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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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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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国毁灭之道
作者:王康

 

 
            這是該隱的黑暗,終極的黑暗,人的靈魂可能達到的絕望的極限。

 

                                     【俄】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知·未來的無賴》

 

 

正如个人有生有死,世界也终有毁灭一天。 人类这个物种的最邪恶的本事,是抢在造物主旨意前自我毁灭,——同归于尽的可能性已经持续近70年,还看不出有何力量能够阻止这种可能性成为事实。

 

二战刚结束,罗素即撰文指出,混合了神性与魔性的人类面临的危险在增大,因为慈爱与宽容正被狂热与猖獗压制;1950年他在预测人类三种未来时,把人类生命结束——也可能地球上所有生命结束——放在首位。 第一个公开告诫共同毁灭危险的是辞世前的爱因斯坦,他于1955411日在《科学家要求废止战争》宣言上签名,同意人类面临普遍死亡危险的判断,被认为是来自人类最高智能的临终信息。 这两名以理性和深刻著称之士对希特勒、斯大林的本质都有透彻的了解。 但无论如何邪恶,德国和俄国的暴君虽然都有征服世界的目标,却不曾拥有毁灭人类的欲望、思想和能量。

 

没有人料到,主张仁爱恻隐、虚静无为的中国会在20世纪下半页迅速演变成一个东方利维坦怪兽,不断地刺激和挑战世界。 “新中国”的主宰者几乎在掌权第一天,就大开杀戒,并在韩战、越战、中印战争中表现出对生命和和平的轻蔑,在柏林危机、匈牙利事件、古巴危机等世界性危机中始终立场强硬,还不可理喻地在迫害近千万“阶级敌人”、饿死数千万同胞的同时,集全国之力,成功试爆原子弹和氢弹,并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甚至欧洲公开输出暴力革命,直到文革。

 

纳粹德国的战争失败,让希特勒主义被永远埋葬;苏联解体,俄国若干年内不会构成世界性威胁,但21世纪并不因此太平。 现在,最理性温和的人们都感受到共产党中国似乎难以遏制的扩张势头和难以理喻的嚣张、威摄。 中国已经造成了史无前例的世界性悖论:无论崩溃还是继续崛起,世界都难以承受其后果。 ——这正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终极意图:天下大乱。

 

 

凡可轻作结论的事件都属常态经验,重大历史则需系统的理论分析,而巨劫畸变却不易预测更难以透识和防范。 文革发动已五十年,国内外,东西方,官方、学界、民间,至今莫衷一是,即显示其非同寻常的怪诞离奇。

 

布尔什维克和纳粹党都在一战和大萧条后上台并得以巩固政权,中共借助日本入侵和苏联出兵东北窃取中国。 俄国和德国都发生过多次血腥屠杀,建立起现代极权主义制度,中共在输入马列主义和斯大林制度后,更以超常速度模犁庭扫穴式地铲除中国数千年礼法人伦,又全幅拒斥西方文明,以不曾出现的规模改造中国社会和整体国民性,到1966年,已经拥有禀性异常而成熟的特性:

 

经过军事占领、经济垄断、法律虚置,建立起一个列宁党统治和斯大林制度为基础的兵营式共产政权;

 

经过不停顿的思想改造和政治运动,在时间上斩断中华文化道统,在空间上隔绝西方主流文化,既镇制了旧文化界又驯化了新知识界,共产党意识形态成为文化、教育和社会风尚的唯一正统;

 

以特别好斗的立场加入冷战的东方阵营,苏共20大后以更为强硬的姿态挑动国际共运的意识形态战争,并在全球范围内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策略发展为“打倒帝修反”的“三个世界战略”;

 

在镇压所有“旧社会”人士后,清除党内所有“右倾势力”,开始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毛泽东及其同僚则进入老年阶段;

 

战后欧洲困于复兴与冷战,美国亟欲重建世界秩序而不断调整其战略轻重缓急,苏联则在非斯大林化和重新斯大林化之间左支右绌,——冷战同时消耗了俄国与美欧的元气;

 

所有特性中,最致命的是由于陈独秀等中共创始人过早出局,毛泽东垄断了中共全部话语权,其领袖地位渐臻至尊。 权欲、文辞及谋略禀赋特异的毛充分膨胀其领袖空间,为1949年后所有重大变化打下一己烙印,现代个人崇拜几乎与共产政权同时在中国诞生,毛由此成功地使自己成为中共独一无二的绝对权威与合法性来源,即使犯下极为严重的罪错,也无人能够挑战其至高无上地位,从而益发癫狂,不受阻挡地走向权力巅峰,最终发动文革。

 

1962年初,毛泽东得出结论: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 余下四年中,毛养精蓄锐、全力以赴策动文革,以影响这个时代。 1966年,73岁的毛泽东终于放手启动他一生念兹在兹的彻底改造中国和中国人进而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文化大革命。

 

 

一切重大历史事件都有其思想根源。 文革固然有权力与路线之争,但其文化、哲学、价值的选择居于无可置疑的优先地位。 毛辞世30年之际,有大陆新左新毛派似乎突然开悟:毛泽东不仅不能否弃,而且需重新评价。 林彪当年称毛是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一出的人物,是马克思主义——当然也是世界历史——的顶峰。 这个结论以及中南海门口“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口号启发了当代毛派的灵感,他们据此从东西方历史与文化精神为毛定位:一,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神圣理想;二,基督教弥赛亚救世主义(圣灵降临);三,儒家圣人正义论;四,东方大帝国。 他们试图论证,毛才是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是人类精神统率物质并不断升进、止于至善的世界性帝王;他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远比历史上所有帝国都伟大(朝鲜战争是中国的独立战争,国共内战是中国的南北战争,毛式五年计划由于亿万人加入,建成独特工业化系统并释放了空前的历史首创精神,诸如此类);毛的一生远非其他征服者、独裁者、 领袖群伦的人物可比,他的思想空前改造了人类最大生命—文明共同体这一事实表明,毛不仅是“新中国的太阳”(郭沫若语),而且是人类世界的希望。 一言以蔽之,毛泽东的事业前程无限。 刘小枫们要作中国21世纪的修昔底德、希罗多德、塔西佗,他们要见证和预告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帝国在东方崛起,并改写世界历史,他们要作这个帝国的历史学家和教父。

 

没有1989春夏之交那场血腥镇压,没有嗣后中国共产制度经由韬光养晦和全球化死里逃生并窃据相当世界经济份额,甚至没有冷战终结、苏联解体和反恐战争,中国毛派都不可能超越林彪而获得新的灵感。 最重要的是,毛泽东的孝子贤孙——太子党——终于脱颖而出,站据了中国权力要津,被毛泽东成功改造的末代子民和少不更事的犬儒新一代鬼使神差地重新呼唤和崇拜毛泽东、向往文革等无人料及的事像,更刺激了这些当代毛派的神经。 薄熙来在重庆的表演——即使被王立军事件阻断——吸引了众多毛派,习近平上台则在全国范围内让毛派兴奋异常,希望剧增。

 

习近平三年集权,举世关注。 从历史与思想的特殊关联而言,他已经以最高权力的名义,为毛泽东召魂。 无论学富五车的刘小枫门如何渴望,若无最高权力的领衔,他们终究只是中国芜杂暄哗的思潮之一;但没有刘小枫们的钩玄渲染,习也成不了毛二世。 ——只有《我的奋斗》,纳粹德国不能建立,单是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就贡献了虐杀犹太人的《种族论》,取代基督教的 “血缘教”(religion of blood),以及征服波兰、俄国的德式“殖民地”(lebensraum)理论。

 

 

文革前十七年,共产党一党专制和共产制度已经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已在宪法意义上被宗奉为中国国家哲学。 19491966年,毛泽东从56岁的壮年进入73岁的老年,其执政记录是一篇极端谬误而白骨累累的罪状,但他却没有丝毫反省自责,相反,毛泽东从历史和内心的精神仓库中不断疏理、提炼、选择、磨砺其思想武器,同时提拔并起用一批、一代新人,寻找最出人意表、最震慑人心、最投合中国人心性、又最见成效的形式,以将其精神、思想变成现实, 并影响尽可能久远、深广的未来。

 

某种意义上,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革,文革乃毛泽东一个人的作品——所有其他人都是配角、牺牲品、脚手架、历史的废墟和垃圾。 毛不仅是始作俑者,还是总策划、总编导、总执行,毛发动文革,属于“三思而后行”、“谋定而后动”的典型。 历史当然不可能完全依据思虑、谋划展开,事实上,文革从启动到结束,先后发生多次变局,甚至一度危及毛本人安全。 但文革始终为毛掌控,直到其死,各路反对派才捐弃前嫌发动政变。 新权贵关于文革的评价与决定,是毛完全可以接受的裁夺,毛创制并赖以发动文革的基本制度,其思想、文化、精神以及历史思维、政治意识、美学符号,连同其肉身僵尸、画像、雕塑都完好无损。 毛地下有知,会称心如意并作出判断:生前只是下种,死后才收获果实。

 

 

毛用文章、诗词、书法、讲话魅惑中国人,其为害远超用枪杆子统治人民。文革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文字游戏,是毛一生文化思想的总表达。虽然长达十年,为祸空前,但有迹可寻,并继续毒化中国。如果不能翻检其文化,洗刷其思想,清除其流毒,中国就无法摆脫毛幽灵,跨过毛僵尸。

 

 

改造国民心性

 

改造中国,是毛对中国的长久思考、基本判断和独特情感。 秦始皇一统中国后,夺取、统治和改造中国就成为政治人物的最高目标。 中国的人口、土地、历史、文化及其前程确实拥有莫大诱惑。 由欧风美雨俄雪带入的近代域外文明,空前唤醒了中国的自我意识,激活了中国人的心智,中国内忧外患,却也平添“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蕴藏的空前契机和能量。 其中最重大的变革是改造器物、制度、社会结构之后对中国文化与人心的现代改造,也是现代功利主义對中国历史和文明的最严重冒犯。

 

毛青年时代主持的“新民学会”,其灵感当然来自梁启超,并上溯《大学》、《尚书》等儒学经典,但毛自有其独特的理解与判断。 青年毛曾胡乱接受达尔文进化论、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赫胥黎天演论、叔本华生命虚空论、尼采超人哲学、博格森生命哲学、罗素经验主义、杜威实用主义,遂断言中国“思想太旧,道德太坏”,根本改造中国,必须从伦理和思想入手。 毛不吝辞章称圣鲁迅,因为鲁迅坚信若不从心性改造中国人,一切外在社会制度的变革均属余事。 而在中国搬动桌子尚需流血,改变权力、财产,掀翻中国这间铁屋子,必须血流成河,改造心性灵魂则是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 文化大革命就是毛窃据中国后,改造国民性的狂妄而荒唐的实验,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在优胜劣汰、弱肉強食中的世界中的东方霸主,一场中国人从来没有见识、又必须经历的自我洗心革面的大改造。 毛泽东在《红旗》杂志1967年第1期所加批语,乃其发动文革的最高宗旨,也是其一生运思的总表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它触动到人们的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一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 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

 

一代新人

 

按马列主义和苏联经验,毛改造中国的夙愿已有合适尺度和轨辙,但毛有自己的特殊经验与结论。 在马克思那里,农民在历史之外,不据任何首创精神;列宁出于策略考虑,将贫苦农民视作俄国为数甚寡的产业工人的同盟军;毛泽东则靠中国末代农民起义得以领导中共最后统治中国。 在毛改造中国的程序中,中华民国的精英必须沦为政治贱民和社会奴隶(秦始皇就曾把山东六国贵族变为奴隶),属于消灭对象,知识界则是管制改造的头号人群,“打天下”的农民将军本性愚劣自私,不可改造,工人阶级虽被视为领导阶级,但其文化、政治、道德未必高过贫农,因此必须重新定义“人民”。 集穷苦出身、士兵、青年人和毛泽东好学生于一身的雷锋,成为毛心目中的中国人民的“新民”。 但是,毛若不能寻求更带全局性的大规模大运动大革命的历史形式,就不能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 更重要的是,毛深知,即使雷锋,也非理想的新人,必须经过一场(或数场)大风大浪式的革命运动,才能算是不仅培养模范人物,而且是锻炼和选拔新型革命者。 1966年在天安门城楼连续接见上千万全国各地红卫兵时,他所看到的历史,是一代徒子徒孙,远远超过照苏联模式遴选接班人的陈规陋习。

纳粹主义带给德国的是千年难销的罪孽,其优等民族统治世界是赤裸裸的简单邪恶。 共产主义以解放人类为旗帜,却让世界血流成河。 文革从手段到口号到目标都邪恶、卑鄙、龌龊、下作,却让中国人疯狂了十年。 两代人过去,犬儒、乡愿、猥琐、鄙俗弥漫中国,人们竟以文革为警戒,拒斥理想主义,嘲笑正人君子,诟病英雄豪杰,诋毁圣贤天才,中国竟沦为党棍、贪官、酷吏、无賴、市侩、小人、恶徒、骗子、流氓、痞子的乐园!即使實行改革開放,引入市場經濟,也非但沒有削弱文革遺禍,反而加強其历史正义性与道义合法性。 黃禍已在中國人內心熬炼,毛泽东败坏中国人以祸害世界的目的完全实现了。

 

认祖秦始皇

 

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及其后继者,其种族、地缘、文化、语言、思维、习性都大同小异,无论毛泽东怎么摇唇鼓舌、出语惊人,都不可能取代苏联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世界的正统地位。 毛的对策是,绕过苏联,自封为马克思的正宗弟子,但即使这样,毛也仍然身在欧洲中心的马克思主义陷阱里。 秦始皇——不可能是孔夫子——成为毛的另一历史性灵感。 晚年毛泽东,多次写诗谈话,称道秦始皇,最后自我总结:马克思加秦始皇。 晚年毛一定意识到,即使有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一代新人,未必能确保红色江山万年不坠。 ——相反,未来某一代宗奉马列主义,有可能一夜之间转向其所属的西方文明。 文革后期,毛已无兴趣也无力与苏联争夺国际共产主义正统地而返回中国帝制传统。 他一定觉察到,即使经过文革,中国人还可能发生蜕化和分裂。 只有一种力量能将全体中国人牢牢控制,那就是中国2000多年绵延不绝的中央大一统帝国。 秦始皇成了毛的最后救命符,直到暮年,毛念兹在兹者已非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而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皇帝”秦始皇。 1958年为秦始皇翻案,是为1957年实行新“焚书坑儒”——反右运动——作辨护,1973年,文革后七载无心于诗词的毛写下最后一首诗,却类似献给秦始皇的投名状:祖龙虽死业犹在,百代皆行秦政法。 秦始皇的遗产,除创建中国第一个大帝国、焚书坑儒、严刑峻法、好大喜功,书同文、车同轨、九洲同风外,其“万世一系”的预言最投合孤家寡人的毛泽东。 一生厚今薄古、年逾八旬的毛死前已无所顾忌,公开向49岁的秦始皇认祖归宗。 此刻的毛自称无法无天,实则在老命呜呼前回归一种貌似怪诞的政治实用主义:乞灵秦始皇,以保毛式政权、红色江山。

 

人民拜物教

 

“民”是中国古代各家学派、尤其儒家的核心价值之一。 马克思将解放人类的特权赋于工业无产阶级(工业化的欧洲自然成为世界中心),列宁以职业革命家和布尔什维克党为俄国新的红衣主教骑士团(俄国从此优越于西欧),斯大林建立了个人独裁与秘密警察统治(退回伊凡雷帝和“第三厅”,既背叛了马克思又颠覆了列宁党),它们作为共产党权力合法性来源和现代统治方式,毛泽东照单全收。 在国际共产主义谱系中,毛的独创性贡献是“人民拜物教”,以取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列宁的少数人统治和斯大林的个人独裁。 “为人民服务”、“人民日报”、“人民军队”、“人民铁路”、“人民法院”、“人民公社”......1949年后,毛将马克思“阶级斗争” 理论演变的“敌我”意识引入“人民”概念,把无产无业、无知无识、少不更事、顽劣卑贱视为“革命者”,把“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作为“革命群众”的身份认同,最后形成毛的人民观。 治民本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的必修课,文革中毛泽东把“御民”之术推向炉火纯青。 其手段是:首先分而治之,依照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理论,重新强分中国人为革命人民(红卫兵、造反派)和反动派(《公安六条》23种政治贱民、知识界、走资派),然后通过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不断“吐故纳新”,并非不重要的是,毛直接出面教唆青年学生充当造反先锋,通过肢体和语言文字暴力留下人生与历史记忆。

 

1978年毛泽东发表《贺新郎·读史》,称誉中国古代最臭名昭著的恶徒盗跖,无异于公开鼓吹滥杀无辜、脍人心肝、打家劫舍、奸人妻女、暴戾恣睢、聚众成党、横行天下。 暴民造反与专制统治本是中国王朝更迭的周期性现象,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则开创了或盗取西方宗教或盲目排外的近代历史。 太平天国套用基督教教条,演出的是地道中国式暴民造反的血腥闹剧。 中共把太平天国视作中国近代第一次革命高潮,毛称许洪秀全是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中国人,毛借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动东方式血腥洗脑,跟太平天国用“拜上帝教”荼毒国人如出一辙。 马克思1862年对太平天国的评价至今可作为评价文革的参考:他们的全部使命,仅仅是丑恶万状的破坏,太平军就是中国人在梦魇中所描绘的魔鬼的化身——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 周恩来把与太平天国同样野蛮、愚昧、腥风血雨的义和团视作“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太平天国与义和团共同构成文革暴民造反的历史样板。 太平天国之灾五十年后是义和团之乱,义和团后六十年是文革之祸。 文革是一百余年内中国又一次间歇式痉挛发作,毛是现代历史上第一个公开鼓动人民为非作歹的恶棍。 毛的无数罪错中,最深重者是败坏人民和青年,教唆人民作恶。 这也是毛发动文革罪孽滔天却难以受到审判的深层原由。 人民乃民族之本、文明之本,即使曾经误入歧途,也只能由人民在漫长的历史中自我觉悟。 除非人民主动道歉、忏悔,否则无人能审判人民,也就无从完全否认和弃绝文革。

 

希特勒、斯大林都实行过“领袖崇拜”,都有狂热、虔敬的追随者,但德国和俄国人民没有被败坏。 战后德国能够洗心革面、苏联和平解体的历史表明,希特勒和斯大林仍然是传统的独裁者,人民和民族依然可以在废墟和灰烬里再生复活。权力和高龄让毛看穿人 ,煽动、唆使他们作恶,满足他们打家劫舍作威作福出人头地的欲望,把他们从温良恭俭让的庸人变成无所不为的造反派、革命者,成为毛自己一类无法无天的歹徒,是毛终身的理想。毛泽东以“领袖崇拜”——他已经完成——驾驭“人民拜物教”,假人民之手践踏历史、侮辱先贤、折磨无辜,戕害同类,最后为害人民自己。一旦用仇恨、暴力、权力和乌托邦狂想蒙骗人民,一旦人民被发动起来,毛就拥有翻天覆地的法力(打倒刘少奇不过区区小事)。 毛泽东遗产最邪恶的成分,已融入中国人血液和心灵,深度毒化了中国人性。 鲁迅笔下贫穷、愚昧、滑稽、自私、狭隘的阿Q式国民性,只是引人同情、怜悯、滑稽可笑的旧式人性,被毛泽东改造过的中国人,其狂妄、贪婪、无耻、残忍,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权谋、虚假、奸诈,其数量之大、心性之邪痞,已经令纳粹和苏共的邪恶成员相形见绌,——大大小小的毛泽东已经散播于中国,毛泽东最阴险的阳谋已经得逞。

 

泡尔生:毁灭是最高伦理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冲口而出的三字经“要武嘛”,文革最流行的口号是“造反有理”,都与中国农民起义有关,但其现代性内涵却来自两名德国人。 青年毛泽东曾对德国伦理学家泡尔森顶礼膜拜。 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到费希特发表《致日耳曼同胞书》,黑格尔、特莱希克、尼采、瓦格纳、斯宾格勒、海德格尔、施特劳斯、施密特等(康德除外)三代德国哲人大师都在垒筑绝对理性大厦,并把德意志帝国建在顶层。 绝对理性与民族浪漫主义最终从思想和精神上催生了纳粹德国。 泡尔森《伦理学原理》为德式绝对精神完成了道德阐述。 《伦理学原理》之于毛,不啻醍醐灌顶。 他为此书写下12000言心得,远远超过其一生读书所悟的文字。 泡尔森几乎一劳永逸地塑造了毛的人生观:1. 我是宇宙的唯一中心,万物因我也为我而存有,此为世界伦理之最高范畴;2. 在我之前、之后的世界,我不能得而知之,因此皆属虚妄,不予思考与负责;3. 破坏乃最高法则,必须毁灭旧式民族、国家、世界乃至宇宙,才可重建一切。 此三者,不仅是宇宙法则,还是最后和最高的人类伦理。 它们也与中国《易经》以降求变求新求异、“万物皆备于我”、“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等儒家心性之学相通。 如果没有德国思想的输入,毛最多成为黄巢、朱元璋、洪秀全一类狂徒枭雄。 不难想象,对于出身微贱、处境逼狭、老大不举的毛,泡尔森打开的是何等新颖广阔的新世界。 在满清覆亡、“云横九派”的乱世,那位性格怪癖的德国伦理学大师,使“学不成名誓不还”的毛看到可以一举超越全部障碍的快捷方式。 下面一段毛当时的批语,正是其终身信奉的大原则: 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 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 (“先知先觉”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早已做了一段简单明了、粗鄙却率真的注解——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

 

马克思:摧毁旧世界

 

赐给毛泽东“造反有理”现代合理性、神圣性的是马克思。 《共产党宣言》几句格言体文字大开毛窍: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并与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才能达到。 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毛从来没有通读过马克思列宁,在读完三本小册子《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考茨基)、和《社会主义论》(柯卡普)后,即速成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且终身不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五四运动造成的一个后果是,中国历史首次出现了激进主义思潮,彻底和全部解决中国内忧外患危机成为压倒性选择,马克思的唯物一元论和历史辩证法正好提供了其它西方理论不曾提供的整体主义。 马克思之于毛,比泡尔森更进一步,从历史哲学、世界观赋予暴力造反、阶级斗争、独裁专政以“科学”的合法正义性,成为文革“大破大立”,“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口号的世界性根据。马克思的深层隐秘,毛不一定知晓,但他在《共产党宣言》的文本里已经领会到这名渎神者的信息: 在这革命中,我们必须唤醒人们心中的魔鬼,以激起他们最卑鄙的激情。 我们的使命是摧毁,而不是教诲。 毁灭的欲望就是创造性的欲望。 那时我将如神一般,在暴风雨中穿过各国,凯旋而行。 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火与业,我将与创世之神平起平坐。 无疑,在马克思那里,毛出人头地的人生愿望得到空前的鼓励和启示。 毛以自己的方式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造反有理”,无论多么粗鄙,都表明毛对马克思的皈依。

信奉毀灭,视人命為草芥,是中外暴君的共同道德。如毛一样对仇恨、殺戮、毀灭抱有狂热兴趣且视若神圣的人物,史所罕见。毛使自己成为中西古今破坏力量和毁灭意欲的集大成者,源于他的毀灭伦理观,如此才可理解毛对不幸、苦难、死亡为何持有常人难以理解的超然姿态,才可解读毛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狂词浪句诸如“感谢日本皇君侵略中国”、“中国人死掉三亿也……”、 “搅得周天寒澈”……才可明白毛何故全然不顾及几十年追随抬举卖命的同侪张闻天彭德怀刘少奇贺龙等的颜面死活,不顾及百万右派人士家破人亡、几千万农民无端成饿殍、上亿中国人斗得死去活来的惨状,才可理喻毛为何绝不施仁政,绝不行宪政,绝不下罪己诏。——非但如此,毛在中国人大规模生命倾覆的血腥味中,分明产生某种“其乐无穷”的快意与欣悦。

 

 

列宁斯大林:毛的父亲和导师

 

1922年,垂危中的列宁几乎一念之间提出“全世界无产者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口号,以建立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全球苏维埃革命统一战线。 中国宿命般地进入俄国革命之谷。 按毛式思维,马克思为中共奠定了世界历史观和社会改造理论,列宁、斯大林则把造反、革命、破坏、毁灭变成社会制度和国家意识形态,并发展出新型统治术和治理模式:一个职业革命家队伍组成的党,这个党领导和指挥的军队,军事共产主义的铁血管理,必要的战略退却(新经济政策),全盘集体化,指令性统制经济(五年计划),超速工业化(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优先) ,政治清洗、永久性集中营,...... 最重要的是几条基本原则:意识形态至上,一刻也不能松懈对俄国人民的思想钳制和灌输;一党专制,决不容许任何挑战;实行警察统治,废止法治;个人独裁。 须臾不可离的是,必须保持钢铁般的冷酷,花岗石般的意志,不断开动绞肉机,扭紧恐怖统治的发条。 毛曾饱受莫斯科的羞辱与冷遇,194950朝觐莫斯科期间,一度面临惨遭废黜的窘境,他却只敢在斯大林死后私下抱怨。 列宁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像征,毛称斯大林是父亲和导师。 真正的原因在于,毛比任何人都清楚,没有列宁斯大林,他的江山只是海市蜃楼。 再屈辱,也需公开声明向苏联“一边倒”,“一切服从苏联老大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把毛的罪错的一半,算在列宁斯大林身上,不是为毛开脱。 1949年后毛的所有举措,列宁斯大林几乎都实行过,毛并没有僭越。 称毛是列宁主义者和斯大林的好学生,毛当之无愧。 从马克思到列宁,一个现代准宗教世界得以诞生。 《共产党宣言》即其《圣经》, 共产主义即其天堂,马克思即其救世主,无产阶级即其选民,莫斯科即其耶路撒冷,资产阶级即其撒旦,所有不遵循马列正统者即其异端,需极刑处死,暴力、恐惧、专政、战争即其手段。 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宇宙观轻而易举取代中国古老浮泛的天下主义。 列宁需要东方信徒,第三国际需要支那支部, 《共产主义ABC》(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着)需要中国读者。 毛泽东们更需要权力合法性,只有苏联模式才能满足毛的理想,——有朝一日,成为世界革命的领袖和导师。

 

 

殃及世界,褻渎理想

 

“打倒帝修反”是文革狂热口号之一,今人殊难理喻,却是毛泽东深思熟虑的国际战略,是其“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思想以及“人民拜物教”的国际化和将来形式。 文革在东西方都曾引发关注,并产生直接影响。 印度尼西亚、尼泊尔、菲律宾等亚洲共产党,印度“砸烂雕像运动”、秘鲁“光辉道路”、日本“赤军”、法国1968年红五月运动,德国“红卫军”、意大利“红色旅”、美国“黑豹党”,都从毛泽东和中国文革受到启发,甚至直接获得武器、资金和人员援助。 红色高棉在柬埔寨的大屠杀,把一个佛教国度変成人間地獄,则是毛泽东文革在国外的典型样板。

中国毛派领袖张宏良去年声称,“5·16”通知比法国《人权宣言》、美国《独立宣言》和《共产党宣言》都伟大,文革将在21世纪成为大众民主政治的先声。 这种痴人说梦的言论并非毫无来由,文革调动的是人民——特别是青年人——对现实的不满和敌意,投合人们迅速改变处境的愿望。 相对于温和、理性、渐进、改良,造反、革命、破坏、毁灭更能激发人类的狂热、浪漫、残忍和盗贼气概。 毛泽东思想及其文革决不是任何文明意义上的理想主义,无论口号、目标、手段、结果、影响,文革都诉诸于人类天性中的仇恨、谵狂、偏执、愚昧、野蛮、破坏性、嗜杀欲,它们只是毛泽东实现一己私欲的工具,充满血腥、暴戾、虚伪、兽性,它们以为真理、正义、公平和未来献身为幌子,只是满足毛泽东最强烈的个人欲望:统治世界。 ——这是最大的不义和诈骗,毫无任何正面意义。

此外,法国大革命“雅阁宾专政”时期的暴民统治,俄国19世纪民粹主义,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以及杨朱“贵我”、韩非、李斯、商鞅等法家以及三国张鲁五斗米教等杂七乱八的东西,都或多或少地出现在毛泽东头脑和文革中。

 

敌基督

 

毛属于犹太教的“敌基督”,是被神选定,集祭司、先知和君王为一身的救世主的对立物。 中国有“暴君”、“独夫民贼”,但没有“敌基督”概念。 使徒约翰指出,“敌基督”是“基督”诞生后的将来人物,他的阴险邪恶、残酷不仁都超过前人,他存心以与耶稣相反的方式——仇恨、欺骗、杀戮、暴力、毁灭——统治世界并有力量有可能实现其目标。 按此标准,只有20世纪的希特勒、斯大林够“敌基督”,而毛泽东比他们更接近“敌基督”。 毛表达其政治理想的个人工具是格律诗词。 文革前,毛已再三企盼: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小小寰球......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人類就是在大風大浪里走过來的…… 希特勒、斯大林在德国和俄国屠杀的生命,毛在数量上已超过其总和;因为中国工业化程度和现代军事水平的局限,毛在有生之年不能发动希特勒式的战争,但毛对战争的狂热和痴迷,犹胜希特勒。 斯大林、希特勒都没有接班人,更没有整个国家继承其事业,毛却拥有令人恐惧的亿万追随者以及一套毁灭中国继而恶性改变世界的思想遗产。

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宣扬的人道主义、理性原则、怀疑精神和批判哲学遭遇马克思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和尼采超人哲学,演化成激进主义与虚无主义,严重损毁了欧洲古典主义和基督教,造就两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德国两大极权主义。 基督教几个核心观念诸如天国即将来临的末世论、弥赛亚救世主义、选民优越性、最后审判,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的胜利,在中国不可避免地异化为民粹主义、共产极权主义,最后彻底滑向其反题,不仅激活了秦始皇大一统帝国宿梦,而且引入现代人类最大的“敌基督”——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起唯物主义无神论的中华红色帝国法统。 中国1949年以后的灾祸之所以具有如此邪恶而强大的破坏性力量,既不只是中国两千年皇权专制、也不只是西方—俄国现代极权主义,而是两种恶力在中国连手结盟的集大成后果。 中国儒学与基督教成全人类、救赎世界的神圣理想,都被可悲地遮蔽和取代了。

对于中国,“敌基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 传统中国,与圣贤、君子、豪杰、大丈夫相对应的是暴君、小人、懦夫、乡愿,善恶标准出于道德裁决。 《圣经》显示,使徒约翰最早发出“敌基督”将会出现的警告。 按照基督教,凡是伪称代表上帝者、擅自以弥赛亚自居者,都是基督的敌人。 在约翰两封书信(约翰一书、约翰二书)里,“敌基督者”以单数和复数两种形式出现。 敌基督是耶稣的反面,耶稣极端仁爱,敌基督极端邪恶;耶稣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其中一位,敌基督是龙、兽、假先知三位一体的其中一位;耶稣从天父得到权柄,敌基督从撒旦获得权柄;耶稣基督以拯救人类脱离苦难的为使命,敌基督以陷人类于大灾难为目的。 敌基督是人类罪恶势力的集大成者,他的出现成为史无前例大灾难的象征。 “敌基督”是分析、判断20世纪几大暴君最合适的概念,舍此不能作出公正而有效的审判。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全部表演,不是通常的独裁者、暴君所能为,而只能出自一个难以理喻的怪物,即与耶稣孔子争夺世界的撒旦魔鬼——敌基督。

 

 

 

核武器毁灭力量的提升,文明的冲突,恐怖主义的威胁和全球化时代的来临,要求重审一切价值。 只有促进人类彼此了解、对话、交流、融通,倡导仁爱、悲悯、同情、理性和中庸的思想,才可把世界引向未来。 任何极端思想、偏执教条和激进主义都将导致冲突和对抗,降低人类的精神,败坏世界的道德,走向同归于尽。 毛泽东及其文革是20世纪人类心智迷狂的显例,“敌基督”丧心病狂的表演,21世纪的中国和世界,不应有它们存在的余地。

 

马克斯·韦伯在20世纪20年从《新约·哥林多后书》 发现某种神授权威,诸如摩西、耶稣之类具有超自然能力和非凡号召力的天才人物。 韦伯预见到某种与基督教基本教义相对的“奇里斯玛” 个人魅力型统治者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他们具有超人的特征,拥有特殊的魅惑力和感召力,同时拥有庞大、狂热、盲目服从的信众。 同传统型统治相比,个人魅力型统治是一种“巨大的革命力量”,其权威与打破传统、挑战现存秩序的程度成正比,并导致一种新的观念系统、行为标准、道德价值和社会结构的产生。 “奇里斯玛”就是“敌基督”,绝对的独裁者,无法容忍任何不同意见,不受任何制约,并不断寻找和制造新的攻击目标,清除任何可能觊觎自己权力的人。 敢于、能够挑战“奇里斯玛”统治者的只有两类人:智者和圣徒。 中国为数不多的智者在文革前已几乎被消灭殆尽,文革是毛泽东极端邪恶和绝对独裁统治时期,也是中国现代圣徒诞生的年代: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李九莲、陆鸿恩...... 可叹的是,中国没有出现直接挑战和消灭毛泽东的荆轲式英雄。 而德国谋刺希特勒的人士却高达七千余人,包括三名德国元帅和众多知名人士,其中最杰出的是施道芬堡伯爵和朋霍费尔牧师。

 

1989年后,大大小小的毛泽东开始浮出,时隐时现的“奇里斯玛”型人物偶露尊容,阴差阳错地坐拥巨量财富又危机四伏的中国,几乎一夜之间又重新乞灵于毛。到2016年文革发动50周年,中国各界呼唤二次文革、为毛泽东招魂,已成公开且可称囂张燎原之势。 50年过去,由于中共成功得遮蔽了文革的真相,继续保持对毛泽东的尊崇,数以亿计的当代青年对文革的陌生、神秘、好奇随时可能转化成又一场史无前例的狂热造反,以发泄他们对现存社会的愤懑,改革开放带来的一切将玉石俱焚,一切又从头开始。 毛泽东再次君临中国,并非危言耸听。

 

整个20世纪,欧美世界、俄国和中国人自己,都低估了中国历史文化里的专制黑暗和原始兽性与现代西方有害思想遇合后的巨大破坏力,都忽视了中华帝国在其现代命运中死灰复燃的可能性,都不曾意识到,共产党中国已成为东西方有害思想的现代渊薮,毛泽东乃是奇里斯玛式的敌基督,文革乃是世界启示录式毁灭的序幕。

 

 

小结:

 

一,与新左新毛派不同,我把毛泽东归为“敌基督”,他不是任何文明意义上的“哲人王”。 毛泽东及其文革,是中国历史的大失败,文明的总崩溃,是中国人共同的奇耻大辱,是東西方有害思想古怪羼麇的史無前例的恶果,是孔孟到顾炎武、曾国藩等无数前贤往哲忧心如焚的“仁义充塞,率兽食人,人相食”的“亡天下”惨祸。

 

二,毛泽东及其文革遗产,是古今中外有害思想毒化中国的集大成表演,竟逃脱了清理和审判。 文革思想一旦与中国“改革开放”获取的经济成就和物质力量合二为一——即承认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同为合理合法,就将在全球化时代人类意识与世界文明草创时期,彻底毁灭中国,同时祸害世界。

 

三,习近平等太子党归宗认祖毛泽东,不仅是对毛泽东统治及文革时期中国人蒙受的苦难和牺牲最严重的亵渎,而且是拿全体中国人的现实命运和未来作赌注,是走向毁灭的选择。 制止毛泽东东山再起,阻截文革借尸还魂,是经历过文革終于认清其本质的一代中国人亡羊补牢式的责任。

                                                                   2016530 北美 结庐

 

 

 

參考:《时代周刊》1963913日的封面

 

 

—— 原载: VOA
本站刊登日期: Monday, May 30, 2016
关键词: 文革 毛澤東 敌基督
特別專輯: 文革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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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才是文革最大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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