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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倡优蓄之而不自知——读《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作者:余杰
    从延安时期开始,陈伯达就一直担任毛泽东的首席秘书,毛的很多文章都是由他执笔,他被公认为中共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家。陈是《毛泽东选集》的倡议者和编辑者,是《宪法草案》的起草者之一,也是“人民公社”这一名词的发明者。毛泽东承认:“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建议之权。”中共建政以后,陈的重要性日渐凸显,“文革”伊始,升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政治局常委,成为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之下的第四号人物。然而,爬得越高,跌得越重,在一九七零年的庐山会议上,陈突然被毛点名批判,定为反党份子,抓捕入狱。“文革”结束后,又以林彪集团党羽的罪名受到公审,获刑十八年,刑满后在半软禁的状态下孤独地生活,直至去世。
 
陈伯达晚年与儿子陈晓农朝夕相处,由陈晓农记录其谈话,留下《最后口述回忆》。陈既是党内斗争的牺牲品,又配合毛泽东害人无数,但他晚年的自我反思相当有限,整本书中只有寥寥数语:“我当时的讲话,以及以后的许多讲话,错误之处很多。主要是基本方向错了,把党内的问题当作阶级斗争的反映,得罪了很多同志。我说过,这些同志要怎么处罚我都可以。”其实,共产党的残暴,早在其尚未夺取全国政权的延安时期便已暴露无遗,陈家亦深受其害,陈伯达对儿子说“延安整风时期,发生了‘抢救运动’,错误地整了许多人,包括你母亲,都受了冤枉。你母亲被关起来隔离审查,后来虽经复查平反,但她精神上受了很大刺激,从此精神逐渐失常。”然而,陈伯达仍然紧跟毛泽东,助纣为虐,后来下场之惨,亦可谓咎由自取。
 
 
奴才永远无法洞悉主人的心思
 
自从四十年代初担任毛的秘书之后,陈与毛如影随形,对毛忠心耿耿。虽然被毛整肃,陈直到晚年对毛的崇拜仍未破灭,至少在跟儿子的谈话中极少表达对毛的不满。谈及毛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对邓小平上台后对毛的部分否定,也不能认同。陈始终认为:“党的七大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这对于党领导人民夺取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革命政党,总要有一个指导思想。”他对毛可谓五体投地:“从感情上,从纪律上,我不可能不站在毛主席一边。”
 
陈在毛身边工作多年,未尝不想当魏征那样敢言的谏臣,但他生性软弱,几乎不敢在毛面前坚持个人观点。毛批评陈胆小怕事,不敢得罪人,岂不知,像陈这样一个只会摇笔杆子的人,要在危机四伏的中南海混下去,惟有八面玲珑、唯唯诺诺。
 
五十年代初期,毛与陈在玉泉山漫谈时,毛问陈:“我是在前台直接主持国事好呢?还是退到后面坐而论道好呢?”陈心里觉得,毛还是超脱一些,坐而论道好,但陈没有说出来。“因为按照毛的性格,有时候意见提得直了,反而起反作用。”
 
毛称赞的皇帝是刘邦和朱元璋,而陈认为好的皇帝是唐太宗和康熙。毛完全是个刘邦、朱元璋式的流氓地痞,陈则多少有点士大夫文化传统的熏陶。六十年代初,陈向学术界提出,可以多写一些唐太宗和康熙,也是想影响一下毛,却收效甚微。
 
有一次,陈和毛谈话,向毛推荐方孝孺的《深虑论》,陈十分欣赏方的名言:“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他希望毛在接班人的问题上不要过虑。陈对毛说:“方孝孺的《深虑论》很值得一读。”毛却说:“他自己的结局怎么样?他都虑不到自己的命运,还谈什么深虑。”话就没有办法再谈下去了。多年后,陈回忆说:“方孝孺因为不肯为明成祖起草诏书,被夷十族,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事件。问题是,我不是在谈方孝孺个人的命运如何,而是在谈他文章中的道理,可毛故意岔开了话题,他明白我想说什么,不愿让我继续再谈下去。”毛比明成祖更为残暴,哪里会认同敢于顶撞暴君的迂夫子方孝孺呢?
 
毛家与陈家还发生过一桩非同寻常的事情。陈的长子陈小达在苏联生活多年,与毛的女儿李敏谈了好长一段时间的恋爱。后来,李敏突然提出分手,陈小达精神崩溃,自杀身亡。陈闻讯,悲痛欲绝,却强忍悲痛,继续为毛服务。共产党的体制就是要泯灭最基本的人性。毛本身即为一个六亲不认的冷血动物,当然希望其下属也如此。在这一点上,毛比古代的皇帝更为专横霸道。陈小达、李敏这对年轻人恋爱关系的终止,是否由于毛的干涉,尚无确切证据。但陈晓农分析说:“毛本人待人处事总是首先从政治的角度着眼,他对政治的重视程度是压倒一切的,他不会同意一个几乎已经俄国化的青年来做他未来的女婿,这也是情理中的事。”这一分析很有道理。
 
陈自以为很了解毛。其实,即便是陈这样多年来与毛朝夕相处之人,也并不了解毛真正的心思意念。毛从来没有尊重过陈,只是将他当作一个可以利用的道具,一旦失去利用价值,立即弃之如敝屐。陈在庐山会议上支持设置国家主席,以为这是出于毛的意思。谁知毛突然变脸,陈一夜之间便成为众矢之的。毛在大会上肆无忌惮地痛骂陈,陈的脸色在众目睽睽之下变成了猪肝色。中共的党内斗争,宛如互相撕咬吞噬的鳄鱼潭,其粗暴野蛮程度,在共产党国家中亦无与伦比。
 
陈最后一次见毛,两人见面握手以后,毛责备陈许久不找他谈话,说:“这几年你官做大了,不来见我了,也不写文章了。”其实,陈一直想见毛,却总见不到。每次求见,毛的秘书徐业夫总说毛有事。陈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毛批评陈参加“军事俱乐部”,对陈宛如晴天霹雳。陈说,愿意做自我检讨。毛说,这样很好,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陈感激毛宽大的盛意。告别时,毛同陈亲切地握手,说:“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毛对陈,玩的是猫捉老鼠的游戏,陈却信以为真。从此,陈直至下狱,再也没有见过毛。毛之无情无义,举世无双。
 
 
地位最卑微的政治局常委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由于刘少奇已被打倒,毛重新调整领导班子。毛和周拟的常委名单把陈排在周后面。陈找到毛,说:“我能力不行,无论如何不能把我排得那样靠前。”毛拿起笔来,把排在名单后面的陶铸的名字钩到陈的名字前面,对陈说:“你看这样行了吧。”不久,陶铸垮台,陈又名列第四。
 
毛用陈,无非是觉得陈对他造不成实质性的威胁。林、周一文一武,毛不得不用,否则“文革”搞不起来,刘邓集团也没有那么容易被打倒。之后,毛又害怕林、周尾大不掉,对他们处处防范,并没有将他们当作“亲密战友”来看待。实际上,毛要扳倒林、周,需要使用比扳倒刘少奇的“一根手指”更大的力量。多年来,毛不断敲打周,检验其忠顺程度,却一直没有对周下最后的狠手,因为废掉周之后,很难找到对行政系统如臂使指的继任者。而当林不肯屈服,毛遂使得林家破人亡且背负叛国之恶名,但“九一三”事件也让毛本人的声望降至历史最低点。与林、周两人相比,陈是孤家寡人,毛一根手指都不动,就可以轻松将其除掉。所以,毛放心让陈滥竽充数。当时,周恩来亦认为,陈入常委,只是权宜之计,陈的位置很快就会让给别人。到了九大选常委时,周就坦率地对陈说:“没有想到你仍旧列入了名单。”不过,陈的出局已指日可待。而且,共产党高层根本没有“全身而退”的机制,刘少奇、陈伯达都曾幻想,即便失宠,也可无官一身轻、回家务农去。然而,等待陈的是千夫所指的下场。
 
“文革”初期,陈的官越来越大,精神却越来越痛苦,用“高处不胜寒”来形容实在太轻,几乎到了“生不如死”的地步。在苦不堪言的处境之下,他甚至动过自杀的念头。知父莫若子,陈晓农评论说:“陈伯达本来是个性格懦弱的文人,‘文革’以来他被夹在各种政治力量激烈冲突的夹缝中,随时会被挤碎。他既要贯彻毛泽东的指示和意图,也要承受毛泽东的不满和责难,还要承受对毛泽东的方针、政策持不同或对立意见的人的攻击和讥讽,更要承受毛泽东夫人江青的逼迫以至假传圣旨的捉弄。”比起外人看来掌握权力的风光来,内里是动辄得咎、手脚无措的恐惧与忧虑。陈多年担任毛的秘书的职务,在党政军各方面并没有形成个人的派系,实力根本无法与林、周相提并论。陈这个常委就是个空架子,即便级别比他低得多的人,比如新冒起来的笔杆子姚文元,都不把陈放在眼中。既然政治局常委的尊贵身份不能让刘少奇幸免于难,又岂能让陈伯达有功成身退的机会?
 
陈在晚年谈及几个细节,生动地说明了他在党内是如何地窝囊:当科学院成立革委会时,周恩来让陈和中央文革的成员去参加成立会。江青不去,还组织小组其他成员不去。陈叫戚本禹、关锋去,他们就是不动。陈只好一个人去了。由此,陈感叹说:“这件事表明,他们听江青的,不听我的。”有一次,江青来到陈的办公室,到书架跟前查看,看到书架上有一本精装的《宋庆龄文集》,就拿下来摔到地上,用脚踩。可见,江青在其面前飞扬跋扈到何种程度。还有一次,陈到中央文革的办公楼,在会客厅刚坐下,忽然,江青、康生来了,立即说要召开会议。姚文元就在楼上,一叫就到。于是,江青宣布开会,他们三个轮流责骂陈对中央文革的工作不积极。小组成员如此对待组长,亦是亘古未有之奇观。
由于陈不堪江青及其身边人物之凌辱,当他发现林彪集团有反江青的倾向时,逐渐向林彪靠拢,希望借此巩固自己的地位,特别是在林彪接班之后仍然能在中央有一席之地。在中共黑箱操作的权力系统内,这是人之常情。然而,陈丝毫未觉察到毛林之间出现很大的裂痕,此时他偏向林彪,正好犯毛之大忌。另一方面,陈分管华北,竭力拉拢华北的党政军要员,他幻想,即便无法形成个人的团队,至少也要有一群关系亲密的盟友。这又是毛不能容忍之举动。于是,陈的倒台便成为定局。
 
在毛泽东时代,毛要搞掉其他任何一名政治局常委,只需要打出路线斗争的翻天印就能百战百胜,并不需要经过党内的合法程序,党章亦形同虚设。毛自诩为“泼猴”,不受任何制度的束缚。对陈的处理也是如此,将陈关入监狱时,本来要送入条件极差的囚室,陈狂呼他在国共内战中救过毛的命,这一细节被汇报上去之后,毛又下令改善陈的待遇。可见,毛个人的喜恶完全凌驾于法治之上。
 
 
中共党史上的“文人祸水论”
 
陈是“五四”遗风影响下的知识分子。在厦门求学期间,与陈嘉庚的儿子同学,后来在上海和广州求学,曾受教于“五四”那一代的名作家朱湘和郁达夫。他由参与北伐到投身中共革命,早年确实深怀理想主义。
 
以知识分子走上仕途而论,陈堪称清朝灭亡以后中国地位最高的知识分子。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中,有许多身居高位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大都在专业部门任职,如外交、教育、法律、财经等部会,位居中枢者不多。胡适一度被蒋介石看重,希望其出任虚位总统,但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复杂,未能实现。胡适在国民政府内地位虽尊,却始终是处于权力边缘的“诤友”。而陈伯达以秘书之职务,以理论家之身份,进入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行列,在中共内部亦是前所未有。但是,陈伯达的失败,正表明知识分子参政在专制制度下的巨大危险。知识分子多少要忠于某种理念和价值,而政客的成功正是善于玩弄理念和价值。陈与毛之差异正在于此,陈有几分知识分子的底色,无论如何拼命地向毛学习,亦学不到毛深入骨髓的厚黑学之皮毛。
 
毛不是知识分子,毛极端仇视知识分子。中共建政之后,知识分子被划入劣等公民行列,即“臭老九”。毛对当年北大那些瞧不起他的大知识分子痛下杀手,即便是对于“南书房行走”的陈,也深怀嫉妒。陈谈及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在毛访问苏联期间,一次中苏高级谈判,双方一度陷入僵局。斯大林引用陈伯达的文章开玩笑,以调节气氛。斯大林对陈的文章中丑化国民党与美国关系的细节印象深刻,陈造谣说宋美龄将手放在罗斯福腿上,与之眉目调情。陈伯达之文风恶劣,斯大林之品位庸俗,由此可见一斑。这还不是这个故事的关键之处。精彩的还在后面:斯大林谈到高兴处,拿着酒杯站起来,到陈跟前,向其祝酒,微笑着说:“祝中国杰出的哲学家、历史学家陈伯达同志身体健康!”当时,陈立即感觉毛对这一突然出现的场面很不高兴。因为斯大林作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不是向毛敬酒,而是向毛的下属敬酒,而且陈和斯大林互相敬酒时又是用俄语致辞,毛无法立刻弄懂他们在说什么,当场脸色就变了。于是,第二天的会议,毛不让陈参加。毛的心胸狭窄到了如此地步。
“文革”初期,周恩来让陈当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不肯当,建议让康生当。周说,康生不合适,在中央里面就数陈文化高。陈推辞几次,周说:“你还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吗?”陈只好同意。毛回北京,陈又向毛提出:“我是书生,当不了组长。”毛说,你可以把“书生”两个字去掉。但对陈来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即便陈拿掉“书生”这两个字,别人仍然将他看作是无太大用处的“老夫子”,“老夫子”本身就是一个贬义词——在中共的价值系统里,“枪杆子”的作用远在“笔杆子”之上。对此,陈晓农指出:“在中共领导层内部,文人不被当回事,高兴时是工具,不高兴就成了出气筒,国家出了点问题,就往文人身上找原因,将文人批判一番,皆大欢喜。”这固然有陈晓农为父亲开脱的一面,却也部分道出中共权力运作的一条规律。中共建党之初,尚有不少一流的知识分子厕身其中,毛泽东掌权之后,中共遂彻底堕落为反智主义的流氓集团。有文化、有良心的人在党内一直受嘲讽和排挤。像陈伯达这样已经很坏,却还坏得不彻底的人,亦不得善终。“文革”中当过四人帮写作班子成员的北大历史学家周一良以“毕竟是书生”作为其回忆录的书名,暗有为自己辩解之意。这句话,陈伯达也可以借用过来撇清自己。但是,无论是否为“书生”,干了坏事就得承担责任,尽管书生所起的作用,跟流氓头子比起来,只能算是胁从而已。
 
陈在晚年多次感叹说,在国民党时代,中共前总书记陈独秀被审判时,与之政见不同的老友章士钊挺身而出为之辩护,后来胡适等人还去狱中看望。国民党并没有对陈的支持者搞株连。而陈伯达垮台后,几乎没有人与之来往。庐山会议之后回北京的专机上,同机的高级官员个个对他冷若冰霜。“现在革命胜利了,一个人一旦有事,大家就六亲不认,这个风气实在不好。”然而,陈却没有对此作更为深入的反思:这种风气是如此形成的?这就是威权统治与极权统治的差别:前者容许存在一定的公共空间和个人情感,故而传统的伦理道德不致被全部摧毁;后者则由党垄断一切,全民以党及其领袖之是非为是非,连血缘亲情都被破坏殆尽。陈伯达正是这一历程的积极推动者,当“请君入瓮”的时刻来临,他就只能“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二、二十三日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Tuesday, June 26, 2012
关键词: 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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