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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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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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革何以在大陆成为禁区?
作者:赵越胜
中国文革时期的红卫兵网络
 

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发出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号召向党、政、军、文等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从此开始了一场持续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五十周年之际,本台推出旅居法国的学者赵越胜对这场“大革命”的思考。

问:2016年是文革五十周年,对这个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海外有许多讨论。但在大陆,似乎未见到官方有任何论及这一事件的言论,社科各界,甚至历史学界都未见有重要的讨论。相反,我们倒是看到人大会堂的红歌会,完完全全是文革红海洋形式的翻版。从历史上看,大陆的改革开放正是以否定文革为背景的,但从文革结束至今已四十年,为何中共当局对此仍讳莫如深呢?

答:文革刚结束时,大批共产党官员,包括邓小平本人,刚从文革噩梦中醒来,说是噩梦实在不足以形容这场不敢说绝后,至少敢说空前的大惨剧。那时他们给文革的定性是“一场空前浩劫”。据中共官方给出的数字,是420万人关押审查,172.8万人非正常死亡,13.5万人被以反革命罪枪决,23.7万人武斗死亡,703万人致残。其实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叶剑英披露过更惊人的数字,有120万所谓地富子女被残杀,各类知识分子被迫害致死的人数约68万3千人。全国1亿1千300万人受到各种政治迫害。根据全国各地县志做的综合统计,有纪录的死亡人数达730余万,而我们知道还有多少人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根本无法列入统计数字,超过纳粹屠杀犹太人。我们知道纳粹屠杀犹太人有名有姓的300万,一般估计在500-600万之间。但这里有个非常大的区别,纳粹屠杀犹太人,是以异族为对象,而文革的死难者全是中国人,全是我们自己的同胞。所以文革实际上是毛泽东本人发动的、针对本国人民的战争。这一点,他本人很清楚。据毛的爪牙戚本禹回忆,毛在请他们吃饭时,兴高采烈地举杯祝酒,祝酒词就是“祝贺全面内战”。所以如何对待这种弥天大罪,是对中华民族的致命考验,更是对中共的致命考验。

问:中共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可以说是中共自己对文革的反省与总结。他们对文革的定性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在分析这场动乱的原因时,似乎着力不多。

答:看中共对文革的反省和定性,不如说是看他们对自己的歌功颂德,因为真要以对中华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分析文革就要触及共产制度本身了。这一点聪明的共产党首脑心知肚明。五十年代,在苏共揭露出斯大林大清洗的罪行时,毛本人就说过,斯大林的这种行为在英美国家不可能发生。邓本人也说过,文革这种事在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邓是中共里的明白人,他深知对文革的反思会动及根本,所以十一届六中全会起草文件前,邓明确指出,起草文件关键要回答两个问题,其一,毛泽东成绩第一位还是错误第一位,其二,建国以来,特别是文革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这实际上是要起草者明白,错误谈多了就要触及根本制度了。所以他明确指出:“决议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实际上就已经给文革反思划定了底线,也就是明确中共的这一套,从意识形态到建政制度,所谓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一套的代名词,是要坚持和发展的。可血淋淋的事实,让真正反思文革的人不停地问,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当时郭罗基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叫《谁之罪》,是讨论张志新之死的,他这是模仿赫尔岑的名著《谁之罪》,而赫的这部著作就指明社会中个人命运的悲剧要到周围环境,也就是社会制度中找原因。有趣的是,赫尔岑的这部著作卷首语是这样一句话:“未查清的案件,听天由命,已查清结案的,全部归档”。赫尔岑的用意就是要提醒读者,对罪责不能装糊涂,更不能束之高阁,埋入灰尘。但邓本人对文革的态度恰恰就是要尽快了结,今后不要再提,所谓宜粗不宜细,所谓“一切向前看”,就表明这种态度。可惜,以邓的聪明,竟没有看到文革这个脓疮不彻底挑破,国家民族永不能走向世界文明主流。看看大陆现在文革白痴如雨后毒蘑,遍地滋生,邓本人已成了这群人的攻击对象,恨不食肉寝皮,我想他也是九泉难安。

问:五月二日,人大会堂举行红歌会,有马晓力女士致信当局,历数这场红歌会对文革的歌颂,看来现在文革的那套思路和做法已渐渐浮上台面了。

答:“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文革这张皮恰恰附着在中共坚守的这套列宁式党国制度上。国内明眼人都感觉文革借尸还魂,其实这尸从未搬走过,其魂深入国民骨髓。我只讲一个事实,,禁止反思文革的作品出版、流行绝非后来的事。早在1986年,中宣部就已经发文“对专门论述文革史实的专著,未经严格审查,不得出版,各报纸、电台、刊物不得刊登,已发表的不得评论”。请注意,这是1986年,正是改革开放的黄金时代。虽说邓打压了胡耀邦,但一年之后的十三大,赵紫阳上台,中国的改革转型机遇正佳。紧跟着,1988年12月,中宣部又发文《关于出版文化大革命图书的若干规定》,基本上封堵了对文革研究的著作出版。相比较德国,研究希特勒、纳粹德国的著作之多不可计数,真可谓“汗牛充栋”,正是这种对纳粹运动的彻底清算、反思,使德国进入世界文明主流,成为一个民主、自由、文明、富裕的国家,受到全世界的尊重,这些年承担保卫欧洲文明的责任,真正是中流砥柱。而中国在政治文明、法制文明,在融入世界文明主流价值上基本没有进步。现在当局治国的思路更是囿于红卫兵模式,颟顸霸道,炫金耀富,世人为之侧目。你若有空,翻出文革时那些文宣材料,比照当下大陆宣传,一定会有似曾相识之感,从文字、用词,到逻辑推断,几乎亦步亦趋。已经二十一世纪了,还要在文革武库中找家伙,让人有种穿越感,这可如何是好?

问:你提到列宁式党国体制,好像你认为正是这种体制才是文革的根源?能否再谈详细一点。

答:中国的文革发生在1966年,但在历史上和它性质相近的社会政治运动已经发生过,那就是斯大林的大清洗和希特勒的纳粹运动。中共一贯标榜反西方,但可惜,它所反的只是西方民主国家中的普世价值。而中共的思想资源,其实是彻头彻尾西方的,是苏俄列宁式党国体制的山寨版。应该承认,毛在建构体制方面缺乏创造力,中共的一套权力架构完全是苏联人一手调教出来的。纳粹制度倒是希特勒的独创,但它是魏玛共和国失败后的产物,它的严密性要逊于列宁式党国体制,但他们在精神气质上是如此想象,有历史学家指出,尽管他们彼此仇恨,但再也找不出如此相象的敌人。正是这种党国体制才是文革这种大规模群体犯罪的土壤。

历史上,Dictateur,独裁官是罗马共和时期的一种专门设置,为了应对突然事变,是非常时期的临时设置,最长不可超过六个月,独裁官被临时赋予不受法律制约的专断权,他的权力超越现有法律,同时他的行为不受合法性审查,同时不可“告诉”,也就是有豁免特权。而这个设置到了列宁手中变成了维持政权的永恒方式。我们应该知道,对现存共产体制(严格说现在世界上大约只剩中共和北韩了)贡献最大,最有创造性的是列宁。他的一套夺权的战略策略思想最成功,也危害最大。前不久有材料报道普京批列宁,这说明俄国的体制是真变了(我们不讨论他究竟变成了什么),列宁把共产政权的本质说的极清楚:“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故障制约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不是建立在法律或选举上,而是直接建立在全体居民中某一特殊阶层的武装力量上的权力”。好,我们应该记得,毛的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性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对文革的深入思考必然会触及到共产政权赖以树立的基本理论。

在这种权力结构下展开的社会政治运动有几个必不可少的要素:1)一个拥有无上权力的独裁者。2)权力斗争必然是制造出一群党内敌人,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称做反对派,在毛的文革中称做路线斗争。3)一套由独裁者本人掌控的秘密警察系统,它监视权力斗争的动向,收买告密者;4)一套以“宇宙真理”和谎言构成的意识形态,通过它来贯彻独裁者的意志;5)以暴力为依托的洗脑系统,通过它培植一群愚民,他们实际上是处在一种昏迷状态下充当打手。所谓昏迷状态即是说这群人不具有理性所要求的自我意识,他们由独裁者的意志所操纵,激发出人性中的邪恶来毁灭他人从而也毁灭自己。所以反思文革必然要对这些要素逐条清理。中共在文革结束后,也做过所谓“清理三种人”,但大多数不了了之,因为你很难在审判艾希曼的同时,给希特勒修纪念堂,所以文革中的罪行几乎没有得到清算。有人提宽恕问题。图图大主教确说过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但这个宽恕是在厘清罪责,认罪忏悔的情况下的仁慈。没有清算就没有宽恕。

所以从历史和中华民族未来的角度来反思文革,意味着中国人从列宁式党国体制中脱胎换骨,重归人类文明发展正道,使中国人成为自尊、自立、自由的真正社会政治意义上的人。这一点大陆当局似未加考虑,进来甚至又见到“党内野心家、阴谋家”这种提法,可见反思文革对中共而言实在强其所难,因而这个历史性的任务只能是个人理智良心的行为。我们也确是看到许多仁人智士,单枪匹马在勇敢地进行着这个工作,我们应该向他们致敬。

 
 
—— 原载: rfi
本站刊登日期: Tuesday, July 12,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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