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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毛之五】大飢荒與文革
作者:陈奎德

 

 

一、心病何在?

1966年八月五日,毛澤東貼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呵!請同志們重讀這一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50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産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産階級專政,將無産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爲得意,長資産階級的威風,滅無産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想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這張所謂大字報是文革的關結點:自此,摧毀劉少奇的政治風暴從天而落!當年狂熱的年輕人,在大字報的鼓動下山呼萬歲,暴力賁張,橫行街裏,血流漂杵。其興奮點集中在反對劉鄧工作組鎮壓學生的某種被解放的亢奮中,沒有誰哪怕思索一下毛的大字報裏所謂“1962年右傾”究竟指什麽。

而實際上,這“1962年右傾”,才是發動文革的至深心結,毛澤東蓄謀已久。

1967412日,江青說:“毛主席在七千人大會上憋了一口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這口氣。”(張素華:七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P:317)

所謂“1962年右傾”,即是江青所說的“七千人大會”,具體言之則是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所指出的 “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飢荒,同時也指當年劉對毛直言“餓死這麽多人,歷史上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一言以蔽之,問責大饑荒,此即“1962年右傾”之要害。這就地呈現出大饑荒與文革的因果關係。

細心的人會注意到,奇怪的是,自1966年毛在大字報中提及“1962年右傾”之後,在整個文革期間,“1962年右傾”特別是“大饑荒”等詞就在毛氏語言中消失了,也在乖張狂熱的中共語言中渺無蹤影了。

在某些特殊情勢下,人們緘默不談、諱莫如深的東西,比他噴薄而出滔滔不絕的言辭,更加重要,更加直抵深淵,直抵人心幽暗之黑洞。誠如“房間裡的大象”被房間的人視而不見,不著一詞,王顧左右而言他,那並不意味著該大象不存在或無足輕重,而是該大象沈甸甸的分量和龐大的體積是如此沈重顯赫,猶如黑雲壓頂,倘若偶漏真言,裸露了(道義)大小極不對稱的情勢,室內人將危如累卵了。

仔細審閱毛的著作及其在文革中的言行,有理由確信,“大饑荒”實際上是毛一生最大的禁脔。餓死如此空前數量的國人,持續達四、五年之久的慘絕人寰的悲劇,在大饑荒之後的毛氏著作中,竟然只字未提。文革的發生,距大飢荒結束不過四年,並不太遠。然而,如此巨大而悲慘的事件——空前規模的“大饑荒”導致的餓殍遍野,毛卻一直保持緘默!其內心之恐懼,忌諱之森嚴,可見一斑。1962年當面對毛說:“餓死這麽多人,歷史上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時,毛澤東當時回答說:“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你怎麼辦?”(王光美、劉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P. 90注意,毛的焦點是自己死後的政治場景。不難想見,他頭腦裏冒出的,正是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鞭笞斯大林的場景。曾經對毛百般恭順的劉少奇,何以在七千人大會上公開與毛唱反調?其內心,正如他曾憤憤而言的:“我當主席時,出了這種事情!” 試想,誰願意承擔人類史上最大饑荒罪魁禍首的惡名張素華:七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P:321   七千人大會閉幕后,劉少奇在整理他的口頭報告時,情緒很激動地說:“大躍進”錯誤嚴重,這次總結經驗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過頭來總結一次。總結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后做到這個總結符合實際,真正接受經驗教訓,不再犯“大躍進”的錯誤為止。他還說,歷史上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是要下“罪己詔”的。我當主席時,出了這種事情!劉少奇這些感受很深的話脫口而出,令當時在場的人十分震動。)

 

不難想象,劉1962年關於歷史審判這句話,是深深地烙刻在毛的心中了。無疑,它將產生巨大的政治後果。林彪確實是對毛的心理琢磨得相當透徹的:“我們現在擁護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後我們也擁護毛主席。毛澤東思想要永遠流傳下去。在他身後,如果有誰做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林彪的政變講話,1966518日。有誰比林更看透毛?)

 

二、大饑荒:解開毛氏文革方程式的樞紐

眾所周知,毛氏文革,與毛過去所發動的諸多政治運動相比,具有突出的特殊性。觀察家們一直困惑的一點是,毛為打倒劉少奇,何以需要如此大動干戈,向自己創立的體制開火?這種怪異的文革式“反權威”邏輯:以一個最高的權威為憑借並在其支持與庇護下的反(次等)權威的運動,它的非自然性和矯偽性,注定使其不可能真正貫徹到底,註定了其左右支拙,進退失據,最後弄得天怒人怨,成為孤家寡人。這種行為方式與毛歷次政治運動的方式,格格不入。

何以如此?

毛在文革中避諱說出的關鍵詞——大饑荒,正是解開這一毛氏文革方程式的樞紐。

從防守的心理看,毛耿耿於懷的,是他的政策導致的史無前例的大饑荒。他要洗掉其可能在人類歷史上留下的空前惡名。然而,這一罪行是如此駭人聽聞,黑白分明,無可辯駁,無法用意識形態來扭曲(諸如餓死者皆“階級敵人”……),難於把罪責嫁禍于他者(諸如自然災害,蘇聯逼債,地富破壞……不久後都淪為笑話)。中國老話謂之人命關天。更何況是非戰爭年間史無前例地活活餓死幾千萬條人命。要想洗白,談何容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以毛對他所爛熟的歷史之感受,他不可能不知道,如果沒有一場規模巨大的人心攻防戰,如果他不能在這場攻防戰中轉移焦點、反客為主、反守為攻,如果他不能力挽狂瀾把民心匯集在自己一邊,他要從民眾生命的剝奪者轉變為下層民意的代言者,從政敵手中搶回道德的制高點和民意的匯聚點,是完全不可能的。文革中毛曾向人吟詠清人趙藩的楹聯: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    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 反映了人心走向在毛意識中的極高分量。以攻心戰擄掠民意,進而掃蕩政敵,這是前國民黨代理宣傳部長毛澤東得心應手的事。在當時情勢下,除了奮力一搏,扭轉人心,奪得道德制高點,毛別無選擇。否則,勢將如赫魯曉夫秘密報告裏的斯大林一樣,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沒有別的出路。況且,毛創歷史記錄的幾千萬餓殍早已超越斯大林黨內大清洗之罪了,而毛澤東卻並無斯大林那種領導衛國戰爭擊敗希特勒德國之巨大功勛。

由此可見,打一場大規模的人心民意爭奪戰,以毛當年的政治處境,以毛的秉性,勢在必行。

於是,文革開場未久,毛的運動方向出現了顛覆性的翻轉:有了令黨內同僚瞠目結舌的“炮打司令部”,有了“造反有理”,有了“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都沒有好下場。” 有了“做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大官們壓人,但是小官、學生、工農兵,不喜歡大人物壓他們,所以他們要革命。”自從196610月之後至1969年初,毛直覺到並利用了1949年後中國社會受壓抑者的不滿情緒,突然允許了有限度的自由結社,允許學生、工人、農民自組政治組織,這些組織分化為兩大派:原來黨團機構在背後支持的,組成保皇派組織;與他們對立的過去受壓的在野人群,則組成造反派組織。後者奉毛旨而造反。在將近三年的時間內,從反對劉鄧的工作組開始,基本上是毛及其指派的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抗拒各級當權派的政治迫害,支持“砸爛公檢法”,支持焚燒“黑材料”,反對“血統論”,通過中央文革支持地位卑微的合同工、臨時工,……如此等等。 總之,毛澤東搖身一變,成為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小人物的代言人,炮打當權派,炮打舊體制。中國的政治天空,風雲翻轉,中共掌權十七年來一直被壓在底層的人似乎獲得了某種解放感。毛成了他們的保護神。而毛之下的“大官們”成為老百姓怒火的發洩對象和出氣筒。

一時間,“黨天下”大亂。

然而,眾所周知的是,在過去,在文革之前的歷次毛式政治運動中,他鎮壓的矛頭一直就是對準中國的下層的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地富反壞右以及前國民政府人員的。因為毛本人就是“最大的官”,就是十七年體制的最高代表者。他本人就是“黨天下”的皇帝。

何以在文革初期毛能把自己的角色顛倒過來?

原因在於:

1         毛在中共黨國的獨一無二之至尊地位,其權力的自由度已臻最大值。1959年廬山會議,林彪取代彭德懷成為國防部長後,解放軍成為毛澤東思想大學校,進而“全國學人民解放軍”。毛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雖受挫而退居二線,但劉等高官與毛實際上達成了某種利益交換的默契:他們在一線獲得實際權力去調整,毛退二線卻仍是名義上的最高領袖。即是說,以“出讓治理實權”換取“保留至尊聲望”。故毛公開的崇高地位未受影響。反而在林彪的神化宣傳下,毛登上了神壇,至文革前夕,業已登峰造極。毛發動文革正是利用其公開的不可挑戰的地位,直接號令天下。此時的劉少奇們,想必有一種被請君入甕的痛切感受。

2         毛以一農家子而於1949年奪得神器,飄飄然,自認“可上九天攬月”,擁有無所不能無限膨脹的自信。

3         毛預先做足了充分的軍事(拉林彪入夥,並拱衛京城)、政治和輿論準備。

 

三、災禍駭人聽聞 老辦法業已失效

即使如此,毛要洗清“人類史上空前大饑荒製造者”的惡名,其開始,他也是不敢貿然逆黨冒險採取“炮打司令部”的文革式賭博戰略的。實際上,他有一個嘗試的過程。毛也曾經試探了一系列中共傳統的辦法,譬如:

開初,他把“餓死人”的原因定位於 “打著共産黨的招牌的國民黨在搞反革命破壞,地主富農企圖複辟,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天方夜譚(毛對“信陽事件”的批示)。隨後,當全國性的餓死人日漸泛化,毛澤東把罪責擴展到農村基層幹部頭上,稱饑荒的原因是:“從縣到基層都混進一批反、壞分子,幹部隊伍不純是發生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民主革命不徹底,建黨根子不正,黨組織嚴重不純” “三分之一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中”以上見高華:《大饑荒與四清運動的起源》) 這一指控,也為日後四清運動開啟了先聲。四清運動,開始是“清工分、清賬目、清財務、清倉庫”,繼而“清政治、清思想、清經濟、清組織”,最後則指向“整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基本的脈絡是:先經濟,繼政治,後組織;先基層,繼中層,後高層。

然而所有這些舉措,並未完全消除七千人大會呈現出來的中共內部普遍的(對共產風、大躍進、人民公社、大食堂不滿的)情緒。由于1959年毛在廬山會議上發動批判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把本來糾左的會議變成反右傾,本應叫停的大躍進變成繼續躍進,於是大饑荒愈演愈烈,餓死數千萬人。到1960年底,田園荒蕪,盲流不絕,餓殍盈野,毛被迫停止大躍進。到1962年七千人大會,毛不得已而退卻,勉為其難做了檢討,讓劉少奇鄧小平陳雲在第一線調整糾偏。這是毛在黨內的一次重大挫敗。

事實上,七千人會後彭德懷寫了八萬字的申訴書,要求黨中央爲其平反。以至到1965923日,毛澤東在彭德懷去大西南任三線建設副總指揮前,劉少奇、鄧小平、彭真在坐,毛還不得不對彭說:“也許真理在你一邊……對你的事,看起來批評過了,錯了,等幾年再說吧。”此話已經是在四清結束之後了。其實,在1965年初夏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時,陪同的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向毛彙報四清工作,毛卻說:“不用彙報了,情況我都知道。現在看來,光搞社教運動不能完全解決問題。”(錢庠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五卷 409 可見毛的感受是四清並沒有從根本上消除“大饑荒禍首”這塊心病。毛如果沿用過去政治運動老一套搞法,不可能否決黨內多數(如七千人大會所呈現的)對他作為大饑荒主要責任者的看法。他必須借用黨外的力量,藉助他被林彪捧起來的在全國的巨大聲望。

有鑒於此,毛斷然決定,下一盤大棋,來一場豪賭,以挽救自己的歷史名聲。

中國再次大難臨頭。

 

四、邀結民心之豪賭

讓我們一瞥毛澤東步步為營的攻勢:

196510月,在毛送別彭德懷並道歉之後僅僅一個月,毛通過江青安排姚文元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作為文革的序曲奏響。毛特地挑明:“《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發動文革以廬山會議彭德懷事件(《海瑞罷官》)為序曲,顯示了文革與大饑荒的內在聯繫。毛的意圖是凝固化中共1959年對彭德懷的結論,從而固化黨對饑荒的結論。通過穩固1959年廬山會議為基點,抹殺或淡化1962年七千人大會(對饑荒的)未曾明言的某種黨內“共識”;進而在這一個基點上,通過文革的冒險大賭博,翻轉人心走向,翻轉七千人大會的黨內“共識”,在全國確立他永遠正確不至被死後鞭屍的神聖地位。

緊接著批判《海瑞罷官》的,是嚴批“三家村”的《燕山夜話》。《燕山夜話》是北京市委書記鄧拓以及吳晗、廖沫沙三位中共高官在七千人大會之後的文集,反映了相當部分中共官員對大躍進的看法。其中特別是鄧拓的《專治健忘症》,暗示毛“用幻想代替現實”,精神錯亂,導致非理性行為和決策。文中警告這樣的煩惱“不僅使人健忘,而且會逐漸導致精神病” (吳南星:《三家村劄記•專治“健忘症”》,前線,14,1962)。這裡毛和江青所組織的大批判深陷於“大饑荒”情結,對于黨內知識分子用曲折的語言揭露的毛式的“大躍進”幻想及其導致的大饑荒,毛的禦用寫手們噴發出一種無法克制的惱羞成怒。

之後,則是眾所周知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是“紅衛兵”成立,是工作組進駐大學,是批鬥反動學術權威,是“紅八月”——破四舊抄家殺人的紅色恐怖,是天安門毛檢閱紅衛兵,……然而這一切,仍不過是傳統毛氏政治運動方式的登峰造極,是前十七年極權發展的極致。

 

毛以驅逐劉鄧工作組、發表大字報為其前奏,其關鍵點是批准發表1966年十月份《紅旗》雜誌“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社論,以此為標記,文革轉向了一個新方向——打倒走資派,即進攻當權派的方向。

這就是前述的“黨天下”大亂之源。它意味著:毛式的奪民心戰役啟動了。而如果不聯繫“大饑荒”這一毛澤東至深的心病,是不可能理解毛這一“自毀長城”的瘋狂之舉的。

 

五、罪惡的連鎖反應

在兩年多的時間內,毛把“造反禍水”引向劉鄧及其代表的官僚體制,在北京支持大學的“五大領袖”,在地方支持各省市造反派(上海與廣西是例外),衝擊當權派,衝擊舊體制。結果,是過去未曾料到的劇烈的底層反抗情緒如火山一樣爆發了出來。在一段時間內,毛澤東邀結民心的戰略獲得了相當的成功,確實給了底層人群以某種解放感,而劉少奇們成為前十七年壓制性體制的代表,造反派憤怒的對象。毛自己則沈浸在作為“世界歷史上第一人”(體制的締造者挑戰該體制,變成體制內被壓迫者的代表)的興奮狀態中。

然而,這一興奮狀態並沒有持續多久,因為毛的戰略註定無解。既要保有體制所賦予自己的最高利益,又要享有體制受壓者的衷心擁戴。從長期看,“熊掌與魚,不可得兼”。

毛式文革的運作方式在一段時期內使他與列甯創造的黨控制社會的運作方式有了重要區別。列甯式主要依賴組織的網絡逐層逐層地下達並控制各級社會,毛則是沒有中間環節從最高層通過廣播報紙文件直接下達基層,是高度意識形態化的。即是說,列甯主要靠組織,毛文革主要靠宣傳。列甯方式有很大的強制性,毛方式則有很大的煽動性,並且,在一段短暫時期內,賦予了下層民衆以解放感。

但是,文革後期(1968年夏天之後),毛向列甯方式的複歸,表明他的新方式無法長期操縱控制社會,無法建立起一個持久的新秩序。離開過去長期培植起來的得心應手的黨組織網絡,他無法穩定新體制和新秩序。最後,不得不向他過去建立的舊秩序投降。

毛打開潘多拉盒子,民怨這“魔鬼”一旦釋放出來,攪得黨國天翻地覆,後來毛自己也無法掌控了。實際上,他這種畸形的邀結民心的策略雖然一時成功,卻也相當短命。到1968年毛已經難以為繼。於是,兩年前還慷慨稱“鎮壓學生運動的都沒有好下場”的毛,不得不在1968年八月,像當年劉鄧派駐工作組一樣,又把工宣隊、軍宣隊派駐進校去“鎮壓學生運動”“鎮壓造反派”了。

毛依恃林彪軍隊為後盾發動文革,並在兩派“全面內戰”時,實施“軍隊支左”,使軍隊介入地方政治。當“全國山河一片紅”時,軍方首領成為各地方最高行政長官,實際上已全國軍管,中國成為軍國主義國家。而軍權高漲內蘊毛與軍隊的權力張力已臻極致。林彪事件乃勢所必然。事變之後,毛元氣大傷,尷尬異常,不得不向被他摧殘的官僚體系讓步。於是,一輪循環下來,幾乎所有人所有政治派別都挨過整,又都整過人。政治迫害邏輯導致人人自危,其運動之終點必指向其始作俑者。

19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于焉發生。玩弄天下派系的毛,終於自作自受,自己成為眾矢之的,成了靶心。它預示了文革的破產。

 雖然,由於毛的緘默和禁忌,也由於文革聚焦點的轉移和大起大落的戲劇性和興奮點刺激得人們眼花繚亂,“大饑荒”這一禁忌詞語的確消逝於文革的過程中,毛算是獲得了有限的成功。但是,他仍付出了代價。當造反派衝擊各級黨委時,人們注意到,民怨最深的官員往往是毛的愛將:如四川的李井泉,河南吳芝圃,山東舒同,安徽曾希聖,民眾對之恨不得食肉寢皮。究其原因,皆源於大躍進大饑荒時期他們的施政。這批左棍緊跟毛旨意,大反“瞞產私分”,奪取本省百姓口中食糧上調中央,活活餓死成千上萬的下轄子民,得無怨乎?

譬如像鄭義先生所回顧的,河南文革期間,造反派組織「鄭大聯委」指出:“1958年以來”“極其嚴重的問題和駭人聽聞的反革命事件”就是信陽事件等一系列人間慘劇,就是全省的餓孚遍野,父子相食。當時,「專揪吳芝圃戰鬥隊」成立,專程去廣州捉拿被稱爲“屠殺河南人民的劊子手”吳芝圃。來自全省的五萬人參加了造反派「鄭大聯委」組織的“省會各界革命群衆炮打省委司令部黑缐煽風點火大會”。由于「鄭大聯委」堅持追究、清算河南省委制造大饑荒的滔天罪惡,獲得廣大群衆的竭誠擁護,河南造反派組織迅速發展壯大。

此類發生於地方的向地方當權派問責的涉及大饑荒的事件,由於毛正在號召“炮打司令部”以收買全國人心,而此類“炮轟”因“符合大方向”,故毛對其愛將就不得不忍痛割愛了。

不過,“大饑荒”雖然在文革舞台上被屏蔽而消失,然一俟文革結束,立即浮出水面。彭德懷案率先被中共平反,就是當時人心走向的標誌。文革以批《海瑞罷官》迫害彭德懷為引子,以為彭德懷昭雪而結束。自此,對大饑荒的研究脫敏,專著成批,鐵證如山。毛嘔心瀝血不惜攪亂天下而遮掩的巨罪,已經昭然于天下。在此意義上,毛已全然失敗。

人或問,毛竊取神器主宰中國27年,何以犯下如此眾多禍國殃民的滔天大罪?可以設想,即使是一個惡魔有意在中國為之,也難於產生如此深重慘烈的眾多禍害。況且,筆者並不認為毛自始就有意禍害國人,妖魔化自己。

然而為什麼?

概覽毛執政以來的連串罪行,不難發現,它們之間是有脈絡可尋的,甚至是有因果關聯的。文革與大饑荒的關聯就是一例。為了掩飾自己政策失敗導致的駭人聽聞的大饑荒,毛殫思竭慮,慘淡經營,結果一步步走向萬劫不復的文革。為了掩蓋一樁罪行,結果導致另一樁更大的罪行。這一現象,我稱之為罪惡的連環反應。

回溯既往,倘若沒有中國史上規模最大的“文字獄”——1957年的反右運動,沒有中國上百萬敢言精英知識分子被打入地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而導致的全國鴉雀無聲,一年之後毛氏發動的荒謬絕倫的大躍進大饑饉可能發生嗎?拆除了一切剎車裝置(權力制衡,言論自由,司法獨立),中國這輛赤色列車,不瘋狂地衝向萬丈深淵才是咄咄怪事。這裡,反右與大躍進(人民公社-畝產萬斤-公共食堂-大鍋飯-廢除家庭)之間的邏輯關係同樣是難於否認的。

再往回溯,人們不難發現:一邊倒-韓戰-閉關鎖國-暴力土改-鎮反-肅反-大學院系調整-交心運動-皮胡適-反胡風--三反五反-農業合作化-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所有這些運動之間的內在脈絡,那將是一件有趣而痛苦的煉獄之行,同時也是一樁精神探險之旅。

筆者並非歷史決定論者。中國六十多年亦有多次機會可能走上其他路徑,惜乎國運不佳,坐失良機。實際上,每當國運轉過一個拐點,其可能性數量就極大地縮減了。因而,在進入轉折關頭前夕,倘能果決運思,運籌帷幄,可收“四兩撥千斤”之效。

 
 
(本文系作者向《“毛泽东遗产和当代中国”的纪念文革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論文。研讨会的主办者是: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社会和意识研究中心、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编辑委员会)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Thursday, June 30,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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