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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賈芝先生
作者:孫乃修

 


 

 

        近日方知,賈芝先生年初在京去世,高壽百零三歲(1913-2016)。三十多年前,在京與先生多次聊天閒談,種種情景聯綴而來,浮現眼前,與上海賈植芳先生親密交談之種種情景,交織繚繞。我與這文壇兩兄弟的交往,推心置腹,親切難忘。他們二人一生命運構成雙曲線,縱貫二十世紀中國歷史。

        人生之荒誕,顯現社會之醜惡。個人之苦難,折射社會之悲劇。二十世紀是中國最苦難世紀,充滿內戰與外戰,野蠻與邪惡,殘暴與墮落,迫害與死難。民國和新文化使人有了自由和尊嚴,新專制主義把人變成野獸。秦皇之暴,董卓之亂,侯景之亂,元人滅宋,清人滅明,皆不及這個世紀苦難的萬分之一。

 

 

        百年來,中國多災多難,民生日益不堪。近七十年,世道空前險惡,整人運動不斷,政治圈套多多,罪名動輒戴頂,知識分子言論寫作交友稍有不慎,即被奪職流放、批鬥改造、逮捕下獄、家破人亡,人人如履薄冰、日夜惴惴不安。處世做人,立於針尖,生存大不易。

        在這黑雲壓城時期,文化界一顰一笑皆被視為政治鬥爭晴雨表,上峰一嗔一怒就捲起一場大批判,常常平地起風濤、無雲降雷暴。一篇小文、一幅小畫,都能被極權者眾嘍羅拿去無限上綱,製作一場冤獄,一批文化和政界人物立刻變成妖魔、批倒批臭、銷聲匿跡。

        賈芝先生身為學者,久任文化機構官職,一生經歷所有重大政治風暴、文壇風浪,皆化險為夷。這樣的文化界人物,所見不多。想必他有許多委屈,亦曾唾面自乾。我和他聊天多次,話題非常輕鬆,大抵是文學文化歷史話題,從未談及官場文壇處世。這種問題,心照不宣。

        極權政治下,急功近利、投機用世、渴望往上爬的人,最易被權力者當槍使用,隨後拋棄如藥渣,身後臭烘烘。這要怨自家:誰讓你屁顛兒屁顛兒上趕著追風逐電、奔走效勞呢?冷眼觀世、嚴於律己、有冷靜頭腦者,往往與那些急功近利、賣身投靠之輩保持距離,他們寧可遭到批評而不願受到表彰。記得一位外國詩人說過:“與其被混蛋讚揚,不如戰死在他手裡。”

        賈芝先生內心善良,性格冷靜,言語踏實,嚴於守己,無一絲躁氣、盛氣、飛揚氣;他不求地位、不鶩虛名、為人謙恭、謹言慎行。和藹可親、誠懇待人的平實態度,略帶一點鄉音、低調而柔和的普通話,臉上令人舒服的微笑,溫和地握著你的手,這是一個有魔力的法寶。

        我見過一位教授,他的微笑十分獨特,瞬間出現在臉上,瞬間又消失,可謂來如電去如風。你會琢磨,這時他的情緒、內心和想法是否也全變了。那副善於變化的面孔,可做一個性格演員。而賈芝先生的笑容是常駐的,是由衷的善良和誠懇。   

 

 

        賈芝生於山西襄汾,祖上有冒險性格,離鄉從商撞大運,清末發家致富。父親懂農事、無他能。伯父洋買辦,腰纏萬貫,長袖善舞,交遊頗廣。賈芝和胞弟賈植芳赴京讀書,伯父視同己出,大力資助。那是北洋政府、民國時期,帝國結束而國粹尚在,西學勃興而古典猶存,新學與國學頡頏比翼,傳統讀書做人道德與新文化思想人格成為新一代知識分子性格內質。那是社會變革、文化更新時代,社會心理、文化價值、傳統人家皆期盼子弟讀書治學、正派做人、書香傳家,而非世紀末霧霾密鎖、徹底濫透的貪腐時代、墮落子女金錢第一、道德淪喪、行屍走肉。

        賈芝賈植芳兄弟之由富家子弟走上讀書治學道路,未成吃喝玩樂、一擲萬金的紈絝子弟,來自伯父耳提面命,源於自身心性正派,受益社會風氣的古樸醇厚。向善之風、向善之心乃時代風氣,關切家事、國事、天下事乃儒家傳統。官家、商家、富家子女大抵如此,接受知識教育、思想啟蒙、人格修身,養成思想自由、個性堅強、人格獨立精神。賈家兩兄弟一生不治財產、不鶩名位、專心知識進取,皆成文化界著名人士。

 

 

        兩兄弟由晉中家鄉來京城讀書,知識眼界大開。這是他們兄弟走向未來的重要一步。一九三六年,賈植芳出獄,赴日本讀社會學;兩年後,賈芝大學畢業,去了延安。在那場“整風運動”即大清洗中,他安然無事。顯然,他十分謹慎,與人交往不近不遠不群不黨,與人交談不涉人事是非,自無派系之嫌。王實味憤然揮筆撰寫雜文《野百合花》揭露延安黑暗面而引發一場對他的大批判大誣衊運動,曾醉心於法國詩歌的賈芝亦安然無事。他對是非曲直、孰是孰非,心中自然很清楚。

        一個政權傾覆。他跟隨農民軍回到古城北京。他嚴守學者本分,創辦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參與創辦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初期設在北大)、人民文學出版社,創辦《民間文學》雜誌,創辦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歷任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名譽主席,中國社科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兼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等名銜職務。

      

       

        中國民間文學遺產豐富多彩。古代民歌、通俗小說、戲曲鼓詞、民歌民謠、口頭傳唱的長篇敘事詩等等都是民間文學。《詩經》之十五國風,漢魏樂府,唐代竹枝詞,宋元話本,元代戲劇,明清白話小說,明清民歌,諸如“掛枝兒”“山坡羊”“山歌”,皆屬民間文學範疇。國風是各地民歌,宋詞與音樂和歌唱緊密聯繫,有民間傳唱性質,北宋重要詞人柳永的長調作品即在民間廣泛傳唱,宋人葉夢得《避暑錄話》之謂“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

        五四新文化運動初期,民間文學研究得到年輕一代學者重視。一九一八年北京大學成立“歌謠徵集處”向全國徵集民歌,一九二零年成立“歌謠研究會”,劉半農蒐集各地大量民歌、俗曲(講唱文學),顾颉刚搜集苏州民歌民谣,都是显例。郑振铎撰写《插圖本中國文學史》(1932)重視民間文學內容、《中国俗文学史》(1938)則以民間通俗文學為主體,兩部文學史著作皆旨在提高民间文学地位。       

        七十年來,在建立民間文藝組織、收集民間文學作品、促進民間文學研究、推動民間文藝出版諸方面,賈芝先生做出來重大貢獻。在民間文藝研究上,有比他年長的著名學者,諸如北師大鐘敬文教授、復旦大學趙景深教授,但是賈芝的紅色背景和政治資歷使他在政權更迭後民間文學隊伍組建、研究和出版諸方面發揮了他人所不能及的重大作用。

 

 

        賈芝先生的紅色背景中還有一點,格外引人矚目:他是李大釗的女婿,娶其長女李星華為妻。李大釗,河北樂亭人,北京大學教授,中共早期最重要領導人兼宣傳者之一,一九二七年四月廿八日被張作霖處以絞刑,時年卅八歲,長女星華十六歲。賈芝與星華婚後育一子,一九三八年只身奔赴延安。此時北京(時稱北平)在日偽勢力嚴密掌控下。星華在亡父的老同事周作人毅然擔保下得以離開北京、輾轉奔赴延安,途中得到賈植芳大力資助、悉心安排、妥善護送,一路歷盡曲折,終於夫妻團圓。

        一九五四年春節前夕,寒風淒緊,賈植芳任敏夫婦趁高校寒假之際,由上海到北京探望父母哥嫂,他與哥哥久別二十年,其間九死一生,正可暢敘一番。此時胡風文人“集團”已成當局心腹之患,批判胡風成為這個政權意識形態、文化領域頭等大事。弓已上箭、山雨欲來。

        賈植芳後來對筆者說,那是一個不愉快的團聚。何其芳見到他,對他說胡風有四大錯誤,要他做胡風的思想工作,他斷然回答:“你說的這四條,我都看不出來。”談話不歡而散。後來,他對筆者說,嫂嫂李星華也很左,口中有冷風,臉上有霜雪。賈植芳任敏夫婦提前返滬。

        一年後,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風雲突變,雷霆炸頂,賈植芳任敏夫婦雙雙入獄。

 

 

        政治是什麼?政治是文明、公正、有效地管理社會、服務公民的學問。政治學就是這樣一門科學。它的另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對權力本身——各級權力包括最高權力——的制約、制衡、監督。權力,是國民之重器,必須加以限制,否則整個權力集團必定極端任性、暴虐吃人、踐踏民族,整個國家必定走向權力極度腐敗,整個社會必定潰爛不可收拾。這是二十世紀中國痛史的最大教訓。

        進入政界,掌握權力,首先須有人的品格、社會道義和政治道德。近七十年,在中國,“政治”這東西,最無人味,最無人性,最無道德。近七十年,在中國,“政治”這東西,就是畜生,就是野蠻和暴力、欺騙和屠殺,就是密室陰謀和卑鄙手腕;“政治”等同獸性,等同殘忍,等同謊言,等同無恥。近七十年,中國沒有政治家,沒有政治理論,沒有政治道德,只有屠夫民賊、跳梁小丑、奸佞之徒,只有邪門歪道、坑蒙拐騙、腐敗墮落。所謂“政治掛帥”,所謂“站穩階級立場”,所謂“講政治”,所謂“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線”,就是獸性第一、無恥當先、賣身投靠,就是保持十足獸性、十足野蠻、六親不認,就是與道德、良知、人道斷然決裂。

        經受數十年暴政凌辱,一波又一波野蠻鎮壓,罪惡登峰造極、罪行罄竹難書的十年“文革”,整整兩代人被這種“政治”吞噬。他們被它改造了靈魂、扭曲了性格、泯滅了人性、糟蹋了人格;他們互相撕咬、互相告發、互相迫害、互相殘殺,一同陷入罪惡深淵,一同墮入人間地獄。

        他們至今依然跪在地上,歌頌萬歲,續其香火,聲稱無悔。他們的下一代,轉身鑽入錢眼,信奉拜金主義。兩代人,由“政治第一”“三忠於四無限”變成“講金錢”“發大財”“擺闊氣”,而謊言欺世、殘暴鎮壓、封嘴封網、敵視公民一如其舊。心性文化劣質,如此代代漫延。

        沒有制約、沒有制衡的權力表現出來的極度野蠻性、瘋狂吃人性、巨大毀滅性,七十年來在中國表現得淋漓盡致。中國人民以鮮血和生命,為世界歷史提供一個最深刻的政治教訓,為孟德斯鳩三權分立學說提供一個最具震撼性的當代例證。

 

 

        童年賈芝性格平穩、學習優良、彬彬有禮,只比弟弟大兩歲,卻成熟很多。童年賈植芳性格活躍,頑皮搗蛋,經常惹禍,卻很仗義。老師要打哥哥板子,他把小手伸出去:“你不要打他,你打我。”青年賈植芳酷愛讀書,走向深沉,心靈卻從不安寧,少年時代性格中的豪俠民風轉變成坦蕩開朗、擔當大義、襟懷國運、以天下為己命的道義氣質。這種非凡性格,注定要在二十世紀中國的險惡政治風雲中顯露崢嶸、與專制政權猛烈碰撞、演出一幕幕壯烈悲劇。

        兩兄弟的選擇不同,道路不同,命運也不同,這是二人不同性格的繼續延伸。賈芝經歷遠比弟弟賈植芳簡單,他加入某黨,從事文化教育,後來擔任文化領導職位,始終是謹小慎微、明哲保身、一生平穩的本分書生。賈植芳一身豪氣,闖蕩江湖,走遍五湖四海,東渡日本留學,回國參加國民黨領導的抗戰,遊走於日偽地盤,策動其起義歸正;他身為自由作家,一生不黨,後來成為教授,始終是獨立知識分子。

        賈芝一生平淡無奇。賈植芳一生充滿傳奇色彩,跌宕起伏如一部迴腸蕩氣小說,歷經北洋政府、日偽政權、國民政府、共產黨政權,坐遍它們的牢房,一生四次入獄,每次皆性命交關,其中系身共產黨監獄最長、失去自由最久,長達二十餘年,亦以此次罪名最荒唐無稽,僅因為與胡風為友,被毛澤東以“瓜蔓抄”方式逮捕入獄。賈植芳性格正直,不肯檢舉揭發、不肯出賣朋友,因而成為胡風“集團”中三位判刑最重者之一——胡風、路翎、賈植芳。長年鐵窗監禁、精神折磨,胡風、路翎皆精神失常,唯獨賈植芳依然故我。他從未摧眉折腰,終乃仰天大笑,重歸杏林,高執教鞭,豪氣不減當年。

        那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轟動全國的大冤獄。這場大冤獄鍛造出一個英雄群體及其優秀妻子,顯示五四新人文運動中成長起來的一代知識分子的人格、風骨。只有一人除外,即反戈一擊、“檢舉揭發”、戴罪立功的舒蕪。

        偉大與卑賤,光輝與恥辱,文明與野蠻,對立雙方皆把自己的言行留存於二十世紀中國史冊。

 

 

        兄弟二人,心性皆有定力,為人善良厚道。一個堅守一己本分,一個承擔人間道義,一個文字平實,一個俊爽深刻。賈芝性格溫柔、富於彈性、能屈能伸,賈植芳性格剛烈、正道直行、寧折不彎。賈芝喜安寧,平靜自處,賈植芳喜交遊,樂善好施,急人所急,性情豪放,襟懷五湖,交朋友、重友情是他一生最大特點之一。賈植芳教授與我,與其說是師生,不如說是朋友。我尊他為師,他視我為友,賈師母則視我為骨肉子弟。這是我們之間超乎語言的心靈體悟。

        賈芝言談輕聲細語,笑容可掬,循循如儒生,謹慎話語透著真誠。賈植芳聲如洪鐘大呂,快人快語,人未至而聲如雷,高朋滿座而逸興遄飛,縱聲大笑而情不自禁。賈師母時時忍不住笑出聲。

        兄弟二人對人皆有敏細觀察——世道險惡也,隔牆有耳,況直面相對。賈芝的觀察和態度深藏於客氣的尺度中。賈植芳的觀察和態度則渾然不覺於談笑風生中。賈芝對人的防範,似乎半掩著門,敞開的那邊掛著半透明幕簾;賈植芳對人的防範,則似乎大門洞開,任你窺探裡面風景。

        賈芝一生平穩,處世淡泊,為人低調,退避三舍,任憑風嘯浪起,一一化險為夷,十足處士風。賈植芳一生闖蕩,追求自由,肩抗人類道義,捍衛個性人格,勇往直前毫無懼色,喜弄潮於風口浪尖,一身英雄氣。

        賈芝言語平實,微笑無聲。賈植芳言談幽默、富於性情。他曾對我說:“我們家最有名的人是賈寶玉。”這調侃流露少年時代的頑皮。他曾呵呵笑著對我說:“我要是有一對兒子,就取名叫他們賈仁賈義,要是有一對女兒,就叫她們賈慈賈悲。”玩笑中透露強烈的嘲世。

        賈芝先生為人溫文儒雅、待人和藹可親,我從未聽到他有這類放達之言、調侃之語。

        一九九零年,在賈府,賈植芳先生談起一生,面容嚴肅地對我說:“我的一生,最大的收穫,就是把‘人’這個字寫得還比較端正。”此語謙虛,簡單,卻非常沉重。我深知它有多麼沉重,那是全部生命,包括任敏師母的生命。

        他一生言語放達而做人嚴正,脫略俗套、毫無修飾而為人仗義、兩肋插刀,面臨囹圄刀斧而決不貪生賣友,學界、江湖一介英雄豪士。

        這文壇兩兄弟,相貌相像。有一次,賈植芳先生笑著對我說:我去北京開一個學術會議,有一個人走到我面前,和我熱情握手說:“賈芝先生,您好。”我說,“我是賈植芳。賈芝是我哥哥。”

 

 

        第一次見賈芝先生,是一九八二年,我讀研究生第一年,回京探親,賈植芳先生囑我去看望哥哥,並捎去一信。

        那是東城演樂胡同路南一個普通小院。以前住在北京,我常去王府井大街北面東安市場舊書店,對面的外文書店和旁邊小街的一個內部外文書店(出售盜版英文詞典書籍諸如韋伯斯特新國際英語大詞典、諾登英國文學集、諾登美國文學集、拉羅斯法文詞典、日文詞典等等),還有東單路口、燈市口、隆福寺附近的幾個舊書店、內部書店,我常騎車走大街,不走胡同。

        一進院門,左拐,北房,是他的居室。中間是客廳。

        賈芝先生開門,熱情接待我。我們坐在一進門的小客廳。客廳迎門的牆壁上掛著李大釗手書的一幅對聯“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楷書字體,渾厚有力。對聯很好。道德文章,或曰道義文章,本是中國知識分子文化傳統。知識分子應當承擔人間道義,同時又是文章妙手。

        賈芝先生面帶微笑。我稱他“賈芝先生”,他叫我“孫乃修同志”,語調親切平等。他在文章中稱李大釗亦是“李大釗同志”。他是學者,又是幹部,這稱呼是官場同事間標準的親切稱呼,並無官腔官氣。

        賈植芳先生是身在江湖的學者,我稱先生和師母“賈先生賈師母”。他和師母任敏親切地叫我“乃修”,永遠一臉春風。在上海讀研究生期間,每次我輕輕敲門,賈師母來開門,一臉春風:“乃修,快進來坐。賈先生在呢。”一進門,賈植芳先生總這樣說;“乃修,你來啦。你吃煙,你喝茶去。你吃了嗎?再吃些。”賈師母微笑著很快把一杯熱茶從廚房送到我面前,我雙手捧過熱茶:“謝謝師母。”師母每次給我送茶,心裡很是過意不去。有時談話很長,到了吃飯時間,先生師母會留我:“乃修,不要走了,一起吃飯。”我每每辭謝,得早些去圖書館,那裡座位有限。

        兩位賈先生,待人親切、真誠。山西話語調,賈植芳教授更濃些,聲音高亢洪亮,像面對千人演講。

        有一次,假期結束,回到學校,看望賈植芳教授。他問我:“在北京見到我哥哥了嗎?”我說,“見到賈芝先生了。他很好,很健談。”先生問我:“我哥哥留你吃飯了嗎?”我說:“是的。有一天談到中午,賈芝先生留我和他一起吃飯。”賈植芳先生立刻說:“我哥哥從來不留人吃飯。他留你吃飯,你的面子不小。”他笑了,點起一支煙:“乃修,你喝茶。”

        我記得,那是一天上午,陽光明媚,我去演樂胡同看望賈芝先生,於是聊起天。時已中午,我要告辭,賈芝先生留我說,一起吃飯,於是領我到南房,他拿出一袋掛麵,很快煮好,打個雞蛋在裡面,小菜是現成的,非常簡單省事。我們各吃一碗。看得出來,他的生活非常簡樸,就像他的為人。我喜歡。

 

十一

 

        賈芝先生一生謹慎,文字亦然,從未惹非議。但有一次例外,他受到知識界格外關注。那是一九八三年,他在《新文學史料》第四期發表文章《關於周作人的一點史料——他與李大釗的一家》,頓時引發文化界關注、議論、質疑,乃至憤怒和批評。

        《新文學史料》創立於一九七八年,時值“文革”結束後第二年,牛漢先生任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此志系十六開大型季刊,發表關於五四新文學以來的史料、人物研究、著名作家回憶錄、訪談錄等等史料性研究性文字。

        賈芝客觀敘述北大教授周作人與李大釗同仁兼友人關係、周作人與沈尹默、劉半農、錢玄同諸友人共同參與李大釗後事處理、參加在宣武門外舉行的公祭活動以及對李氏遺屬生活長期關照、對李氏遺孤悉心保護(把李子葆華秘藏於自己家中免遭逮捕並與沈尹默一同將他送往日本留學)、對其長女星華的各種經濟幫助和人身保護。星華攜子離京去延安,亦得到周作人資助和擔保。

        這些往事,可見周作人、沈尹默諸人為人正直、為友仗義,亦可見五四時期一代知識分子道義性格。這與幾十年後另一個政權下某些知識人的面目做人行品構成鮮明對照。

        賈芝文章發表,引起一番驚動。其中,文學評論界、文學研究界對周作人這個人物、這個話題最敏感。自五十年代以來,文化界在極左政治路線支配下,形成根深蒂固的政治偏見、極其偏狹的思維習氣、非常野蠻的文字習性,文學界被視為階級鬥爭的最前線、晴雨表,往往一首小詩、一葉小文、一篇平常文字,就能莫名其妙引起一場軒然大波,或由“嗅覺敏銳”的尖兵讀者挑起,或由上峰某個隱身人授意,他們能夠胡攪蠻纏,鬧得新聞媒體報刊雜誌一片喧囂。

        一九八三年,雖然“文革”結束、“撥亂反正”(遠非徹底)已經七年,但多年形成的思想堅冰在許多知識界人士頭腦中依然堅硬存在,上層權力人物政治思維依然僵化(所謂四項基本原則),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仍是紙上文字。這年十月,由鄧小平授意、胡喬木鄧力群諸人發動“文革”後第一場思想、文化、文學、藝術諸領域大批判運動,即所謂“清除精神污染”,針對文化界、思想界、文學界、藝術界的自由探討、“異化”理論、人道主義、思想解放、創作自由等等蓬勃局面野蠻誣詆、橫加撲殺。此年秋季,賈芝發表《關於周作人的一點史料——他與李大釗的一家》,立刻被很多人盯上,他獲得空前關注。

        那時,筆者在復旦大學讀研究生第二年,讀了賈芝先生此文,不僅沒覺出它有任何問題,反而感到他打開一條新路,揭示歷史真實,公正對待前人,敢於突破成見,敢於觸及禁區,這種勇氣可嘉。

       筆者對時人所有敏感問題,從無敏感性;對他們不敏感的東西,卻非常敏感。一九六五、一九六六之際,報刊連篇累牘批判孫道臨、上官雲珠、謝芳主演的《早春二月》,批判趙丹主演的《武訓傳》(對《武訓傳》的批判早在五零年代已出現),那時我特意去看這兩部受批判電影,看後非常感動,感覺那些批判非常奇怪,那些文字強詞奪理,批判者似乎缺乏基本人性和悲憫。

        我與賈植芳教授談論賈芝先生這篇文字,他欣然聆聽我的看法,一笑,與我談起多年來人們形成的思維障礙、當前文壇出現的各種反響以及所謂“清污運動”。我們皆對此十分不屑。他交友廣,消息快,嗅覺最靈敏。我則埋首書齋,遠離現實,雖每日看報,知道動態,卻不大關心京滬傳聞,消息大都從賈植芳教授那裡先聽到。他與我談那些消息,面色緊繃,十分嚴肅。

        早在一九八二年六月廿二日,我在上海《文匯報》發表文章《不能輕易否定‘自我表現’》,

對當時文學界理論界否定文學藝術應當表現自我這種觀點明確持批評態度,並論證文藝創作與表現自我不可分割。我深知,這一觀點極易被誣為個人主義、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我的觀點,在該年《文藝報》發表的一篇全年理論綜述文章中被視為一派的代表性觀點,多年後一本美學理論書籍在第二章指出拙文“對此有較深刻的論證”。

        一九八三年文化界捲起所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兼“清污”運動,一年前我發表的這篇文字被一位負責研究生思想工作的年輕教師銘記在心,他點名要我先發言,在場中文系諸研究生面面相覷、沉默以對、場面尷尬:乃修,你不是發表過關於自我表現問題的觀點嗎?你來談談好了。

        我一笑,沒有談。在我看來,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哪裡是反對資產階級,實在是反對公民自由;哪裡是“清污”,實在是“污清”。

 

十二

 

        三十年代後期北平淪陷,一九四一年元月周作人走馬上任日偽政權“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這一高級職務,抗戰勝利後被定為“漢奸”、被國民政府逮捕判刑,四年後釋放,他回到北京,迎接新政權,又被毛澤東視為“漢奸”而被“剝奪政治權利”,一九六七年慘死於“文革”中,境遇極淒涼,如陋巷老狗,毫無人的尊嚴,時年八十二。

        周作人之沒有骨頭,缺乏眼力,一再做出錯誤選擇,一再自誤,可謂昭然,他屢屢自食其果。擔任偽職,是其一生大污點,這是事實,無可辯駁。他性格懦弱、大事糊塗。至於他若不任職、他人任職會更惡之類說辭,實是遁詞。這種大是大非之事,不是多和少的問題,而是決不能做。

        周作人著作幾十年來被封,他寫的回憶錄之類書在大陸只許用筆名出版。無人敢研究周作人。作為五四初期最重要的學者和散文家之一,他在現代文學史書中只是一帶而過。他的散文著作完全被屏蔽。中文系學生和研究生,可以在校系圖書館裡讀到舊版本。

        在這種背景下,周作人及其著作成為禁區,無人觸及,更無人在談及周作人時不罵他一聲“漢奸文人”以表示自己的政治立場。幾十年來,五四作家周作人因為那個歷史污點而從未在中國大陸得到公正評價。

        賈芝先生的文章,第一次打破這種冰凍局面,進入這個禁區,不僅以周作人為題,而且詳談周作人與李大釗及其遺屬的友好關係,特別是他對李大釗喪事、公祭諸事的積極參與以及對其家屬的悉心關照、大膽保護,並且對星華去延安給以大力協助,還託付星華問候他所認識的毛澤東。李星華出於多種考慮而未遵囑傳達這一問候。周作人卻以生命擔保李星華出城奔赴延安。

        凡此種種事實,都是思想界、文化界、文藝界那些頭腦僵化的人無法接受的。在他們眼裡,賈芝先生此文有嚴重的思想立場錯誤,大有為“漢奸文人”評功擺好和翻案之嫌,而且與革命之家拉上關係。

        賈芝先生文章不過是客觀敘述事實。妻子李星華是當事人之一,親歷文中所提許多往事。對於那些恩德事,應當心懷感激、秉筆直書,不當隱人之善。此文行文審慎,並未涉及對周作人評價或再評價問題。

        不久後,我回京探親,去看望賈芝先生。他咪著眼睛,微笑著,緩緩對我說:我和胡喬木談起那段往事,是胡喬木讓我寫的。

        我說,這篇文章觸及多年來的“禁區”,勇於直書事實,沖開一道缺口,為人們正確對待歷史事實、公正對待歷史人物而提供一個範例。

        有賈芝先生此文做先鋒,在出版物上公開談論周作人,直書周作人的義舉善行,此後才逐漸出現周作人研究、周氏著作重新出版乃至出現周作人熱。後來有些人寫文翻案,乃至為周作人的歷史污點辯解,力辯他不是漢奸,說他不得已,說他擔任偽職做了很多好事等等。這類文字走向另一面,無視周作人的性格軟骨、大節有虧和錯誤選擇。

       

十三

 

         那是春潮激盪、光影迷離、春寒料峭時期。筆者在一九八三年完成的《屠格涅夫與中國——二十世紀中外文學關係研究》書稿中,從文學角度對瞿秋白及其《多餘的話》做了肯定性評價。這是多年來遭到批判和否定的另一個重要人物。

        “文革”前,毛澤東據瞿秋白臨刑前在獄中寫的《多餘的話》而將他定為“叛徒”,《多餘的話》被誣為“叛徒的自白書”,因而在“文革”中被紅衛兵掘墓揚屍,瞿秋白父母的墳墓亦遭野蠻掘毀。

        一九六三年,毛澤東“文革”陰謀在密室策劃中,有人據李秀成獄中寫的長篇“自述”而把這位太平天國後期主將視為“叛徒”(見戚本禹《評李秀成自述》,《歷史研究》一九六三年第四期),這一觀點得到毛的肯定。毛立刻跳到瞿秋白身上,據《多餘的話》而定之為“叛徒”。毛耍弄的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手法,他要向一個龐大的“黨內叛徒集團”開刀,實是旁敲側擊,劍指這叛徒集團背後的劉少奇。劉在“文革”中被打成“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大叛徒”罪名居首位。

 

十四

       

        世事險惡,多災多難,一生歷經各種政治清洗、官場風波、社會動盪,賈芝先生始終平穩無事,時時化險為夷。特別是,弟弟賈植芳被視為“胡風集團骨幹分子”,他依然未受株連。其間的驚恐窘迫,只有他心知肚明。他為人善良、本分,從不峻急,從不害人,修養功夫非凡。他沒有為官慾望,始終書生本份。

        有的人身為文化人,又有延安資歷,渴望出大名、向上爬,趁著文化界各種批判運動而大打出手、嶄露頭角。賈芝不是這種人。他與世無爭,與人無爭,待人謙和,面上永遠微笑,真誠的微笑。他談話誠懇、踏實,你看不出他有城府。

        我曾多次去看望他,所談甚歡,話題多系文化、民間文學。他的新夫人金女士也常常和我們一同笑談,金女士小他很多,也是面帶微笑,說話慢條斯理。記得我們還談起要合作編一套民間文學方面的原始資料集呢。有一次,不知怎麼談起許多民間流行甚廣的小酸曲,覺得應當蒐集起來。於是一同哈哈笑起來。似乎那是夏日的一個黃昏。

        他的大孫女小彤後來考入復旦大學外文系,一位略帶羞澀、樸實漂亮的女孩。

 

十五

 

         有一次,我與賈芝先生聊天,不知怎麼,談起“文革”。賈芝先生和我談起一些往事。他說,家裡有個祖上留下來的金佛爺,純金的,有這麽大。他用雙手比劃 了一下,確是很大。“文革”期間,紅衛兵到處抄家,誰也不知哪天會抄到自己家來。家裡人很緊張,一旦抄家,抄出這個東西,定會扣上大帽子,受到誣衊和批鬥。

        在紅衛兵到處抄家時期,這種事太多了。見了金子,紅衛兵會立刻眼紅,如獲至寶,馬上搶走;見到佛爺,他們有現成的強盜理由:你身為共產黨員,革命幹部,家裡卻藏著一個金佛爺,你要老實交待:這是從哪兒來的?說!你信仰共產主義還是信仰佛教?說!信仰共產主義?胡說八道!你信仰共產主義,為什麼家裡藏著這個金佛爺?我還要問你:你是什麼出身?地主?富農?官僚?買辦?老實交待!你是混進革命隊伍裡的人!你家還窩藏著什麼東西,金條,銀子,鑽戒,首飾,老實交待!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拒不交待,死路一條!

        那些紅衛兵會乘勝追擊,威逼你交待莫須有的東西,他們會招呼更多的紅衛兵來家裡挖地三尺,尋找寶物,擴大戰果。他們還會玩那套逼供信,用皮帶抽打你,捆綁你,隨意把你帶到什麼地方關押起來,飢餓加折磨,那麻煩就大了。

        這種種設想中的情景,無須賈芝先生說,我很清楚,感同身受。“文革”爆發,我讀畢初三,曾目睹紅衛兵抄家,大院中就有鄰居被抄家,數百張西方音樂唱片被砸碎拋到院子裡,貝多芬蕭邦老柴撒落滿地;一個親戚亦被抄家,房屋中央挖了個一米五的大坑,老婆子女在院牆上貼了張“斷絕關係”的“嚴正聲明”,在丈夫和父親名字上打了個大叉。看到這一紙聲明,我一驚,心中一陣淒楚,很想去探望那位心地善良、被“眾叛親離”的親戚,沒人告訴我他在哪裡,我希望他堅強,不要尋短見。

        賈芝先生對我說,家人想不出哪裡最安全。想來想去,想出個地方,就是院子裡的茅坑。等那場抄家運動過去了,再去茅廁找佛爺,無論如何找不到。這事成了一個迷,大家很納悶。至今無解。

        是不是掏糞的清潔工無意中把它掏走了?賈芝先生不能肯定。

        那場無法無天的痞子運動,給整個民族造成的精神恐懼和心靈傷害是極其深重的。如今,還有多少人記得那些驚恐,那些慘痛,那些造孽,那些罪行?五十年過去,北京街頭常見一群一夥六、七十歲男男女女唱著“文革”時代的紅歌,扭著不倫不類的步子,年代閃回,他們都是“文革”時代的青少年。

 

十六

 

        我在二十六年前撰寫的《苦難的超度——賈植芳傳》(一九九四台灣業強出版社),援引賈植芳教授的一段話做扉頁題辭。這是他在當代最慘痛之際講的一番深刻反思話語。現在,就用這段話結束這篇回憶文字吧:

       “總的說來,我只是個浪跡江湖,努力體現自我人生價值和盡到自己的社會責任,在‘五四’精神的培育下走上人生道路的知識分子。我在這個世界上生活了七十多年了,眼看就要進火葬場了,可以自我告慰的是,在上帝給我鋪設的坑坑洼洼的生活道路上,我總算活得還像一個人。生命的歷程,對我來說,也就是我努力塑造自己的生活性格和做人品格的過程。我生平最大的收穫,就是把‘人’這個字寫得還比較端正。”(一九八九年六月)

 

2016124日於多倫多

 

 


 

 

 

        近日方知,賈芝先生年初在京去世,高壽百零三歲(1913-2016)。三十多年前,在京與先生多次聊天閒談,種種情景聯綴而來,浮現眼前,與上海賈植芳先生親密交談之種種情景,交織繚繞。我與這文壇兩兄弟的交往,推心置腹,親切難忘。他們二人一生命運構成雙曲線,縱貫二十世紀中國歷史。

        人生之荒誕,顯現社會之醜惡。個人之苦難,折射社會之悲劇。二十世紀是中國最苦難世紀,充滿內戰與外戰,野蠻與邪惡,殘暴與墮落,迫害與死難。民國和新文化使人有了自由和尊嚴,新專制主義把人變成野獸。秦皇之暴,董卓之亂,侯景之亂,元人滅宋,清人滅明,皆不及這個世紀苦難的萬分之一。

 

 

        百年來,中國多災多難,民生日益不堪。近七十年,世道空前險惡,整人運動不斷,政治圈套多多,罪名動輒戴頂,知識分子言論寫作交友稍有不慎,即被奪職流放、批鬥改造、逮捕下獄、家破人亡,人人如履薄冰、日夜惴惴不安。處世做人,立於針尖,生存大不易。

        在這黑雲壓城時期,文化界一顰一笑皆被視為政治鬥爭晴雨表,上峰一嗔一怒就捲起一場大批判,常常平地起風濤、無雲降雷暴。一篇小文、一幅小畫,都能被極權者眾嘍羅拿去無限上綱,製作一場冤獄,一批文化和政界人物立刻變成妖魔、批倒批臭、銷聲匿跡。

        賈芝先生身為學者,久任文化機構官職,一生經歷所有重大政治風暴、文壇風浪,皆化險為夷。這樣的文化界人物,所見不多。想必他有許多委屈,亦曾唾面自乾。我和他聊天多次,話題非常輕鬆,大抵是文學文化歷史話題,從未談及官場文壇處世。這種問題,心照不宣。

        極權政治下,急功近利、投機用世、渴望往上爬的人,最易被權力者當槍使用,隨後拋棄如藥渣,身後臭烘烘。這要怨自家:誰讓你屁顛兒屁顛兒上趕著追風逐電、奔走效勞呢?冷眼觀世、嚴於律己、有冷靜頭腦者,往往與那些急功近利、賣身投靠之輩保持距離,他們寧可遭到批評而不願受到表彰。記得一位外國詩人說過:“與其被混蛋讚揚,不如戰死在他手裡。”

        賈芝先生內心善良,性格冷靜,言語踏實,嚴於守己,無一絲躁氣、盛氣、飛揚氣;他不求地位、不鶩虛名、為人謙恭、謹言慎行。和藹可親、誠懇待人的平實態度,略帶一點鄉音、低調而柔和的普通話,臉上令人舒服的微笑,溫和地握著你的手,這是一個有魔力的法寶。

        我見過一位教授,他的微笑十分獨特,瞬間出現在臉上,瞬間又消失,可謂來如電去如風。你會琢磨,這時他的情緒、內心和想法是否也全變了。那副善於變化的面孔,可做一個性格演員。而賈芝先生的笑容是常駐的,是由衷的善良和誠懇。   

 

 

        賈芝生於山西襄汾,祖上有冒險性格,離鄉從商撞大運,清末發家致富。父親懂農事、無他能。伯父洋買辦,腰纏萬貫,長袖善舞,交遊頗廣。賈芝和胞弟賈植芳赴京讀書,伯父視同己出,大力資助。那是北洋政府、民國時期,帝國結束而國粹尚在,西學勃興而古典猶存,新學與國學頡頏比翼,傳統讀書做人道德與新文化思想人格成為新一代知識分子性格內質。那是社會變革、文化更新時代,社會心理、文化價值、傳統人家皆期盼子弟讀書治學、正派做人、書香傳家,而非世紀末霧霾密鎖、徹底濫透的貪腐時代、墮落子女金錢第一、道德淪喪、行屍走肉。

        賈芝賈植芳兄弟之由富家子弟走上讀書治學道路,未成吃喝玩樂、一擲萬金的紈絝子弟,來自伯父耳提面命,源於自身心性正派,受益社會風氣的古樸醇厚。向善之風、向善之心乃時代風氣,關切家事、國事、天下事乃儒家傳統。官家、商家、富家子女大抵如此,接受知識教育、思想啟蒙、人格修身,養成思想自由、個性堅強、人格獨立精神。賈家兩兄弟一生不治財產、不鶩名位、專心知識進取,皆成文化界著名人士。

 

 

        兩兄弟由晉中家鄉來京城讀書,知識眼界大開。這是他們兄弟走向未來的重要一步。一九三六年,賈植芳出獄,赴日本讀社會學;兩年後,賈芝大學畢業,去了延安。在那場“整風運動”即大清洗中,他安然無事。顯然,他十分謹慎,與人交往不近不遠不群不黨,與人交談不涉人事是非,自無派系之嫌。王實味憤然揮筆撰寫雜文《野百合花》揭露延安黑暗面而引發一場對他的大批判大誣衊運動,曾醉心於法國詩歌的賈芝亦安然無事。他對是非曲直、孰是孰非,心中自然很清楚。

        一個政權傾覆。他跟隨農民軍回到古城北京。他嚴守學者本分,創辦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參與創辦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初期設在北大)、人民文學出版社,創辦《民間文學》雜誌,創辦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歷任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名譽主席,中國社科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兼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等名銜職務。

      

       

        中國民間文學遺產豐富多彩。古代民歌、通俗小說、戲曲鼓詞、民歌民謠、口頭傳唱的長篇敘事詩等等都是民間文學。《詩經》之十五國風,漢魏樂府,唐代竹枝詞,宋元話本,元代戲劇,明清白話小說,明清民歌,諸如“掛枝兒”“山坡羊”“山歌”,皆屬民間文學範疇。國風是各地民歌,宋詞與音樂和歌唱緊密聯繫,有民間傳唱性質,北宋重要詞人柳永的長調作品即在民間廣泛傳唱,宋人葉夢得《避暑錄話》之謂“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

        五四新文化運動初期,民間文學研究得到年輕一代學者重視。一九一八年北京大學成立“歌謠徵集處”向全國徵集民歌,一九二零年成立“歌謠研究會”,劉半農蒐集各地大量民歌、俗曲(講唱文學),顾颉刚搜集苏州民歌民谣,都是显例。郑振铎撰写《插圖本中國文學史》(1932)重視民間文學內容、《中国俗文学史》(1938)則以民間通俗文學為主體,兩部文學史著作皆旨在提高民间文学地位。       

        七十年來,在建立民間文藝組織、收集民間文學作品、促進民間文學研究、推動民間文藝出版諸方面,賈芝先生做出來重大貢獻。在民間文藝研究上,有比他年長的著名學者,諸如北師大鐘敬文教授、復旦大學趙景深教授,但是賈芝的紅色背景和政治資歷使他在政權更迭後民間文學隊伍組建、研究和出版諸方面發揮了他人所不能及的重大作用。

 

 

        賈芝先生的紅色背景中還有一點,格外引人矚目:他是李大釗的女婿,娶其長女李星華為妻。李大釗,河北樂亭人,北京大學教授,中共早期最重要領導人兼宣傳者之一,一九二七年四月廿八日被張作霖處以絞刑,時年卅八歲,長女星華十六歲。賈芝與星華婚後育一子,一九三八年只身奔赴延安。此時北京(時稱北平)在日偽勢力嚴密掌控下。星華在亡父的老同事周作人毅然擔保下得以離開北京、輾轉奔赴延安,途中得到賈植芳大力資助、悉心安排、妥善護送,一路歷盡曲折,終於夫妻團圓。

        一九五四年春節前夕,寒風淒緊,賈植芳任敏夫婦趁高校寒假之際,由上海到北京探望父母哥嫂,他與哥哥久別二十年,其間九死一生,正可暢敘一番。此時胡風文人“集團”已成當局心腹之患,批判胡風成為這個政權意識形態、文化領域頭等大事。弓已上箭、山雨欲來。

        賈植芳後來對筆者說,那是一個不愉快的團聚。何其芳見到他,對他說胡風有四大錯誤,要他做胡風的思想工作,他斷然回答:“你說的這四條,我都看不出來。”談話不歡而散。後來,他對筆者說,嫂嫂李星華也很左,口中有冷風,臉上有霜雪。賈植芳任敏夫婦提前返滬。

        一年後,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風雲突變,雷霆炸頂,賈植芳任敏夫婦雙雙入獄。

 

 

        政治是什麼?政治是文明、公正、有效地管理社會、服務公民的學問。政治學就是這樣一門科學。它的另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對權力本身——各級權力包括最高權力——的制約、制衡、監督。權力,是國民之重器,必須加以限制,否則整個權力集團必定極端任性、暴虐吃人、踐踏民族,整個國家必定走向權力極度腐敗,整個社會必定潰爛不可收拾。這是二十世紀中國痛史的最大教訓。

        進入政界,掌握權力,首先須有人的品格、社會道義和政治道德。近七十年,在中國,“政治”這東西,最無人味,最無人性,最無道德。近七十年,在中國,“政治”這東西,就是畜生,就是野蠻和暴力、欺騙和屠殺,就是密室陰謀和卑鄙手腕;“政治”等同獸性,等同殘忍,等同謊言,等同無恥。近七十年,中國沒有政治家,沒有政治理論,沒有政治道德,只有屠夫民賊、跳梁小丑、奸佞之徒,只有邪門歪道、坑蒙拐騙、腐敗墮落。所謂“政治掛帥”,所謂“站穩階級立場”,所謂“講政治”,所謂“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線”,就是獸性第一、無恥當先、賣身投靠,就是保持十足獸性、十足野蠻、六親不認,就是與道德、良知、人道斷然決裂。

        經受數十年暴政凌辱,一波又一波野蠻鎮壓,罪惡登峰造極、罪行罄竹難書的十年“文革”,整整兩代人被這種“政治”吞噬。他們被它改造了靈魂、扭曲了性格、泯滅了人性、糟蹋了人格;他們互相撕咬、互相告發、互相迫害、互相殘殺,一同陷入罪惡深淵,一同墮入人間地獄。

        他們至今依然跪在地上,歌頌萬歲,續其香火,聲稱無悔。他們的下一代,轉身鑽入錢眼,信奉拜金主義。兩代人,由“政治第一”“三忠於四無限”變成“講金錢”“發大財”“擺闊氣”,而謊言欺世、殘暴鎮壓、封嘴封網、敵視公民一如其舊。心性文化劣質,如此代代漫延。

        沒有制約、沒有制衡的權力表現出來的極度野蠻性、瘋狂吃人性、巨大毀滅性,七十年來在中國表現得淋漓盡致。中國人民以鮮血和生命,為世界歷史提供一個最深刻的政治教訓,為孟德斯鳩三權分立學說提供一個最具震撼性的當代例證。

 

 

        童年賈芝性格平穩、學習優良、彬彬有禮,只比弟弟大兩歲,卻成熟很多。童年賈植芳性格活躍,頑皮搗蛋,經常惹禍,卻很仗義。老師要打哥哥板子,他把小手伸出去:“你不要打他,你打我。”青年賈植芳酷愛讀書,走向深沉,心靈卻從不安寧,少年時代性格中的豪俠民風轉變成坦蕩開朗、擔當大義、襟懷國運、以天下為己命的道義氣質。這種非凡性格,注定要在二十世紀中國的險惡政治風雲中顯露崢嶸、與專制政權猛烈碰撞、演出一幕幕壯烈悲劇。

        兩兄弟的選擇不同,道路不同,命運也不同,這是二人不同性格的繼續延伸。賈芝經歷遠比弟弟賈植芳簡單,他加入某黨,從事文化教育,後來擔任文化領導職位,始終是謹小慎微、明哲保身、一生平穩的本分書生。賈植芳一身豪氣,闖蕩江湖,走遍五湖四海,東渡日本留學,回國參加國民黨領導的抗戰,遊走於日偽地盤,策動其起義歸正;他身為自由作家,一生不黨,後來成為教授,始終是獨立知識分子。

        賈芝一生平淡無奇。賈植芳一生充滿傳奇色彩,跌宕起伏如一部迴腸蕩氣小說,歷經北洋政府、日偽政權、國民政府、共產黨政權,坐遍它們的牢房,一生四次入獄,每次皆性命交關,其中系身共產黨監獄最長、失去自由最久,長達二十餘年,亦以此次罪名最荒唐無稽,僅因為與胡風為友,被毛澤東以“瓜蔓抄”方式逮捕入獄。賈植芳性格正直,不肯檢舉揭發、不肯出賣朋友,因而成為胡風“集團”中三位判刑最重者之一——胡風、路翎、賈植芳。長年鐵窗監禁、精神折磨,胡風、路翎皆精神失常,唯獨賈植芳依然故我。他從未摧眉折腰,終乃仰天大笑,重歸杏林,高執教鞭,豪氣不減當年。

        那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轟動全國的大冤獄。這場大冤獄鍛造出一個英雄群體及其優秀妻子,顯示五四新人文運動中成長起來的一代知識分子的人格、風骨。只有一人除外,即反戈一擊、“檢舉揭發”、戴罪立功的舒蕪。

        偉大與卑賤,光輝與恥辱,文明與野蠻,對立雙方皆把自己的言行留存於二十世紀中國史冊。

 

 

        兄弟二人,心性皆有定力,為人善良厚道。一個堅守一己本分,一個承擔人間道義,一個文字平實,一個俊爽深刻。賈芝性格溫柔、富於彈性、能屈能伸,賈植芳性格剛烈、正道直行、寧折不彎。賈芝喜安寧,平靜自處,賈植芳喜交遊,樂善好施,急人所急,性情豪放,襟懷五湖,交朋友、重友情是他一生最大特點之一。賈植芳教授與我,與其說是師生,不如說是朋友。我尊他為師,他視我為友,賈師母則視我為骨肉子弟。這是我們之間超乎語言的心靈體悟。

        賈芝言談輕聲細語,笑容可掬,循循如儒生,謹慎話語透著真誠。賈植芳聲如洪鐘大呂,快人快語,人未至而聲如雷,高朋滿座而逸興遄飛,縱聲大笑而情不自禁。賈師母時時忍不住笑出聲。

        兄弟二人對人皆有敏細觀察——世道險惡也,隔牆有耳,況直面相對。賈芝的觀察和態度深藏於客氣的尺度中。賈植芳的觀察和態度則渾然不覺於談笑風生中。賈芝對人的防範,似乎半掩著門,敞開的那邊掛著半透明幕簾;賈植芳對人的防範,則似乎大門洞開,任你窺探裡面風景。

        賈芝一生平穩,處世淡泊,為人低調,退避三舍,任憑風嘯浪起,一一化險為夷,十足處士風。賈植芳一生闖蕩,追求自由,肩抗人類道義,捍衛個性人格,勇往直前毫無懼色,喜弄潮於風口浪尖,一身英雄氣。

        賈芝言語平實,微笑無聲。賈植芳言談幽默、富於性情。他曾對我說:“我們家最有名的人是賈寶玉。”這調侃流露少年時代的頑皮。他曾呵呵笑著對我說:“我要是有一對兒子,就取名叫他們賈仁賈義,要是有一對女兒,就叫她們賈慈賈悲。”玩笑中透露強烈的嘲世。

        賈芝先生為人溫文儒雅、待人和藹可親,我從未聽到他有這類放達之言、調侃之語。

        一九九零年,在賈府,賈植芳先生談起一生,面容嚴肅地對我說:“我的一生,最大的收穫,就是把‘人’這個字寫得還比較端正。”此語謙虛,簡單,卻非常沉重。我深知它有多麼沉重,那是全部生命,包括任敏師母的生命。

        他一生言語放達而做人嚴正,脫略俗套、毫無修飾而為人仗義、兩肋插刀,面臨囹圄刀斧而決不貪生賣友,學界、江湖一介英雄豪士。

        這文壇兩兄弟,相貌相像。有一次,賈植芳先生笑著對我說:我去北京開一個學術會議,有一個人走到我面前,和我熱情握手說:“賈芝先生,您好。”我說,“我是賈植芳。賈芝是我哥哥。”

 

 

        第一次見賈芝先生,是一九八二年,我讀研究生第一年,回京探親,賈植芳先生囑我去看望哥哥,並捎去一信。

        那是東城演樂胡同路南一個普通小院。以前住在北京,我常去王府井大街北面東安市場舊書店,對面的外文書店和旁邊小街的一個內部外文書店(出售盜版英文詞典書籍諸如韋伯斯特新國際英語大詞典、諾登英國文學集、諾登美國文學集、拉羅斯法文詞典、日文詞典等等),還有東單路口、燈市口、隆福寺附近的幾個舊書店、內部書店,我常騎車走大街,不走胡同。

        一進院門,左拐,北房,是他的居室。中間是客廳。

        賈芝先生開門,熱情接待我。我們坐在一進門的小客廳。客廳迎門的牆壁上掛著李大釗手書的一幅對聯“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楷書字體,渾厚有力。對聯很好。道德文章,或曰道義文章,本是中國知識分子文化傳統。知識分子應當承擔人間道義,同時又是文章妙手。

        賈芝先生面帶微笑。我稱他“賈芝先生”,他叫我“孫乃修同志”,語調親切平等。他在文章中稱李大釗亦是“李大釗同志”。他是學者,又是幹部,這稱呼是官場同事間標準的親切稱呼,並無官腔官氣。

        賈植芳先生是身在江湖的學者,我稱先生和師母“賈先生賈師母”。他和師母任敏親切地叫我“乃修”,永遠一臉春風。在上海讀研究生期間,每次我輕輕敲門,賈師母來開門,一臉春風:“乃修,快進來坐。賈先生在呢。”一進門,賈植芳先生總這樣說;“乃修,你來啦。你吃煙,你喝茶去。你吃了嗎?再吃些。”賈師母微笑著很快把一杯熱茶從廚房送到我面前,我雙手捧過熱茶:“謝謝師母。”師母每次給我送茶,心裡很是過意不去。有時談話很長,到了吃飯時間,先生師母會留我:“乃修,不要走了,一起吃飯。”我每每辭謝,得早些去圖書館,那裡座位有限。

        兩位賈先生,待人親切、真誠。山西話語調,賈植芳教授更濃些,聲音高亢洪亮,像面對千人演講。

        有一次,假期結束,回到學校,看望賈植芳教授。他問我:“在北京見到我哥哥了嗎?”我說,“見到賈芝先生了。他很好,很健談。”先生問我:“我哥哥留你吃飯了嗎?”我說:“是的。有一天談到中午,賈芝先生留我和他一起吃飯。”賈植芳先生立刻說:“我哥哥從來不留人吃飯。他留你吃飯,你的面子不小。”他笑了,點起一支煙:“乃修,你喝茶。”

        我記得,那是一天上午,陽光明媚,我去演樂胡同看望賈芝先生,於是聊起天。時已中午,我要告辭,賈芝先生留我說,一起吃飯,於是領我到南房,他拿出一袋掛麵,很快煮好,打個雞蛋在裡面,小菜是現成的,非常簡單省事。我們各吃一碗。看得出來,他的生活非常簡樸,就像他的為人。我喜歡。

 

十一

 

        賈芝先生一生謹慎,文字亦然,從未惹非議。但有一次例外,他受到知識界格外關注。那是一九八三年,他在《新文學史料》第四期發表文章《關於周作人的一點史料——他與李大釗的一家》,頓時引發文化界關注、議論、質疑,乃至憤怒和批評。

        《新文學史料》創立於一九七八年,時值“文革”結束後第二年,牛漢先生任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此志系十六開大型季刊,發表關於五四新文學以來的史料、人物研究、著名作家回憶錄、訪談錄等等史料性研究性文字。

        賈芝客觀敘述北大教授周作人與李大釗同仁兼友人關係、周作人與沈尹默、劉半農、錢玄同諸友人共同參與李大釗後事處理、參加在宣武門外舉行的公祭活動以及對李氏遺屬生活長期關照、對李氏遺孤悉心保護(把李子葆華秘藏於自己家中免遭逮捕並與沈尹默一同將他送往日本留學)、對其長女星華的各種經濟幫助和人身保護。星華攜子離京去延安,亦得到周作人資助和擔保。

        這些往事,可見周作人、沈尹默諸人為人正直、為友仗義,亦可見五四時期一代知識分子道義性格。這與幾十年後另一個政權下某些知識人的面目做人行品構成鮮明對照。

        賈芝文章發表,引起一番驚動。其中,文學評論界、文學研究界對周作人這個人物、這個話題最敏感。自五十年代以來,文化界在極左政治路線支配下,形成根深蒂固的政治偏見、極其偏狹的思維習氣、非常野蠻的文字習性,文學界被視為階級鬥爭的最前線、晴雨表,往往一首小詩、一葉小文、一篇平常文字,就能莫名其妙引起一場軒然大波,或由“嗅覺敏銳”的尖兵讀者挑起,或由上峰某個隱身人授意,他們能夠胡攪蠻纏,鬧得新聞媒體報刊雜誌一片喧囂。

        一九八三年,雖然“文革”結束、“撥亂反正”(遠非徹底)已經七年,但多年形成的思想堅冰在許多知識界人士頭腦中依然堅硬存在,上層權力人物政治思維依然僵化(所謂四項基本原則),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仍是紙上文字。這年十月,由鄧小平授意、胡喬木鄧力群諸人發動“文革”後第一場思想、文化、文學、藝術諸領域大批判運動,即所謂“清除精神污染”,針對文化界、思想界、文學界、藝術界的自由探討、“異化”理論、人道主義、思想解放、創作自由等等蓬勃局面野蠻誣詆、橫加撲殺。此年秋季,賈芝發表《關於周作人的一點史料——他與李大釗的一家》,立刻被很多人盯上,他獲得空前關注。

        那時,筆者在復旦大學讀研究生第二年,讀了賈芝先生此文,不僅沒覺出它有任何問題,反而感到他打開一條新路,揭示歷史真實,公正對待前人,敢於突破成見,敢於觸及禁區,這種勇氣可嘉。

       筆者對時人所有敏感問題,從無敏感性;對他們不敏感的東西,卻非常敏感。一九六五、一九六六之際,報刊連篇累牘批判孫道臨、上官雲珠、謝芳主演的《早春二月》,批判趙丹主演的《武訓傳》(對《武訓傳》的批判早在五零年代已出現),那時我特意去看這兩部受批判電影,看後非常感動,感覺那些批判非常奇怪,那些文字強詞奪理,批判者似乎缺乏基本人性和悲憫。

        我與賈植芳教授談論賈芝先生這篇文字,他欣然聆聽我的看法,一笑,與我談起多年來人們形成的思維障礙、當前文壇出現的各種反響以及所謂“清污運動”。我們皆對此十分不屑。他交友廣,消息快,嗅覺最靈敏。我則埋首書齋,遠離現實,雖每日看報,知道動態,卻不大關心京滬傳聞,消息大都從賈植芳教授那裡先聽到。他與我談那些消息,面色緊繃,十分嚴肅。

        早在一九八二年六月廿二日,我在上海《文匯報》發表文章《不能輕易否定‘自我表現’》,

對當時文學界理論界否定文學藝術應當表現自我這種觀點明確持批評態度,並論證文藝創作與表現自我不可分割。我深知,這一觀點極易被誣為個人主義、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我的觀點,在該年《文藝報》發表的一篇全年理論綜述文章中被視為一派的代表性觀點,多年後一本美學理論書籍在第二章指出拙文“對此有較深刻的論證”。

        一九八三年文化界捲起所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兼“清污”運動,一年前我發表的這篇文字被一位負責研究生思想工作的年輕教師銘記在心,他點名要我先發言,在場中文系諸研究生面面相覷、沉默以對、場面尷尬:乃修,你不是發表過關於自我表現問題的觀點嗎?你來談談好了。

        我一笑,沒有談。在我看來,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哪裡是反對資產階級,實在是反對公民自由;哪裡是“清污”,實在是“污清”。

 

十二

 

        三十年代後期北平淪陷,一九四一年元月周作人走馬上任日偽政權“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這一高級職務,抗戰勝利後被定為“漢奸”、被國民政府逮捕判刑,四年後釋放,他回到北京,迎接新政權,又被毛澤東視為“漢奸”而被“剝奪政治權利”,一九六七年慘死於“文革”中,境遇極淒涼,如陋巷老狗,毫無人的尊嚴,時年八十二。

        周作人之沒有骨頭,缺乏眼力,一再做出錯誤選擇,一再自誤,可謂昭然,他屢屢自食其果。擔任偽職,是其一生大污點,這是事實,無可辯駁。他性格懦弱、大事糊塗。至於他若不任職、他人任職會更惡之類說辭,實是遁詞。這種大是大非之事,不是多和少的問題,而是決不能做。

        周作人著作幾十年來被封,他寫的回憶錄之類書在大陸只許用筆名出版。無人敢研究周作人。作為五四初期最重要的學者和散文家之一,他在現代文學史書中只是一帶而過。他的散文著作完全被屏蔽。中文系學生和研究生,可以在校系圖書館裡讀到舊版本。

        在這種背景下,周作人及其著作成為禁區,無人觸及,更無人在談及周作人時不罵他一聲“漢奸文人”以表示自己的政治立場。幾十年來,五四作家周作人因為那個歷史污點而從未在中國大陸得到公正評價。

        賈芝先生的文章,第一次打破這種冰凍局面,進入這個禁區,不僅以周作人為題,而且詳談周作人與李大釗及其遺屬的友好關係,特別是他對李大釗喪事、公祭諸事的積極參與以及對其家屬的悉心關照、大膽保護,並且對星華去延安給以大力協助,還託付星華問候他所認識的毛澤東。李星華出於多種考慮而未遵囑傳達這一問候。周作人卻以生命擔保李星華出城奔赴延安。

        凡此種種事實,都是思想界、文化界、文藝界那些頭腦僵化的人無法接受的。在他們眼裡,賈芝先生此文有嚴重的思想立場錯誤,大有為“漢奸文人”評功擺好和翻案之嫌,而且與革命之家拉上關係。

        賈芝先生文章不過是客觀敘述事實。妻子李星華是當事人之一,親歷文中所提許多往事。對於那些恩德事,應當心懷感激、秉筆直書,不當隱人之善。此文行文審慎,並未涉及對周作人評價或再評價問題。

        不久後,我回京探親,去看望賈芝先生。他咪著眼睛,微笑著,緩緩對我說:我和胡喬木談起那段往事,是胡喬木讓我寫的。

        我說,這篇文章觸及多年來的“禁區”,勇於直書事實,沖開一道缺口,為人們正確對待歷史事實、公正對待歷史人物而提供一個範例。

        有賈芝先生此文做先鋒,在出版物上公開談論周作人,直書周作人的義舉善行,此後才逐漸出現周作人研究、周氏著作重新出版乃至出現周作人熱。後來有些人寫文翻案,乃至為周作人的歷史污點辯解,力辯他不是漢奸,說他不得已,說他擔任偽職做了很多好事等等。這類文字走向另一面,無視周作人的性格軟骨、大節有虧和錯誤選擇。

       

十三

 

         那是春潮激盪、光影迷離、春寒料峭時期。筆者在一九八三年完成的《屠格涅夫與中國——二十世紀中外文學關係研究》書稿中,從文學角度對瞿秋白及其《多餘的話》做了肯定性評價。這是多年來遭到批判和否定的另一個重要人物。

        “文革”前,毛澤東據瞿秋白臨刑前在獄中寫的《多餘的話》而將他定為“叛徒”,《多餘的話》被誣為“叛徒的自白書”,因而在“文革”中被紅衛兵掘墓揚屍,瞿秋白父母的墳墓亦遭野蠻掘毀。

        一九六三年,毛澤東“文革”陰謀在密室策劃中,有人據李秀成獄中寫的長篇“自述”而把這位太平天國後期主將視為“叛徒”(見戚本禹《評李秀成自述》,《歷史研究》一九六三年第四期),這一觀點得到毛的肯定。毛立刻跳到瞿秋白身上,據《多餘的話》而定之為“叛徒”。毛耍弄的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手法,他要向一個龐大的“黨內叛徒集團”開刀,實是旁敲側擊,劍指這叛徒集團背後的劉少奇。劉在“文革”中被打成“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大叛徒”罪名居首位。

 

十四

       

        世事險惡,多災多難,一生歷經各種政治清洗、官場風波、社會動盪,賈芝先生始終平穩無事,時時化險為夷。特別是,弟弟賈植芳被視為“胡風集團骨幹分子”,他依然未受株連。其間的驚恐窘迫,只有他心知肚明。他為人善良、本分,從不峻急,從不害人,修養功夫非凡。他沒有為官慾望,始終書生本份。

        有的人身為文化人,又有延安資歷,渴望出大名、向上爬,趁著文化界各種批判運動而大打出手、嶄露頭角。賈芝不是這種人。他與世無爭,與人無爭,待人謙和,面上永遠微笑,真誠的微笑。他談話誠懇、踏實,你看不出他有城府。

        我曾多次去看望他,所談甚歡,話題多系文化、民間文學。他的新夫人金女士也常常和我們一同笑談,金女士小他很多,也是面帶微笑,說話慢條斯理。記得我們還談起要合作編一套民間文學方面的原始資料集呢。有一次,不知怎麼談起許多民間流行甚廣的小酸曲,覺得應當蒐集起來。於是一同哈哈笑起來。似乎那是夏日的一個黃昏。

        他的大孫女小彤後來考入復旦大學外文系,一位略帶羞澀、樸實漂亮的女孩。

 

十五

 

         有一次,我與賈芝先生聊天,不知怎麼,談起“文革”。賈芝先生和我談起一些往事。他說,家裡有個祖上留下來的金佛爺,純金的,有這麽大。他用雙手比劃 了一下,確是很大。“文革”期間,紅衛兵到處抄家,誰也不知哪天會抄到自己家來。家裡人很緊張,一旦抄家,抄出這個東西,定會扣上大帽子,受到誣衊和批鬥。

        在紅衛兵到處抄家時期,這種事太多了。見了金子,紅衛兵會立刻眼紅,如獲至寶,馬上搶走;見到佛爺,他們有現成的強盜理由:你身為共產黨員,革命幹部,家裡卻藏著一個金佛爺,你要老實交待:這是從哪兒來的?說!你信仰共產主義還是信仰佛教?說!信仰共產主義?胡說八道!你信仰共產主義,為什麼家裡藏著這個金佛爺?我還要問你:你是什麼出身?地主?富農?官僚?買辦?老實交待!你是混進革命隊伍裡的人!你家還窩藏著什麼東西,金條,銀子,鑽戒,首飾,老實交待!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拒不交待,死路一條!

        那些紅衛兵會乘勝追擊,威逼你交待莫須有的東西,他們會招呼更多的紅衛兵來家裡挖地三尺,尋找寶物,擴大戰果。他們還會玩那套逼供信,用皮帶抽打你,捆綁你,隨意把你帶到什麼地方關押起來,飢餓加折磨,那麻煩就大了。

        這種種設想中的情景,無須賈芝先生說,我很清楚,感同身受。“文革”爆發,我讀畢初三,曾目睹紅衛兵抄家,大院中就有鄰居被抄家,數百張西方音樂唱片被砸碎拋到院子裡,貝多芬蕭邦老柴撒落滿地;一個親戚亦被抄家,房屋中央挖了個一米五的大坑,老婆子女在院牆上貼了張“斷絕關係”的“嚴正聲明”,在丈夫和父親名字上打了個大叉。看到這一紙聲明,我一驚,心中一陣淒楚,很想去探望那位心地善良、被“眾叛親離”的親戚,沒人告訴我他在哪裡,我希望他堅強,不要尋短見。

        賈芝先生對我說,家人想不出哪裡最安全。想來想去,想出個地方,就是院子裡的茅坑。等那場抄家運動過去了,再去茅廁找佛爺,無論如何找不到。這事成了一個迷,大家很納悶。至今無解。

        是不是掏糞的清潔工無意中把它掏走了?賈芝先生不能肯定。

        那場無法無天的痞子運動,給整個民族造成的精神恐懼和心靈傷害是極其深重的。如今,還有多少人記得那些驚恐,那些慘痛,那些造孽,那些罪行?五十年過去,北京街頭常見一群一夥六、七十歲男男女女唱著“文革”時代的紅歌,扭著不倫不類的步子,年代閃回,他們都是“文革”時代的青少年。

 

十六

 

        我在二十六年前撰寫的《苦難的超度——賈植芳傳》(一九九四台灣業強出版社),援引賈植芳教授的一段話做扉頁題辭。這是他在當代最慘痛之際講的一番深刻反思話語。現在,就用這段話結束這篇回憶文字吧:

       “總的說來,我只是個浪跡江湖,努力體現自我人生價值和盡到自己的社會責任,在‘五四’精神的培育下走上人生道路的知識分子。我在這個世界上生活了七十多年了,眼看就要進火葬場了,可以自我告慰的是,在上帝給我鋪設的坑坑洼洼的生活道路上,我總算活得還像一個人。生命的歷程,對我來說,也就是我努力塑造自己的生活性格和做人品格的過程。我生平最大的收穫,就是把‘人’這個字寫得還比較端正。”(一九八九年六月)

 

2016124日於多倫多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Tuesday, December 6, 2016
关键词: 賈芝 賈植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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