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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作霖:“好總督”與“壞國王”
作者:余杰

 


本大元帥與中山一生宗旨,本屬相同。不意過激份子,假借中山主義,投降外人,宣傳赤化,害民禍國,背友蔑倫,種種罪惡,難於指數。……本大元帥爲老友爭榮譽,爲國民爭人格,爲世界爭和平,仍當貫澈初旨,問罪興討,劍及履及,義無反顧。

張作霖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在十三個省和三個特別區的支持下,五十二嵗的張作霖接受了“安國軍總司令”的印信。二十七日,張作霖率領奉軍主力進入北京,並仿效滿清皇帝的入城儀式:命沿途百姓在其經過的道路上撒一層黃土。

此時,在北洋系統內,張作霖再沒有可以爭鋒的人物。曾經打敗過他的吳佩孚和孫傳芳,已被北伐軍打得滿地找牙,吳佩孚成了無足掛齒的孤家寡人,孫傳芳隻身北上求援且甘拜麾下。張作霖大筆一揮,任命張宗昌、孫傳芳、吳佩孚和閻錫山爲安國軍副司令,但並沒有跟吳、閻商量過,仿佛他們是他的部下。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二日,張作霖宣佈改組內閣,網羅外交家顧維鈞及若干研究系成員,借此避免給外界一種過分的奉系或軍人內閣的印象。實際上,大權操控在張作霖一人之手,這是一個赤裸裸的軍政權。“反共”是張作霖惟一的意識形態,在總司令部,懸掛著“推翻蘇聯共產主義”、“徹底摧毀共產主義”的標語。[1]

張作霖與蔣介石和馮玉祥的對立,不是此前北洋軍閥內部亦敵亦友、時敵時友的關係,權力爭奪變成不同社會政治秩序及其背後意識形態的鬥爭。“國民黨和國民軍把‘軍閥’統治者看成是封建主義的,在民族主義和現代化的時代裡它是不合時宜、不能容忍的。奉系和直系則把國民黨和國民軍看成是‘赤色’的,是傳統原則的破壞者。他們不再具有共同的觀點,因而不再希望繼續維持這個系統。於是,權力均勢系統不可能繼續存在。”[2]

安國軍偏偏不能“安國”,在河南、江蘇和山東等地屢遭敗績。蔣介石以中國惟一合法政府——南京國民政府——領導人的身份,向張作霖開出和平條件:宣佈信奉三民主義,將安國軍改稱國民革命軍,出任“東北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由此,南京方面將張作霖的地位降低到地方層級。

張作霖為了將其地位提高到與南方“對等”,不惜終止中華民國法統,成立“安國軍政府”。六月十六日,張宗昌、孫傳芳等將領通電擁戴張作霖出任“大元帥”,以完成“討赤大業”。十八日,張作霖在中南海懷仁堂就任“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

就職典禮冷冷清清。身材瘦小、穿著大元帥禮服、佩戴閃閃勛章的張作霖,登上了人生的最頂峰。張作霖任命潘復爲內閣總理,發表九個總長名單,並發佈軍政府“組織令”。該“組織令”規定,“大元帥”不僅統治全國陸海軍,而且在軍事時期“代表中華民國行使統治權”;國務院“輔助”大元帥執行政務。大元帥就是不經選舉而產生的“大總統”。[3]

張作霖陰差陽錯地成了北洋最後一任“名不正、言不順”的國家元首。面容猥瑣、目露凶光的張作霖,“望之不似人君”。張作霖多次對手下說,民國初年他以區區師長身份獲袁世凱召見,“哎!人家做總統,才有帝王之相呢!”這一天,張作霖在就職儀式上有氣無力地唸完誓詞,似乎耗盡了全部力氣。

組建新政府未能帶來“沖喜”的果效,前線不斷傳來噩耗。張作霖日漸消沉,夜夜笙歌。當時在順承王府安國軍總司令部擔任幕僚的薛觀瀾回憶說:張老帥喜熬夜,整個下午爲老帥晝寢時間,無人敢高聲。副官長楊毓珣看到大局潰爛,當面頂撞說:“老帥真是朽木不可雕也。”張作霖文化程度有限,沒有聽懂這句話的意思。[4]終於過了一番“皇帝癮”的張作霖,渾然不覺自己的生命只剩下最後一年,北京政府將斷送在他手上。

 

從土匪頭子到奉系首領

 

北洋第二代“大帥”大都出身於社會底層:吳佩孚是落魄秀才、孫傳芳是寡母養大的吃不飽飯的孩子、馮玉祥是陪伴少爺玩耍的僱農的兒子。與他們相比,張作霖的出身更加卑賤,他的父親是賭徒兼土匪,在他十歲時就過世了。少年時代的張作霖賣過包子,當過貨郎,學過木匠,隨繼父學過獸醫、相馬。他在本地的小客棧當雜役,也在清軍中當過兵,二十二嵗時加入“綠林”。不過,張作霖唸過私塾,書法尚可,也喜歡附庸風雅、結交文人。

一九零二年,張作霖率兩百多名土匪,接受清軍將領張錫鑾的招安,被任命為新民府巡警營馬隊幫帶(相當於副營職)。日俄戰爭期間,他時而爲俄國人服務,時而向日本人提供情報,是雙面間諜。滿洲居民大都是為了逃荒而從關內移居關外的冒險家,不受皇權和禮教束縛,沒有現代民族國家觀念。他們對於孱弱的中央政府與前來奪取土地和資源的俄國人、日本人一視同仁地看待,惟一的判斷標凖是誰能少收賦稅並提供較好的安全保障。張作霖當時的選擇無可厚非。

當日軍佔領新民時,張作霖被日軍逮捕,並以俄國間諜的罪名判處死刑。最後時刻,張作霖自我辯護說,他曾爲日本人服務,以後更可爲日軍提供重要情報。有一位名叫井戶川辰三的日軍中尉發現,這名囚徒外貌如女性般柔弱,說話卻大膽而直率,覺得他可能對日軍有用,遂向上級建議特赦之。結果,這份生死攸關的文件送到作戰參謀田中義一中校手中,田中義一決定免其一死。[5]

二十多年以後,張作霖成了東北的最高統治者,田中義一成了日本首相,他們的命運再一次神秘地糾纏在一起。一九二八年,張作霖乘坐專列從北京返回奉天,在皇姑屯被炸身亡。坊間紛傳是日本關東軍為。田中義一宣佈進行獨立調查、嚴懲當事人,後又表示此事與日方無關。田中義一向登基不久的裕仁天皇呈送了兩份截然相反的報告。裕仁為之震怒,斥責說:“這麽說不是有違前言嗎?我沒有再听的必要了,你提出辭職吧!”在日本的君主立憲體制中,天皇從未當面逼迫首相辭職。不被天皇信任、也遭軍部壓迫的田中義一被迫下臺。[6]田中義一大概從未想到,他當年赦免的一名土匪頭子的死亡事件,終結了他的首相生涯。

張作霖在滿洲數百年來未有之大變局中崛起。在滿清統治中國的最後歲月裡,清廷發現作為滿族“龍興之地”的滿洲成為列強覬覦的一塊肥肉,若不更換治理方式,這塊土地就保不住了。於是,清廷將東三省設置爲行省,設立一名總督和三名巡撫一同治理。首任總督是在北洋新軍中地位僅次於袁世凱的徐世昌。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爆發,隨即波及全國。張作霖以“勤王”的名義進軍盛京,他擁有數千名精銳軍隊,一躍成為東北政治舞臺上舉足輕重的人物。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政府成立,全國陸軍整編,張作霖部被編為第二十七師。一九一五年,張作霖支持袁世凱洪憲稱帝,被袁封為二等子爵、盛武將軍督理奉天軍務兼奉天巡按使。

接下來幾年間,張作霖利用北京政府的混亂和孱弱,奪取了對吉林和黑龍江的控制權,被中央任命為東三省巡閱使領奉天督軍並兼任省長。在這個弱肉強食的叢林中,他成了凶猛的東北虎。一九二一年,北京政府任命張作霖兼任蒙疆經略使,節制熱河、察哈爾、綏遠三個特別區都統。滿蒙都在其控制之下,作為漢人,他鎮壓滿人和蒙古人的獨立運動毫不手軟。在其有生之年,對東北的牢牢控制從未被打破——最大的一次危機是郭松齡兵變。

早年貧寒、卑賤、風餐露宿、每天都在與死亡擦肩而過的土匪生活已成為過去。張作霖出行時,有一支特別組織的重裝保鏢護衛,他們都是奉天講武堂畢業生。他在底特律訂購了一台由厚裝甲打造的豪華轎車,有鋼鐵百葉窗,並留有六個貼身保鏢的位置。它還裝有一架口徑五十毫米的水冷機槍,連美國總統的座駕都自慚形穢。張作霖居住在奉天郊區按照法國城堡樣式修建的宅邸中,陸續娶了五個夫人,她們爲他生育了許多孩子。

以張作霖為首的奉系軍閥應運而生:從跨入二十世紀的那些混亂年代開始,以控制一群馬賊的幾個結盟兄弟爲核心的軍事力量,發展成複雜的、難以對付的集團。強大的軍事機器和民政官僚體系也隨之建立起來。在那個時期的中國軍事政治學中,奉系軍閥集團是一個非常難於下定義的組織:它既沒有像政黨那樣在思想上的一致性,也沒有像秘密社團結盟兄弟那樣在信念上的一致性。它更缺乏共有的、始終如一的目標意識,甚至缺乏一個具有超凡領袖魅力的首領——人們幾乎不會對張作霖提出這樣的要求。[7]

奉系的延續性和凝聚力卻超過皖系和直系。皖系領袖段祺瑞和直系領袖吳佩孚比張作霖更有能力和魅力,但他們對本系統將領和政客的控制沒有張作霖那麽嚴密。東北處於中國文化的邊緣地帶,跟在“孔孟之鄉”山東出生的吳佩孚相比,張作霖離儒家“大傳統”更遠,左右其思想意識的是同樣左右毛澤東的民間的、低級的小說和戲曲。奉系內部是封建式等級結構,更原始,更粗陋,或者說更接近以《水滸傳》爲代表的中國黑暗文化。張作霖給東北講武堂題寫的校訓是“良心”。所謂“良心”,對於張作霖來說,就是要讓部下人人有官做,人人有財發,人人有飯吃。[8]

如同孫傳芳創制“三愛主義”來對抗“三民主義”一樣,張作霖也委託下屬中文化素養最高的許蘭洲將軍杜譔一個可以借此團結東北人的思想體系。張作霖對任何西方現代理念都不感興趣,才會選擇同樣沒有西學背景、迷戀中國武術的許蘭洲承擔此一工作。許蘭洲大略地節取儒教、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教義,創立並宣傳一種古怪的“五教之合”——東北盛產此類怪力亂神的玩意。大概張作霖也覺得這套把戲沒有說服力,未加採納。[9]張作霖在意識形態上的弱點,意味著他幾乎不能吸引東北地區之外的追隨者,對其他地區也只能進行不穩定的軍事統治。

大部分軍閥一次失敗就永遠失敗,因為失敗意味著失去軍隊和底盤。而奉系有一個從未被外敵威脅乃至侵佔的大本營——東三省,張作霖每次出關戰敗都能退回老家休養生息、整軍備戰。這種優勢,來自張作霖本人的老謀深算,也來自東三省地理和空間上的特殊性:東三省如關內的鏡像一樣存在著,但兩者被山海關所隔開,那裡是長城的最東端,與海相接。中央政府的權威愈來愈無法穿過此關而到達“東北堡壘”。從二十年代初開始,張作霖就停止將大部分稅收匯往中央。[10]當然,更關鍵的原因是日本向張作霖提供的保護——日本在滿洲的經略與張作霖在滿洲的開發,既有互相競爭的一面,也有作為利益共同體的一面。每一次張作霖兵敗如山倒之時,日本都會阻攔張作霖的敵人乘勝追擊。比如,第一次直奉戰爭中,吳佩孚大獲全勝,本來計劃乘勝追擊、直搗黃龍,卻被日本所阻止,並迫使雙方簽署和約,如此才會有幾年後張作霖的捲土重來。

 

中國之東北,或東亞之滿洲?

 

作為軍閥,張作霖的軍事才能不如吳佩孚——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張作霖獲勝,是因為馮玉祥陣前倒戈,讓直系遭到釜底抽薪、一致無力再戰。張作霖不具備指揮大兵團作戰的能力,使得奉軍敗給了裝備上更弱的北伐軍。但張作霖對東北的悉心經營成果斐然,可以與之相提並論的,大概只有陳炯明對廣東的經營、閻錫山對山西的經營和李宗仁、白崇禧對廣西的經營。

第一次直奉戰爭失敗之後,直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宣佈免去張作霖本兼各職,但這個命令不可能實施。張作霖在東三省樹大根深的地位非北京政府一紙命令所能動搖。一九二二年六月上旬,東三省議會在張作霖的操縱下,宣佈推舉張作霖爲“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宣佈東三省“自治”,與北京政府斷絕關係。由此,張作霖治下的東三省處於獨立或高度“自治”狀態,直到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直接佔領東北。

此時的東北不單單是中國的幾個省份,也是列強在東亞的競技場,是外國人口中的“滿洲”。其實,滿洲一詞最早由努爾哈赤的兒子皇太極在一六三五年使用,來自藏語,意思是“東方的光明”。近代以來,日本和沙俄賦予“滿洲”以新的意涵:“滿洲”不是中國的一部分,是無主之土,能者得之。[11]張作霖不得不接受沙俄和日本的勢力像釘子一樣深深鑲嵌在東北的事實:沙俄修建的中東鐵路和日本修建的南滿鐵路,以及由此獲取的在東北的各項特權,從滿清到民國的中央政府都以條約的形式確定,不可能奢望張作霖以一己之力廢除。更何況,張作霖父子也先後跟蘇俄和日本簽訂了條約,他們對東北並沒有完全的統治權。[12]

在“中國的東北”和“東亞的滿洲”的夾縫中,張作霖治理東三省自有一套。一八九七到中國宣教、大半生時間都在東北度過的愛爾蘭傳教士弗雷德里克評論說:“東北人的主流觀點對這位統治者持正面評價,因為他統治下的長城外的廣闊地區維持了和平狀態。在這個全中國都處於亂局的時代,東三省幾乎是惟一的特例。……尤其在張作霖統治的早中期,他爲東北帶來不少利益。他自己雖沒有上過學,但他支持建設最新的教育體系,從小學、中學一直到大學,即便在他發動戰爭而浪費大量金錢時,教育的發展也沒有被擱置和荒廢。社會風氣和人們的生活方式也在向好的方向發展,賭博和沉迷麻將的人少了,人們對鴉片也不再那麽熱衷。”那時,外國人受到保護,歐洲人和美國人經商也未受阻撓。基督教會獲得充分的發展空間,張作霖友善地對待傳教士,傳教士的工作不大受警察的監督和干擾,這與後來的日据時期有重大區別。張作霖多年來均向瀋陽教會醫院捐款,還資助醫學院。只有一次張作霖表達了對基督教吸引力的擔憂:張學良表現得過於接近基督教青年會,以至張作霖對兒子發出警告——他擔心兒子加入基督教後不能娶第二個妻子。[13]

張作霖知道自己才能有限,放膽使用文武官員,他比段祺瑞、吳佩孚和馮玉祥都善於用人。張作霖對王永江的重用,如同孫傳芳對陳遺陶的重用。一九二二年,財政專家王永江出任奉天代理省長兼財政廳長,王對奉天的發展充滿信心:“為政之要諦在於使民富裕,富民則專賴振興實業。我奉天土地膏腴,氣候溫和,物產豐盛爲各省之冠,誠足以天然之物產興辦各種實業。如能因勢利導逐漸擴大,不出數載其財力雄厚必爲他省所不及。”王永江提出一系列實業政策:“於山地振興礦業,水邊振興漁業,於平原振興農業,沙漠振興畜牧業。”他還將大量官營事業改為民營,給東北經濟注入活力。[14]

王永江展開了一系列現代化政策,包括貨幣改革、紡織製造業、公路和鐵路建設、電報和電話服務、移民計劃和新興商業,帶來了經濟的大幅增長。張作霖對王永江獨具的敏銳判斷力、謹慎的行政改革及其對奉軍帶來的利益十分欣賞。[15]而在由富有商人、工業家、投資者以及知識分子所組成的精英圈子中,王永江是一位頗有名望且受人尊重的人物。多年之後,蔣介石巡視東北時,特別向當地人詢問東北是否還有王永江那樣的人才。

短短數年間,奉天的各種建設,飛躍進步,淩駕關內各省之上。隨着經濟的發展,財政收入也隨之增加。一九二六年,稅收合計六千一百五十三萬元,輿論評論說:“東北財賦之嵗增額,有如幾何之累數,庫入之丰,允稱奇跡。”[16]跟華北的艱苦生活比起來,東北宛如天堂。一九二一年一名在奉天工作的苦力每個月可掙十八元,在山東的農民只能掙四元。王永江鼓勵華北移民到東北,給他們土地產權和賦稅優惠,直到一九二七年,每年有二十至四十萬移民來東北。與當時中國其他地方的戰亂相比,東北如應許之地一樣,給人更多的是希望而不是恐懼。隨着人力和資金的大量湧入,東北在中國經濟中佔據重要地位。[17]

王永江的政府精兵簡政,與後來國共兩黨冗員充斥、人浮於事對照鮮明。以省長公署第一科而言,該科負責人事、吏治、財政、外交、蒙旗等事項,所管之事,相當繁多。然而,其公務員人數極少,除會計、庶務、收發、管卷以外,僅有主任一人、主稿一人,科員四人,辦事員三人,一共才九人。王永江以身作則,身邊不設秘書,凡事親力親為。

張作霖和王永江都重視教育事業。一九二九年,奉天全省有小學一萬多所,在校學生達六十萬人。一九二三年,又創辦東北大學,王永江親自兼任校長,張作霖從不干預學校事務。東北大學很快發展爲中國規模最大、經費最多的大學,其年度經費相當於北京大學的三倍多。凡東北大學教授一律發銀元且不許拖欠。日本學者新島淳良說:“作為省立大學,東北大學的實驗設備是第一流的,教授薪金也比國立大學高許多。這所大學是一所綜合性的優秀大學,它的教育水準無疑高於日本在滿洲開辦的教育院校。”[18]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東三省在民生、經濟、社會安全等方面優於關內各省。但是,在東三省內部,張作霖父子統治的城市、區域和行業,跟日本人統治的城市、區域和行業相比,又相形見絀。這一點,即便是深具愛國心的中國知識分子也不得不承認。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前夕,四川實業家盧作孚到東北考察,寫出《東北遊記》一書,感嘆滿鐵株式會社“經營礦業、航業、碼頭、旅社,乃至學校、醫院,以及其他一切公共事業,差不多權力之大,等於一個政府了”,滿鐵設有“滿蒙資源館”和“中央試驗所”,對滿蒙的資源瞭如指掌。日本人管理的地方,從城市到鐵路、碼頭,秩序井然,“與長江各碼頭比較,這種現象尤其是顯然不同的”。[19]

盧作孚發現,同樣是公務員,“日人事業中的職員是怎樣明瞭其事業的全局”;反之,“我們一到中國機關訪問,則接洽或領導的人員,一切茫然”。張學良治下的瀋陽與日本人治下的大連宛如兩個世界:“(瀋陽)有無數市民仍在地獄之中。道路積滿灰塵,任風飛揚;穢水、穢物,點綴左右,任它奇臭。人則侷促於破爛房屋裡,衣服面目亦同周圍環境一樣不肯講究。中國人真有守舊的精神,連野心侵略者緊迫著在旁的影響,都不容易接受。”[20]

就治理的績效而言,如果剔除民族主義和政治正確的因素,回到事實本身,必須承認,日本人優於張作霖,張作霖優於國民黨,國民黨優於共產黨。張作霖時代和滿洲國時代東北亞最富庶的東三省,在共產黨統治七十多年後,淪為貧弱、汙染、失業的絕望之地,誰之過?

如果是一名生活在一九二七年的一名普通華人,可以選擇其居住地,該如何選擇呢?從人類趨利避害的本能出發,首選或許是像胡適和劉吶鷗那樣居住在上海租界,其次是日治下的台灣,再次是張作霖統治的東北,再次是國民黨統治的南方各省,最後才會是共產黨割據的井岡山等地。

 

是坐擁東北,還是問鼎中原?

 

一九二七年五月,南京、武漢雙方分頭進攻華北。日本田中內閣以保護僑民為名,派兵登陸青島。北京政府外長顧維鈞、南京政府外長伍朝樞、武漢政府外長陳友仁先後對日本提出強烈抗議,但日本政府置之不理。日本外交評論家清澤冽嘲諷說:“我們當時對於同一個事件,從同一個國家同時提出三個抗議,覺得這種國家哪裡有其主張的不可侵犯的主權。……一個國家有三個皆主張其為正統政府的機關,國際法不是此種國家為前提而成立的。”[21]這種刺激,讓逐鹿中原的三方更堅定了統一全國的意志。

縱觀張作霖的一生,什麽時候滿足於坐擁東北,他和東三省的民眾就其樂融融;什麽時候想要問鼎中原,他和東三省的民眾就苦不堪言。然而,張作霖始終沒有放棄統一中國的訴求,這不僅僅是他個人“稱王稱霸”以及留名青史的野心,更是由客觀環境和時代氛圍形成的、難以抗拒的合力。張作霖的野心,遠遠超出了東北,就像希臘悲劇中所有毀滅的根源。他想成為北京的主人,從而領導中華民國。對他來說,東北就是一哥取之不盡的自然財富和物質財富的寶庫,一個爲他向中原擴張勢力提供所需資源的基地。[22]

國家統一是中國應對近代以來國際政治壓力的必然條件,更是中國人根深蔕固的傳統信念。“國家應該統一的原則得到全國從學者到農民的一致贊同,成為一條毋庸置疑的信念。這個觀點指導和規定中國人的思想和行為,一個政治組織如果敢於違背這個全國一致贊同的信念,它就別想得到人民對其權威的承認。”即便是張作霖這個最具地方主義思想的軍閥,也禁不住“統一中國”的巨大壓力和誘惑,“普遍地贊成國家統一,使所有軍閥的合法性產生了危機,他們陷入既希望保持其政治獨立性,又無法否認國家統一原則的矛盾之中”。[23]

經過一九二七年下半年短暫的寧靜之後,一九二八年二月九日,復出後的蔣介石在徐州召開軍事會議,改編國民革命軍爲四個集團軍、一百萬人,發起“二次北伐”。與此同時,張作霖也在北京召集軍事會議,確定作戰方案。此前,吳佩孚犯了兩線作戰的錯誤而全軍覆滅,張作霖又犯了同樣的錯誤:防守津浦綫,以精銳兵力消滅馮玉祥國民軍及已經投向國民黨的閻錫山部,再回頭與蔣介石決戰。

四月七日,蔣介石下達總攻擊令,北伐軍擊敗孫傳芳、張宗昌部,馮玉祥和閻錫山攻入石家莊。張作霖嘗到兩線失利的苦果,將安國軍撤退至保定、河間、滄州一線固守。五月二十八日,北伐軍發動總攻,安國軍再度潰敗。張作霖大勢已去。

張作霖不僅在戰場上兩線作戰,奉系內部也有一股呼籲他固守東北、不問中原的強大力量。這一立場的代表人物正是王永江。王永江倡導“保境安民”、發展經濟,他所呈現的是資產階級理性、務實的立場。王永江快速抓住工業、建筑、通訊、商業和銀行的新想法和新手段,改變了東北的面貌,爲此後東北地區成為中國的工業中心打下了基礎。王永江和他的行政團隊認為,爲了本省的經濟利益,省級稅收一定要盡可能多地再投資於本地區。[24]他們希望張作霖放棄統一中國的迷夢,反對蠻不講理的戰爭冒險。這一立場正好與日本的軍事以及民政領袖的看法相一致——日本人一再阻止張作霖入關。

從一九二四年開始,張作霖將主要精力從經營東北轉移到控制中央政府上。東北最有價值的資源,從人員和牲畜,到食物和煤炭,都被搜刮一空,去支持在華北乃至深入南方的奉軍。不久,被置於巨大張力之下的東三省的政治和經濟結構顯現出破裂的跡象。王永江以辭職向張作霖發出警告,可是這一次張作霖沒有接受這個警告。王永江的健康狀況迅速惡化,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在家鄉金州去世,年僅五十五嵗。這位爲實現有序政府而不知疲倦地工作的官員,被一個軍閥的武力可以做任何事情將之弄亂的時代所擊敗。[25]但他生前爲東北帶來的短暫的復興卻證明了,清朝滅亡後的幾十年間,不全是黑暗與絕望,儘管國家瓦解的凶兆如影隨形。民國初期的中國依然是一個有著驚人活力的、通常運行良好的社會,一個活躍的、創造中和建設中的社會。

張作霖忙於在北京指揮對國民黨軍隊作戰,沒有參加王永江的葬禮,不過他的生命也只有幾個月了。張作霖不聽王永江的勸告,在主戰派的楊宇霆等人鼓動下,拿出全部老本逐鹿中原,最終輸得精光。奉軍出關,惟一的收穫就是張作霖當上大元帥,卻賠上身家性命。

張作霖的登場,加速了北洋政府的覆滅。北洋政府的統治,前後十七年,始終處於間歇性的波動之中:

 

自總統、國會、內閣、以至大軍閥之起伏,小軍閥之升沈,如戲劇之一幕一幕,如弈棋之一局一局。北洋時代,八易元首,三次攝政。以總統而言,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前四任還算有章有法,然後是黎元洪之複職、曹錕賄選、段祺瑞任執政以及張作霖任陸海軍大元帥,沐猴而冠、法統已亂。……總統如此,總理和內閣更是走馬燈般替換。以此統御如此廣大之國家,延長其政權,自不可能。[26]

 

張作霖以大元帥取代大總統,是不得已而爲之。國會已被段祺瑞解散,即便張作霖想如曹錕那樣賄選也不可得。在戰爭的硝煙中,他只好因陋就簡、匆匆登基。一九二八年春節除夕,張作霖仿效他最崇拜的袁世凱到天壇舉行祭天儀式,雙膝跪地,聲嘶力竭,呼天搶地,卻被旁人看作笑柄。他組建軍政府的做法,破壞了中華民國的法統,也失去了北方的民心。

北洋軍人原本是晚清最早受過西化教育的精英階層,從袁世凱、段祺瑞到曹錕,再到張作霖、張宗昌,其“成色”江河日下,其威望消耗殆盡。“縱觀北洋全局,袁世凱固是開創之祖,段祺瑞實爲不祧之宗。吳佩孚啓北洋分裂之端,曹仲珊(錕)成北洋式微之漸。張作霖結北洋殘破之局,閻錫山收北伐勝利之果。國民黨享打倒軍閥完成統一之名。”[27]然而,就個人人品而言,即便是在北洋巨頭中被漫畫化最嚴重的張作霖,也遠優於國共兩黨的獨裁者蔣介石和毛澤東。北洋政府的失敗,不是民主、憲政、共和制度在中國實踐的失敗,而是一戰以後華盛頓和會所建立的世界秩序的失敗,中國只是其中的一個環節——“民初不足二十年的學徒期根本不算長,困難也不比別的學徒多。她迅速放棄了國會政治的道路,主要是因為遠東體系的崩潰。[28]

 

炸死張作霖的元凶,不是日本,而是蘇俄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日下午,張作霖發表“出關通電”。晚八時,留守人員爲之舉行告別晚宴,張作霖毫無食慾,且神不守舍。次日淩晨,張作霖由國務總理潘復等高官陪同,乘車駛往前門車站。臨行前,他命令許蘭洲將安國軍大元帥的印、旗,以及國務院的印信、外交部的檔案運往關外,做好隨時打回北京的準備。[29]

日本《朝日新聞》的記者生動地描寫了當時的場景:“沿著新緑街道微透森芒的月光,從過去住了兩年的大元帥府正門出來,經過窗子,依依不捨地回望中南海樹叢的張作霖的眼睛裡,竟閃著光芒。”此前,張作霖多次因戰敗而逃離北京,但這一次氣氛尤其冷寂。淩晨二時三十分,列車啓動,駛出北京。

六月四日淩晨五點二十分,專列經過皇姑屯時,發生了可怕的爆炸。張作霖的保衛處長溫守善受了輕傷,如此記述血腥的場面:

 

早晨五六點鐘,張和吳(俊升)望著車窗外熹微的晨光和春緑的莊稼,邊看邊談。正當這節花車穿行老道口交叉點時,轟隆一聲巨響,煙塵滾滾,砂石紛飛,正好把這節車廂炸碎。……張作霖被炸出約三丈遠,當時沒死,內傷看不清,只見咽喉處有很深的一個窟窿,流了很多血,汙染領襟,我用一個大綢子給堵上了。然後我和張學曾把張作霖抱到趕來的齊思銘的汽車上。看樣子,張非常難受,已神志模糊。[30]

 

當時,輿論一致將肇事者指向關東軍。日本政府在調查報告中加以否認,卻無人相信。中國史學界認定幕后兇手是關東軍,日本和西方學者也大都接受此一觀點。

戰后多年,日本背負戰敗者的恥辱,知識界是左翼佔上風,很少有人對關東軍暗殺張作霖這一“不言自明的事實”有所懷疑。近年來,有一些日本學者發掘新材料,提出新觀點。歷史學家加藤康男在《解謎炸死張作霖事件》一書中指出,河本大作暗殺張作霖之說是謊言。當時奉天領事內田五郎命令館員所繪製的示意圖,成為河本大作並不是首謀犯的證據。內田五郎將這張圖交給英國人,加藤在倫敦的英國公文書館內發現了這份決定性的證據。

日本歷史學者宮協淳子認為,張學良和他的部下相當可疑。張學良早已是國民黨員,後來發動西安事變,證明他是共產國際內部人員。或許他成為國民黨員,只是為了隱藏共產黨員的真實身份。[31]站在日本的立場來看,“張作霖平安無事撤回滿洲是好的,反之,他的死沒有任何加分作用。”[32]宮協淳子也將矛頭指向蘇俄:“老是想著要讓中國人和日本人起爭執的蘇維埃,絕對很可疑。日本人雖然不是主犯,但是這件事之所以被視為日本人所為,是因為日本人之中,的確有部分人信奉世界共產主義、同時革命,而這些人在這件事中摻了一腳。”[33]

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將大量原蘇共中央、共產國際和克格勃的檔案解密。這些解密檔案讓皇姑屯事件的真相浮出水面。一九二零年代末期,與張作霖矛盾最大的外部勢力,不是日本,而是蘇俄。張作霖最堅決反對“赤化”,多次嘗試收回蘇俄掌握的中東鐵路的權益,嚴厲打擊蘇俄特務在東北的活動。張作霖控制北京政府之後,與蘇俄的衝突進一步加劇:他命令軍警衝入蘇俄駐北京使館,逮捕並處決躲藏在內的李大釗等中共要員,查獲並公佈蘇俄利用共產國際等組織顛覆北京政府的文件。

一九二八年初,張作霖預感到難以守住華北,需要與日本就東北的未來達成妥協。他派負責外交事務的心腹于沖漢去日本,與日方簽訂了《滿洲獨立密約》。其主要內容是,日本繼續支持張作霖統治滿洲,張作霖必須同意以下條件:成立“獨立滿洲共和國”,包括滿洲和內蒙古地區,受日本保護;日本將外蒙古變成緩衝國;“獨立滿洲共和國”雖不與中國的中央政府為敵,但禁止從事“赤色”宣傳和“赤色”運動;滿洲政府與日本政府共同反對蘇聯政府對東北地區的蠶食和滲透等。[34]

這份密約達成,日本與張作霖的緊張關係改善,日本不再有除去張作霖的理由。對於日本而言,這種“代理統治”是代價最小的方式。而蘇俄在第一時間就通過間諜獲知此一密約,史達林為之震怒,蘇共政治局下達對張作霖的暗殺令:“該密約已經威脅到蘇聯遠東地區的安全,必須對變本加厲反蘇反共的張作霖實施清除計劃。”[35]

曾任列寧貼身保鏢、時任蘇聯國家保衛總局局長的緬任斯基,向下屬發出指示:“必須選擇大智大勇、一擊必中的同志,完成這項極為特殊的任務。”蘇聯情報機關挑選了頂級特務出馬。這項行動的負責人爲“冷面殺手”埃廷貢,此人在契卡“特別行動小組”工作多年,此後還策划了對流亡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的暗殺。這位擁有少將軍銜的殺手,一九五一年出任國家安全部情報局副局長。這項行動的參與者還有武器專家維納羅夫及其妻子、軍事情報局密碼報務員列別捷娃,以及負責招募亞裔特工和負責外圍工作的資深情報員薩爾嫩。[36]

行動前夕,莫斯科給該小組發去密電:“再次提醒你們,在實施清除行動時,一定要把人們的視線引導到日本人或南方的蔣介石集團身上,最好能引導到日本人身上。已指示在華的媒體,做好宣傳工作。”[37]

就在張作霖的列車啓動之後幾分鐘,遠在奉天的薩爾嫩接到密電,特工們迅速行動起來。如同此前多次演練的那樣,埃廷貢帶著兩名亞裔特工,於三日子夜前將維納羅夫準備好的四十袋共一百五十公斤炸藥秘密擺放在老道口三洞橋下,然後躲藏到十多米外的路基下。當張作霖的專列疾馳而來之時,埃廷貢按下了手中的引爆器。

事件發生後,蘇俄的宣傳機器開動起來,咬定是日本所為。關東軍在千夫所指之下,無論如何辯白都脫離不了關係。而張學良由此蛻變成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在接掌東北的權力之後,宣佈改旗易幟,歸順國民政府。[38]

二戰結束之後,關東軍參謀河本大作突然在國際法庭作證,承認自己是皇姑屯事件的策劃人。河本大作的證詞似乎坐實了關東軍的陰謀。然而,俄羅斯解密檔案顯示,河本大作的證詞乃是其恩師岡田啓介在蘇聯的指導下完成的。岡田啓介在戰前曾任日本首相,在少壯派軍官發動的“二二六”未遂政變之後被迫辭職,從此憤世嫉俗,思想左傾,並受蘇聯傳奇間諜佐爾格之招募,向蘇聯提供機密情報。佐爾格被捕並被處死,沒有供出岡田,岡田繼續與蘇聯保持聯繫。

當東京國際法庭開審並計劃重啓對皇姑屯事件的調查之際,蘇聯唯恐真相敗露,安排岡田配合演戲。一九四六年,莫斯科給岡田發去密電:“請在日本關東軍存活的人員中,尋找心理和精神狀態良好的子弟或屬下,把我們的對對方生命有益的合作意圖說清楚,使之同意:該案件系自己勢力所為。具體人員由您來無色。需要指出的是,您不僅需要無色好‘坦白者’,而且要爲其準備令人信服的‘坦白材料’。‘坦白材料’必須明白無誤地說明:該爆炸案是由自己領導並組織實施的。”[39]

岡田挑選了他的弟子河本大作出庭作證。當時,河本正躲藏在東北,隨時可能被當作戰犯抓捕並處決,在走投無路之下,他同意了蘇聯的合作建議。

即便如此,東京國際法庭的專家們經過長達三年的調查取證,以“缺乏可信性和實際證據”為由,決定不對此案專門立案審理,並得出結論:案犯不列為疑犯,皇姑屯事件仍是“懸案”。蘇聯方面掩飾真相的目的也達成了。

張作霖是一個“生不逢時”的人物,如果在過去的時代,他有可能像劉邦、朱元璋那樣的流氓無產者那樣歷經千辛萬苦而登上皇帝的龍椅。但是,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中華民國,他卻是一個過時的、註定會失敗的人物。

曾擔任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和日本政府內務大臣、外務大臣的後藤新平,一九一六年六月至九月,兩次對滿洲進行政治考察,認為必須放棄支持其他勢力,全力扶持親日的張作霖。他在《關於滿蒙日本軍隊的行動》一書中如此評論張作霖:

 

張作霖在滿洲有一種特別之地位,他並無特殊的履歷,也與中國中央政府無密切因緣。其心中惟有權勢利慾,別無何等經論。且張認為日本在滿洲有絕大權力,知背日本之不利,而順日本之有益。若利用有如此地位和有如此思想之張作霖商議滿蒙之事,日本皆可橫行無阻。

 

    後藤新平或許小看了張作霖。比起手無寸鐵、百依百順的滿洲國皇帝溥儀來,擁兵數十萬的“東北王”張作霖並非日本人的奴僕或花瓶。張作霖的傳記作者加文·麥考馬克認為,“就與日本帝國主義的關係而論,張作霖比一個純粹的傀儡還多些什麽,但卻比一個民族主義者少些什麽”。[40]當時在中國發揮重要作用的有三種力量——軍閥主義、民族主義、帝國主義,張作霖正處在這三者的焦點之上。他是一個“好總督”,卻成不了“好國王”。他統治半開化的民眾似乎綽綽有餘,但處理東北亞地區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卻缺乏基本的知識、視野和理念。他像泥鰍一樣在這三者之間游弋,最終被近代的激流撕扯得粉身碎骨。

 



[1] (英)加文·麥考馬克(Cavan McCormack):《張作霖傳》,(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261

[2] (美)齊錫生:《中國的軍閥政治(1916-1928)》,(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230

[3] 常風編:《張作霖》,(台北:谷風出版社,1987年),頁203-204

[4] 薛觀瀾:《北洋官場現行記最後一幕》,見蔡登山主編:《北洋軍閥:潰敗滅亡》,(台北:獨立作家,2014年),頁301

[5] (英)加文·麥考馬克(Cavan McCormack):《張作霖傳》,頁4

[6] 參閱大江志乃夫:《炸死張作霖:昭和天皇的統帥》,(日本:中央公論社,1989年)。

[7] (英)加文·麥考馬克(Cavan McCormack):《張作霖傳》,頁18

[8] 張學繼:《張作霖幕府與幕僚》,(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1年),頁71

[9] (英)加文·麥考馬克(Cavan McCormack):《張作霖傳》,頁97

[10] (美)薛龍(Ronald Suleski):《張作霖和王永江:北洋軍閥時期的奉天政府》,(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年),35

[11] (英)加文·麥考馬克(Cavan McCormack):《張作霖傳》,頁13

[12] 滿蒙的地位,取決於近代以來的條約體系,而非空穴來風的“自古以來就屬於中國”的說法。歷史學者劉仲敬指出:“滿蒙問題在世界史和國家法的意義上,酷似佛蘭德、科索沃和燕云十六州。中國歷史學家在這方面的工作,主要就是最大限的地損害國民智力和國家利益。他們假定中華民國有權隨意改變長春或庫倫的政體,猶如隨意任免河南駐馬店的地方官。”參閱劉仲敬《經與史:華夏世界的歷史建構》,(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314

[13] (英)馬克·奧尼爾(Mark O’Neill):《闖關東的愛爾蘭人:一位傳教士在亂世中國的生涯(1897-1942)》,(北京:三聯書店,2013年),頁165-166

[14] 張學繼:《張作霖幕府與幕僚》,頁133

[15](美)薛龍(Ronald Suleski):《張作霖和王永江:北洋軍閥時期的奉天政府》,頁56

[16] 張學繼:《張作霖幕府與幕僚》,頁134

[17] 東三省的物產進入了國際貿易領域。從一九零七年到一九二七年,大豆產量增加了三倍,從三千九百九十萬增加到一億五千八百萬蒲式耳,而這期間的世界大豆供應,幾乎有一半來自東北三省。一九零三年,該地區的對外貿易僅佔全國的百分之三點五,但到了一九二八年,其比率上升至百分之三十二點五。從一九二零年起,東三省每年的外貿都有相當大的出超,這與中國其他地區的情況截然不同。一九一三年,東三省貿易順差爲三百萬兩;到了一九二八年,上升爲一億零五百萬兩。而同一時期,中國其他地區的逆差則由一億六千九百萬兩上升到三億一千萬兩。東北對整個中國經濟日益增長的重要性,用下面這些數字——即用一九二九年奉天一個省的經濟上在全國所佔的比重來表示,也許看得最清楚:奉天省煤產量佔全國總產量的百分之三十三,鐡佔百分之三十二點七,鐵路里程佔百分之二十一點七,外貿佔百分之二十一點五,發電量佔百分之二十一點五,豆類產量佔百分之八十五點五,而人口僅佔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三點二。參閱(英)加文·麥考馬克(Cavan McCormack):《張作霖傳》,頁14-15

[18] 張學繼:《張作霖幕府與幕僚》,頁136

[19] 盧作孚:《盧作孚自述》,(合肥:時代文藝出版社、安徽文藝出版社,2013年),頁153

[20] 盧作孚:《盧作孚自述》,頁117

[21] (日)臼井勝美著、陳鵬仁編譯:《中日外交史(北伐戰爭)》,(台北:水牛出版社,1989年),頁46

[22] (美)薛龍(Ronald Suleski):《張作霖和王永江:北洋軍閥時期的奉天政府》,頁204

[23] (美)齊錫生:《中國的軍閥政治(1916-1928)》,頁192

[24] (美)薛龍(Ronald Suleski):《張作霖和王永江:北洋軍閥時期的奉天政府》,頁207

[25] 163-164

[26] 射陵外史:《北洋成敗縱橫談》,見蔡登山主編:《北洋軍閥·潰敗滅亡》,(台北:獨立作家,2014年),頁368

[27] 射陵外史:《北洋成敗縱橫談》,見蔡登山主編:《北洋軍閥·潰敗滅亡》,頁399

[28] 劉仲敬:《經與史:華夏世界的歷史建構》,頁311

[29] 來新夏等:《北洋軍閥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1051

[30] 張氏帥府博物館陳列資料。

[31] 宮協淳子:《這才是真實的中國史》,(台北:八旗文化,2015年),頁267-268

[32] 宮協淳子:《這才是真實的滿洲史》,(台北:八旗文化,2016年),頁185

[33] 宮協淳子:《這才是真實的滿洲史》,頁186

[34] 《俄羅斯對外情報綱要》(第三卷),轉引自托托:《皇姑屯事件真相:張氏父子與蘇俄之謎》,(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2011年),頁207

[35] (俄)戈爾巴基迪、普羅霍羅夫:《克格勃下達暗殺令》,轉引自托托:《皇姑屯事件真相:張氏父子與蘇俄之謎》,頁208

[36] 這個小組所從事的工作撲朔迷離,即便是專門研究蘇聯在中國的間諜活動的歷史學家烏索夫也只是蜻蜓點水般地寫道:“一九二八年,由北京來的拉脫維亞人薩爾嫩、保加利亞人維納羅夫和從莫斯科派來的年輕特工埃廷貢等人,在哈爾濱組成一個特別小組。他們在工業企業主韋格杰卡擁有的罐頭廠掩護下工作。維納羅夫的妻子列別捷娃從北京轉至哈爾濱遠東銀行工作,依然是該小組的密碼員。”參閱(俄)維克托·烏索夫:《蘇聯特工在中國》,(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頁136

[37] (俄)戈爾巴基迪、普羅霍羅夫:《克格勃下達暗殺令》,轉引自托托:《皇姑屯事件真相:張氏父子與蘇俄之謎》,頁214

[38] 張學良沒有膽量在戰場上抵抗日本。九一八事變發生之時,張學良在北平醉生夢死,命令東北軍全線退入關內。時人皆稱:「大帥(張作霖)在,必不至此!」如果沒有皇姑屯事件,或許就不會有後來由溥儀當皇帝的滿洲國,也不會有張學良成為地下黨員、發動西安事變,致使共產黨獲得合法地位、不斷壯大,最終擊敗國民黨、奪取中國的統治權。日本也未必會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而戰爭的真正得利者卻是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張作霖一生反共,死於蘇共之手,倒是死得其所;惟一讓他死不瞑目的是,他的兒子張學良成為共產黨員和共產黨崛起的墊腳石。

[39] (俄)莫洛佳科夫主編:《東京審判之秘聞實錄》,轉引自托托:《皇姑屯事件真相:張氏父子與蘇俄之謎》,頁242

[40] (英)加文·麥考馬克(Cavan McCormack):《張作霖傳》,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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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Tuesday, December 1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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