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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震的政治余震
作者:夏明

在四川汶川大地震一周年之际,纪录片《劫后天府泪纵横》在美国HBO频道和影院上映。这可算是我与几位电影艺术家和一位大学同事给震区死去的孩子们献上的一束鲜花,和向他们勇敢地追求公正的父母献上的一册影集。

 

在制片的过程中,HBO的执行制片人定下了英文片名,直译为“中国的非自然灾害:四川的眼泪”。如何配上一个优美的中国化的片名而又不失英文片名的意思?要找到灵感倒是花费了我好几天去苦思冥想。作为四川成都人,我总想让这部影片散发出浓郁的川味。久居成都的唐朝大诗人杜甫的忧伤悲愤诗句自然成为我的寻宝之处。在《羌村三首》中,杜甫描述了战乱给乡村百姓带来的深重苦难:“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当我想到素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川西平原,想到那里的乡亲起先遭受天灾的打击,而后又有人祸的摧残,最后又有政疴的折磨,只能用一个“劫”字来概述。一个沉郁、忧伤、悲愤的诗句就产生了:“劫后天府泪纵横”。我马上征求我的复旦学长、又一位四川老乡陈奎德博士的意见,并拜托他给影片题写中文片名。让我略感欣慰的是,尽管许多中国国内观众还无法马上看到该片,但他们已经看到了影片的广告,似乎也认同了影片的片名 (见该片广告画)。

 

 像所有人(中国人和外国人)一样,我对四川汶川大地震的第一反应是, 我的家乡遭受了天灾。在大自然的淫威下,我们所有的人,不分种族、国籍、党派和社会地位,都感到了同样的脆弱和伤害。在人性的基本层面上,我们更能相互同情和精诚团结。全球的及时关注和慷慨捐助都是被同一个因素驱动:最基本的人性必然让人类有基本的人文关怀。

 

作为四川人,尔后我与《劫后天府泪纵横》的摄制组一起回到了震区,我看到了天灾造就的废墟下掩藏的人祸因素。如果每一个环节的工作都做到了位,成千上万所学校可以不倒。比如,学校是以抗御七级地震的建筑标准修建的。这样的标准显然无法抵御八级的汶川大地震。考虑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国情,诸如此类的历史落后性是不能怪在任何个人、任何政府和任何政党头上的。但是,一位位于震区并亲自考察了震区的城建学院院长告诉我,如果建筑施工认真执行了旧有的落后的规范,成千上万的学校仍然会被结构性地破坏,但完全的坍塌是可以避免的。几秒钟之内几层校舍全面坍塌,没有给学生留下任何逃生的时间和机会;坍塌的校舍和教室没有大梁和圈梁的支撑,钢筋不足的预制板碎裂,没有给埋压的学生留下躲藏和呼吸的空间来等待救援;这就是人祸。这是过去几十年建筑行业的腐败、地方政府在发包工程和验收工程上的腐败、中央和地方对教育的投入不足必然产生的恶果。

 

但是,中国政府全然否认灾区劫难中人祸的成分。中国政府的立场可以用三段论来表述:第一,面对汶川如此震级的大灾,房屋和校舍倒塌是自然的。如果没有倒塌,那倒是奇迹或神迹。第二,四川震区垮塌的七千来所学校,没有一所可怪罪于人为的建筑质量问题。第三,遇难学生家长要求调查“豆腐渣工程”没有任何道理,只能被认定为颠覆国家行为或“国际反华势力”煽动的结果。为此,中国政府对四川大地震的解读划定了如下政治圆周:第一,引导民众感恩,尤其是对党国、军国的如山重恩;由此激发以党妈妈为核心的爱国主义。第二,终止对豆腐渣工程的调查和问责;如果民众不理会听从,政权机关就发挥镇压之权的功能,把百姓的请愿、集会和抗议打压下去。第三,为了做好“关门打狗、瓮中捉鳖”的工作,同时打造党国、军国“伟、光、正”的形象,除了参观指定的“样板项目”外,国内外的媒体必须遇事清场。这些做法,首先是对家长和灾区民众基本常识的否定,其次是对科学家的蔑视和科学调查的阻拦,再次是对死去的近万的学生生命价值的忽视,也是对中国人民的知情权和人身安全权利的漠视,最后是对人类道德最低标准的践踏。作为一个政治学家,在我看来,天灾与人祸纠葛在一起,政府对人祸的掩盖最终把川震演变为一场政疴。四川地震没有结束,政府的傲慢的权力正在把中国社会撕裂,制造出新的断裂带。它的政治余震还在进行。

 

四川地震的政治化首先是由中国政府一手造就的。众所周知,2008年是奥运年。中国政府投入了巨额成本花了七年时间把北京奥运打造成了党国形象工程。出乎意料的是,当年三月,西藏雪域高原骚乱发生,北京不得不调兵遣将,开发进西藏、川西高原防止更多事变。那里的事态还未平息,西藏高原又生事端,猛撞四川龙门山,碰生汶川大地震。灾区需要军队,但军队是调往西藏还是镇守台海以防大选可能引发的台独突变,多少军队可以集解四川,都成了问题。我们都知道温家宝对军队领导摔电话的故事,这是有复杂的背景的。但很快,政府总理去了灾区,党的总书记去了灾区,军队去了灾区。既然地震是天灾,人们可以怨天怨地,如果“党、国、军”三位一体能够协调努力,正是挽回西藏事件中国政府失去的面子的大好时机,人们必定感谢党、感谢政府和感谢人民军队。

 

四川地震后的废墟就成了“党-国-军”以一石击多鸟的大舞台:首先,“党-国-军”以救世主、恩人的面目出现,让老百姓对“党-国-军”心怀感恩之情;“党-国-军”的伟大形象在废墟上油然而生 (参见嵌入的一张官方宣传画,它让我想起了电影《1984》里“老大哥”的形象和背景)。“党妈妈”、“党爸爸”的理念更深入人心。第二,民众在天灾面前的脆弱正好是培育和强化以党国主义为核心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良机,一可以消除奥运火炬传递在西方多地受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又可以为下面的北京奥运营造爱国氛围。第三,通过救灾、搬迁和安置等措施,党国可以修补基层的控制体系。在农村公社解散和城镇国营企业转制后,党国建筑在“公社”和“单位”之上的“有组织依附性”(人民对党国的依赖)遭到极大地削弱。事实证明,党国在灾区有极大地强化这种依附性的趋势,例如,起初拒绝国际援助队的援助,用军、警的体制来收管震区,把山区分散的居住模式变为集中的“新农村社区”,救济物的发放与奖励党的积极分子和惩罚“不听话的人”联系起来,打压民间社会的救灾行动(尤其是宗教团体的志愿者的活动),限制媒体进入灾区和强化对媒体的控制,等等。第五,党国继续依赖地方党的骨干和他们的裙带关系、庇荫网络和任人唯亲来分配资源,润滑和强化了党国的基层体系,凸显了政治忠诚带来的物质回报和职位提升。从这些角度来看,中共党中央和政府是力图达到“多难兴邦”的目的。 

 

 但党国将川震打造成“政治形象工程”的做法很快遇到挑战。失去孩童的父母对学校校舍质量的质疑,对“豆腐渣工程”的义愤,由此引发的游行、集会、请愿、抗议和堵路等等,很快掀起了川震的政治余震。面对失去了独生子女的伤心的父母,政府虚与委蛇,推诿拖延。开始官员们用尽了所有的办法来平息父母的抗议:求情,下跪,许愿。一旦愤怒的父母们散去,政府官员立即把昔日的信誓旦旦的许诺忘得干干净净,食言自肥。

因为大部分的父母都要忙于生计,许多还是农民工,所以要集合协调集体行动非常困难。一旦百姓分散开来,媒体也不在了,地方政府便用“胡罗卜加大棒”的软硬兼施两手,把有冤无处伸的家长,尤其是把起领导作用的骨干收买过来或弹压下去。比如,在《劫后天府泪纵横》影片中的绵竹富新小学,一位家长成为游行的主要组织人和与政府对话的家长代表,后来他又成为58位提出法律诉讼的家长之一。据我的采访得知,一方面当地政府给他了个土木工程承包,另一方面又威胁他说,如果他继续作对,公安会将他老早的一个小案子拿出来重新立案。可以想象,他撤出了诉讼,导致德阳市中级法院以技术性理由把案子拒收。后来,又一位父亲成为家长到北京申诉的联络人。当地公安也把一桩早已处理过的陈年老账挖了出来,逮捕了这位父亲和他的好朋友,强迫他放弃申诉。他被释放后,当地政府说他只是被取保候审,如果他乱说乱动,尤其是接受媒体采访或与“境外反华势力”接触,公安可随时把他抓起来。今天这位家长都不敢住在原来的家里,而住到了妻子的村上。当地政府官员还挨家挨户,警告他们不要与“反华势力”接触。

但是,中国政府误判了学生家长追求公正行动的根本性质,低估了他们“秋菊打官司”般的不懈努力,未能理解中国人民正在经历的公民权和民主权双重权利意识提升的伟大觉醒。中国的政治精英们通常认为,农民的“闹事”无非都是为了一个“钱”字。而当今中国的流行语是“我们不缺钱”。政府原以为用钱就可以解决问题。客观说来,单就赔偿数目而言,政府一咬牙拿出每人八万的赔偿金也不容易。但电影中的一位瘦小的母亲却说除了如下的惊人之语:“钱我们不需要。我们要为娃娃讨个公道,避免这样的事将来再发生。这是血的教训!”这位妈妈要的是公正。另一位母亲在讲到她和丈夫推着断链的摩托车半夜把女儿拖回家,“软埋”(没有棺材)在家里的田边时,她伤心至极。另一位爸爸告诉我们,他给女儿做了付棺材然后安埋了她;他以后还会把女儿的坟修好。所有这些爸爸和妈妈,他们关心的是要给他们的爱女和爱子最后的人的尊严。难怪,从绵竹到都江堰,从什邡到北川,我们都看到了和听到了为死去的儿女讨公道的父母。

中国政府在四川震灾后确实动员了全国多方的国力,避免了大灾后中国历史上通常都会出现的大饥荒和大瘟疫。中国政府保障了中国灾民的“粮食安全”和让他们基本都有住有穿。中国政府有理由以此很为自豪。但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引发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形成。生活在中国社会相对底层的四川农村人口已经开始关注、追求和捍卫社会公正、人身安全、个人价值和个人尊严。每一个孩子的价值已经无法用货币来衡量了。他们给每一个父母、每一个家庭和他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和外婆带来的欢乐和希望不是八万元人民币可以买来的。每一个孩子也不再只是父母养儿防老的工具,他们是他们父母工作赚钱的动力、生活的目的、快乐的源泉和梦想的寄托。但显然,中国政府官员还无法在这样的层面来思考和解决父母的诉求。电影中的一位爸爸后来在他的生日那天又得一子,他给儿子取名“雨辰,” 要他记住他有个哥哥,这个哥哥冤死于地震;如果爸爸没法为他讨回公道,弟弟要继续为哥哥讨回公道。面对这样的“愚公移山”的精神,专制打压的老办法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更诓谈什么建立“可持续性发展的和谐社会”。

有政治哲学家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造就什么样的政府。新型的中国人民正在呼唤一个新型的政府。中国四川农村灾区权利意识的成长正是中国民主化的根本动力。与此相呼应,地震期间,公民社会也在中国崛起,并初次展露出它强大的活力、动员能力和它所掌握的庞大的经济资源。无数的非政府组织和成千上万的志愿者活跃在灾区;各路教会的教友深入灾区分发救灾物资;媒体在一段时间内走出了党的喉舌的定位、真正成为了公民社会的一部分。谭作人、黄琦、艾未未和艾晓明都是四川地震萌生的公民社会的领军人物。普通的百姓,尤其是长期无声的农村妈妈,都意识到了自己的利益和力量,意识到了团结和动员的价值。当海外“中南海观察家们”整天还沉溺于讨论是“团派”得势、还是“太子党”独大、或是“清华帮”稳坐的论题时,其实这些讨论的前提已经不复存在了。在2008年发生的诸多事件后,深居中南海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已丧失了引领中国民主转型的主导权。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未来走向已不再由共产党独揽包办、为所欲为了。如果海外的中国问题专家能把耳朵贴近中国大地,现在的议题是:中国共产党和党的权力精英如何能现实地、灵活地顺应中国社会的民主变革诉求,在历史洪流中如果党已经无可救药、没法挽救,至少政治精英还能存活进化。

一个政党从日历上看到的每一个日子都是恐惧,这样的状况绝非历史的常态。今天的中国领导层继续扛着1989六四镇压的包袱,他们用“动乱分子和暴徒”来污蔑争取民主自由的学生和市民。他们继续扛着1999镇压法轮功的包袱,他们用“邪教和邪教徒”来为自己的残暴掩饰。到了2009年川震一周年,冤死在“豆腐渣工程”建筑下的学生没有得到公平和正义,政府又将如何编织一个藉口呢? 我们已经看到,政府正在用“反华势力”的国际阴谋论来粗暴地压制四川的父老乡亲,令他们三缄其口。

如此做法,党国真的能“一党独大、千秋万代”吗?从墨西哥的历史我们来找一点启示吧。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自革命后一党独大半个多世纪。从1950到1980年,该国经济成长保持了平均6%以上的增长率,创造出“墨西哥经济奇迹。” 1968年,也是墨西哥的奥运会举办年,学生运动发生在奥运开幕式前,政府开枪镇压制造流血事件,导致至少三百多学生死亡。而后墨西哥申请到1986年世界杯举办权,在1985年九月19-20日,墨西哥城发生一场8.1级大地震,导致至少一万人死亡。政府拒绝国际援助,尤其美国的援助被拒绝。政府动用军队,宣布戒严,用专制控制的方式处理救援。但政府的无能、腐败和专制很快引起社区和市民社会的反感。墨西哥的公民社会和反对党在地震中被激活、成长起来。在1988年的总统大选中,革命制度党实际上输掉了大选。只是运用“政治炼金术”—亦即宣称电脑故障拖延公布选票,执政党革命制度党才勉强偷回选举。到1994年,执政党不得不推进民主,保住了总统大选胜利。但2000年在经历了南部农民起义、金融风暴后,革命制度党失去政权。当回顾墨西哥民主化进程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一致认为1985年墨西哥大地震带来了墨西哥社会和政治的地震,催生了公民社会,加速了民主化进程。今天有许多人担忧中国的“拉美化”趋势;如果我们有墨西哥这样的“拉美化”,倒不失为真正的“多难兴邦”。

四川地震的政治余震才刚刚开始不久。我从中国农民父母的心声中听到了中国民主化的足音。我们的电影《劫后天府泪纵横》向世人传递了这些父母的呐喊,由此我也感到欣慰。当我注意到,我们的电影名字在网络上已经成为上万的搜索条目时,我写下了以下七绝来纪念川震一周年,并向一年来勇敢地苦苦追求正义的父母们致敬:

川震掀垮孽工程,

孺子薄命仰天问!

粉饰和谐驱父老,

劫后天府泪纵横!

请为冤魂叹!请为父老歌!

2009年五月16日于纽约

(专栏作家夏明教授是HBO纪录片《劫后天府泪纵横》的制片人之一。)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Sunday, May 17, 2009
关键词: 劫后天府泪纵横 川震 政治余震
专栏作家: 夏明 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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