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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章祭六四
作者:陈奎德


 

1)六四——現代中國的十字架

2)六四薪火——关于六四与中国新生代

3)把殺人看作殺人——「六四」十六週年祭

4)六四斷想——去國十七年……

5)今又六四,多事之秋……

6)天安门母亲——永垂青史的群体

7)六四:穿越代际   穿越左右   定义中国

 

 

 

六四——現代中國的十字架

 

歷史不是日曆。

 在日曆上,每個日子無分軒輊,一律平等。然而歷史不同,它有所偏愛,它往往青睞一些特殊的時日。翻開史書,我們會發現一些「大寫的時日」。人類的命運起伏、歌哭生死,聚焦在這些特殊的時日上,從而賦予了它們以沈甸甸的分量。不能設想,如果沒有了紀元前551(孔子誕生),沒有了紀元1225(耶穌誕生),如果離開了1215615(英國國王被迫在大憲章上加蓋國璽),離開了14921012(哥侖布發現新大陸),離開了177674(美國獨立宣言發佈),離開了1789714(法國大革命攻佔巴士底獄),離開了19111010(中國武昌起義),離開了191954(中國五四運動)……,人類歷史將是何等平淡無光、蒼白乏味!而正是由於這些時刻,人類才被一束束精神之光驟然照亮,歷史才配稱爲歷史,文明才配稱爲文明,人類才真正成爲人類!

198964日,就是這樣一個永垂史冊的「大寫的日子」。 對中國,也對世界。

百年中國人的基本訴求和命運,戲劇性地濃縮在天安門那幾十天的時空中。那是一個悲愴的歷史舞臺:近代中國人的悲歡離合、光榮與夢想,生生不已,瞬間破滅,全都凝结在了天安門的呐喊和六四槍聲中。

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不久,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巨變接踵而至:柏林牆倒塌,蘇聯東歐陣營解體,共產主義失敗,東西方冷戰在主戰場結束。從這個更為廣闊的歷史視角衡量六四,它已經在世界史上奠立了轉折路標的地位。

六四之後,在中國經濟的市場走向上,六四屠城者實際上也在被迫執行天安門亡靈的遺囑。

然而,在政治上,六四事件的歷史裁決被強力封鎖而遲遲未至。這也是中國權力壟斷,腐敗糜爛,鬼魅重重,外交困境,難於融入國際社會的關鍵所在,是中國真正復興的基本障礙。

正義是沒有替代物的。「冤案不雪,國難未已」。

又是蛇年了。上一個蛇年的六四之夜卻恍如昨日,栩栩如生。一個生肖的迴圈逝去,當年在長安街槍聲中呱呱墜地的嬰兒,如今已是亭亭玉立的中學生了。然而,十二年來,在權力的廟堂,「屠伯們逍遙複逍遙」;十二年來,在天安門上空,冤魂們飄蕩複飄蕩,怨目不瞑,英靈不散,迄今未能入土安息。人們不禁無語問天,這天底下究竟還有沒有公義?

上蒼畢竟有眼,屠伯們的清夢也有時而斷。在長安街的坦克與血淚的背後,正義在行動。那些導致六四慘案的「黑箱」文件,如今已大量流亡出境,凝結成了沈甸甸的書籍——《中國「六四」真相》(中文版)、《THE TIANANMEN PAPERS(天安門文件)(英文版)——風行於中國本土之外。一些與六四事件有直接或間接關聯的人們,借《中國「六四」真相》於2001415日發行之機,聚會紐約,回首當日風雨,評說千秋功罪,於是有了我們眼前這本書。

我們曾有過六四學生骨幹們的回憶文獻,有過知識份子六四行為的回憶文獻,還有過工運領袖的六四回憶文獻,如今,鎖在「黑箱」裏的中共當局在六四前後的官方文獻,也大部曝光了。這樣,六四事件的基本圖像就有了一個大體平衡的輪廓。雖然還有無數的細節需要填補修正,無數的說詞有待反復驗證,但是,框架已經成形,概貌已經浮現,這是可以告慰六四亡靈、告慰天安門母親們、也告慰全體國人的。

歷史的審判是無法逃避的。在最後審判之日,這些文獻將化為起訴書,起訴六四血案的主要責任者及其協同者,清償他們應付的代價。從而討回歷史的正義,醫療民族的創傷,走出冤冤相報的歷史迴圈,創建一個文明寬容的憲政民主體制,實現中國的真正復興。

天下沒有白流的鮮血。從較長的歷史時段考量,不容否認,六四已經進入了我們民族的深層記憶之中。它給這個民族留下了一份珍貴的精神遺產。六四,作為災難深重的近代中國命運及價值取向的象徵符號,已經永恒地篆刻在了中國的歷史上,人類的歷史上。

自從六四那天的槍聲響過之後,中國就不復是原來的那個中國了。我們都是六四之子。中國人都是六四之子。在某種意義上,六四將爲這個正在潰爛的民族之精神輸入道德感,輸入宗教感,輸入神聖性的資源。

人們常有天問:在這個人欲橫流激烈競爭的現代世界上,曾經延續了五千年中國古文明,危如累卵,如何才能得到救贖?答案是:把六四鑲嵌進了中華的靈魂之中,烙刻在神州大地的軀體上。中國復興的精神資源,理當反求諸己,不假外求。它就在你的眼前,就在你的心中。要想中華文明的精神獲得拯救,無須八方尋覓,「上窮碧羅下黃泉」;只需從當下做起,從恢復六四的記憶做起,從憑吊六四亡靈做起,從昭雪六四冤案做起。

六四,是中國的十字架,是國人必須背負的十字架。只有由六四的血凝成的十字架高懸在國人的精神天空之上時,才是中國逃過大劫,獲得救贖的最後機會。

是為序。

 

(本文原為《六四真相名家談》序言)

 

 

六四薪火——关于六四与中国新生代

 

薪火已断?

 

今天是六四事件十五周年。

有报道说:对于15年前发生在北京的,全世界为之震惊的六四事件,当今北京大学生知之甚少,也不欲闻问,冷漠淡然。

这使我想起大约八十年前,当风起云涌的五四运动过去几年后,中国文坛人事已非,街市依旧,世态冷落寂寥。当年面对彼情彼景,鲁迅曾有小诗一首,曰: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寥落之情,溢于其间。照当时的态势看来,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已成过眼云烟,即将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了。日益“成熟”的多数人们,已经痛自懊恼,对自己年轻时的幼稚冲动深感脸红,各自忙于赚钱谋生去也。“国家事,管他娘。”

这颇有点像如今六四所受到的待遇。

事实上,从表象看,当今的六四比当年五四在中国更受冷落。因为当年北京政府并未实施一言堂式的言论管制,并未封杀有关五四的言论。而如今的北京政府却视六四二字为洪水猛兽,必欲除之而后快;并且,对年轻一代精心制作了一整套系统的“遗忘政策”,实行空前严厉的信息监管,竭力抹去历史印痕。实在无法抹去之处,则用谎言取代真相。全部目标仅在一点:清洗“新新人类”的头脑,造就一代代六四事件的绝缘体。从此六四不复存在于历史上也。

毋庸讳言,北京这一政策取得了部分成功。

于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

六四的薪火是否已经中断?六四传人是否已经死绝?

 

六四之子

不!在这片浸满血泪的古老大地上,有年轻的声音破空而出:

“在我们心中,她们(天安门母亲)不仅是死难者的母亲。她们也是天安门前整整一代人的母亲,是在六四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母亲。是这个在政治罪孽中沉沦的民族的母亲。我们愿意在此庄重的宣称——我们是每一位”天安门母亲“的儿子。我们为自己曾经的沉默和袖手而羞愧,我们愿以眼泪、笔墨、肉身和良知,永不停歇的抗议这个政府对每一位母亲的摧残。”这是六四之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知识者王怡和余杰的庄严声明。

“无论是解放还是自救,我们呼吁必须从那个早晨重新开始,”返回六四“应该成为中国公共政治真正的起点。………十五年如一日。我们,八九一代人,亲历了死亡,选择了死亡。生存还是死亡,仍然是一个问题。值此”六四“十五周年前夕,联署上述声明,或为解放宣言和自救宣言。”这是任不寐、余世存、浦志强……等一批参与运动的“八九一代人”的宣言。

……

事实上,十五年来,正义之声从未绝灭:一系列有关六四的文件,流亡出境,汇聚成书。一声声对六四罪行的声讨,血泪交织,不绝于缕。一个个天安门亡魂的母亲们,在她们的孩子溅血的大地上,顶着高压,挺立起来,勘查真相,起诉罪孽,讨还正义。曾用真话在萨斯危机中拯救了千千万万生命的蒋彦永大夫,不久前,冒死犯难,再站出来,为六四正名,为历史留真相,为亡灵讨公道。更加令人欣慰的是,一批六四和“后六四”世代的年轻学人挺直腰板,戒绝恐惧,愤而发声,傲然以“六四之子”自况,以“天安门母亲之子”自称。他们坦然承认,六四,在他们个人的精神成长史上,占有极其关键极其崇高的地位。

或许,在中国,六四之子并不多,但是诉诸历史,精神传承者的数量从来寥落,人数不足为虑。一与零的差异,十亿与零的差异,二者在精神传承史的意义上,本质上是相同的。一旦精神价值公开传布,它将以其内在的精神魅力普照四方,认同和追随者将八面来朝,络绎于途。

如前所述,五四之后几年精神世界的寂寞曾令人心灰意懒。当时仍以五四传人自命的,寥寥几人而已。然而,正如以后人们看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五四这个符号,在二十世纪中国愈来愈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从长程的历史眼光看,无论是好是坏,二十世纪与中国国运息息相关的三大意识形态———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都滥觞于五四。二十世纪中国的一切重大变动,冥冥之中都与它隐隐牵连;中国的各党各派,多以它的继承人自居;人们唯恐与它沾不上边。而五四的历史记忆,在中国的各个时期各种论述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各说各话,众声喧哗”。唯其因为如此,五四已成经典,紧紧黏附在中国历史上了。

诚然,与五四不同,六四,作为一个象征符号,在今天的中国,尚未登堂入室,远远未成正统。不唯如此,多数人甚至避之唯恐不及。但是,正如前面提及的,已有年长者与年轻者,傲然以其守护者和传人自诩。同时,笔者也注意到,不仅是自由派的知识者如此,也有其他派别的知识者,如新左翼(或其自称的自由左翼)的汪晖先生,在一篇长文中,也把八九运动注册为左派的商标,把它纳入左派的话语系统。这是颇为意味深长的一个现象。它恐怕是一个小小的端倪,预示着无论当局愿意不愿意,无论当局用多少努力来封锁,六四,不可抗拒地,势将作为现代中国的一项公共精神遗产,而进入中国绵长的历史。

我斗胆敢以此预言六四的命运。

笔者过去曾对六四有过基本评估,至今未变,愿录于此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

“要想中华文明的精神获得拯救,无须八方寻觅,”上穷碧落下黄泉“;只需从当下做起,从恢复六四的记忆做起,从凭吊六四亡灵做起,从昭雪六四冤案做起。

六四,是中国的十字架,是国人必须背负的十字架。只有由六四的血凝成的十字架高悬在国人的精神天空之上时,才是中国逃过大劫,获得救赎的最后机会。“

地火终究要冲出火山口,汪洋恣肆,重铸大地的景观。初,是正义降临的审判。后,是全民和解的飨筵。

十五年了。钟声响了。那最后的时刻已经不远了。

2004年“六四”十五周年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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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殺人看作殺人

                                    ——「六四」十六週年祭

 

對殉難者的第二次謀殺

已經十六年了。「六四」的亡靈在天安門上空仍然沒有瞑目。我們這些未亡者,還有什麼好說的呢?正如陶淵明詩所說的:「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十六年來,天安門母親們,聲音嘶啞,淚水乾枯,但是,屠伯們歌舞昇平,逍遙復逍遙。拿鋼刀的拿軟刀的,正在「保先」--保持他們鋒利刀刃的先進性呢。人們好奇的是,這個「先」,如何「保」?

我今天著重談拿軟刀的。

與歷史上所有的慘案責任者一樣,六四之後,當局把慘案鎖進黑箱,層層加鎖,成為禁忌。同時,對年輕一代實施精心製作的一整套遺忘政策,企圖把這件事在人類記憶中消除痕跡,徹底抹掉,似乎從未存在過一樣。這正是奧威爾在《1984年》中描寫的「真理部」所做工作的完整翻版。

但是,最近幾年來,情況有所變化。當局似乎認為中國經濟有所擴展,財大氣粗了,於是,開始試探著公開為屠城辯護了。前幾年,其主要辯護論調為:六四鎮壓,導致了社會穩定,從而實現了經濟成長。最近,人們注意到一種新的論調,它精心選擇了兩樁事件作為對比,把1919年五四運動時北洋政府的舉措來和1989年六四事件時中共當局的舉措作了優劣比較,從而製造出一個決定論的歷史圖景,以此來貶低前者,褒揚後者,為屠城辯護。

第一種所謂鎮壓導致經濟增長的論調,已經有不少人直斥其荒誕。事實上,六四屠城後,19891992年,中共重新強化意識形態,經濟政策全面倒退,國內外貿易萎縮,經濟一片死氣沉沉。那才是鎮壓的直接後果。六四之後近三年,在那種全面停滯情勢下,在經改將死的前景籠罩下,為挽救自己的歷史地位,鄧小平才被迫實施「南巡」,重新強化已被鎮壓下去的經濟改革,重新走上沒有趙紫陽的趙紫陽路線,淡化經改的意識形態爭論,鼓起第二波經改風潮。這就是表明,在極權國家,往往是,民間的抗議和獨立訴求被鎮壓下去,當時的政治態勢更加兩極化,政治走向僵局。然而,民間訴求的一部份並未死亡,通過一段歷史時期後,它將借助各種形式復活,對修改政策取向產生「滯後效應」。簡言之,在中國經濟的市場走向上,六四屠城者實際上也在被迫執行天安門亡靈的遺囑。這一點,前人之述多矣,這裡不再仔細梳理。

第二種以歷史對比所作的辯護是新出的,筆者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說:

「如果沒有191954日那天的學生鬧事,或者只有五四事件而沒有後來的政府屈服,也就是說沒有演化為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能走多遠?革命黨能成多大氣候?

當時在鄧小平的頭腦中到底浮現了一些什麼,已經無法考證了。可歷史這個魔術師永遠讓人震驚,正是191964日這一天上海和天津兩地商人宣佈罷市最終導致了北洋政府將軍隊撤出並停止拘捕學生,正是191964日這一天政府的屈服使中國近代史發生了大逆轉。1989年的63日晚,鄧小平決定不惜一切開槍鎮壓……

全中國一陣劇痛,但終於避免了一次惡性循環般的歷史重演。

鄧小平再當一次殺人犯,但終於避免了毛澤東二世的提前復活。」(見《多維網》,文揚:「五四之癢」和「六四之痛」)

文章重新塗抹製作了一幅歷史演變圖景,似乎中國近百年來的激進主義災難應當全部歸結於北洋政府當年向罷市的市民和示威的學生的妥協讓步,居然說「北洋政府的屈服造成中國的政治亂局」。似乎沒有這一讓步,似乎只要北洋政府像鄧小平一樣大開殺戒,共產國際就不會染指中國了,中共就不會成立了,日本軍閥就不會侵略中國了,毛澤東就不會禍害中華了……。這真是一幅聳人聽聞的歷史漫畫。

這裡的第一要害是文章的歷史決定論,第二要害是徹底反人類的功利主義。

關於文章中所蘊含的歷史決定性演化的邏輯鏈條,其中沒有哪一條經得起推敲,沒有哪一個環節的演變是命定的必然的。倘若我們也來歷史假設,人們何嘗不可以說,倘若北洋政府像鄧小平一樣大開殺戒,將激起民間與當局的更大的仇恨和更激烈的對抗,共產國際將趁勢更快介入中國內亂,加上日本入侵,中國將更快捲入共產主義的漩渦之中……,如此等等。

而事實上,我們若取另外一樁(戊戌)事件與六四作比較,就可看得更清楚了。在戊戌事變中,慈禧與鄧小平一樣當了殺人犯--六君子血濺菜市口,她對維新派一樣施行了殘酷鎮壓,她對光緒像鄧對趙紫陽一樣進行了軟禁。但這一鐵血手段是否避免了更激進的孫文革命黨的烈火熊熊燃燒呢?眾所週知,歷史無情嘲弄了這種殺人滅火的決定論邏輯。

在六四亡魂冤案未雪的情勢下,上述兩樁為屠殺脫罪的辯詞,是對殉難者的第二次謀殺。

 

韓國光州事件的啟示

其實,與六四事件更切近更具可比性的,是鄰居韓國的光州事件。

19804月中旬,韓國爆發了工人及學生示威浪潮,要求民主。5月初全斗煥軍政府公佈了戒嚴令,民眾要求撤銷戒嚴令和全斗煥下台。515日,約10萬名大學生在漢城集會,向軍政府示威。516日光州也有3萬名學生與市民示威。517日,全斗煥宣佈《緊急戒嚴令》,進一步擴大戒嚴範圍至全國,並拘捕了金大中、金泳三等民主運動領袖和學生。

1980518日凌晨,全斗煥調數萬軍隊組成戒嚴軍分6路包圍了韓國光州市,當日上午10點,在光州民主運動大本營的全羅南道國立大學,戒嚴軍與學生發生了第一次衝突,軍隊打死學生數人,逮捕多人。激進的光州學生和市民奮起抗爭,到光州火車站、高速巴士總站等地阻攔戒嚴軍進城。軍隊向人群開火。520日晚,20萬人在光州的道廳集會、示威。市民組織200多輛出租車、公交車突破戒嚴軍封鎖線到道廳助威。戒嚴軍切斷光州與外界的聯繫,21日凌晨向示威人群開火,造成54人死亡。21日,多達30萬人來到道廳、廣場及週圍擠得水洩不通。一個青年站在戒嚴軍的坦克上,揮舞著國旗,高呼「光州萬歲」,市民圍在一起高唱國歌,軍隊射殺了這位熱血青年。

憤怒的市民成立「民眾抗爭本部」,進行長達一週的有組織有系統的對抗活動:組織市民軍,與戒嚴軍武裝對抗。從警察局和軍隊那裡搶奪了部份武器,與軍隊開展了街壘戰,佔領了道廳。迫使戒嚴軍一度撤回到郊外。該組織並突破軍政府新聞封鎖,向全國說明「光州事件」真相。政府控制的光州各媒體不僅不客觀報導事件的進展,還歪曲事實。市民縱火焚燒幾家電臺和報社,並自己編發了「民主市民會報」,向全國發佈光州抗爭消息,如實地揭露戒嚴軍的暴行。

但是,對抗一週多之後,五月27日,數千名軍人開著坦克進入市區,儘管有市民臥路阻擋,但坦克仍然肆無忌憚地壓過他們的身體入城。戒嚴軍佔領了道廳,槍殺了最後一批不肯撤出道廳主樓的20多名學生和市民。光州「518」運動以被殘酷鎮壓而告終。

據官方報導,「光州事件」造成了191人死亡,122人重傷,730人輕傷。

光州「518」事件平息後,全斗煥政府在全國瘋狂地鎮壓民主運動,白色恐怖籠罩著韓國。528日在光州逮捕了幾千名參與民主運動的市民,並以「光州事件的幕後操縱者」的罪名判處金大中死刑。1980年~1983年,有700多名新聞工作者因要求新聞自由而被政府勒令退休。1980年~1986年,每年都有相當多的大學生因政治訴求被開除。

518」運動被鎮壓後,政府高壓,新聞媒體沉默。政府在提到這個事件時,被輕描淡稱為「光州事件」或「光州暴亂」。

不久之後,韓國爭得1988年漢城奧運會舉辦權,大大推進了民主化進程。這時,反對黨的改憲運動如火如荼,特別是19876月,百萬人走上漢城街頭要求改憲。軍隊已無法再壓制民主運動。韓國軍政府在內外壓力下,也為了對國際社會改變政治形像,被迫接受憲改方案,採用總統直接選舉制,獨裁統治在韓國終結。

全斗煥下台。1988年,光州「518」事件很快就被國會重提。1993年第一位非軍人總統--金泳三上台,承諾為「518」運動死難者建立國家公墓。1997年,金泳三簽署「518」運動特殊法令,正式為「518」運動正名,死難者家屬獲得賠償金。

鎮壓「518」事件的元兇兩位前總統全斗煥、盧泰愚被法庭公審,以內亂罪被判處重刑。

總起來看,應當說,中國天安門的學生與市民比光州學生市民溫和文雅多了。光州市民進行了武裝反抗,並焚燒了政府控制的幾家電臺和報社,而北京市民則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更有意味的是,在韓國,並沒有因為為光州事件的昭雪正名而走向激進主義氾濫成災,沒有發生文揚文章所預期的「各地亂黨揭竿而起」的局面。同時,也沒有因大屠殺之後一段時間內社會表面穩定,經濟有所發展而放棄對負有鎮壓責任的前總統全斗煥和盧泰愚的審判,儘管人們承認他們在韓國經濟起飛過程中是有功勞的。

在絕對的律令下,任何政績都不可能抵消殺人罪。正義是沒有替代物的。

 

回到基本常識:把罪惡看作罪惡

所有為屠殺辯護的論調,其核心,說到底,無非是宣稱,我們是為了其他人的長遠利益而犧牲你們的。

前面的論述已經很清楚,歷史決定論是虛妄的。犧牲當下人們的生命,並不確定是否能贏得其他人的長遠利益。

更根本的是,誰有權利以下一代人追求富裕的名義、以未來的長遠利益名義,或以任何其他人的名義,來屠殺當下活生生的國民?誰授權給你了?通過何種程序授權給你了?你從哪裡獲得代表未來人或整體國民的權利?

更深一層考察,難道未來的人與我們當前人的權利是不平等的嗎?何以為了他們的福祉就要奪取我們的生命?他們高人一等?

因此,歷史,不可能作為殺人的遮羞布。未來,不可能把當前的殺人合理化。

沒有任何「反思」能夠為野戰軍上街屠殺徒手平民作辯護。無論通過何種精心製作的「反思」話語,殺人也不會變成「溫柔的撫摸」。無論運用如何精巧的理論包裝,罪行也不會變成「歷史的功勳」。

讓我們回到常識:把殺人如實地看作殺人。把罪惡如實地看作罪惡。惟有如此,才能真正避免「惡性循環般的歷史重演」。

讓我們把常識深植心中,祭奠天安門的亡靈。

2005年六四16週年於華盛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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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斷想——去國十七年……

1989年六月五日,上海。一個灰朦朦的早晨。我坐在赴機場的汽車內,繞過重重疊疊的路障,目睹滿街瘡痍,遍地狼籍。由於交通癱瘓,路上居然屢屢見有騎自行車並扛車跨路障的去機場的旅客。我的車左奔右突,總算抵達了虹橋機場,登上去美國訪學的飛機。從機窗回望家園,耳邊似乎還在迴響著這50天來亢奮的吶喊聲和昨晚香港電視錄像上的子彈爆裂聲……。反觀機艙之內,乘客寥寥無幾,神情蕭索木然,互不交談。就是在這種五味雜陳的詭異氛圍下,我匆匆離開了那瀰漫著狼煙的故國。

 

六月七日,兩天之後,在上海我任教的大學(當時名為華東化工學院,現名華東理工大學)接到北京三個衙門(國家教委、中組部、中宣部)聯合下達的文件,指名不准我出國。然而,抱歉得很,在下我剛剛離國兩天,難以返校恭敬從命了。

原本我的訪學計劃僅是半年。但是,歸途已斷……。

自那時至今,十七年了。沒有料到,我再也沒有踏上返鄉之路。「從此故土變異國」。

回望前塵。六四前,從1987年末到1989年,我從復旦大學應邀去華化創辦並主持了一個文化研究所,兼主編《思想家》雜誌。

1989年三月十四日,我在北京舉辦《思想家》雜誌創刊座談會,因國安騷擾破壞,釀成一起引人注目的事件。在這次半座談半流產的「會議」上,戴晴、蘇煒等拉上我,徵集了1989年第三次知識界簽名上書活動,即四十三位人文社科學者的聯署活動。同時,戴晴也把她千辛萬苦印成的關於反對三峽建壩的書連同我們的《思想家》創刊號一同派發了出去。

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先生突然去世,北京學運轟然而起,我急急派遣所裡兩位研究人員駐紮北京,就地觀察,隨時聯絡。同時我自己也在上海市內,連同幾位學界同仁,四處張羅,徵集簽名,同時支持北京與上海的年輕學生們與當局的對話訴求。因此,原已定好的430日應波士頓學院之邀赴美訪問的計劃,因學運之故,也因一所美國大學的代表團五月份要來文化所訪問之故,推遲到了六月五日。

六月四日晚,本所同仁聚會我家為我次日赴美送行,校長陳敏恆先生亦在座。酒酣耳熱之夜,有人急遽而至,手持一份由香港電視節目轉錄下來的錄像帶,播放出來,竟是六月三日晚至四日凌晨中共野戰軍屠城影像!槍聲響處,血流漂杵……

六四,作為一個驀然的轉折點,決定性地改變了我一生的軌跡。

自六月五日飛離那血腥之死地後,一系列事變接踵而至,一發而不可收拾了:

1989年六月八日,應《波士頓環球報》採訪,痛陳六四慘案。

1989年七月十三日,應剛逃離虎口的嚴家祺、吾爾開希等人之邀,我們前往巴黎參加為期一周的海外學人共商中國國是會議,見識了法國人當年的羅曼蒂克。他們拒絕邀請中國政府代表參加七月十四日的200週年法國國慶觀禮,而把我們這批流亡者請上了貴賓席。最令人涕淚難禁者,是典禮的第一方陣隊伍竟是由中國人組成,他們簇擁著三個巨大的中國鼓,上面赫然大書六個漢字:「自由平等博愛」…..。全場起立,掌聲、泣聲交混迴響,久久難息…..(當年那些熱血法國人而今安在哉?)。

1990年一月,應邀去普林斯頓大學任訪問學者,參加《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研究項目,主筆《民主中國》雜誌。

1996年底,應邀主持自由亞洲電台《中國透視》節目至今。

2002年初,參與籌辦中國信息中心,主編《觀察》網刊至今。

…………

諸「罪」種種,我遂成了故國的「不可接觸者」,被拒之國門以外,至今,也整整十七年了。

我曾經千百次地想像過有朝一日歸國時的情景心境,總是不得要領,難以拼出一幅具體的圖像。但是不期然的,腦海中卻突然冒出劉禹錫那首略蘊滄桑的七絕來: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觀裡桃千樹,儘是劉郎去後栽。

物異人非,不復當年。昔日友朋,有彈冠相慶者,有門生遍天下者,有坐擁豪宅者,也有落寞寡合者。人各有運,各得其所,我無意也無權去物議臧否。只是,當有人問我,你不悔嗎?我很詫異發現自己情緒竟是波瀾不興,心境很淡地回了兩個字:絕不。

遺憾自然是有的,並且很深,不足為外人道。最痛者,是父母雙親在這段時間相繼離世,不孝子我未能奔喪萬里,扶棺哭靈,捧一抔之土,築室守墓。雙親生前之暮年,我亦未能敬茶送飯,侍奉湯藥。這是我身為人子最難釋懷之處。然兩老深明大義,多次捎來信息嚴厲阻我探視之妄念。彼情彼言,沒齒難忘。我只能叩首東拜,接領教誨,涕淚交流。

我自然明白詢問者之好意,因為的確有人曾直率地指我的選擇「不划算」。意謂你本有一個相當好的基地和位置,倘若不要過於執拗,就將如何如何,云云……。

我自問並非自命清高淡泊名利的化外之人,也不是無視身外之物不食人間煙火。既生為常人,七情六慾自然難於超脫,親情鄉情亦時時縈繞於懷。然而,沒有辦法的是,有些人倫的底線是絕然不可逾越的。我不能騙自己。我無法假裝沒有看見野戰軍在大街上濫殺無辜,還要仰人鼻息,假模假式地舉手擁護;或者製造一套理論說辭來安頓自己的良知,自欺欺人,換取靈魂的片刻安寧。

我更加無法割捨的,是靈魂的真正寧靜,是心靈無塵無埃無愧的坦蕩,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尊嚴、良知與自由。

我無法長久維繫一個分裂的人格,時時活在一幅面具背後,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我無法長久地被框定於欽定的「語言和語法」內,用一種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方式,撰寫一篇又一篇的裝腔作勢的「學術」論文和一部又一部言不由衷的「理論」專著,成為人見人愛不知所云的「學術權威」和「青年導師」,製造出一代又一代的學術垃圾。

我更無法忍受的,是無時無刻無處不在襲人耳目的謊言宣傳,那類小兒科式的愚民音像文字,鋪天蓋地而來,日日轟炸,使你無可逃遁於天地之間。那是對人的心靈和智力的雙重侮辱。

…………

簡言之,在我心中,雖然已經過去了十七年,但六四事件並未結束。它還沒有進入歷史,它還在等待正義。它甚至還未曾被事件發生國的人們公開談論,公開評判,甚至事件中死傷的確切人數至今還籠罩在沉沉黑幕之中。論及六四,很多人依然熱血沸騰,有些人依然諱莫如深。它依然是當代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因素,當代政治中的一根基本槓桿。它仍然在等待「最後的審判」。1989——仍舊是活著的現實。

質言之,只要六四事件還未獲得公正審判,只要正義未張,一黨壟斷未亡,我對那片紙醉金迷的「人間樂土」就了無興致。那不是我的故鄉。

據說,北京當局最近非常關心國人道德,欲在中國推行正確的「榮辱觀」,倡導「八榮八恥」。我只能直捷地說,免了吧,何須用如此複雜繁瑣難於記憶的字句。什麼是恥?六四,就是最大的恥,最大的罪。而六四的亡靈就是中國之榮。你們有了這一「榮辱觀」,就一通百通了。

中國老話云:知恥近乎勇。特此鄭重錄下,並轉贈中南海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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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又六四,多事之秋……

年年“六四”,今又“六四”。自1989至今,已经十九年了。

然而,今年不同凡响。2008,恰如1989,命定将以“多事之秋”彪炳史册:年初横扫南中国的特大雪灾,三月西藏僧侣的示威与被镇压,四月奥运火炬传递的抗议与反抗议,西方各国对北京当局的同声谴责,大陆反西方民族主义风潮之狂飙,四月底山东火车汽车惨烈相撞,最后,则是五月十二日撼动全球的汶川大地震。

目睹四川地震尸横遍野的照片,不由不令人想起十九年前血流漂杵的长安街。国人遭受的这两次刻骨铭心的劫难,是最近三十年中国之痛的巅峰。一为天灾人祸,一为暴政人祸,双管齐下,蹂躏中华。国人何辜,竟至遭此荼毒?

无可讳言,1989 2008的巨大创伤,是当代中国命运的缩影,是中国在历史转型历程中的巨大阵痛。而1989,虽然时距较远,但是由于它浓缩了百年中国人的基本诉求和命运、光荣与梦想,由于它预示了接踵而至的二十世纪的巨变——共产主义失败,由于它成为历史的转折路标,因而,承载了更为厚重的历史重量。

灾难的历史后果是复杂而多面向的。所谓“多难兴邦”,一厢情愿地简化和美化了巨灾大难的各各不同的历史后果,着眼于宣传效果,罔顾于历史事实,诚然有矫情之弊。

然而,特大的灾变及其前后的社会氛围,具有导引社会心理变迁的巨大功能,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 

人们不会忘记,在1989年百万民众抗议的神圣氛围中,北京出现了著名的“小偷罢偷”现象,当年学运中,我们看到,一个多月前还沉溺于考托福、忙出国、谈恋爱、打麻将的大学生们,当精神的天空风生水起时,同样是他们,却突然坠入悲情汹涌的政治抗争中,前后表现,判若云泥,直直令人跌破眼镜。

2008,人们记忆犹新,在汶川大地震中, “自发救灾,慈善捐款”的善行,风起云涌于日常麻木迟钝的普通国民中;而自我中心一代青年的悲天悯人情怀,也突然奇迹般涌现出来,在在令人刮目相看。

历史屡屡表明,人类在遭遇巨灾劫难或震撼性大事件时,会产生社会心理的骤然变迁,会出现价值体系的剧烈转换。至于变迁的具体方向,是正是负?是向上提升,还是向下坠落?则取决于当事者平日隐而不显的神秘的精神蕴藏。

人们注意到,在这样的特殊时刻,庸常的生活退隐了,而某种“崇高”性的心理体验翩然降临。一些平日斤斤计较无比看重的事物,此时不再重要;而往日素遭嘲弄的情感与精神体验,此时突然获得神圣的地位,不容亵渎。这是巅峰式的精神体验导致的精神洗涤与升华,笔者称之为“灾难的宗教性效应”。的确,大难中的精神升华,极其类似于宗教体验。因此,把“六四”事件看作现代中国的十字架,是有实实在在的精神理据的。事实上,六四之后,中国大地上像野火一样弥漫的宗教热,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该事件的属灵的回应,它孕育了一场伟大的宗教勃兴。

而这次空前惨烈的汶川大地震,难道不会酝酿一场普遍的宗教感悟?当然,多事之秋的2008,远未收场;历史大剧,尚未落幕。两个月之后,在首次作为东道主北京,奥运会即将鸣锣开张。在一场巨大的生命与精神的洗礼之后,在六四亡灵持续十九年的审视下,这张巨大的画幅,将展现出怎样一幅幅场景呢?北京政府,正在战战兢兢,发布种种空前严厉的禁忌措施。而历史之神,也正在睁大眼睛,俯瞰众生,翘首以盼。

十九年了,六四亡灵携带着未了的遗愿,在天国徘徊。如今,四川地震遇难者的魂灵,该与他们在天堂会面了吧?

佛说,众生平等。不过,死亡比生命更加平等。死亡比生命更加自由。既如此,让我们祝福他们,为他们献上未亡者的深深的祈祷。为中国,为人类,也为他们心中未了的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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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母亲——永垂青史的群体

 

若干年之后,让我们设想,当历史的审判终于降临,中国的六四血案终于昭雪,正义终于获得伸张,长安街的冤魂终于含笑瞑目于九泉,四海之内普天同庆之时,人们或许会问,在那些血雨腥风鸦雀无声的黑暗岁月里,在尘世间,谁是死不瞑目的、在天安门上空飘荡的冤魂的主要人间代言人?是谁在为那些亡灵夜夜祈祷,日日招魂?英灵们的遗恨遗愿,主要是通过谁的口中吐出的?

是她们,是那些亡灵的母亲们,是天安门母亲们。

一百多颗破碎的母亲的心,化成了人间血红的正义之旗,在血雨腥风中飞扬。它成了中国人良知的标杆,人类良知的标杆。

作为一群普通的母亲,她们本应享有人皆应有的天伦之乐;作为丧失子女的人母,她们本应赋有公开祭奠公开示痛哀悼子女的权利;作为死难者家属,她们当然有追索死亡真相查明罪责归属的责任,更有起诉杀人者的权利;作为孤苦伶仃的老年难属,她们无疑有获得国际国内人道援助的权利。

但是,所有她们应有的这一切,统统都被剥夺了,被残酷地剥夺了!这是怎样的一个国家,怎样一个丧尽天良的政府!

但是,她们没有气馁,没有绝望,没有退却。她们把对自己孩子的爱,扩展为对所有天安门孩子的爱,扩展为对所有天安门英灵的爱。面对无所不在铺天盖地的恐怖和恫吓,毅然摆脱了恐惧,她们在枪声余音犹存的夜晚,在孩子们倒下的地方,站起来:呕心沥血,记录罪行,见证死亡。在泪眼模糊之下,在老泪纵横之中,颤抖地写下了一个个带血的名字,记录下了一个个曾经欢蹦乱跳的灵魂。一天复一天,一月复一月,一年复一年……。就像被害的犹太人幸存者一样,不屈不挠,矢志一生,去追寻正义。况且,她们所处的环境不知比那些犹太人险恶多少倍!这是怎样的母爱,这是怎样的精神,这是怎样的勇气!

值此“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的时刻,在这人欲横流纸醉金迷的大陆,天安门母亲的行动,在重重地敲击着我们每个中国人的灵魂,迫使我们回首,迫使我们反省,迫使我们忏悔。

她们的行动,对讨回历史的正义,医疗民族的创伤,走出冤冤相报的历史循环,创建一个文明宽容的宪政民主体制,对于世界的和平,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有鉴于此,笔者以为,天安门母亲,作为人类正义、和平的勇敢守望者,作为永垂青史的划时代事件及人类苦难的见证人,作为人道与博爱的象征,是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原因无他,因为她们所做的一切,真切地呼应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基本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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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穿越代际   穿越左右   定义中国

 

“六四翻页共识”的神话

      北京的山寨版喉舌《环球日报》面对年轻留学生传薪六四精神的公开信,情急之下,慌不择言,曾经发明了一个八九一代学生已经“大多改变了观点”而达成了“把六四这一页翻过去”的所谓“共识”。 “妙论”既出,举世惊诧,嘲骂蜂起,里外不是人。随后不得不尴尬地把它悄悄删去,终致贻笑天下。

    看来,他们缺乏一种基本能力,即:区分“梦想”与“现实”的能力。

    当然,鉴于北京当局27年来一直视六四为洪水猛兽,对年轻一代精心制作了一套系统的“遗忘工程”,实行空前严厉的资讯监管,竭力抹去历史印痕。强制当代中国患上失忆症。清洗“新新人类”的头脑。造就一代代六四事件的绝缘体。这种惨淡经营,也不能说没有一点效果。在中国国内,一场狂涛席卷神州的运动,从表象看,似乎已成过眼云烟,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了。一些聪明剔透的“看破红尘”的人们,已经痛自懊恼,对自己年轻时的幼稚冲动深感脸红,各自忙于赚钱谋生去也。 “国家事,管他娘。”

    不必否认,北京这一遮蔽历史的黑幕政策取得了部分成功。

    一些不改初衷的不识时务者,门庭冷落,颇有点类似周树人九十年前,他的那首打油诗描摹了五四之后他那寂寥彷徨
之态。

    于是,一个《1984年》式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

    六四,是否已从中国历史上抹去,留下空白?六四传人,是否已经断代?

    

横亘几代国人心灵的六四

     不! ——这是来自苍穹的亡灵的声音,这是来自大地传薪者的声音。不久前,最年轻的一代中国学子啼声响起,划破天际。他们的否定性判决传进了那片浸透血泪的古老故土。这年轻的声音说:

    “我们是一群在国外深造的八零后、九零后。······三十年来这(中共)这支军队唯一的胜仗,竟然是在198964日血洗北京街头!······这是一个屠夫的政权,六四的枪声已经消解了他们全部的合法性,他们在六四之后的政绩已经不重要。我们不指望中共平反——刽子手不配为受害人平反,但是屠夫必须受到审判。在正义得到声张之前,在迫害持续的情况下,遗忘是对历史的不忠、宽恕是逝者的不义。”

    向前追溯,我们听到七零后的学子十年前也发出类似先声:

    “在我们心中,她们(天安门母亲)不仅是死难者的母亲。她们也是天安门前整整一代人的母亲,是在六四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知识份子的母亲。是这个在政治罪孽中沉沦的民族的母亲。我们愿意在此庄重的宣称——我们是每一位“天安门母亲”的儿子。我们为自己曾经的沉默和袖手而羞愧,我们愿以眼泪、笔墨、肉身和良知,永不停歇的抗议这个政府对每一位母亲的摧残。”这是七零后的知识者的庄严声明。

    又向前溯,“八九一代人”也在十年前郑重宣言:

    “无论是解放还是自救,我们呼吁必须从那个早晨重新开始,“返回六四”应该成为中国公共政治真正的起点。···我们,八九一代人,亲历了死亡,选择了死亡。生存还是死亡,仍然是一个问题。”宣言的发起者与签署这,就包括目前人在狱中浦志强、于世文、陈云飞······等一批参与运动的“八九一代人”(以六零后群体为主)的宣言。

    

    再行追溯,我们听到六四亡灵的至亲——“天安门母亲”不弃不舍的年年诉求:

    “在以往漫长的二十年里,即从上个世纪1995年起,我们这群“六四”惨案的受难者和受难亲属,每年都要秉笔直书,致函“两代会”及国家领导人,声明八九天安门流血惨案,不是政府行为的失当,而是政府对人民的犯罪。我们要求公开、公正地解决“六四”问题,要求就“六四”遗留问题与政府方面协商、对话。为此我们提出三项诉求:重新调查“六四”事件,公布死者名单和死者人数;就每一位死者向其家属作出个案交待,依法给予赔偿;对“六四”惨案立案侦查,追究责任者刑责。这三项概括起来,就是“真相、赔偿、问责”六个字。”

    

    这些交相回响的声音,飘拂翱翔在历史性的各代上空,声气相求,代代呼应。从九零后这一代开始,一代一代向上回溯,一直上溯到天安门母亲一代:六四,已经穿越了代际,跨越了代沟。作为一种神圣性的资源,她已经横贯于中国几代人的精神天空。

    

这些穿越代际的无畏声音,澄明了一个自然律: 恐惧感,并非先天的生物性遗传特征。而良知与正义感,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本能。

 

屠城利益集团日益空虚化

         人或会说,在资讯封锁下,这些发声者人数甚少,难有作为。

    然而,诉诸历史,精神传承者的数量从来寥落。但是,人数的多寡并非决定性的。一与零的差异,十万与零的差异,实质上是一样的差异。在精神传承史的意义上,这里的一与十万,本质上是相同的。正如千年暗室中,点燃一支蜡烛,瞬间圣光满室。当暗潮蓄积已久,网路洞开一穴,信号将如出闸之马,以几何级数传播,山不能挡,水不能淹,海不能阻。一旦价值能公开传布,它将以其内在的精神魅力普照四方,认同和追随者将八面来朝,一泻千里,汹涌于途。

    如今,我们已经来到关键的时刻,那个大写的审判日正迎面向中国走来。

    暗流涌动,地火奔突,万籁俱寂,万象汇聚。有心人注意到:

    与六四生死利害直接相关的最主要责任者和利益集团大都已经坠入地狱。

    六四主要责任者之一——李鹏,无论其肉身是生是死,在政治上已经死亡;而其家人亦已陷入危厄困局,阴影正在迫近。

    六四主要获益者江氏集团,自薄、徐、周被抛出后,正挣扎于中共内部上层的权力生死搏斗中。六四这张牌,已经不握在他们手中,恰恰成了他们身上日益沉重的负资产。

    习近平,不久前有流传于网上的关于六四的所谓内部谈话,世人莫辨真伪,假作真时真亦假。然无论其真假,在网络空间出现这样一份讲话,并迅速流泻出来,本身定然是政治操作的结果。人们未知操作者何人。但就利弊分析而言,这一操作为习在未来最关键变局时刻扩张了其政治可能性空间。

    即便是邓家后人,也在竭力为其撇清其历史责任,试图使其责任分散化平均化。

    几乎所有权势者对六四都取“避之唯恐不及”的姿态。中共内部,已经找不到任何人愿意为此承担责任了。

    然而,历史无法湮灭。六四责任者在历史上的定位——屠夫与懦夫——业已铸定。

    ············

    要言之,维护六四屠城直接利益的那个高层集团,已经日益空虚化。

    明里暗里,国内国外,中共官员以各种方式,纷纷与六四脱钩。

    六四,虽因政治而起,但它已经超越了政治:攸关文明与野蛮,攸关人道与反人类,攸关人与非人。在人类历史上,像六四这样——是非彰显,正义与非正义确定,黑白分明——的类似事件是相当罕见的。

    因而,六四,不仅穿越了代际,也穿越了一般的政治派系。

    平日五花八门的政治观点与派别,在竞争白热化的关节点,在政治博弈逻辑的支配下,将迅速极化,将向两个极点靠拢,划分为两大板块。在转型关键时刻,政治派别势必将重组,将趋于简明化、清晰化。

    笔者判断:对六四的态度,将来必定会成为两大板块划分的基准线。

    而两大板块的平衡业已打破,重心正日益向反屠城派倾斜。

    实际上,早在几年前,不仅是自由派上穷碧落追索历史真相与责任,也有其他派别的代表人物,如新左翼汪晖,在一篇长文中,也试图把八九运动注册为左派的商标,把它纳入左派的话语系统。这是颇为意味深长的一桩现象。甚至肆无忌惮粗话满嘴的左撇子孔庆东,也不敢姿意亵渎天安门亡灵,也不得不在视频中对天安门运动表达某种敬意······。诸象种种,恐怕是一个清晰的端倪,预示着无论当局愿意不愿意,无论当局用多少努力来封锁,六四,不可抗拒地,势将作为现代中国的一项公共精神遗产,而进入中国绵长的历史。

    这就是说:基准线的左侧,已经日益萎缩,日益空虚化;而基准线的右侧,力量日益张大,信念日益坚固。

    荫庇六四责任者们的大树正在枯萎,落叶飘零。树将倒而猢狲散。猢狲们纷纷与当年事件撇清干系。

    在时间点上,已经成熟。六四,已成长为一个最大公约数。六四,已升华为中国的神圣性符号。

    

中国的走向,将由六四定义

     潜流已经涌动。钟声即将响起。审判终会降临。六四亡灵将成为中国精神的守护神,天安门事件将为未来中国的导航定位。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到今天,几乎已经没有人会怀疑这一前景了。

    是与日益空虚化的屠夫利益集团绑在一起,充当其殉葬品,还是一举断其链条,扔掉负资产,浴火重生,一通而百通?历史性抉择的时刻,很快将降临到中共各派面前。死守血案之既得利益者,最终将演变为国人公敌,在政治竞争中兵败如山倒。当断不断,必受其乱;一失足将成千古恨,一回头已是百年身。何去何从,中南海衮衮诸公,其三思之。

    历史的审判无法逃避。中国共产党无法绕过这血腥的历史一页。只有直面历史,诉诸对责任者的公正审判,才是避免灭亡和自我更新的唯一机会。在最后审判之日,中国几代人的声音将凝结为一份公诉书,清偿六四血案责任者应付的代价。讨回历史的正义,医疗民族的创伤,走出冤冤相报的历史回圈,创建一个文明宽容的宪政民主体制,实现中国的真正复兴。这才是天下归心的“中国梦”。

    没有审判,就没有正义;没有正义,就没有中兴。天下没有白流的鲜血。

    二十六年过去了,六四已经进入我们民族的深层记忆之中。它为这个民族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六四,作为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命运及价值取向的象征符号,已经永恒地隽刻在了中国的历史上,人类的历史上。

    自从六四那天的枪声响过之后,共产主义就在中国死亡了。中国不复是原来的那个中国了。我们都是六四之子。中国人都是六四之子。在今日中国这个礼崩乐坏、丧失仁义、精神溃败的土地上,只有六四亡灵,才能成为中国人精神的最后救赎。她将为中国输入道德感,输入宗教感,输入神圣性的资源,拯救堕落已久的中国精神,使之升华为真正的神州。

在这个意义上,六四将定义中国——一个浴火重生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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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Friday, June 3, 2016
关键词: 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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