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litic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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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六四屠杀二十七周年
作者:夏晨曦

 枪毙,是共产党政府的全部智能

                                                        ——卡尔·考茨基

                               

                                 序言

    安妮·阿普尔鲍姆在她的著作《古拉格一部历史》一书中叙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我在几年前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 当时, 我正走过查理大桥, 那是刚刚恢复民主制度不久的布拉格的一处主要旅游景点。 沿着大桥有一些街头艺人和妓女, 而且每隔十五步左右就有人口齿清晰地兜售人们总是希望找到的那种供出售的风景明信片。 美丽街景的绘画与廉价珠宝和“ 布拉格” 钥匙链摆放在一起。 在旧货摊上,可以买到苏联的军用物品: 军帽、 奖章、 绶带饰物和小别针, 还有曾被苏联小学生别在制服上的锡制列宁和勃列日涅夫像章。眼前的情景给我以怪异的印象。 购买苏联军用物品的大部分是美国人和西欧人。 所有人都会对佩戴卐字徽章的想法深恶痛绝。 可是, 却没有人对T恤衫或者帽子上的锤子镰刀图案表示反感。 这是一次随意的观察, 但是有时候, 正是通过这种随意的观察, 我们最真切地感受到文化的氛围。 因为在这里, 教训再清楚不过了: 当一次大屠杀的象征令我们充满恐惧时, 另一次大屠杀的象征却让我们微笑面对。

    如今这样的现象在西方国家中依然延续,很多美国年轻人以穿戴中国文革时期的服饰为荣,切格瓦拉的头像被印到T恤上作为文化衫热卖。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一种奇怪现象?虽然加拿大和美国都建立起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但是依然无法引发我们对这个问题足够的重视。

    借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国家战败,纳粹主义及其文化符号也因此被打上的罪恶的印记。虽然我们在上个世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国家成功的击败的共产主义阵营,但是共产主义并没有被彻底消灭,中共这个毒瘤顽强的生存了下来,这个在1949年以前还是一群类似isis的恐怖分子,如今却堂而皇之的掌控了国家政权。这个恐怖组织摇身一变成为了政党,组建起了政府。在没有掌握国家政权以前,他们所有的坏事不得不以土匪的名义去做,所以有了一个不光彩的名称——共匪,现在他们所有的坏事都可以打着国家的旗号去做,以前他们通过抢劫杀人,绑票获得资金,如今他们利用税收来获得资金,以前他们通过斗地主的方式掠夺地主的私人土地,如今他们以国家的名义抢夺所有人土地。

    我们不禁要问,现在的中国究竟算是一个国家,还是一块巨大的被恐怖组织控制的区域?表面上看中国有具备一个国家所有的组成要素,但是这个国家的所有功能存在的目的却不是为了保护人民的权利和人民的安全,而是为了服务共产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这个组织不惜使用一切手段。因此我们有理由定义共产党就是一个国际恐怖组织,共产党操控下的中国已经沦为了国家恐怖主义,对于所有的恐怖组织来说,这个也是他们为之奋斗的最高目标。

    国际社会显然在面对这样一个利维坦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因为这只恶魔已经化妆为天使,混入到各种国际社会事务中,虽然这只恶魔会时不时的暴露出本来的邪恶面目,但是国际社会依然把它当作一个正常的国家来对待而不是恐怖组织。

     我们举办这次中共国家恐怖主义暴行展的目的是想通过我们展示的图片和视频经过媒体告诉全世界,中共及其政权是一个巨大的恐怖组织而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文革篇

    基督教认为上帝用话语创造了宇宙万物,语言具有强大的力量。乔治·奥威尔也在那个年代不断的提醒人们语言对于反极权的作用,因为失去了语言的力量,人性将被彻底的改造。

    文革给中国带来的最为惨痛的伤害,并不是斗死了2000万人,而是以邪恶恐怖的方式对人性进行了成功的改造。在对人性的改造中,人类内心中最为黑暗,败坏的一面得以尽情的释放。文革对人性的成功改造在于中国共产党掌控上帝创世的力量——语言,并试图取代造物主,利用语言创造出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恐怖世界。正如在奥威尔在《1984》一书中所表达的那样,党管控了一切,从而使得所有的艺术失去真正的语言。语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当语言被掌控后,党自然的就控制了思想。中共自从1949年掌握政权以来,创造一种简单,干瘪失去生命力的一种口号式的“新”语言,这种语言充满了内在的恐惧暗示,他们把这样的语言慢慢渗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例如取消其他的一切音乐形式,设立八个样板戏。改变文学多样性,只使用他们的新语言创造文学作品,他们利用国家强制权力,强迫人们背诵毛泽东语录。当人们的思想不断的受到这种新语言的简单重复的持续影响,就会改变正常的思维模式,而进入无思考的服从状态。  我们看看文革时期最著名的一些口号式的语言,比如 “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人们不会去思考为什么有人会反对毛泽东,更加不会去问反对毛泽东什么? 人们在这种“新”语言操控之下,先定义谁反对毛泽东,接着就杀掉那个人。整个文革就是在这样的毫无目的,毫无理由的情况下人们互相的厮杀,彼此毁灭对方。

    阿伦特在《极权主义起源》中描写到:“集中营(前苏联斯大林时期)是进行改变人性试验的实验室,为了证明没有不可能的事,极权统治却无意中发明了既无法惩罚也无法饶恕的罪行。当不可能的罪行成为可能的时候,它也成为不可罚、不可恕的极恶。极恶是无法用自私、纵欲、贪婪、怨毒、嗜权、懦怯这些邪恶动机来解释的,因此,对极恶既不能用恨去复仇,也不能用友情去容忍,或用爱去宽恕。” 文革之恶正是阿伦特笔下的那种极恶,面对文革我们无法用恨去复仇,因为每一个人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我们无法找到明确的复仇对象,我们更加无法用爱去宽恕,因为宽恕这样的极恶是对爱的亵渎 。

    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都热衷于在自己的国家尝试进行这样的人性改造试验,不过他们的人性改造试验最终没能完成,可悲的是中共则通过文革最终彻底的完成了这一场人类史上最具有灾难性的试验。1976年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为文革的结束而欢欣鼓舞时,却没有发现他们庆祝文革结束并非像德国人民推翻柏林墙那样,以一种人性解放与自由的方式,而是在被集体主义操控下的狂热方式去庆祝,所以文革的结束恰恰标志着中国人的人性被成功的改造。

     国家恐怖主义的基础是极权主义,是恐怖主义的最高形式。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恐怖组织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共不仅仅的成功的实现了国家恐怖主义,还成功的欺骗和恐吓了全世界,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宣布中共就是恐怖组织。

                                 六四篇

      普诺汉列夫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的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 六四的屠杀预示着中共由阶级恐怖开始转向了全国恐怖。对于六四中共为什么要动用军队疯狂屠杀的手无寸铁的学生?,只有将中共放到国家恐怖主义中去解读,才能得出一个合理的答案。

     国家会受到国际法规和普遍接受的行为准则的约束,即使处于战争状态,例如《日内瓦公约》规定,战争中禁止将平民作为人质,对平民或战俘进行报复。而恐怖组织则不会被任何法规约束,他们自身的存在或者生存,就是最高的法则。镇压六四中共出动国家军队甚至使用坦克和国际禁止使用的开花弹屠杀平民,六四被镇压后,中共开始像以往一样,动用国家机器,大肆抓捕参与六四运动的平民,进行疯狂的报复,事后又把自己屠杀美化为平息暴乱。

    文革结束后,中国的政治环境进入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时期,很多人幻想中共是不是已经开始自我变革,但是六四的枪声给予这一个幻想一个响亮的耳光,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并非中共本质发生了改变,而是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强大的一个标志。对于一个正在发展的恐怖组织,往往对于任何微小的反抗,或者微词采取残酷的杀戮,那是因为他们本身不够强大,需要把一切可能推翻自己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但是当恐怖组织掌控了国家政权时,极权统治者会放松一些不会触及到极权统治行为,所以人民误以为他们自己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当他们试图利用这一点微小的自由作为突破口争取更大的自由时,那些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恐怖组织就会露出本来的面目。所以国家恐怖主义就是中共敢于在人类步入文明社会时代依然公开的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展开血腥屠杀的根源。

     六四是一场伟大和悲哀的民主运动,伟大在于经历过文革的洗脑后我们学生依然能够以自由民主为诉求要求国家的变革,悲哀在于当我们数十万的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已经拥有了足够的力量推翻中共暴政时,我们放弃了这天赋的权利,并将国家的命运交给中共,幻想着这个恐怖组织能够治理好这个国家。

    如今希望中共能够平反六四的人,依然是继续幻想中共能够通过自身的变革来获得真正的执政合法性可以继续领导这个国家。只要这种想法存在,中共的屠杀就永远不会停止。    让中共停止屠杀的唯一办法就是推翻中共,试问一个犯下滔天罪行的人,怎么给受害人平反呢? 对中共彻底的清算才是对六四死难者英灵最好的慰籍。

                    

                                今日篇

    当今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但是中共却要求人民不要把问题政治化。其意图就是要求人民主动的维护中共的暴政。中共动用整个国家机器对于人民进行洗脑,人类用来发展自由的科技被中共用来对抗的自由;中共自身就是最大的恐怖组织,却以反恐的名义来镇压人民的反抗。我们必须要明确一种信念,既然中共是国家恐怖主义,那么人民的所有的针对中国政府的抗争无论武力还是非武力的行动,都是反恐行动。

    曾经有人批评北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夏业良讲课时偏题,课堂上重点放在批评中共上,其实这恰恰是每一个有良心的学者授课的正确方向,因为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司法,教育等各方面的改革如果仅仅还停留在中共的话语框架下去进行讨论,那么这样的讨论是毫无意义且愚蠢的。正如罗尔斯在哈佛大学的政治课上,有人问他:假如您的正义论遇到希特勒,该怎么办呢?罗尔斯沉思半晌,答道:杀了他,我们才能讨论正义的建设。

    面对强大的中共国家恐怖主义,如果没有一场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想的运动对中国的党文化和党性进行彻底的革新,中华民族很难从共产主义的恐怖深渊中挣脱出来。在极权国家进行启蒙思想运动是异常艰难的一件事,纳粹极权统治下的德国若非战败,德国人民是否能依靠自我的觉醒推翻纳粹还真是一个未知数。如今面对更加邪恶的中共政权,我们的启蒙运动能走到哪一步,谁也不知道。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要努力的去做,我们今天所努力争取的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自由,也是为我们的后代争取自由,如果我们这代人没能推翻共产党,我们的后代依然会接过我们自由的火炬继续前进。如果我们今天放弃努力,我们的后代将永远的生活在恐惧和绝望之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是也可以被更加容易的熄灭,即便如此,我们也要努力的播撒火种,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我们这代人在恐惧中反抗中共,是为了我们的后代将来不再恐惧,我们这代人在绝望中反抗中共,是为了我们的后代将来不再绝望!   

—— 作者惠寄
本站刊登日期: Tuesday, May 31, 2016
关键词: 六四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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