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ltur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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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何在英国大学教《文革后的中国文学》?
作者:李如茹
作者李如茹
 

50年前发表的“5-16通知”把全中国引向了十年动乱之中。这段历史造就了我、与我同时代的人,乃至当今中国。我想,每一个在那个时代长大的人都没有也不会忘记那十年,只是出于各种原因,很多人不愿意或者不能去思考那些日子罢了。

自从1988年以来,我就成了英国利兹大学的教书匠,一边跟随Martin Banham教授攻读莎士比亚;一边向Don Rimmington教授学习怎么教汉语。于是我有机会把我的思考注入在我教的课程中,并且把它们传达给对于文化大革命毫无了解的英国青年学生。

我教《文革后的中国文学》

利兹大学“中国学”的学生都是从bābábǎbà、一笔一划写汉字开始学习中文的。要让他们阅读我为《文革后的中国文学》选择的小说,这对于只学过三年、最多三年半的西洋学生来说实在不容易,然而,凡是修这门课的学生都深深投入了这门被我称为“谈虎色变”的极为困难的课程。

因为文化大革命对于学习“中国学”学位的学生是重要的,这不仅因为我自己是在文革中长大的(1966年我14岁,初中2年级),更重要的是那些制定了今天很多政策或者导致了很多社会弊病的人、乃至目前在大陆举足轻重的很多政治、文化和科技人士都与文化大革命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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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作者童年时代与母亲李玉茹合影

采用了将近20篇不同作品以后,我锁定了以下三篇小说:《班主任》(刘心武)、《啊》(冯骥才)和《高原的风》(王蒙)。

首先,这三篇小说非常具体、形象地展示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飞速发展。如果说《班主任》由于写得很早,作者的笔不由自主地透着文革式语言的味道,那么短短几年以后发表的《啊》以及《高原的风》就凸显出截然不同的形态与风格。《啊》从写实的角度把学生带入了那“触及灵魂”、令人心惊胆战、颠倒是非黑白的文革时代;而《高原的风》则采用了类似“意识流”的新写作手法,在1986年就把作者感受到、刚刚开始的经济改革给予人们的冲击呈现给了读者。 这三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中国知识分子,这是一群在二十世纪饱受各种经验的人群,这些人的命运真实地表现了50年代以来种种政治运动以及大起大落的千变万化,栩栩如生。

然而,究竟怎样帮助这些21岁左右的生活在英国、大部分成长于优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中的青年进入这三篇作品的“此时此地”的环境中去是非常困难的。什么叫作“触及灵魂”?精神还是肉体?《啊》中的主人公吴仲义在饱受蹂躏以后,当他听说自己被宣布“解放”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时,小说这样描写道:

这时,所革委会郝主任走上前,给他〔吴仲义〕胸前别上一枚镀铜的像章,赠给他一套《毛泽东选集》。居然还同他握握手。他心里猛地热浪一翻,突然伸起胳膊,放声呼喊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他整个身子跟着口号声向上一蹿,两只脚好象离开了地面似的,满脸都是激动的泪水。

我常常问学生,这是吴仲义的真实表现还是他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在假装?如果说是他的“真实表现”,他又为什么、怎么会这样表现的?难道他完全忘记了自己刚刚经历过的所有身心的折磨吗? 第三篇小说《高原的风》中有一位在80年代初面临改革、各种新思想冲击,感到“失重”了的50岁左右的优秀教师宋朝义。这个人物被自己全心全意投入了几十年“身”、“心” 改造搞糊涂了。而我的学生们不由得会问:“为什么在中国的50年代,说话口齿清楚、思维逻辑清晰被认为是不好的?这又和资产阶级、剥削阶级有什么关系?”

确实,怎样才能让我们的学生真正理解这种扭曲的人性?我教书,我选择这三篇小说,因为我被它们感动,我的个人经历与小说在起共鸣。我想,“我”应该成为一座架在英国青年和文革后中国文学的桥梁。

自己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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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1972年:大约是文革中比较宽松的年代,母亲已经“被解放了”,姐姐李莉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而作者本人也离开了淮北农村,成为南京空军“五七干校”制药厂的工人,并开始在干校宣传队演出样板戏

其实,我的经历没有太特别,但是却帮助我教书,我的故事使得英国学生明白他们读的小说都建立在社会真实之上,“中国学”学位的目的就是探究导致中国光怪陆离现象的根源。

我的母亲是京剧演员李玉茹,在文革中是当然的“牛鬼蛇神”。我最初十分相信妈妈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资产阶级艺术权威,下定决心要和她划清界限,全身心投入到红卫兵和党中央的革命怀抱中去。然而,作为“狗崽子”,我们被排除在“革命”之外。

我所就读的上海市第二女子中学是当年市重点学校,班级52个同学中只有三个是“出身不好的”,另两位分别是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女儿。共产党闹革命追求的是平等,最终的共产主义是世界大同,然而文革却成为“等级制度”最最森严的时刻。我们班的同学被分为“红五类”(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子弟,她们是红卫兵,坐在教室的课桌上,普通出身的同学坐在椅子上,而我们三个人只被允许坐在地上,天天去学校,向全班同学宣读“黑家庭”给我们带来的阶级烙印。这种等级观念以及“上对下”的蹂躏不正是《班主任》的作者刘心武所抨击的现象吗?这当然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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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1970年,李如茹特地从苏北农村赶回上海送朋友去淮北插队,穿上他们发的棉大衣和棉帽子“假装一下”

很快,我的妈妈就不准回家了,关在“牛棚”里,被“隔离审查”。那时候我的姐姐是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学生,在北京。我们家的保姆当然不可以再用了,她被赶走了。于是家里就剩下我自己,14岁。

我曾经是一个娇宝宝,家里连火柴都不许我划,确实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现在我得自己学会铺床、洗衣服、买菜并且做饭。幸好,京剧院有一户人家与“造反派”沾亲沾故,随着“抢房子”的风,住进了我们家。我不愿意让他们知道我不会划火柴,于是,每天等他们先做饭,这样我可以用纸引火、来点着煤气。

我妈妈工资从近300减到95元一个月,付掉40元的房租以后,妈妈、姐姐和我的生活费就只剩下55元。我每个月去取工资时可以见到我妈妈一次,但是必须得到京剧院红卫兵的允许,我好像与他们大吵过几次。我留给妈妈20元生活费,因为她抽烟,一天要抽将近两包,而最便宜的飞马牌香烟好像都要1角7分一包呢。我给姐姐寄18元,于是我就只有17元了,除去煤、电与水费,真正可以让我吃饭的钱是8-9元。

我那时候很喜欢夏天,因为不必早开灯,也喜欢用西红柿、雪里红和土豆丝烧汤,烧一锅,可以吃很多天。夏天,饭食容易馊(家里曾经拥有的冰箱被封掉,不准使用,其实就算可以使用,我也付不起电费!),生活让我懂得,只要经常烧滚食物,就在大热天也还可以保存两三天的,9元钱的生活费教会了我怎么勤俭过日子。

那时生活中有很多令人恐惧的事情,与冯骥才《啊》中描写得几乎一样。我想对于那时是14岁的我影响最大的是三件事吧。

王老师和管同学

我们学校有一位生物老师,姓王,她的儿子管XX是我小学同班同学,同窗整整5年。管同学从来都是班上的第一名,但是考中学的时候令我们大家吃惊,他并没有被市或者区重点学校录取,而进入了一个相当差的学校。后来同学们中间流传,他落榜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他的父亲曾经是国民党军队的“班长”(也可能是排长吧),因此是反革命,在青海劳改。他们家兄弟姐妹很多,住在一个老式洋房的汽车间改建的屋子里。

1966年夏天的一个上午,我一到学校就觉得气氛异常,后来听说王老师在女厕所上吊自杀了。学校有大字报贴出来,说她是国民党的三青团员,“死有余辜”。我喜欢这位老师,倒不是因为他是管同学的妈妈,而是她有一副标准的“人民教师”的模样,短发、戴眼镜,说话总是轻轻的,很安静,但是她有本事把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女孩子带入最无趣的“草履虫”的世界中去。

渐渐,听到了更多关于她自杀的事情。除了在学校“挨斗”以外,回到家里,管同学带着弟妹也批判她。自杀前的那个晚上,管同学和弟弟妹妹把他们写的批判王老师的大字报糊在了妈妈床上面的天花板上,显然,他们要使批判完完全全地进入到这位“反党分子”的灵魂中去,在睡梦中都必须牢记。

1968年我去苏北农村插队落户,听说管同学分在上海益民糖果厂当工人,他是家里唯一可以挣钱养活弟弟妹妹的人。1969年上海文化广场大火,火灾之后,我在报纸上看见管同学的事迹介绍,他被称为烈士,为了抢救那幅著名的“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他抱着巨幅画像从高楼跳了下来,无论他还是画像当然都“碎”了,但是我的同学完成了他向世人、向党的证明:他是一个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优秀革命青年,虽然他属于文革中黑色家庭出身的“狗崽子”!管同学的牺牲让我懂得他为什么带着弟妹给妈妈王老师贴大字报,也深深理解他为什么跳楼。这个故事帮助我的学生明白小说《啊》所描写的人物关系:那道不清、说不明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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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1980年,温州。曹禺在为妻子李玉茹拍照,殊不知他们二人成为另一位摄影者的“捕获物”。

我的外祖母

还是1966年,9月初的一天,北京西城区纠察队六个梳着小短辫儿的红卫兵突然出现在我们家。她们宣布我在北京的外祖母李毓秀于8月31日死了。“骨灰呢?”我的母亲轻轻地问。“要那干吗?一个老历史反革命!”红卫兵一句话就使得我们这些后代无法再问下去了。这些红卫兵在我们家吃住了一个星期,想抄家,但是封条贴着,只得作罢。京剧院文革工作小组警告我妈妈,如果这六个革命小将有个差池,拿她是问。两三天以后,其中一个女孩子渐渐说出了点我外祖母去世的实情。

八·一八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当天,首都进入“破四旧”高潮。有人想砸我外婆居住的于抚院17号李家门口的两个小石狮子(这座四合院是她的私产),李毓秀出去阻拦,这一下,招致二十多个红卫兵进驻了十几天。李毓秀是满清格格的身份被揭露,她的女儿(即我的妈妈李玉茹)作为京剧名角儿在1949年以前唱戏挣千挣万也作为罪状被捅出来了。当年吞没了李毓秀东西、又带着国民党士兵抢她的人的后代此时趁机过来来报复,因为他们认为是李家告的状才使他们父亲被捕入狱的。

红卫兵掘地三尺,还真发现了不少钱包括外币和金银首饰。住在于抚院的十几天里,红卫兵用皮带头和棍子抽打李毓秀,还踢她,逼她供出藏东西的地方,李毓秀先是用绝食表示抗议,后来要求喝一点水,但是不给。最后,红卫兵还逼迫我的大姨打她的母亲……听到这些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第一次每天24小时和红卫兵在一起,看着她们的霸气、令人发指的野蛮,我感到我再也不想作什么红卫兵了。中国人说,人之初,性本善,他们的恶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至今不知外祖母的尸骨在哪里,只能为她建了一个空空的墓穴,放了她的一张照片,逢年过节我们可以去祭奠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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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1977年,作者母亲李玉茹和童芷苓,两只文革中的“老牛”曾经共同倍受折磨

“我要活着……”

第三件事情发生在1966年底吧。有一天,被隔离审查的妈妈得到允许回来拿衣服,我看她她走路异常困难,猜想她又被红卫兵折磨过了。文艺界的小将,大约练过功的关系,手重、脚重,会打人,善于踢人,知道哪里是要害,哪里最痛。我母亲和另一名著名演员童芷苓被他们扒下裤子打,打到无法走路的程度,这是何等的人生侮辱。

这天她神情恍惚,然后突然非常严肃地告诉我,有很重要的事要与我商量。她说,沪剧团的一个演员被打死了,送到京剧院来,作了个假上吊的现场,然后红卫兵把所有的牛鬼蛇神召集起来在尸体面前训话。我妈妈想到了被打死的外祖母。她接着说,自从京剧院金素雯夫妇和言慧珠自杀后,她一直想死,但是母亲的责任拦住了她。今天的事情使她无法再忍受,与其被人打死,不如自己结束生命。但是她放心不下孩子。

于是,她劝我:“我们不像言妈妈那样,上吊太痛了。我攒了安眠药,再打开煤气,我抱着你,跟你小时候一样,很快你就再也不会吃苦了。”这些话使我怕极了,我坚决不肯,哭喊我要活着,我还没有好好见过这个世界呢。我这个14岁异常怕死的小孩就这样救下了两条命,使得我母亲在文革以后获得了她一生向往的爱情,她与继父曹禺的结合为两位老人带来很多幸福,她也为京剧留下很多著作。同时,也使得我今天可以写下这篇文字,并且在28年中,在英国教出了一千多名学习中国学的学生。

我1968年年底去苏北插队落户,后来又转往淮北农村,文革十年,我当农民、工人,是安徽省话剧团的学员和演员,总之,离开家整整10年,直到高考制度恢复以后,我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才又回到家乡。

梦魇十年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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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十年文革,影响了中国几代人。

必须指出,我不见得比其他“出身不好”的人的命运更坏,很多人比我悲惨得多,他们家破人亡,被打入社会最底层,一直没有翻过身来。除了最初的“破四旧”、全国动乱之外,1968年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及后来的“回城风”又导致多少家庭妻离子散,造成多少后来的社会问题。所有这一切都和今天的中国紧密相关,无论中国人,还是想和中国发生联系的(即便那些只想在中国赚钱的)非华人的人,都必须了解文化大革命,否则,不可能懂得中国社会,当然也不可能真正成功。

我当然希望,我从来没有度过这梦魇的十年,我的身体一定会比现在好,我也更希望自己比现在年轻10岁,那样,我可以做更多、更加美好的事情!然而,时钟并不能倒拨,同时,我也常常扪心自问:没有这十年,我会不会成为现在这样的一个我?

我热爱生活、尊重文化,尊重人、热爱人、也能够体谅他人的处境,我“粗糙”、肯吃苦,并且顶真,做事总是“如履薄冰”、兢兢业业或者“苛求”(有时不免令人不耐烦),我想,如此种种我的特质(优点或者缺点)都来自文革十年的遭遇,正是经历了所有那一切构成了“我”。

我一直以我的方式纪念着中国当代那一段特殊、重要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教《文革后的中国文学》。我向英国学生讲授中国,希望让更多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了解曾经发生了什么,也希望引起更多的深思,十年梦魇的根源究竟在哪里?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生活和思想?

 
—— 原载: BBC中文网
本站刊登日期: Monday, June 6,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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