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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教会与圣洁国家——王志勇《中国改革与清教徒精神》序
作者:余杰

新教入华两百年之后,上帝兴起了王志勇牧师、王怡长老等一批中国教会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型的传道人。他们在皈依基督教和全职侍奉之前,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王志勇和王怡都有相似的法学背景),而且是关注当下社会议题的公共知识分子。当他们成为教会的牧者之后,并未放弃公共知识分子之身份。他们与那些清教徒时代的牧师很近似:是牧者,又是思想者和写作者,是所生活的时代的最敏感的心灵和最敏锐的大脑。他们的出现,是上帝对华人教会的祝福。

在繁忙的牧会工作之余,王志勇牧师勤于笔耕,《中国改革与清教徒精神》一书,是他从数百万字的著述中精选的一本文集。其中,既有披心沥胆的个人见证,也有闪电雷鸣般的神学思辨;既有对中国家庭教会的深切反思,也有对中共当局的宗教政策及意识形态“以爱心说诚实话”的尖锐批评。该书的一个如草蛇灰线般的思想脉络是:当中国的改革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许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纷纷哀叹“改革已死”之际,中国的希望在哪里?如果将清教徒的精神和传统引入今天的中国,有没有可能出现“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崭新格局?而王志勇所憧憬的未来的神州,乃是“自由教会”与“圣洁国家”的结合。

 

 

从伯尔曼而来的思想激荡:律法与福音的平衡

 

学者、自由传道人范学德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当向基督徒传福音。为什么要向基督徒传福音呢——基督徒已经听到并接受了福音,传福音的重点难道不该是“未得之民”吗?其实,范学德说得很有道理:很多人都自称信基督教,但信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基督教,却迷迷糊糊、未曾深究。这样,信仰便成了构筑在沙滩上的城堡,根本经不起风吹雨打。所以,即便是一些信主很久的基督徒,也当严肃地思考:我的信仰的根基究竟是什么?

王志勇在回顾自己的心路历程时说:“我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和印度教转化过来,信主之后又经历了灵恩派教会和一般福音派教会的冲击和困扰,因此格外想知道到底何谓真正的基督教,到底基督教和世界的关系是什么。”在其“归正”的过程中,有四个人帮他认识到基督教的精义,以及律法与福音的关系,即:伯尔曼、朋霍费尔、加尔文及凯波尔。

后三者早已为爱思考的基督徒及知识界所熟知,而伯尔曼的名声至今仍然局限于法学领域。其实,伯尔曼不仅是杰出的法学家,也是神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是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密化的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界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师。二零零七年,伯尔曼以八十九岁之高龄去世时,哈佛大学在其悼词中指出:在将近六十年的教学研究生涯中,伯尔曼教授著作等身,为他赢得最高学术声誉的是《法律和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其他重要著作还有《信念与秩序:法律和宗教的谐调》、《法律与第二次革命:新教改革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冲击》等。伯尔曼教授这一代学人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是对西方文明的整体忧患,也是对世界文明的一种忧患。

在思想史的线索上,伯尔曼是德国社会学巨匠马克斯•韦伯的精神传人,《法律与革命》也堪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姊妹篇。一九二零年,经历了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韦伯,带着忧世伤生的心情离开人世,却也避免了亲眼目睹纳粹的兴起及更为酷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韦伯已经预感到人类理性的膨胀将带来“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可怕后果。在韦伯去世时只有两岁的伯尔曼,相继经历了二战、冷战和反恐战争,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的此起彼伏,他也眼睁睁地看到西方文明的支离破碎和基督信仰的边缘化,并激发出以学术济时、济世的万丈雄心。

摆在伯尔曼面前的难题是:能否找到克服理性化以至僵化的方法?正如法学家萧瀚所说,伯尔曼在韦伯所谓的世界祛魅之路上踽踽独行,他清晰地看到古代传统的延续,想到古代传统在现代的可能再生,以及因此而对理性化负面的可能抗拒。他从中世纪的教会法、民间法、习惯法以及商法中,寻找软化当代世界僵硬的官僚化统治的法门。他尤其从宗教信仰及其仪式中寻找法的神圣渊源,以及支撑它的心灵根基。作为一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萧瀚对伯尔曼的理解已经走到了最远的地方。确实,伯尔曼与薛华一样,都是这个有病的时代的良医:薛华的《前车可鉴》就如同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的一个通俗化的版本。

但对于神学家王志勇来说,这只是一个起点。基督信仰不仅是拯救沉沦的法律与政治的灵药,更是人类生命和生存的本质。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当中,法律被理解成上帝之爱的一个方面,上帝被认为是慈爱和公正的,是仁慈的法官、充满爱心的立法者。伯尔曼坚持说:“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言。”他指出,西方文明的巨大危机就是律法丧失其神圣性而沦落为尘世中的一种工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由此,王志勇豁然开朗:在纯正的基督信仰中,必须有律法与福音之平衡,也就是公义与爱之平衡。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和故意地忽略另一方面,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也正是华人教会乃至全球教会共同面临的首要问题,王志勇高屋建瓴地指出:“律法的世俗化,宗教的私有化,使得律法成为阴谋家公器私用、肆行暴政的工具,宗教成为假冒伪善的人粉饰自己、逃避现实的面具。因此,西方文化要得以复兴,中国社会和教会要想得到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真正精粹,就必须回到圣经中所启示的律法与福音平衡之道。”

 

 

中国家庭教会之自我反省

 

九十年代以来,王志勇先是在中国家庭教会中担任牧者多年,后远赴美国加尔文神学院研读改革宗神学,并在多个北美的华人教会中担任过牧者。近年来,他坚持每年都回国宣教一段时间,致力于培训中国各地家庭教会的同工。他是少有的对欧美主流教会和海内外华人教会都有深入参与和观察的学者型牧者。他敢于为国内发生的多起宗教迫害案件发声,也敢于对中国家庭教会自身的弱点和缺陷提出批评与反省——在很多时刻,后者甚至更为艰难,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在教会中根深蒂固。而西方教会和媒体对中国教会的关注和报道,焦点大都集中在宗教信仰不自由这一议题上,甚少披露和探究中国教会内在的问题。

王志勇指出,在家庭教会内部存在三个严重问题:首先是家长制传统的残余。在教会治理上,大部分家庭教会缺乏合乎圣经的管理教会的规章和制度,一些年长者或有权势者凭借资历和地位把持教会,教会像社会上一样论资排辈、趋炎附势。因此,家庭教会必须注重教会治理,考察圣经和历代教会的传统,制定信条和宪章。其次是民间野心家的危险。就基督教发展的方向而言,国内有些宗派颇似民间秘密会社,很容易被洪秀全式的民间野心家利用,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当然,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并不是任何教会,乃是执政党本身的腐败。要防范民间野心家,最好的方法就是施行宪政,确保公民自由和社会公正,根除孳生野心家的杂草。第三,宗教巫术化的倾向。就基督教的教义和生活而言,最令人担心的是把基督教巫术化的倾向。中国文化向来以功利为导向,很多人拜上帝如拜菩萨,家中并排挂着耶稣像和毛泽东像。对此,必须宣讲纯正教义,筛出那些“吃教”的稗子。

每个人都是罪人,由罪人组成的教会自然不可能是完美无瑕的组织。如果缺乏反省的维度,个人就无法有任何进步,教会也只能陷入困顿状态。忠言逆耳,良药苦口,真正对中国教会的未来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基督徒,应当重视王志勇的这些洞见。

 

 

宗教自由与中国的宪政转型

 

“改革”一词,是毛时代之后三十余年来中国社会的“关键词”。在“中国改革”与“改革宗神学”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中国的改革延至今日,在人看来,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盘根错节,已然难于上青天;但在上帝眼中,中国却如同一个小小的棋盘,只需要将其中的一枚棋子轻轻一拨,就会全盘皆活。对于上帝宏大的计划,我们如瞎子摸象一样,只能触摸到一小部分。不过,即便是触摸到这一小部分,也足以让我们无比兴奋与深受激励。

进而言之,“改革”一词,已经无法涵盖中国社会的变局,与其说“改革”,不如说“宪政转型”。那么,宗教自由与中国的宪政转型之关系,便凸显出来。王怡在《宗教自由与中国的宪政转型•前言》中写道:“新教的家庭教会和天主教的地下教会,在数十年的政治迫害中,甘愿付出生命代价去坚持的,是在中国以往的文化和历史中,从来不曾排在比较靠前的一个议题。那就是政教分立,国家权力不能及于一个人的内心。换言之,因为对上帝的信仰,基督徒在世俗政治的层面,必然成为极权体制的天生反对者。因为他们拒绝国家的主权是至高的,拒绝国家权力可以掌管灵魂的事务。尽管他们在行为上强调顺服,但在内心,他们比中国社会的任何其他人群,都更加是不妥协的‘不从国教者’。如果看到中共政体的本质是一种现代的‘政教合一’,那么基督教在中国五十年来的存在,实在构成了政治意义上的自由秩序在中国生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在以后,这一‘不从国教者’的自由秩序,将对国家学说构成更明显的压力与挑战。”如果用王志勇的话来说就是,必须先有“自由的教会”,才会有“圣洁的国家”。而自由何以能成为至高的价值呢?法国政治学家菲利普•内莫在《教会法与神圣帝国的兴衰》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圣经认为尘世权力本质上可鄙的观念,尤其促使了在西方具有至高价值的自由的出现。”

    这也是王志勇在这本文集中重点讨论的话题。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国家的理念输入中国,中国传统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如同古代修筑城墙使用的米浆;而黑格尔的“绝对国家”和马克思的“阶级专政”的人本理念,则如同现代修筑摩天大厦的水泥,两者一结合,国家主义成为一道紧箍咒,由此构筑出一个亘古未有、举世罕见的极权主义的堡垒。那么,什么法宝才能瓦解此座压在中国人头上的“大山”呢?

这个法宝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王志勇指出:“对政治和律法问题的强调是圣经启示的重点,是先知传统的重点,也是改革宗神学的强项。”若纵观整个美国历史进程,纽布斯甚至强调:“宗教是美国民主制度中首要的政治组织。”基督教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始终发挥着主导性的地位和作用。这乃是荷兰改革宗神学的精髓,也是十七世纪清教徒神学的精髓。然后,王志勇将眼光回转到中国:“那些非法地占有公共权力、施行暴政的人,那些对专制暴政的鹰犬们,那些被暴政吓破了胆的人,总是想把基督教排斥在政治生活领域之外。但是,我们要明确地说,任何人都具有政治性,任何教会都具有政治性,任何牧师的讲道都具有政治性,关键是我们的政治性是不是先求上帝的国度和公义。”他接着论述说,政治性的因素使得改革宗神学具有崇高的“天下为公”的情怀,这正是耶稣基督登山宝训中所强调的大公精神。这种大公精神让基督徒有规有矩,明辨是非,对于上帝的旨意具有坚定不移的确信,在社会变革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这种大公精神也是自由与人权的最强有力的捍卫者,以及对专制、极权、暴政的最强有力的瓦解力量。

王志勇牧师的《中国改革与清教徒精神》是一本勇敢者写的鼓励基督徒更有勇气的书。与真理同在,基督徒无所畏惧。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Monday, January 30, 2012
关键词: 自由教会 王志勇 中国改革与清教徒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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