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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狂热文革如何播下异见的种子
作者:储百亮 译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

 

Jean Vincent/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1966年末,红卫兵在北京城游行时,手中挥动着毛泽东的“红宝书”。

杨国斌是以研究中国互联网著称的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社会学教授。但在刚刚出版的新书《红卫兵一代和中国的政治激进主义》(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China)中,他却回过头去审视了1966至1976年间的文革浩劫,及其留在一代中国人身上的印记,这代人以毛泽东之名成为激进分子和红卫兵。这本书探讨了文革中暴力行为的文化背景,并阐述了这些经历如何孕育出了反对理念,以及毛泽东1976年逝世后,横空出世的文化实验。接受采访时,杨国斌解释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文革十年常常被认为是一个狂热和盲从的时代,但你写道,早在红卫兵运动初期,便涌动着异见的暗流。怎么会这样的?


    讽刺的是,文革本身提供了催生这种暗流的条件。它允许使用所谓的大字报进行公众批判。此外,红卫兵出版物蓬勃发展。全国各地涌现出数百份不同名号的红卫兵报纸。这些出版物让他们拥有了以前难以想象的表达观点的渠道。

    异见也是派系冲突的直接产物之一。红卫兵的派系之争起初并未诉诸肢体暴力,而是以口头辩论或者在红卫兵“小报”发文辩论的方式进行。例如,遇罗克写于1966年、广为人知的《出身论》一文,就是对臭名昭著的两句话——“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回应。

    在当时的环境下,遇罗克的观点具有革命性和彻底的颠覆性。从本质上说,他在号召人们站起来争取平等。这些观点让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而遭受歧视或者迫害的人产生了共鸣。后来,在1970年代末的民主墙运动中,这些观点被人用人权领域的话语进行了表达。但我要补充一点,遇罗克所质疑的那些观点以及持有那些观点的人,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存在。

     一些遇罗克发声的年代生活在北京的中国人说,阅读他的文章在当时是一种激动人心的体验。他和其他年轻的异见人士当时在质疑什么?

    他们在质疑基于家庭出身的不平等的政治待遇。他们还在挑战由党内精英和干部构成的新兴特权阶层。

    文革开始时,第一批红卫兵基本是就读于北京精英中学的高干子弟。但遇罗克是工厂里的学徒工,他在《出身论》中指出,中国仍然存在封建血统论。如果你碰巧出身于非红五类家庭,那你注定一辈子都要做二等公民。遇罗克还抨击了党内精英子女群体中的“自来红”思维。1966年8月,北大附中的一些学生发布了题为《“自来红”们站起来了》的大字报。他们在大字报中声称,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

    遇罗克说,这种反动的唯出身论违背了毛泽东的教导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他一些人,尤其是湖南的杨曦光,则对当时的政治现状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精英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红色资本家阶级”,号召通过暴力革命将其推翻。

    他们当时是否对毛泽东感到幻灭?尽管他们不敢那样说。

    还没有。事实上,他们在模仿毛泽东。他们想要成为毛泽东那样的青年革命理论家。杨曦光的一些最具影响力的文章模仿了毛泽东的文风和语言。

    后来,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此后又发生了1971年的林彪事件,幻灭感是在那期间产生的。林彪曾是国防部长,以及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当林彪突然在1971年9月13日死于飞机失事,并被宣布为反革命时,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产生了疑虑。

    我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在红卫兵一代心中被播下新思想的种子的过程中,以前的一些禁书起到了怎样的作用。那些被翻译过来的“黄皮书”或者“灰皮书”,起初专供少数官员阅读,以便了解意识形态敌人的思想。

    “黄皮书”主要是后斯大林时代的俄罗斯文学作品,比如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的《解冻》(The Thaw)。还有一些作品来自美国的“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英国的“愤怒的青年”(Angry Young Men)等等,譬如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在路上》(On the Road)和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灰皮书”则是社科、哲学和政治分析类书籍,比如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被背叛的革命》(The Revolution Betrayed),以及南斯拉夫异见知识分子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Djilas)的《新阶级》(The New Class)。这些书在1960年代的最初几年作为“内部读物”得到翻译和印刷。它们让官员得以研究那些被认为对公众来说过于危险的观点。只有党内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有机会读到它们。其目的是让党员干部做好与苏联论战的准备。中苏论战在1963至1964年间开始加剧。

    文化大革命期间,控制宣告崩溃,这些书从官员们的家中和办公室里流出,中国的年轻人开始阅读它们。对于丝毫不了解斯大林主义阴暗面以及西方现代文学玩世不恭风格的这代人而言,书中的观点是颠覆性的。

    它们是如何传播开的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下乡知青的社交网络就相当于今天的互联网。上山下乡运动让他们散布在全国各地,但他们之间仍有联系,因为他们是同班同学、校友或者朋友。他们会给待在不同地方的朋友写信。

    每逢放假回城,尤其是春节期间,就是他们交流信息的大好机会。他们会把信息带回家中,与其他人分享。然后等到返回农村时,把新信息、书籍和食物带回他们所在的村庄或农场。他们会相互借书看,会把书里的内容抄在笔记本上,有时还会从文革期间被贴上封条的图书馆里偷书。

    你对出现于1970年代、并在毛泽东逝世后盛极一时的艺术实验流派和知识界异见是如何发端于文革中这股暗流的情况进行了探索。这代人最初对毛泽东无比忠诚,10年后却成了大量异见的生产者。

    这堪称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大的讽刺。对一度被视为神圣的东西不再虔敬,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红卫兵派系斗争的唯一产物就是暴力。许多人觉得自己受到了背叛,被权力精英当成傀儡来使唤。他们在1967年末上山下乡后,幻灭感进一步加深。他们还看到了一个自己以前一无所知的中国,一个极度贫穷和严酷的中国。

    许多人试图利用家里的关系或者通过装病达到回城的目的。更具智识的人则会思考这一切,并把他们的经历写进诗歌、小说、信件和日记里。整个70年代,一些像现在的著名画家徐冰一类的人,在田地里耕地劳作一天后,实践他们的艺术。一些人以传看间谍故事或色情文学手抄本的方式自娱自乐。另一些人开始热衷演唱浪漫情歌,尤其是俄罗斯民谣。最不带政治色彩的活动,譬如唱情歌,是一种政治异见的表达,因为它在政治本应“挂帅”的年代拒绝了政治。

    这些都是小事,事情虽小,但却在越来越多的地方越来越频繁地发生。日积月累,它们汇聚成了瓦解文革时期意识形态的暗流,并为中国社会在恰当的时机进行根本的政治和经济变革创造了条件。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 原载: 《纽约时报》
    本站刊登日期: Thursday, June 16, 2016
    关键词: 文革 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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