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litic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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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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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停游荡的幽灵——试论血统论对清华文革的影响
作者:张比

 

◇ 前言:追根溯源
 

  一个幽灵,血统论的幽灵,曾经长时间地游荡在中国上空,不肯离去。

  血统论是一种主张以祖先长辈的血统和身份决定个人的前途命运和发展方向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想在各个国家的封建社会和集权社会时期都存在过,从封建制度下的官员贵族世袭制即可看出。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恐怖年代,血统论这一思想被发扬到了极致,社会充满了等级制观念和阶级斗争思想。青年工人遇罗克曾撰文《出身论》对此进行驳斥,但以反革命罪被判死刑。

  追溯起来,血统论由来已久。历史上,中国长期存在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为使权力和财产的继承权明确化、合法化,就有了家族中的大宗(嫡长)、小宗(庶子)之别和社会上的贵族、平民和奴隶(奴婢)之分。从西周的分封制到秦汉、魏晋、隋唐的士族与庶族,以及诛灭九族的株连制度,莫不与血统论紧密相联。中国共产党是以反帝反封建起家的,在理论上应当是与血统论划清界限的,但因其领袖人物和众多成员出身于农民,受专制主义影响较深,狭隘的“阶级立场”和在干部人事制度中贯彻的“阶级路线”,在文革中就由部分干部子弟演变成赤裸裸的血统论。血统论在1966年8月以宣扬“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达到高潮。虽然受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批判(主要是因为干扰了运动的大方向)和群众的抵制,但始终阴魂不散,在文革运动中若隐若现,发挥着影响。本文以清华大学为例,分析血统论的酝酿、勃发、隐匿和死灰复燃的过程,以引起文革亲历者的反思,并使未曾经历过文革的后来者对文革的本质从另一个侧面上有所认识。

一、文革前夕:血统论由隐性到显性

  1、“重在表现”是血统论的温和表现形式

  中共从土地革命时期(江西)和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就有所谓的“阶级路线”。到了夺取政权以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在干部人事制度中,仍然明确地提出要贯彻“阶级路线”。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接着开始的国际上的“反修”斗争,都使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特别是在中苏论战中陆续发表的“九评”提出了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问题,更使敏感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产生了种种困惑。

  此时,“阶级观点”鲜明的部分干部子弟和工农子弟,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革命的接班人,而其他家庭出身的,如知识分子家庭和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革命要求和表现,进入接班人的行列。强调出身(成分)的一方,排斥出身(成分)不好的另一方。而一些学校和其他单位也在政治运动(如四清)开始歧视后者。这种歧视自然会引起社会关系的紧张,如何理解党的“阶级路线”,就需要有权威方面的阐明。领导层中的明达之士一有机会就以宽松、温和的方式解释阶级路线。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于1961年代表党中央对北京高校毕业生讲话时说:“对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学生,不应该片面强调他们的家庭出身问题……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并不妨碍他们成为革命者……对各种家庭出身的子弟我们都要同对待工农子弟一样,当成我们自己的子弟来教育,不应该在工农青年和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之间划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1966年1月31日,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代表中共中央在青年和学生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宣布在家庭出身问题上的“重在表现”政策,指出,要“有成分,不唯成分,重在表现。”

  以蒋南翔为校长兼党委书记的清华大学,正是贯彻这种温和的阶级路线的代表。在录取学生的时候,主要看考试成绩,但在保密专业录取时则有比较严格的政治审查,以录取工农子弟和干部子弟为主,对成绩优异、表现好的职员、资本家子弟也准予录取,但对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子弟一般不予录取。在选拔学生干部和发展党员时,也基本上是这个标准。1964年到1965年,以及1966年上半年,在学生中发展了大批党员(共1000人以上)。蒋南翔更积极在教授中发展党员,除50年代早期发展的刘仙洲外,又陆续发展了张维、梁思成等入党。这样的结果,既符合阶级路线,也团结了大多数人。但也由此种下了种种矛盾的根子,一方面,“出身不好”或一般的,仍然感到受到一定的歧视;而出身好的一部分人,却认为脱离了原教旨主义的“阶级路线”,有“投降主义”之嫌。

  其实,所谓“重在表现”只是血统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或者说是温和的表现形式。因为,“重在表现”而不是“只看表现”,前提仍然是“有成分论”。并没有摈弃“阶级路线”,只不过是强调了“表现”,有利于团结大多数,可以缓解矛盾,防止出现过度的社会紧张。这种既看出身又看表现的双重标准,在实际贯彻时难以掌握,多数情况下仍会“宁左勿右”。即使是这样,在随后到来的文革中,也成为蒋南翔以至彭真、刘少奇的一条罪状。而清华大学文革过程中,和其他大学及中学里一样,更强烈的血统论者批判了“重在表现”,成为引起学生中派别分裂的重要原因。

  2、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酝酿和组建以血统论为思想基础

  文革中风行全国的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早在文革前,以干部子弟为主的部分学生就对学校贯彻“重在表现”的政策不满。对学校重视培养对学习成绩好的知识分子子女有强烈的意见。尽管学校对他们也做了一些照顾,但他们的愿望实际上是取消或改变原有的教育制度和考试制度,让他们无需经过学习和考试,而是凭借自己的“红色”身份,就可以上大学,接革命的班。据文革研究者卜伟华在《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始末》一文中回忆:1964年7月,他们就“学校里有没有阶级斗争”,“学校里要不要贯彻党的阶级路线”两个问题与校方进行辩论。1965年2月,他们认为学校提出的“兴无灭资,团结百分之百”的口号“提得过右,而且在实际中它贯彻得还要更右一些”。1965年5月和1966年4月,他们两度向学校提出要求开展“小整风”,大搞阶级教育活动(如清明扫墓),均被学校拒绝。1966年5月10日,骆小海写了一篇题为《从我校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看我校是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校领导的文章。5月20日,预642班学生王铭、张晓宾起草了一份题为《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党支部的资产阶级办学方向应当彻底批判》的给党中央、毛泽东的较系统的汇报材料。5月29日傍晚,在圆明园遗址上,卜大华、骆小海、邝桃生、王铭、张晓宾、张承志、陶正、高洪旭等十来个学生在一起开了一个小会。与会者认为,当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为了迎接阶级斗争暴风雨的来临,为了更加有力地与校方进行斗争,有必要成立自己的组织,并一致同意将组织命名为红卫兵。5月31日,清华附中红卫兵成员邝桃生、骆小海、卜大华、王慧成、张晓宾、王铭联名写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反映清华附中存在的问题。

  以上他们所写的信或材料,反映的问题包括:关于突出政治问题,关于教学改革问题,关于贯彻阶级路线、“重在表现”问题。他们认为,清华附中党支部贯彻的路线,是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而且根子来自清华大学。归根到底,反映了他们对温和的阶级路线的严重不满,希望以更加严厉的、纯粹的血统论取而代之。

  7月28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展览馆电影厅召开大会,宣布撤销海淀区各中学工作组。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骆小海、邝桃生在大会上宣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两篇大字报,并将两篇大字报稿和一封短信交给了主席台上就座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请她将大字报稿和信转交给毛泽东。8月3日,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在钓鱼台约见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代表王铭和卜大华,将毛泽东8月1日写给他们的信传达给红卫兵。毛泽东在信中对清华附中红卫兵运动表示坚决的支持。信中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们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毛泽东的回信,等于承认了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其他红卫兵组织政治上的合法性。于是,北京乃至全国的中学红卫兵组织纷纷成立。以后又陆续扩大到大学和整个社会。

  毛泽东在这里说的“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也就是支持红卫兵打击“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同时为压制“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子女提供了依据。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其他中学红卫兵,就成了在文革初期宣扬血统论的始作俑者。

二、工作组和清华大学红卫兵统治期间:血统论的勃发

  1、“反蒯斗争”中的血统论

  文革初期,以蒋南翔为首的清华大学党委,为了自保,表面上肯定了以刘涛、贺鹏飞为首的高干子女给党委提意见的大字报,同时准备以对待1957年的右派那样来镇压反对党委的部分学生和教职工。各级党组织已经在暗查给党委贴大字报的学生、教师的出身和背景,以备“秋后算账”,但因工作组随即进校而终止。这也表明,在“阶级斗争”相对缓和时期,清华大学党委尚能坚持温和的阶级路线,而在“斗争尖锐”的情况下,也会祭起“血统论”的“法宝”。

  工作组进校,立即按照严格的阶级路线,在全校及各系成立了以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为主的文革领导组织。

  以王光美为顾问的清华大学工作组,在遭受到蒯大富等人的怀疑和反对后,掀起了一场50多天的“反蒯斗争”。蒯大富之所以敢于向工作组挑战,除了怀疑一切的精神外,也自恃贫农家庭出身,根红苗正。但工作组和他们依靠的高干子女,则以更加优越的政治地位和纯正的背景占了上风,揭露出蒯的祖父当过土匪,蒯本人60年代初期怀疑过党的农村政策,并与苏联学生通过信,给蒯以沉重的打击。在全校揪出的700多名“蒯派”中,家庭查不出问题的斥之“背叛”无产阶级,家庭有问题的则联系其出身,加以“地主资产阶级孝子贤孙”,对党有“阶级仇恨”的罪名,如对仅次于蒯的工程力学数学系的王某某,被查出出生于地主家庭;对工程物理系的孙某某,查出其父母都在美国,从事汽车生产技术,批判为“你的父母制造的坦克,沾满了越南人民的鲜血。”陈某某,查出其父为“四清”下台干部,让他检查思想根源,逼得他几乎自杀。

  冶金系文革主任陈某某(女),工人家庭出身,预备党员,因反对工作组被撤职批判。当工作组撤离时,副组长周赤萍发现陈的父亲在东北给自己当过炊事员,是一位忠厚的老工人,忙不迭地向陈道歉,说早知如此就不会批判她了。可见周赤萍看到陈的“血统纯正”,方感到“大水冲了龙王庙”,如对方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就不会这样说了。

  当周恩来奉命到清华大学调查研究,找蒯大富等人谈话时,蒯也再三强调,自己是贫农出身,父母都是1945年前入党的老党员,因此,自己对党有深厚的感情,是不可能反党的。

  可见,在工作组时期,无论工作组,工作组依靠的干部子女,跟着工作组批判“蒯派”的普通师生,以及“蒯派”们,都看到了家庭出身的重要性,并以此作为判断自己和他人政治立场的重要依据。

  2、“对联”的传播和辩论

在毛泽东回到北京,宣布撤销工作组之后,刘涛、贺鹏飞等高干子女组成了清华大学文革委员会临时筹委会(简称“临筹”),并于8月9日成立了以“红五类”为主的清华大学红卫兵。“红五类”,即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这个名词不知是何时出现的。但他们有强烈的排他性。与之相对的是“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子女,后来又加上了资产阶级、走资派,称为“黑七类”。这些“出身不好”的学生,是不可能加入血统高贵的“红五类”组成的红卫兵组织的。

  这时,要求批判工作组的部分学生,先是召开了“八八串联会”,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主要负责人唐伟,出身革命烈士家庭,陈育延,出身革命干部家庭,二人均为预备党员。家庭出身的无可挑剔,使他们敢于贴出批判王光美、王任重的大字报,而且敢于和清华大学红卫兵抗衡。“八八串联会”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对参加者的家庭出身不做限制,得到的拥护者超过了清华大学红卫兵。

  此时,传来了“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而北京工业大学学生、高干子女谭力夫的讲话,更是使拥护这一对联的人受到鼓舞。谭力夫的讲话极有煽动性,公开批判了“重在表现”的政策,系统地阐述了血统论的观点,反映了以革命接班人自居的干部子弟的真实心态,是一篇赤裸裸的血统论的宣言书。“对联”和“讲话”很快传到了清华大学,校园里也在不同场合下开展了辩论。清华大学红卫兵和他们的拥护者,大多支持对联,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及其拥护者则反对此对联。

  在关于“对联”的辩论中,部分“红五类”十分兴奋,按照历年来的“阶级路线”加以发挥,并背诵出《毛主席语录》里“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上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等语句,强迫“黑五类”承认自己是“混蛋”。大部分“黑五类”不服气但不敢公开反对,少数则不得不承认。一部分“红五类”和出身“一般”的知识分子子女,则公开反对,认为“对联”是形而上学。代表赤裸裸的血统论的对联,进一步造成了广大师生的分裂。

  3、“8·24”事件和血统论的暂时隐匿

  “对联”的出现和血统论的狂热表演,有其政治背景。此时,正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揭开了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盖子,刘少奇一派政治势力开始失势。一批高干子女眼看自己的父母将要受到批判和清算,自己“血统高贵”的优势即将丧失,不得不以转移斗争目标的方式做最后的挣扎。

  在社会上,他们接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破“四旧”的口号,打人,抄家,毁坏文物,将城市里的“地富反坏”驱赶到农村,造成了短时期里的“红色恐怖”。

  清华园里的“8·24”事件,则是以血统论为指导,以破“四旧”为口号,以“内外有别”为借口的一次内外联合的大规模的暴力行动,集中体现了部分干部子女和血统论拥护者的恐慌和残暴。

  当时校园里播放着与“对联”密切相关的杀气腾腾的《红卫兵战歌》,呼喊着“只许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的口号。在二校门被毁之后,又用皮带驱赶着原清华党委领导成员(被称为“黑帮”)搬运碎块,同时将一批中层干部和“反动权威”在校园里殴打游斗。在抄家过程中,又打死打伤了一些家属中的“地富”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

  四十多年后,清华大学红卫兵成员,“8·24”事件的参加者,包括刘涛、贺鹏飞和在二校门抡皮带打人的原水利系学生马某等,均没有一个表示忏悔,只有原工程物理系学生阎淮写出了回忆文章,披露了策划和实施暴行的过程,并做了深刻的反思。

  “8·24”事件后,校园里一片冷清。反对“临筹”和清华大学红卫兵的蒯大富等人还在集聚力量。大批人员外出串联。随着十月份中央工作会议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陈伯达在《两个月工作的总结》中对血统论进行了批驳,指出,对联宣扬的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封建主义的血统论。很快,公开宣扬血统论的偃旗息鼓。年底前,蒯大富等人组成了井冈山红卫兵夺了权,“临筹”和清华大学红卫兵自动解散。各派政治势力的斗争又转入了另一种形式。

三、团派和414派争斗期间:血统论时隐时现

  1、团派反血统论的局限性

  1967年初,井冈山分裂为团派和414派。分裂的原因主要是权力之争,思想上的分歧包括对文革前清华是何种路线占统治地位,以及对清华大学干部的看法等。但在组织路线上,团派基本上是只看政治观点,不问家庭出身。正因如此,在文革前因“出身不好”或“表现不好”政治上受压的,相当多数都加入了团派或支持团派。团派是靠反对坚持血统论的原清华大学红卫兵起家的,因此,在北京的大学和中学里,普遍认为团派是反对血统论的代表。

  但是,由于团派拥护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拥护且信奉其理论基础——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和血统论彻底划清界限。

  团派的组织井冈山兵团总部的几十名委员中,自蒯大富以下,绝大部分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家庭,个别其他家庭出身的,亦有共产党员的身份。这样的安排一是为了标榜自己的“根正苗红”,二也是为了不给反对派造成攻击自己的口实。团派的各系分部组成人员,也基本遵循这个原则。个别系的分部委员中有几个出身职员家庭的,被攻击为“职员内阁”,造成了相当的被动。

  团派首先解放的原清华大学干部韩某某、张某某,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入党的工农干部。

  团派在组织队伍上虽然有比较大的包容性,但是以认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为标准。参加团派的“出身不好”的成员,往往表现出更左、更“革命”的特征。有些为了表明自己与“反动家庭”划清了界限,不顾生死地参加本校和外地的武斗,有的甚至牺牲了年轻的生命。有些在极左思想影响下,丧失人性,对原清华大学干部严刑拷打,对划为右派的教授抄家监禁,触犯了刑律。

  在对立面抓住团派“组织不纯”的把柄之后,团派领导层赶快与之切割,将教工组织“红教联”清除出井冈山兵团。

  2、414派继承了文革前的隐性血统论

  414派在组织上强调自己血统的纯正,公开的领导成员中都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革命烈士子女。他们在攻击团派时经常揭露团派的组织不纯,如盯住团派准备“结合”的动力与农机系教授宋某某,说他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过美军翻译”等等。

  在每个系,每个班级的学生中,几乎都分裂成两派。据唐少杰教授的《一叶知秋)等文章分析,团派成员多为文革前表现“落后”,家庭出身较差或一般的;而414派则多为“红五类”出身或一般家庭出身但政治表现好的党团员。414派且认为,文革前清华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清华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可见,414派的成员多数是文革前温和的阶级路线的受益者。

  414派是有自己的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思想路线的。吊诡的是,集中体现这一纲领和路线的《414思潮必胜》的作者竟然是一位出身“黑五类”(反动军官)家庭的高年级学生周泉缨。这也证明,阶级路线和血统论的影响之深厚,可以俘获任何家庭出身的人。

  在《414思潮必胜》中,周在分析文革中的阶级关系时说:

  十七年来我国的阶级阵线基本上是稳定的。经济基础基本上是共产主义化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阶级关系尽管有变化,但也不可能来个“大翻个儿”,也决不可能划分什么“老保阶级”“造反阶级”。十七年来掌权的是工农兵还是工农兵,十七年来受压迫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还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

  在分析清华文革中的派别时,他特别指出:

  从组织上看:四一四派的队伍是比较整齐的,造反派大多数的工农兵基本群众和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以及大多数的党团员和干部,都是“铁杆”的四一四派。而团派的队伍是称不得整齐的,还经常混杂着走资派,特别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以及代表他们的知识分子。

  他在文章中进而论述清华两派的分歧的普遍性:

  清华大学四一四派与团派的原则分歧与组织上的分裂,是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的。不仅全部成立革委会的城市中造反派分成了两派,而且几乎95%地区的造反派也分成了两派。

  尽管不同地区两支造反派各有其特色,其自觉程度不相同,其尽到的成绩以及所犯的错误性质程度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具有规律性的共同性。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给予各地两支造反派统一的称呼:四一四和团派,代表这两派政治主张的政治思潮是四一四思潮和团派思潮。

  在文章中,他运用文革前通行的阶级斗争理论,上纲上线地将团派说成是“阶级敌人”的保护伞和庇护地:

  一些资产阶级份子,地富反坏右及其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顽强地活动起来,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混入了造反派的队伍(主要是团派)。

  尽管414派中也有部分人并不完全同意周泉缨的观点,但《414思潮必胜》仍然被看做是414派的宣言书和纲领性文件。由于双方思想上深刻的分歧,利益诉求的巨大差距,不仅引起了激烈的辩论,而且导致了旷日持久的残酷的武斗。

  3、红教联对血统论的抗争

  在清华文革中,曾经出现了一个由部分教师、职员和工人组成的群众组织——红教联(后改名为红教工)。其中以教师为主体,这些教师大部分出身于非“红五类”家庭。红教联的观点倾向于以蒯大富为首的团派,他们宣称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原清华党委的修正主义路线,实际上代表了文革前在清华政治上受到排挤的教职工的非主流群体。红教联发起的第二天,就有八九十人参加,后来发展到200多人。红教联的许多成员克服了年龄偏大,子女幼小等困难,积极参加运动,并顶住了强大的政治压力,一度成为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

  持有血统论观点的部分414派成员对红教联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攻击,在阶级成分上大作文章,说红教联是由资产阶级教授、副教授、老讲师(占58%),神仙和神仙太太(占63%),舞女、流氓、贪污分子(占7%)组成的。所谓“神仙”,就是1960年代初,由党委组织的党外知识分子座谈会(被称为“神仙会”)的参加者。文革中则带有贬义,接近“牛鬼蛇神大杂烩”的意思了。据文革后的统计,此说完全是污蔑不实之词。参加红教联的教授、副教授等,都是热爱祖国、学有专长的学者专家,文革前和后来都做出过突出贡献。所谓“舞女、流氓、贪污分子”则完全是子虚乌有。

  由于414派的反复攻击,加上红教联在为精神病患者陈里宁翻案等问题上中犯了错误,成立了仅139天的红教联被迫解散。但解散以后,正式成立后的414派攻击团派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最脆弱、最有辫子可抓、最不堪一击的红教联,集中打击的就是红教联的负责人陶德坚。1967年5月10日,在主楼操场揪斗了陶德坚,罪名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陶是共产党员,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因同情右派分子,受过党内处分)。此后,红教联其他成员有些也遭到批斗或绑架。

  尽管红教联在成立46天后因吸收了不少工人成员(其中有些是优秀的工人技师),改名为红教工,但414派紧紧抓住红教联,丝毫不触及红教工。414的一把手就说过,抓住“红教联”猛打,绝对不许触及“红教工”。这也反映了在血统论的影响下,抓住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的红教联,可获得舆论上的优势。

四、工宣队统治时期:血统论变本加厉

  1、毕业分配中的“阶级路线”

  1968年7月27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校后,如同1966年6月进校的工作组一样,掌握了学校的大权。在此时期,名义上不说,而实际上在做的,就是让血统论死灰复燃,成为治理学校,镇压反对者,贯彻极左路线的重要武器。对应于1966到1970年毕业的毕业生的分配,就明显有这一特点。

  与文革前贯彻温和阶级路线时的毕业分配不同,由工宣队领导的分配小组(也有教师参加),严格按照家庭出身的标准来分配毕业生的去向。他们把全校的专业打乱,既不按照专业对口,也不按照学习成绩和学生的家庭地点,而是完全按照家庭出身的“好坏”来分配。这样,有6届(70届有两届)毕业生,共1万余名毕业生,被以“四个面向”,接受“再教育”的名义赶出校门,其中大多数专业不对口,到了县以下偏远或艰苦地区。

  以工程物理系(机要系)为例,这个以原子物理有关专业为特点的系,毕业生的去向本应是到二机部、国防科委和有关高校、科研单位。文革前的1958—1965年,共有998名毕业生,100%到了专业对口单位,仅二机部和国防科委就有603名,占了60%以上。而1966-1970届毕业生,也是998名,分配到专业对口单位的仅占40%,60%的都被分配到地方企业或农场、农村。其中,1966届因分配方案是早已决定的,近80%仍然专业对口,扣除这个因素,1968、1969届毕业生分配时专业对口的甚至不到20%,多数毕业生都是拿着其他系其他专业的分配方案被分配的,美其名曰全校统筹,贯彻阶级路线,调剂分配。而其他非机要系与“机要专业”风马牛不相及的毕业生,则可因家庭出身“红五类”而占用了机要系的分配名额。

  在被胡乱分配到地方厂矿和农场、农村接受再教育的毕业生中,有不少是原来学习成绩优异的尖子学生,其中有的在县以下企业当工人,有的在商店当售货员,有的在农村当民办教师,一直到1978年,荒废了10年的大好光阴。更有少数毕业生受到极左势力的迫害,被迫自杀,或精神失常。

  值得一提的是,原来宣扬过血统论的部分干部子弟,此时父母被打成走资派,成了“黑七类”,被冠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头衔,多数也被分配到偏远艰苦地区接受“再教育”,成了死灰复燃的血统论的受害者。

  2、从清理阶级队伍到“清查”运动

  迟群、谢静宜为首的工宣队在清华盘踞8年(1968—1976),他们领导的清理阶级队伍和抓516运动,时间之长、手段之残酷、后果之严重,超过了文革前2年的任何一个阶段。

  从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到1976年10月初“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工宣队以持续不断的清查和迫害来维系它的统治。整个文革期间,全校1228人被立案审查,178人被定为“敌我矛盾”或“专政对象”,58人非正常死亡。其中,由工宣队立案审查者达到1120人,约占教职工总人数20%;被专政者达到167人,1968年底至1970年非正常死亡(被逼自杀)的人数急剧增多,已逾20人。他们通过大大小小10余次政治运动给清华广大教师和原有干部套上了一道又一道政治枷锁。其中影响最大的主要有清理阶级队伍,清查516分子,“三个月运动”和1976年针对天安门事件的清查运动。

据陶德坚在《风雨人生》一书中的回忆,农场撤回北京后,在一次大会上,迟群宣布清华大学清查516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胜利结束,并宣布给陶德坚戴上“516反革命分子”帽子(清华大学唯一定案的“516分子”)。

  3、对知识分子的“再教育”

  对清华知识分子的“再教育”,除由工人解放军宣传队担任校级、系级及基层领导岗位外,用批判会、学习班等形式在校内进行教育改造外,还长时间地组织他们到北京及附近的工厂农村劳动,以接受工人、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后来,竟然不顾他们的健康和安全,在血吸虫泛滥的江西南昌的鲤鱼洲,强迫大批教师、职员去进行艰苦的劳动。

  二○○一年出版的《清华大学志》关于鲤鱼洲,有这样一段记载:“一九六九年四月三十日,工宣队宣布建立鲤鱼洲农场。五月初,首批三百九十八人去鲤鱼洲。先后有三千多名教职工和家属被送鲤鱼洲农场劳动。农场有农田九千三百亩,原为劳改农场。教工及家属们农忙季节每天要在烈日下强体力劳动十多个小时。地处血吸虫重疫区,致使大批人染上血吸虫病。当年已确诊七百四十七人,怀疑待查者一百一十一人(迟群在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情况时,将人数分别改为二百四十九人和八十五人。——原注)。然而,因血吸虫病而死亡、致残、全休或半休的人数,则还没有透露。

  迟群、谢静宜之流,炮制了“两个基本估计”,即文革前的各级学校里基本上贯彻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广大教师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中,前一条基本估计,被他们用来打击迫害原清华领导干部,后一条则是一种新的“血统论”,成了广大教师头上的“紧箍咒”。

◇ 后语:幽灵还在飘荡

  (1)血统论在文革中以“对联”的形式出现,反映了部分干部子女以血统作为资本,占据社会资源的愿望。而一旦他们即将失去这一资本,就表现为疯狂的争夺和对弱势群体的残酷镇压。血统论来源于封建宗法社会,是统治阶级垄断政治地位,占有社会财富的理论依据。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取得社会地位和合法报酬,而不分血统的“高贵”与“低贱”。因此,各种形式的血统论没有丝毫的进步意义,鼓吹血统论,完全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2)与社会和其他高校一样,清华大学在文革前多次政治运动中压制和打击了一批人,也培养和提拔了一批家庭出身为“红五类”或出身于其他家庭但“听话,出活”的人,已经形成了历史的恩怨。在温和的“阶级路线”之下,尚未出现严重的对抗。在文革中,在失去了党和行政控制的情况下,在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的引导之下,各派政治力量都接过革命的口号,为争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争夺权力,因而发生了激烈的争斗,最后出现了残酷的武斗。

  (3)清华大学的两派(团派和414派)中的多数成员都曾经是鼓吹赤裸裸的血统论的原清华大学红卫兵的受害者,但都没有从理论上真正认清血统论的危害。他们对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理论采取了各取所需的实用主义的态度,指责对方的队伍混进了“阶级敌人”,有“黑后台”。其中,尤以414派的纲领性文件《414思潮必胜》,系统地阐述了文革前阶级路线的既得利益者的政治主张,反映了血统论对这一群体的毒害之深。而由部分教职工组成的红教联虽对血统论有所抵制和抗争,但由于自身的弱点,在414派的打压下又遭到团派的抛弃,只能归于失败。

  (4)在工宣队进校后的8年里,血统论死灰复燃。迟群、谢静宜之流对知识分子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和迫害,时间之长,手段之残酷,造成的后果之严重,超过了文革前2年。清华大学工宣队是由毛泽东亲自派出,并直接控制的,迟谢之流总结出的“六厂二校”经验得到毛的肯定并在全国推广。不论是推行温和的血统论,一度批判血统论,还是让血统论死灰复燃,用极端的血统论残酷迫害知识分子,都在毛的掌控之中。

  (5)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垮台后,胡耀邦等有良知的共产党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很大程度上是对血统论的否定。人数众多的“黑五类”和他们的子弟摆脱了政治贱民的身份,这是巨大的历史进步。但血统论并没有在理论上得到彻底清算。部分被平反的高级干部和他们的子女仍然有严重的特权思想。80年代初,原清华自动控制系学生陈某企图挤占其他学生的名额出国留学,被抵制后,竟然说“我们的父母出生入死打下了天下,竟然连出国留学都不行”。第二年他仍然用其他单位的指标出了国。而抵制他搞特权的清华党委副书记则遭到了打击报复。陈某之父(中共元老)在主管组织人事工作,培养“第三梯队”时提出“还是培养我们自己的子弟可靠,他们总不会挖我们的祖坟”,充分表露了某些高层领导人中血统论思想的根深蒂固。而许多“红二代”在走上高位或掌握经济资源后,则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疯狂地攫取政治和经济利益。这批“红二代”凭借“血统高贵”,在青少年时代多表现出政治上的狂妄性,而在中老年时代则更多地表现出经济上的贪婪性。

  (6)在《心灵史》(改定版)的前言中,当年“红卫兵”名称的倡议者张承志认为,若说(60年代)那场革命有什么罪恶——那么以血统的借口对他人实行歧视的行为,是文化革命中的最大罪恶。文革中尖锐批判血统论的是青年工人遇罗克,他写的《出身论》至今仍然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清华两派虽然都反对过极端的血统论,可是始终没有真正与血统论划清界限。文革结束后许多作者不同程度地涉及这个话题,写出一些文章,但认识水平尚没有一篇能够超过《出身论》的高度。近年来,在薄熙来大唱红歌,为部分“红二代”接班大造舆论的喧嚣中,隐约又可看到血统论的阴魂在游荡。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彻底批判血统论,仍然有其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卜伟华:“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始末”。http://www.cass.net.cn/zhuanti/y_party/yc/yc_i/yc_i_027.htm
〔2〕谭力夫:“从对联谈起”。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3〕阎淮:“一个老红卫兵的回忆与反思”。载《历史拒绝遗忘》,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2
〔4〕周泉缨:“414思潮必胜”。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5〕陶德坚:“风雨人生”。载五柳村网站。
〔6〕林贤光:“我和清华‘红教联’”。载《历史拒绝遗忘》,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2
〔7〕唐少杰:“清华大学工宣队始末”。www.shz100.com
〔8〕张承志:《心灵史》(改定版)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张比(1945—),北京人,1968年12月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曾任高校学报副主编,编审。2008年退休后从事文革历史研究。〕

—— 原载: 华夏文摘
本站刊登日期: Monday, September 12,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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