比喻:今日的中国早已卷进了由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全球主义和个人主义组成的钻石结构中;如果把这一钻石结构想象为一个竞技场(英文中的Diamond本身就有棒球场之意),那么中国的未来命运将取决于政治精英(掌权的和反对派的)如何应对和驾驭这四股力量。如果中国政治精英能够使四股力量相辅相成、构架出一个最佳组合,中国未来政治有可能步入最佳境界;倘若它们龃龉不合、互挖墙脚,或一势独霸、压制其余,中国政治则有步入雷区的可能。

钻石结构:扭曲与回弹

经历三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进入一个钻石结构中:纵轴(Y轴):国家-公民;横轴 (X轴):民族-全球;国家主义-权利主义,民族主义-全球主义构成四端。

 从国家能力的角度,国家可分为以下种类:失败国家、衰微国家、弱国家(专制和民主两类)、强国家(专制和民主两类)、和全权全能国家。中国基本上可称作专制的强国家,但由于中国政府实行有选择性的目标跟踪策略,从重点部门(比如宣传和教育部门)、重点区域(北大等重要的大学)、和重点个人(异议作家和维权人士,比如郭飞雄、陈光诚、唯色、刘晓波、艾未未等人)的角度来看,今日中国经常又显露出全权全能国家的面目。在东方专制主义的传统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双重支持下,国家主义至上是中国政治的主色调。显然随着共产主义在全球的破产,中国共产党更加倚重传统资源,利用新儒家学说来加强自己的合法性,同时与受官方影响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结盟,巩固国家主义的基础。

对中华民族来说,民族是一个新概念,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也只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构建的。民族主义可以有民主的、国家主导的、或者意识形态主导的(共产主义的、军国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 孙中山以倡导中国民族主义来推动国民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和国民党。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毛泽东将共产主义与工农民众的大众民族主义相结合,取代了蒋介石国民党的精英民族主义,夺取了政权。 在1949年以前,共产党主要将民族主义作为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工具,因此非常强调它所带来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人民自由的民主内涵。民族主义成为民主国家和自由人民的前提和保障。换言之,民族主义作为从西方引进的意识形态,首先在中国表现出的是“自由和平的民族主义”(Liberal and Pacific Nationalism)。尔后共产党夺取了政权,民族主义更多的成了社会控制和政治整合的工具;亦即,它已转化为“专制进攻性的民族主义”(Authoritarian and Aggressive Nationalism)。  结果之一是中国共产党造就了“爱国主义的垄断化,” 一方面鼓励盲目的爱国主义、大汉族主导的爱国主义;另一方面打压建设性的爱国主义(如刘宾雁描述的“第二种忠诚”)、具有少数民族内涵的爱国主义(如西藏人民的宗教诉求) 。“爱国”不再是爱祖国、爱家园,而成了爱国家政权,甚至爱共产党政权的具体政策。如果有人对共产党的具体政策提出异议或挑战政权,他们不仅是在反党,而且是在“反华”或“分裂国家”。政府也有权力剥夺他们爱家园的权利、甚至将他们驱赶出家园,流放他乡。

爱国主义是个人在政治社会化过程的影响下对家园和祖国产生的情愫。在爱国主义中,个人有回报,也有付出。从回报上来看,个人可以得到认同感、安全感,甚至某种精神上的升华和超越。从付出上来讲,个人也愿为了家园和祖国的利益无私奉献、准备牺牲。严格说来,这种个人的公益心和自我牺牲精神只有在民主体制下才会大规模地自发产生,因为民主体制是“民有、民治和民享”,是“公器公用” 和“天下为公”,公民有着强烈的“爱宪(法)主义” 。在“家天下”和“党天下”的政治环境下,人们也会产生出“忠君报国”的思想和言行,但那本质上是一种愚忠。由于这一微妙差异,当今中国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便与公民个人的权力产生了冲突。

公民与人民概念不同。人民是一个政治词汇,是讲群体。公民是个法律术语,是讲个人。公民必然享有公民权利,而公民权利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公民权利和个人主义构成权利主义, 亦即,权利是权力的母体,民主选举完成授权,国家行使代议权力,权利必须制约权力。在西方,这一思想构建出了通向国家建设的个人主义的民主路径。在东方国家(包括伊斯兰文明系统),国家有机体论将国家抬高到至上地位,同时贬抑个人权利;国家成为全权国家,个人主义不是与个人权利与义务相连,却被啧斥为反国家的、反社会的自私动机和行为。

西方的国家民主化和经济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的。商业革命、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促成社会机构变化,中产阶级的兴起推动了民主化的进程。与此同时,民主化又限制了国家从社会汲取资源的手段和规模。“没代表、不纳税”说的是国家必须通过与人民的代议机构协商的方式提取税入。“小政府、大社会”说的是国家资源汲取有个底线。但民主化必然提升人民对政府服务的期望和加重对国家能力的压力。西方国家是通过两大途径来解决这一矛盾的:资本主义经济可以深挖国内资源而不至于加重民众负担;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可以开拓国际资源而不至于招致国内民怨。以西方为动力源和大本营的国际主义势必呈现出双面性:对内自由主义,对外帝国主义。尽管二者都根植于民主体制,但他们产生的福利后果归西方国家的公民享用,牺牲代价则由国外人民承担。

在威斯特伐利亚主权体系下,早期的全球主义是以帝国主义的面目在第三世界人民面前显现的。不难理解,早期西方的全球扩张一手向第三世界输出了民族国家观念,一手又造就了那里的民族主义。但主流的西方学者经常将民族主义与非理性、落后和反民主挂钩,忘记了民族主义和民主“结成了一个复杂的婚姻关系,任何一方没法单独生存下去,但却总是出于某种紧张状态”。  西方建立的全球体系在冷战中战胜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今天,它在全球化过程中继续得以巩固。由于西方国内知识界、自由派政治家和愈加国际化的民众的推动,民主理念越来越渗入全球治理体系;但许多西方人士依然不具自我反思能力,无法理解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给第三世界人民心灵的伤害。例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凌志车和橄榄树》一书中提出了给第三世界套上民主政体和自由经济的“黄金甲”(Golden Straight Jacket)。似乎没有必要谘问第三世界国家人民有没有参与和选择的权利,西方世界可以至上而下强加给世界一个统一的模式。这一盛气凌人的姿态难免不授人以柄,激活中国“愤青”的盲目爱国主义,让中国政府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张来抵制西方“全球民主化”的努力。

总之,只有国家权力、没有公民和公民权的国家是国家专制主义。没有国家能力、只有个人权利无限扩张的国家又会成为无政府状态。只有西方中心论的全球主义、不能理解和容忍非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只会造就帝国主义。否定全球利益和普世价值的民族主义,要么走向狭隘闭关锁国的方向,要么走向进攻性的沙文主义方向。中国必须在这样的钻石型结构中平衡选择。

国家主义:盛满则衰

过去中国二十年来的发展模式是:推进经济市场化,阻止政治民主化,二者联手保住中共的执政地位。在这样的总方针下,中国共产党运用自己垄断的暴力工具营造专制的国家主义。个人主义和权利主义被视为最大的敌人。被剥夺了真正选举权的民众通常只有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渠道里做两件事:要么在国内强化共产党的合法性,要么在国际上捍卫共产党的合法性。国家主义也只是有选择性地与全球主义互动:一方面,经济层面的全球主义(尤其是国际金融资本)较大限度地进了中国国门;同时,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全球主义(民主、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被过滤、截堵。

中国2008年发生的诸多事件反映了这一现状。一月春运间的南方大雪导致成千上万的返乡民工受困,甚至在广州出现踩踏亡命事件,这反映出了一个更深层的制度弊端:国家行政权力推行的户口制度阻碍了农村劳力自由流动,人为地割裂了劳动力市场,造成千家万户夫妻子女天各一方,所以中国才会有上亿民工周期性的大流动。一方面,它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另一方面,又漠视和损伤亿万农民的个人权利和农村家庭福祉,彻底否定平等公民权。三月发生了拉萨骚乱。政府的宣传主调是拉萨的少数分裂分子和反动僧侣诉诸暴力、制造动乱。在政府主导的铺天盖地的宣传中,没有讨论一个专制国家如何对全体中国人民、尤其是少数民族施加的结构性暴力;没有讨论一个无神论的政党如何自居为顶礼膜拜的对象、剥夺宗教信仰者的信仰自由(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和第十七世法王噶玛巴先后逃离家园,又如何让世人相信藏民有宗教自由?);没有检讨国家主导的民族主义带有大汉族主义色彩,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包括西藏、新疆、内蒙和其他少数民族)没有足够的生存空间;区域性的族群主义(香港和台湾都可视为此类)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宽容和尊重。

五月四川大地震又给政府提供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机会。许多可怜的学童活埋在跨塌的教舍下长时间无人救助,失去孩童的父母没有人及时关注安慰。但伟大的党、伟大的政府和伟大的军队竭力树立起了伟大的形象。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绝大多数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尽管该项政策扼杀了无数条生命,但它却催生了强烈的个人主义和个人价值意识。政府的国家主义和家庭的个人价值意识的冲突激发了无数父母组织和参加游行抗议、堵路示威、签名请愿和集体起诉政府的活动。奥运会后踢爆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再次暴露出专制国家主义伤害个人利益的流弊。

八月八日开幕的北京奥运会最全面、经典地展示了中共政权如何强化国家主义、扭曲民族主义、操纵全球主义和打压个人主义。首先,北京奥运是中国历史上国家主义空前绝后的大游行。其次,群众的民族主义情结与执政党的国家主义联袂登台,达到了难得的珠联璧合的效果。经历大地震的挫折后,民众受伤的心理得到了部分的回弹和满足。第三,中国政府借此机会摆上了豪华的宴席,对全球精英施以贿赂;美食、美景、美女最大限度地满足宾客的味觉、视觉和感觉。第四,中国人民尽管是最后的买单人,大量的农民工、外地商贩和上访人员却被驱出京城。开辟的“示威区”也没允许一人示威,一个重要理由是,《游行示威法》规定,“公民不得在其居住地以外的城市发动、组织和参加当地公民的集会、游行、示威。” 换言之,在现行的户籍制度下,全中国99%的人都不能到国家的首都北京集会、游行、示威。

公民权利遭到如此的限制,难怪参与“鸟巢”设计的艺术家艾未未拒绝出席和参与奥运开幕式。他说:“奥运开幕式,被这拨家伙攒拨成了:一个经典的伪传统文化废品回收站;一个亵渎自由精神、虚情假意的视觉垃圾场;趣味低级的噪声污染;帝王意识借尸还魂的杂耍;终极版的集权文化的样板;精神沦陷的百科全书。”最后,中国政府完全没有兑现它在申办奥运举办权时的承诺,改善和尊重人权、扩大新闻和言论自由。相反,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对国际人权组织的呼吁充耳不闻,以至形成了陈奎德观察到的景象:四川大地震,中国政府把丧事办成了喜事;北京奥运会,中国政府把喜事办成了丧事。

奥运结束后,中国08的故事还在演绎。中国的国家主义很快遭遇到了两大挑战: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掀起的国际金融海啸和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中国知识分子公布的《零八宪章》。 我们知道,所谓“中国奇迹”可归功于两大政策:引进外资和出口拉动。而中国之所以对外资有如此的吸引力、中国价格对西方市场之所以产生巨大冲击力,又归功于另外两个因素:国家体制和行政手段造成的土地国有和廉价农民工。工资和地价上的优惠促成了中国国家主义与全球金融资本的联姻,前者算政治账(诸如稳定、合法性等)赚了,后者算经济账也赚了。中国政府希望与华尔街的合作帮助解决自己的国企转制和国有银行烂账问题。华尔街利用中国市场制造了前所未有的金融泡沫大肆投机,它因此在中国的人权、自由和民主问题上沉默失声。

中国政府万万没有料到,被看作救星的华尔街成了最大的灾星,把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拉入全球性萧条。中国政府四万亿的救市计划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首先,中国政府面对社会政治各种危机(今年的社会群体性事件恐怕当以十万计)早已总结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切腊肠”战略。但金融风暴是全局性的、中国是处于被动的,政府自然缺少应对方法。第二,政府清楚知道,在没有民主程序提供制度合法性的情况下,经济业绩就成了维持合法性的关键;8%的经济增长率是解决就业、维持稳定的基础。沿海出现的“倒闭潮”使这一目标难以企及。无论农民工是返乡还是失业滞留在城市,他们都会带来巨大的社会问题。更为麻烦的是,“房市”和“股市”泡沫消失后出现低迷,中国沿海城市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生平第一次遭遇了中国和全球的同步经济大危机。他们给制度带来的麻烦远较农民工要大。

在全球主义层面上,美国金融资本对中国的影响从积极变成了消极,而美国政治的生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1月4日奥巴马当选为美国下任总统,标志着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美国的胜利,为全球渴望变革的政治力量带来希望和激励。民主体制在美国,甚至在台湾能通过选举追求和平变革,都证明了其优于中国的寡头体制。在这一大背景下,《零八宪章》出台了。它的发起人开篇就写道:“今年是中国戊戌变法110周年, 第一次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

文件一经公布,全球各地新的签署人人数就滚雪球般地增加。与前面我们看到的父母为死去孩子讨公道的维权相比,《零八宪章》更有理论高度和历史前瞻;与艾未未一人勇敢的呐喊相比,《零八宪章》预示着公民群体的崛起。它宣告了官方所谓的“民众素质还不足以推行民主”托词的破产;暴露了中国民主的真正障碍来自“中国共产党领导还不具有民主素质”。中国民主事业的先知先觉者已经把杠杆架在了公民权利的基点上,去撬动专制国家主义的权力根基,力图把国家建立在民意基础上,建立在人民的认可上,从而保证政府是一个有责任的政府,而不是我行我素的暴政。尽管《零八宪章》掀起的民主制宪运动还刚开头,前面的路还很长,但它作为标志性的起点已足以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建立可持续性发展的治理体系

“可持续性发展”已成为中国官方文件的关键词;但遗憾的是它还只用于经济和环境的讨论。中国的领导人还从未公开、系统地问一下:现今的中国政治是否具备“可持续性发展”的能力。韩非子告诫说:“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与亡国同事者,不可存也。” 所谓“可持续性发展”, 对领导人来说是指,他们有无机会功成名就、急流勇退、从而颐养天年、留个美名。对百姓来说,他们是否可以选择参与政治、从事反对派政治、或者作逍遥游。对治理体系来说,如果出现死机现象,人们可不可以重新刷新或重新开机。对每个人来说,大家可不可以免用暴力来玩政治游戏,失败了可以再来,不至于人头落地。说到底,政治的底线不可突破“让人活,自己活”的法则。这就是为什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必须让位于“选票箱里出政权”。

中国能否迈出这一步,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不过,将今天的中国与日本的失败教训和成功经验作个比较,也许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中国今天和1920-40大正和昭和年间的日本很相像:一个国力急剧上升的国家,体内有着多股筋脉在涌动 。各路意识形态思潮相互恶性刺激,把对方推向更激进化的方向。最后在以天皇为核心的国家神道和军国主义的指引下,煽动大和民族优越感,对内实行法西斯压制个人权利、 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挑战欧美建立的国际秩序。结局我们都清楚:日本人民被抛进了原子武器烧成的炼狱中。经历这一灭顶之灾后,1945-65间,日本领导人建立了民主体制,从根本保障了人权,剔出了政治社会化中狭隘、盲目民族主义的内容,重新接纳和融入西方建立的全球体系,推行国际化政策。从此,民主主义、民族主义、个人主义和全球主义达成了基本的平衡,国家的发展走向被确定在钻石四边形中,没有了大起大落,只是四股力量逐渐调试、平衡和合作。

中国未来的最坏景象恐怕可以以日本的失败为想象的摹本,最佳景象也可以以日本的成功为设计蓝本。而其间的分水岭必然会由中国的政治精英来定夺。执政精英和反对派精英的素质(远见、宽容、多元、民主)高低,他们之间建立相互信任和良性互动的可能, 新的民主精英领导层能否顺利地产生,他们是否有智慧和魅力、能否尊重民意和兼顾合理、同时实现物质目标和照顾社会公平,所有这些因素都构成决定历史走向的变数。正如杰弗逊所说:合格的公民要有能力选出“自然的贵族”(Natural Aristoi)来引领他们。  而所谓自然的或天然的贵族是那些拥有一颗钻石般坚毅和高贵的心灵的人们。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们发出的光芒!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Sunday, December 14, 2008
专栏作家: 夏明 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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