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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战争、德国统一与法国大革命
作者:老唐


在一般人心目中,拿破仑被认为不世出的军事天才。在他横空出世之前,面对英国境外多国反法联盟,法国大革命看上去岌岌可危。而拿破仑带领的法国军队,击败了前五次反法联盟,击溃了当时所有欧洲强国,包括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解散了神圣罗马帝国,占领了西班牙,荷兰,意大利,和大部分莱茵河畔的神圣罗马帝国领土,攻陷了埃及。从1793年到1812年,他几乎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这样的战绩,几乎可以用战神来形容。只是最后1812年入侵俄国,败给了天气,以后才有了滑铁卢。如果没有这个错误,他在欧洲的皇帝,是当得很稳当的。当时所谓的军事强国普鲁士,在拿破仑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拿破仑确实是他所处时代最杰出军事家。但这个故事里面没有人讲的,却是法国在大革命时代已经变化成为跟欧洲其他国家不同的现代国家。这种不同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义务征兵制 – Levée en masse。1793年8月23日,法国全国代表会通过法令,所有18岁到25岁未成婚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这以后的1794年,法国军队人数达到顶点一百五十万,可作战兵员达到八十万。面对奥地利和普鲁士八万多联军,法国动员了四十五万军队。拿破仑进攻俄国时带兵四十五万,而俄国在本土作战,军队、后备队、哥萨克、民兵,加在一起也不过四十八万人,而且战斗力参差不齐。即使法国的数字庞大的军队里真正有战斗力的比例也不到100%,能够动员这个数字的军队从法国打到莫斯科,并且让俄国不敢正面作战,只敢用坚壁清野策略,依靠冬天的帮助让拿破仑退军,也说明了法军占有绝对军事力量上的优势。以当时法国二千六百万人口,其动员能力,战斗和后勤力量,都是惊人的。拿破仑能够所向披靡,跟法国拥有当时欧洲最庞大的全民军队,是分不开的。

这种以整个欧洲与法国抗衡的态势,到十九世纪中叶就完全改观了。1870年普法战争,还是小国的普鲁士就动用了三十多万军队,而且全民都已经有服兵役义务。而对立面的法国军队也动用四十多万,并有四十多万后备军。虽然战争迅速结束,伤亡不大,但其破坏潜力已经初见端倪。而同期的美国内战,双方分别各自动用了两百多万人和一百多万人,伤亡超过一百万人。

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叫“动员”- Mobolization。所谓动员,就是让全体国民开始做战争准备,军队调度,平民备战。但这个动员却不仅仅是准备作战而已,当时一旦动员,就等于宣战,对方必定也以动员来应对,并立刻进入战争状态,宣战这道手续都已经不需要了。我们来看看一战爆发的过程:

1914年6月28日                           奥匈帝国费迪南公爵在萨拉热窝遇刺

1914年7月28日                           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 俄国动员

1914年7月31日                           德国要求俄国取消动员,俄国声称动员针对奥地利,并拒绝取消

1914年8月1日                             德国对俄国宣战

1914年8月2日                             德国入侵卢森堡

1914年8月3日                             德国对法国宣战,并集中军队通过比利时卢森堡向巴黎进军

我们看到俄国仅仅是动员,而德国三天以内就对俄国主动宣战。在7月28日到8月1日期间,德皇威廉二世曾要求俄国取消动员,但俄国拒绝,并说动员只针对奥匈帝国,但这个理由并不能说服德皇。这是因为一个国家里全部民众作战的力量一旦动员起来,其释放的力量对没有动员的国家是毁灭性的。俄国动员以后,这把锋利的武器是不是只会针对奥匈帝国,威廉二世已经无从知道了。所以在德国眼里,俄国的动员就相当于宣战。

而德国由于处于欧洲中段的地理位置,如果同时与法国俄国作战则处于两线作战的困局。所以其多年来精心制定的作战计划,就是先选一个较弱的对手,迅速把他打趴下,然后再跟另一个强敌周旋。所以一旦俄国对奥匈帝国动员启动,就先触发德国对俄国宣战,而这,又必然触发德国对法国的征服战争。(德国的这种战争计划,也是符合逻辑的。同样的作战计划,其实也被运用到二张之中,并获得了初期的成功)。所以,一个巴尔干半岛的独立运动瞬间就触发了欧洲列强的全面大战。这场大战,跟拿破仑战争的破坏程度不可同日而语。全世界一共动员了七千万战斗人员,其中欧洲六千万,死亡超过二千万。

第一次世界大战,其起因,可以追朔到普法战争之后的德国统一,欧洲的地缘政治由于德国崛起而失去平衡,世界由此陷入了长达70多年的政治格局大调整和长期的杀戮。人类历史上死亡最大的战争排名中,除却中国历代战争,德国挑起的两次世界大战,都位列前三。排名第三的一战,死亡人数二千万。二战的死亡人数,保守估计也在五千八百万,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战争。从很多方面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延续。所以,德国崛起的本身,就直接造成了远超七千万人的殒命。而排列第二的美洲殖民战争的三千四百万死亡人数,很可能大部分都是由于传染疾病而并非死于战争,没有可比性。

所以发生在1871年的德国统一可以说是其后70年内全世界最重要的事件。德国的民族主义建国模式,也成为日后全世界民族国家复制的原型。不但欧洲国家日后大多摆脱了入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这样多民族大帝国的控制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二战以后亚非和中东的摆脱殖民主义的各民族独立运动也有着鲜明的民族自决和以民族为单位建国的特色。德国民族主义建国给世界格局留下的这种思想遗产,在民族林立,生活杂处而犬牙交错的地方(如巴尔干半岛),至今仍然时不时产生新的矛盾冲突而难以解决。

但这种具有排他性的现代民族主义思想,之所以能够造成这么巨大的破坏,主要还是由于现代国家,在组织动员全体国民的能力上,达到前现代国家所不能达到的高度。首先,战争已经不只是军人的职业,征兵制已经是普遍现象,所有青壮年都有可能直接参战。其次,军事上的高强度投入之外,现代战争也是国与国在经济、科技和情报能力各方面的全面较量。这种国与国之间投入巨大人力的绞肉机战争当然是不能称之为“人民战争”的,因为除了杀戮与破坏,并没有什么正面的结果,但称之为“全民战争”,却是准确的。从冷兵器时代到现代战争,惨烈程度的大幅度提高,常常被归结于现代科技的力量。但强大的国家动员和组织能力其实同样重要。而正因为力量强大,以暴易暴的逻辑就变得更加根深蒂固,难以动摇。一旦一方敌意启动,另一方就必定立刻采取同样手段,不然无法对抗。所以在二十世纪历史中,现代的主权国家形式,一方面释放了强大的国家动员和组织能力,另一方面这种能力,让二十世纪成为人类历史最为血腥的世纪。民族主义下的主权国家,没有能够驾驭好这个组织上的利器。

在前文《秦制,法家和军国主义》里面,我们曾经说到,中国在周秦之际,以编户齐民和郡县制的手段,将社会所有人口进行了高度军事化的组织与动员,并将这种高效率的社会资源攫取投入到战争之中,取得胜利,建立起暴力的集中。这种国家高度集中权力并动员社会全体的组织方式,跟我们熟悉的具有高度集中行政能力的现代主权国家,其实是非常相似的。现代主权国家的军事能力,和中国秦代中央集权制下形成的军事能力,也是来源于一样的国家动员和组织能力。

但,中央集权的秦制对民间资源进行的高度攫取,在大部分人看来都是不可取的。中国的儒生诟病其导致民生凋敝,现代人更会认为那种普通人没有自由没有权利,只有对国家义务的制度是野蛮的。除了对外战争的需要,谁都不会向往那种社会。但同样的中央集权的现代主权国家的行为意志,却常常是被赋予高尚的意义。一般人的看法,二者之间的区别,是皇权专制和民主之间的区别。因为皇帝实行家天下,缺乏制度对皇权的制约,导致专制者对民众实行无限度地压榨,为了自己的野心进行扩军和对外战争。而如果现代国家有了民主,或者皇权受到了限制,那么全民皆兵、军国主义,和无休止的对外战争就不会发生。但事情是不是那样呢?

德国的一战固然可以说是威廉二世皇权扩张以后,为了欧洲争霸而引发的,但引起二战的希特勒却是地地道道的民选元首。期间虽然有国会纵火案等政变手段,但希特勒对外扩张和对内排犹,是有实实在在的民意基础的。纳粹主义在德国的横行,也并不是希特勒个人的野心能够解释的。德国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同样是全民皆兵,军国主义,直打到一方全境焦土、生灵涂炭,并有着被完全征服以后才大梦方醒的特征。这种战争,跟秦制下的军国主义又何其相似?

所以即使是民选体制下,在现代国家主义的体系下,也同样可能造成巨大的集体非理性和破坏力。但这种民众主动参与的非理性和破坏,是需要民族主义这碗心灵鸡汤的。动员民众参战不仅仅是二十等级军爵制诱导的趋利行为,也不仅仅是皇权和官僚集团的驱使,而是被灌输“德意志民族生存空间”以后的自觉自愿。这些所谓的公民在纳粹主义理想的感召下,做出了惨绝人寰的事情,成为“希特勒自觉的执行者”。事实上,在群体无理性下,群众自觉执行的疯狂,比专制者驱使民众,其破坏性更强。带有宗教情节的现代全民皆兵,比秦制下的皇权膨胀,后果更为严重。这也许就是现代极权主义跟中国古代集权主义的区别,一个强大宗教意识形态与赤裸裸的“法、术、势”的谋略的区别。

让我们再回到法国大革命时期。这个革命,被认为是法国跟旧制度(Ancien Régime)的决裂。封建制下的贵族和国王的特权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的政治体制。即使后来波旁王朝复辟,法国大革命,还是代表了一个大的跨越。

但托克维尔在他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法国当时政府文书(cahier)的深入研究,却得出了不完全相同的结论:法国大革命是这以前法国历史的逻辑延续,法国从前几个世纪就开始的逐步中央集权的过程在法国大革命中得到了完成,封建制在革命前已经消失,而中央集权的弊病导致了社会矛盾的长期积累,这才是法国大革命的根源,而封建制度(Ancien Régime)不是革命的原因。

法国从黎世留时代就开始的逐步对剥夺封建领主的权力而推行中央集权。这种集权化,到太阳王路易十四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位跟中国皇帝一样自称“君权神授”的绝对君主(Absolute Monarch)剥夺了贵族的土地,让他们搬到巴黎住进了凡尔赛宫,过起了舒适而奢靡的生活。为了取代贵族,他从巴黎派遣官僚(Intendant)到地方上主持行政,完成了对底层农民的直接控制。同时,他也建立了不由贵族组成或指挥,直接听命于国王的国家化职业军队。与秦国对贵族的直接夺爵比较,这是更为温和的一种变相收买而消灭封建的方式。王庭让法国贵族交出了原有权力并被供养起来。在这个交易当中,王庭获得了对底层农民的直接控制,并开始对每个个体实行三项措施:直接税收,国家强制的劳动,和理论上的全民当兵的义务。为了取悦于贵族,让他们不反抗这些措施,贵族对这些义务都有豁免权。托克维尔的一个主要结论就是,由于贵族继续即世袭而享有这些不平等的特权,但又同时不再对他们原先封地上的附庸和农民负有责任和义务,其后果,就是第三阶层对贵族的特权越来越仇恨,最终跟其他由中央集权带来的社会弊病结合在一起,使得法国大革命和伴随其的血腥暴力,成为法国历史的必然。所以,法国革命是法国历史的延续,而不是断裂。

也许读者会问,我们这里用了前文描述秦制的中央集权制来描述法国在大革命前几个世纪产生的变化,是不是妥当?一个公元前二世纪在中国的变化,和一个在法国十七八世纪的变化真的是类似的吗?

在托克维尔书中,可以看到他描述的法国的情况,大多数都是与中国体制下的现象极其相似的。其中有些,我们在中国生活过的人,更是耳熟能详。上面讲过的法国王庭对农民直接的征税,强制劳动和兵役,跟中国古代的租庸调制,以及秦汉的赋税和徭役制度是相似的。农村和城镇的最高行政长官Intendant由巴黎直接任命,并操控地方一切大权。法律判案权也是由行政长官操控。由此而来的结果包括地方首脑从来不尊重法律,为了达到一时一刻的短期目的,可以任意解释或篡改法律意义。同时,行政长官又完全听命于国王和受中央委派,全部政令处于巴黎,并且享受司法豁免。而集权的中央对财政的要求,随着时间而不断扩展,王庭开始卖官以提高收入,造成官僚体系也越来越庞大,压在普通人头上的负担就不断提高。这些,还有其他非常多的描述,跟中国历史的相似性显而易见。

而法国中央集权以后,它的历史轨迹也和中国历史非常相似。路易十四时代,集权的措施让法国成为了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在外交上已经占据主动,从黎世留时代的幕后金钱操纵变为走到前台发动战争并取得胜利。但法国对外的一系列军事外交行动是需要财政和人力上持续支持的,所以王庭对民间的税收和盘剥,包括卖官,持续不断地上涨,而贵族和官僚的双重特权体系,让负担不成比例地压在了城市中产和农民头上,一直到最后系统无法承受,第三阶层反抗而触发了革命。而一直到革命前夕,贵族和国王都完全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根源,互相以对方为假想敌,猜忌对方的意图,而不知中央集权对底层的盘剥已经让他们双方都成为日后被屠戮的对象。

以平等博爱为理想的法国大革命开场以后,不可避免地最终堕入了一场血腥的狂欢。断头台就是这时候发明的,为了提高死刑的效率。在雅各宾派主导的Reign of Terror当中,几万人头落地。几世纪积累起来的对贵族和王室的仇恨已经让和平演变变得不可能。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个以消除贵族和国王特权阶层为出发的革命,最后却以产生一个皇帝而结局。不但如此,而且皇帝的到来反而让所有人都松了口气。相比于大革命高潮时代宗教狂热下混乱和暴力,拿破仑甚至波旁复辟都是更好的选项,因为对无节制滥用暴力的任何形式的退烧都是一种改进。当一个所谓的“民主专政”的概念赋予了雅各宾派主导的公共安全委员会以无限的权力以后,罗伯斯庇尔们以正义和人民的名义滥用这个权力制造恐怖并以肉体消灭所有潜在想象的威胁已经可以预见。Reign of Terror也是一种极权主义的形式,它们的特征都是在最残暴的同时认为自己最正义。

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人会在那样理想主义的氛围下变得如此暴孽?以前有很多研究指出宗教式的狂热会让人做出常规下难以想象的事情,因为人们对他人的尊重和对自己行为的界限在入教狂热之中可以被丢弃。为了一个看上去的“美好”,他人个体的尊严和生命都可以牺牲。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却不常为人指出。人性并不是“善恶”的两元价值判断而是趋利避害,本身就即可能利他也可能作恶。在平常时期,人的行为被周围熟人之间的关系所规范而作恶的动机受到压制。一个人生活范围内对每个具体他人的权利责任让人的行为总是受到规范和自我制约。但在特别强大的利维坦的中央集权下,这种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权力责任关系被打碎,只有每个个人与抽象的“国家民族”之间的权力责任。这样,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国家民族的行刑者,每个人也都可以成为为了国家民族被牺牲的无足轻重的个体。这种打碎具体人与人之间的权责,替代以人与抽象概念之间的权责的做法,是中央集权和国家主义的根本法门。而打碎以后,一旦条件成熟,人性的恶就会没有任何限制地释放。在杀戮当中,多少是宗教式的理想主义,多少是一己之私欲而无所不为也已经再也说不清楚了。

作为法国历史延续的法国大革命,也进一步完成了法国的中央集权过程。全民都被有了当兵的义务以后,引发了19世纪法国军队蹂躏欧洲的现象,成就了拿破仑英名。但就像秦始皇在尝到了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威力的甜头以后,不知自制而滥用直至灭亡一样,拿破仑尝到了法国军队战无不胜的甜头以后,开始相信了他自己的神话,最终导致了自己的覆灭。再强大的国家动员组织能力,在欧亚大陆这个开放的版图上,最终也会把自己耗竭在征服的路途上而死。从这点上说,拿破仑攻陷莫斯科与否是无关紧要的。拿破仑的最终结局在他一次次击破反法联盟的时候已经注定。这并不是他的敌人有多么强大,而是法国中央集权的巨大威力一旦被发现而迷信以后,他就会在不归路上走下去直到这个机器的极限被测试出来为止。这是制度自信的结果。

拿破仑以后,法国的共和之路走得艰难而反复,但中央集权体制作为现代国家雏形的基本蓝图却是定格了,其中也包括拿破仑法典。这种政体对法国人的行为模式是有深远影响。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法国和中国的相似性。辜鸿铭说全世界当中,法国人跟中国人是最相似的。他说的固然不错,但这却并不是什么文化或所谓的“民族性”上的类似。其真实原因,是法国作为欧洲最早消除封建制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培养了法国人跟中国人相似的行为习惯:不遵守规则、对社区淡漠而对对政府热忱,重行政工作而轻商业的民间交易。

欧洲各个国家在法国以后,都陆续完成了中央集权的现代化国家转变,以致于到清末中国跟西方列强接触时,强大的国家权力似乎成为了西方的特色和优势,反倒是中国人似乎没有国家观念,只顾自己小家庭的福祉。殊不知中国两千年中央集权史,远早于西方,而秦以后国家专制控制有所放松,皇权重新启用变种的儒家伦理作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主动的自我收敛和皇权与官僚集团相互制约的手段。因为赤裸裸的秦制对民间资源攫取过度而必然短命,中央集权要延续寿命就不得不对自己失控的可能进行约束。这种反差让中国在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巨变的时刻,反而产生了认知上的混乱和误解,以为中国落后的根源还在于国家不够强大,个人自由过多,人民过于自私,民族凝聚力不够。所谓“救亡压倒启蒙”,指的就是这种羡慕德国日本国家力量强大而战争机器厉害,所以提倡学德日而远英美,以便抗击外敌的思潮。而日俄的领土威胁又似乎证实重新拥抱国家主义,并“唤醒”所谓民族意识的必要。在这种条件下,在苏联帮助下以列宁主义组织方式建立的两个革命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先后夺取政权,完全地拥抱二十世纪极权主义变种的德国模式和苏联斯大林模式,让中国转型走上了一条更为艰难和漫长的道路。

—— 原载: 华夏文摘
本站刊登日期: Friday, September 30, 2016
关键词: 全民战争 德国统一 法国大革命 中国 秦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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