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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信任
作者:老唐

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学的大师韦伯(Max Weber)的成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有一个解释。大致的意思就是:而新教(特别是加尔文派)把努力工作当成是敬畏上帝;分工是上帝的召唤(calling);而同时新教徒们又实行禁欲主义(ascetism),不注重消费和娱乐,把时间都花在工作上面;这样就导致了财富的积累。追逐财富以前也有,贸易商业以前也有,但新教伦理是一种与以前不同完全不同的生活态度,它不是靠人的贪婪驱动,而是把集聚财富本身当做侍奉上帝。这种伦理(ethos),再结合理性资本主义(rational capitalism),就产生了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The Spirit of Capitalism)。这是韦伯认为的不同于以前(包括威尼斯时代)的新资本主义,也就是荷兰、英国一直到德国所产生的现代资本主义。韦伯强调,这是一种反封建时代奢华风气的中产阶级的精神,只有资本主义才有。

 

韦伯的理论是对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学说的一种否定。这是一种宗教决定论,跟我们熟悉的文化决定论同类,或者可以说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这个理论一举奠定了韦伯在社会学的地位。此文甚至被认为是社会学或者经济社会学创立门派的开山之作。在此文发表以后,韦伯也一发而不可收拾,写成了一个世界宗教系列,其中也包括研究中国宗教的《儒教与道教》,并把研究深入到一些列社会结构当中去。除了宗教,包括婚姻、家庭、政治等等都在其列。而韦伯本人,成为社会学公认的宗师,地位在其他人之上。

 

但如果仔细推敲,这个理论却是有很多问题的。比如,全世界资本主义在很多没有新教的地方后来都发展很好,比如日本、东亚、中国。这种现象甚至衍生出来了新教伦理催生资本主义理论的现代翻版:儒家文化导致经济高速发展。当然,这种相似性也许可以用儒家培育的人一样注重勤劳和节俭来解释。但这就让人疑问,儒家在东亚搞了两千年,没有发育出资本主义,但到了现代,倒反而成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事实上,在韦伯看来,儒教是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后人用韦伯的思想方式,把儒教诠释成为有利于资本主义的伦理,是很讽刺的。

 

而在韦伯写作此文的1904年,宗教的力量其实也已经很薄弱,以致于韦伯自己也承认他同时代人的勤奋可能更来自于世俗的欲望。所以他在文章的结尾,轻描淡写地说他是在做一个历史研究。也就是说,新教以入世伦理取代了天主教的出世伦理,让新教徒有了一个历史机遇,去问心无愧地积累财富,导致资本主义诞生。但这只是偶发因素,诞生以后,资本主义并不一定完全依靠新教伦理持续,而是可以有世俗化的替代品的。但这里韦伯是有一点自相矛盾的。因为他自己先说了,新教以前也有资本主义和物质欲望,但没有催生出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之前的追逐财富是为了享受,是一种传统的世界观。而新教催生的是一个新的世界观,是为利润而努力,为了积累而积累,因为这是阪依主,这才是他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

 

那么如果现在世俗的欲望重新替代了宗教的追求,那么不是又回到新教以前的状态吗?而这个所谓资本主义精神丧失以后,资本主义难道就会搞不下去了吗?这是完全不符合现实的。

 

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推敲,是很难把勤劳、禁欲和储蓄看做资本主义的本质要素的。这些精神,其实更像农民的思路:我努力种田,不吃不用地节俭和积蓄,有钱了以后再进一步买田,变成大地主。请问,这能催生出资本主义吗?如果资本主义下的中产阶级,真的都像韦伯说的具有这种精神,资本主义就要出问题了。用现代经济学眼光来看,如果人人都采取禁欲主义,只工作不消费,整体经济根本运行不起来,这就是有名的“储蓄悖论”(Paradox of Saving)。

 

但这些品质,用来描述某些资本家,却是精确的。比如,历史上最大的资本家,洛克菲勒,就一生节俭,勤奋工作,把集聚财富当做他崇奉上帝的工作,后半生也致力于慈善事业散财。但人人都是这种态度的话,谁来消费他提炼的石油呢?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 的原型,也是来自于美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并引用了“Time is money”, “A penny saved is a penny earned”之类的名句,和“sacred calling”这对上帝的索引。但富兰克林显然不是什么中产。韦伯正确地把1904年的美国当做了最具资本主义特色的国家来研究,得出了可疑的结论。所以,现代化的真正含义和宗教在资本主义当中起到的作用,还要从别处寻找。

 

债务和契约

 

让我们来看看另一个反对现代资本主义的“传统主义者”的研究。格雷柏在(David Graeber)的《债务:第一个五千年》(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中,对处于资本主义核心的现代债务,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的专长和研究的依据是人类学。根据他对原始部落和历史的研究,在没有货币之前,人类早期的交易活动是里是充满着非正式债务的。因为没有交换媒介,如果交换要发生,必然会产生一方暂时亏欠另一方的状态。原始部落中,这种亏欠可能以礼物的形式出现。而经济学家所说的货币之前的物物交换体制,实际中并没有发生。这种非正式的债务,如果借方没有能力偿还,也常常被无偿取消,像犹太人的Jubilee。

 

货币的产生,反而是伴随着大规模暴力组织的出现而诞生的。比如原始的奴隶贸易,再比如政府发明以货币计量的税收,导致普通人不得不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去换取货币,以完成他们的税收负担。所以,非正式的债,是比货币远远更为古老的人类发明。而货币,则是暴力出现以后的把非正式债务转化成正式债务的工具。他认为,只有有了政府的暴力为后盾,以货币为交易媒介的市场概念才发展起来了。

 

由此推论,现代概念中的债务,跟原始社会的债务是有本质性不同的。原先以人情维系的非正式债务变成了现代形式的正式债务,一方向另一方借贷以后有了明确的偿还义务,包括利息。货币的发明,让温情脉脉的原始交换变成了数字精确的契约。债务,作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不同的一个标志性发明,显示出这两种社会完全不同的特点。第一,非正式的以人情为依托的交换,被正式而精确的契约关系替代。第二,这种契约关系,依赖于第三方仲裁的介入,并且有隐含的暴力后盾,尽管这暴力后盾可能是影藏在背景之中的。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非人格的交换(impersonal exchange)替代了人格化的交换(Personal Exchange)。用历史学家梅因的话来说,就是契约替代了身份。这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与封建或其他“传统社会”的最大不同。

 

格雷柏是非常反感这种现代化的。他认为,原始的交换是建立在社区内人与人互助的基础之上的。一个人如果还不起债务,应该就不需要偿还。这让社区的人们可以互相帮助。而资本主义的债务,则是让社区的互相帮助消散。套用马克思的话:人是他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资本主义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格雷柏崇拜的,正是跟这种金钱关系相反的所谓的“日常共产主义”。比如向陌生人之间借个火,对方不会向你要回报。他的理想是以原始社会那种之间的纽带为基础,在这种互相帮助的日常共产之间上重建社会。

 

格雷柏的理想是可笑的。为什么呢?原始社会的那种亏欠只能在小范围内的熟人之间进行,而不可能成为现代大规模分工协作和市场的基础。举个身边的例子,我们中国人都熟悉亲戚朋友之间的那种礼尚往来。但以人情和社会道义规范为约束手段的熟人信用体系,是不可能成为陌生人之间交易的基础的。这种关系中,每个家庭都必须记忆谁给谁送了什么礼,因为这种人情以后得以某种方式偿还。交易关系即不可能扩大到更大的群体,也非常低效。日常共产主义最多只适用于小事情上明显的利人不损己的范畴。要形成陌生人之间的交易,必须有明确的相互之间的权利和责任界定,这就必须有以个人为单位的明确的产权和契约作为工具。这样,我们就理解资本主义的实质是:陌生的个人之间大规模相互博弈(Game)和协作(Cooperation),并且以暴力为后盾保障协约的执行。

 

个人主义

 

现代资本主义带来的新型陌生人关系的首要条件就是以个人为单位的明晰产权,让我们看看工业革命最早发生的英国。学者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在《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中,通过对英国地方交易记录的研究,提出英国早在黑死病之后的十三、四世纪就已经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了。

 

这种个人主义,体现在英国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早就没有了封建社会的特征,或社会学意义上的“农民”。封建社会从部落时代传承下来一种制度,即财产是家族共有的。一个人没有对自己死后财产处置权,而是由家族共同决定的。但英国则不同,产权是以个人,而不是家庭为单位进行转手交易的。父亲可以剥夺子女的继承权,也可以将自己拥有的土地自由买卖,而没有必须将祖业必须传给后代的责任。儿子可能很早就会被赶出去给别人打工,女人在有限条件下也可以独立拥有和继承财产。这种财产属于个人而不是家族共同体的观念,是资本主义区别于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

 

英国的这种早熟的个人主义造成了几个社会效果,跟我们熟悉的现代社会相似,而跟封建社会非常不同。第一,农民没有被束缚在固定的土地上,祖传土地的现象很少,十四世纪的土地交易甚至比以后更为频繁,异姓之间的交易超过父传子,同一个村庄的姓氏非常不同,没有出现同姓族居的现象。第二,打工现象很突出,主要不是农民为藩主打工,而是为陌生人做家拥或者农工。贫富分化也远远超过农业社会。第三,在与封建社会那种拥有土地与贵族身份紧密联系不同,在土地自由交易的基础上,英国人远早于欧洲大陆建立了平等的概念。英国的贵族不像法国那样全部世袭,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和伸缩性。贵族制度失去了封建制下的等级森严的特性。第四,英国人的生活水平,早就高于法国,英国的持续农业技术革新领先于欧洲并。其中,第三、第四条,他引用历代欧洲大陆到英国访问的学者记录下来的观察来佐证,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蒙田(Montesquieu)。麦克法兰这个英国很早出现个人而非家庭族群拥有私有产权的结论,跟马克思认为的英国在十七世纪才有土地流动,资本家靠圈地运动剥夺了农民土地完成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的结论很不相同。

 

在这种早熟的个人产权和交易的状况下。英国率先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激发了商业上的创造力(包括技术的应用),发生了工业革命,加上进一步引用股份公司形式,创立了现代企业的法人产权结构,创造出了我们现在熟悉的现代资本主义形式。跟一般理解不同,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渐进过程。反而是后进国家,如法国、德国、美国到现在的中国,有了现成的样本,复制这些内容可以更快,并迅速出现一个高速增长时期。而一般英国工业化理论提到的其他要素,比如人力资源、农业积累、矿产资源等等,都没有涉及到英国社会这个很早就出现的与众不同的人际关系特征。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大致归纳一下资本主义的几个特征:(1)个人拥有产权,在平等基础上与他人自由交换;(2)陌生人之间自愿交换,导致了大规模分工合作,和生产力的大幅提高;(3)个人追求物质或精神的欲望能够转化为商业上的动力和努力。这是一系列相辅相成的社会结构变化,使得非人格化的交换(impersonal exchange)成为可能,最终结果让生产效率(Productivity)提高,经济增长,工业化是其中的一个结果。事实上,“资本主义”名词本身是一个不幸的偶然。它并不是一个对现代经济形式的精确描述。自由交换才是一个更恰当的名字。

 

交换、合作与信任

 

但这仍然是一个不完整的故事。这些理论都忽视了从熟人到陌生人之间协作的根本问题:信任。古典经济学在过于简化的理性人的假设之外,更过于简化地假设了人与人之间交换是完全信息透明和无成本的。实际生活当中,信息不但是不对称不透明的,信息的获取和处理也是高成本的。这是在十七世纪以前,尽管智人历史已经有至少几万年,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却基本只限于家庭部族的小范围之内的基本原因。封建制的领主和藩属关系是家庭关系的延伸,但也只能维持一种固定的人际关系。资本主义下不断根据情况而变化发展的人际关系是绕不开如何取得和维护信任这个关键难题的。由于信息不对称,人际交往到处充满着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如果协作的一方进行机会主义(Opportunism),或者叫损人利己,为自己获利而让对方吃亏;但如果双方都不守信,则两方都获得更差结果。囚徒困境为什么如此普遍?那是因为合作本身就是一个导致合作两方双赢的帕累托改进。所以,只要信用缺失导致合作的失败,回到原来不合作状态,就会出现囚徒困境中的双输结果。

 

资本主义对获取和维持信任,大致有以下四种解决方案。第一种是第三方仲裁维护。其他三种都是靠某种机制达到合作双方自律的结果。

 

第三方仲裁。这就是法律手段维持契约。但用第三方法律手段维持契约的神圣性(Sanctity),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不仅仅指法庭运行的成本,更重要的是法律执行必须依靠暴力为后盾。也就是说经济行为必然需要国家机器的背景。这是古典经济学忽略的一个边际条件。暴力能够有效,就在于暴力可以大大提高参与方损人利己的成本,这样囚徒困境的博弈游戏因为第三方介入就改变了。

 

但一旦有一个可以给参与方调高成本的机制,这个机制本身就成为参与各方博弈的内容的一部分。这就是试图改变游戏规则的现象,体现方式或者是官商勾结,或者是官方直接介入商业谋取利益。要避免这种企图,人们发明了三权分立中的司法独立。但司法独立本身还不够。第三方必须具有不受诱惑的能力。除了司法系统内部的自我审查系统以外,体系自身能够保持长期有效,还依赖于行业的宗教情结。我们如果研究司法历史的话,会发现独立的法律系统,常常是跟宗教紧密相联的。现代的最有影响力的法官和律师们,也常常对法律本身有着一种宗教情结。这是宗教在现代社会中起到的一个关键作用。

 

一旦意识到自由对暴力这种即否定又依赖的矛盾关系以后,很多现象会变得更加容易理解。比如,在我们关于资本主义的视角下,我们会发现成功的贸易体系常常是伴随着共生的军事体系产生的。现在美国军事保障下的全球化,十九世纪大不列颠帝国的贸易体系,元帝国的丝绸之路都是例子。其次,对暴力这种能够随意让对方处境变得非常糟糕的手段,任何限制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国家用集中暴力的办法使得个人使用暴力后果变得极其不利,但对政府的博弈没有停止。司法独立能够冲淡这种博弈,但不能完全消除。对法律的献身精神也可以部分消除腐败的可能,但司法人员的任命成为一个新的博弈环节。暴力的特殊属性让这种博弈永不休止。

 

第二,道德规范。在人类历史中,一个普遍使用的让人自律的手段就是道德规范。因为监督是如此一个昂贵而不完善的办法,让人自己心中有所顾忌就是一个一直被尝试的手段。这种道德规范也可以以宗教或者文化的形式出现,比如,对付中央集权国家里官僚体系依附于权力体系的寻租活动(rent seeking),也有依靠道德感召力量让官僚自律的先例。中国的官方采用独尊儒术的一个效用就是用儒家学说的修身要求官僚体系自律以减少腐败。商业中的行会也常常要求行业人员宣誓遵守行业道德规范。这是宗教在现代社会中起到的另一个作用。

 

但我们的经验其实告诉我们,这些道德规范并不是长期可靠的反机会主义保障。只要诱惑足够大、时间足够长,道德规范在一定的条件下是约束不住人的。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官僚集团腐败、对民间盘剥过甚导致民变和行政体系溃败的历史。商业中的行业规范也常常被突破,还要有惩罚的威胁才能真正起作用。

 

第三,信号。前面我们说过,信任难以建立的一个原因就是信息的不对称性。在囚徒困境中,如果一方能够给对方可以信赖的承诺,那么另一方可能就更愿意放弃自己的作弊。

 

韦伯的另一篇相关的短文《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Protestant Sect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在这篇看上去名字差不多的文章中,韦伯注意到了在二十世纪初的美国,见到陌生人时,所有的人都会问你,你属于哪个基督教教派。但虽然美国教派林立,却并没有因为对方属于不同派别而排斥你。但如果你不属于任何教派,则被视为异类,属于不可信的人,不可来往或做生意。他把这种现象归结为从属于一个教派的人,大家会觉得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因为他的行为的范围,我们可以有所预期。

 

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信号的作用。在当年的美国,一个地方教会,能够吸纳的人,必须遵守一定的教会里其他人认可的行为准则。如果他在某些事情上触犯了社区交往的底线,那么他可能就会成为教会里不受欢迎的人。教会的教义具体如何不重要,但教会的成员身份的信号意义反而更重要。

 

现代商业社会中的信号,对消减信息不对称性带来的不确定性起到的作用是无处不在的。商家打造品牌,让消费者感到放心。求职者通过获取学位和不一定相关的经历,让雇主感到未来雇员的能力。但信号本身也是不够的,因为还需要信号是有效的根据。这也有新制度经济学的术语,叫可信的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如何使信号起作用,经济学里已经有过不少研究,包括今年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Holstrom,和1997年得主James Mirlee。

 

第四,重复博弈。囚徒困境的博弈游戏有一个著名的比赛,让参赛者设计不同的策略,进行很多轮次的囚徒困境博弈。结果是一个叫tit-for-tat的策略获得了胜利。这个策略简单说就是如果对方不合作,下一轮我就不合作,如果对方合作,下一轮我就合作。如果参赛者可以选择改变自己的策略的话,它们应该都转变成为这个tit-for-tat策略。这样,不同参赛者之间的合作(cooperation)会发生,导致双赢的局面产生。这是对熟人关系的一个很好的诠释。如果你跟同一个的人进行长期的博弈,因为你要考虑到长期效果,和对方报复的可能,那么采取合作的态度就会更好,而不是短视的损人利己。

 

新制度经济学里有一个概念,叫自我催生机制(self enforcing institution)。也就是说一种不需要第三方介入,而能够因为自身逻辑上的特性而不断自我强化的机制。囚徒困境的双输结果也是一种自我催生机制。但在重复博弈的环境里,双赢反而成为自我催生机制。所以,在合适的环境设定下,自由人的自由交换不依靠外力,依靠重复博弈,也可能产生双方自律的动力,从而维护信任机制。

 

其实现代商业社会中信任的维持,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赖于重复博弈的假设。比如,上面说到的作为信号出现的品牌。品牌能够让人信任,就是建立在品牌的价值需要消费者不断回头再使用这个品牌来实现的。因为存在消费者的长期需求,商家的信用才有价值。依托于这个逻辑,品牌的信号作用才能实现。中国社会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商家的诚信饱受诟病,一度评论家认为中国商业化的一个代价就是社会诚信消失,商家完全靠坑蒙拐骗赚钱。但我们看到,这十几年中国消费市场的品牌效应完全建立起来了。

 

说得更直接一点,重复博弈,只是更加广义的“绑架”现象的一个特例。绑架,也就是说一个交易的价值跟其他不完全相关的利益绑在一起,才能让让交易双方不会自动选择机会主义。一个历史上绑架的例子,就是战国的“质子”现象。 把王子送到敌人那里,让敌人放心你不会主动挑起战争。重复博弈的环境,就是所有未来博弈的结果,成为了捆绑的质子。这虽然让这次博弈能够达成信任,但却让不同的交易从低耦合状态(low coupling)变成高耦合状态(high coupling)。实际上,暴力威慑能够对契约的执行起到作用,也是把违反契约和其他财产和人身损失建立了高耦合机制。这种机制固然有效,但我们不应该忘记,自由交换的功效本来就是让陌生人的分工协作取代熟人之间的来往,每一个商品和服务和其他的商品服务可以完全脱钩。这本来就是一个降低不同种类交易的耦合度的过程。不同的是,高耦合度从同一对人的所有的各种可能的交往和互动,转移到了同一个实体,对很多不同人的某一种特定的交往和互动上。所以,现代社会,重建交易双方信任机制,是原来封建社会的办法的一个变种,浴火重生。

 

最后,显然,跟其他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一样,古典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也有很大的局限。它把资本主义的重要前提变成了不需要努力的假设和边际条件:个人产权得到保障,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可以自由进行(包括公司内部的交易),并且是平等和没有暴力胁迫的。所有交易假设没有成本,包括契约也是完全透明和完整的。这种理想化的市场当然也是不存在的。我们要理解资本主义,就要理解这些其实不是边际条件,而是整个体系的核心内容。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本来就是互为因果的。而暴力,是所有政治形式的出发点,如何控制暴力,是研究政治和经济避不开的沉重话题。

—— 原载: 华夏文摘
本站刊登日期: Friday, November 25, 2016
关键词: 资本主义 个人主义 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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