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litical China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政治中国
台海两岸
胡锦涛是台湾的“和平天使”吗?
作者:余杰
 
台湾好不容易才争取到今天这一点民主和自由的成果,体制虽已初具,基础则尚未稳固。台湾知识人社群必须以维护民主、自由体制并促使它不断成长,为最大的天职;稍有松懈,便必落进中共的“统战”阴谋之中。
 
余英时
 
 
对于“毛邓江胡”这四个中共历史上长期执政的首脑的是非功过,有网民作如是评说:“毛太祖”之功劳在于立国,其罪过在于以持续的政治运动祸国殃民;“邓高宗”之功劳在于启动改革开放,其罪过在于实施“六四”屠杀;“江代表”之功劳在于推动中国加入世贸,其罪过在于镇压法轮功群体;“胡河蟹”之功劳在于实现两岸和平,其罪过在于拒绝《零八宪章》及一切政改建议并关押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每个人都是一正一负,这种概括并不准确,倒也简明扼要。
 
以“胡河蟹”之历史定位而论,虽然中外人士对其治国方略越来越多负面评价,但若仅仅着眼于两岸政策,坊间则较多正面评价。如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之《胡锦涛传》即大肆吹捧说:“胡锦涛在对两岸政策上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大刀阔斧、雷厉风行,频出奇招,以高超娴熟的政治手腕,‘颠覆’了传统思维与做法,将两岸‘棋局’推演至一个全新阶段,使北京一改过去十多年来被动应付的局面,重新夺回了两岸政治博弈的主动权和主导权。”然而,如此谄媚的评价,符合两岸关系的实际情况吗?胡锦涛真的打造出两岸和平共处的愿景来吗?
 
小恩小惠笼络台湾政客和奸商
 
其实,胡与前任相比,两岸政策并没有根本性变化。在共产党一党独裁的体制之下,既然对内实行专制,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又岂能是“和平崛起”?更何况,中共并不认为台湾问题是外交,而认为是内政的一部分;所以,对台工作不由外交部和国台办处理,而由胡锦涛亲自担任组长的“中央对台工作小组”掌控。那么,胡锦涛真的关心台湾民众的福祉吗?道理很简单,不仅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中共疯狂践踏大陆民众的基本人权,又怎么会对台湾民众网开一面呢?
 
在香港回归之前,中共对没有到手的香港竭尽怀柔政策,口口声声说“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当香港回归之后,中共立即撕下温文尔雅的假面具,让潜伏多年的地下党远纷纷粉墨登场,以“一国”压倒“两制”,最后推出梁振英实现其“党人治港”之野心。对香港如此,对台湾又岂能例外?
 
所以,胡锦涛时代两岸关系的缓和,只是暂时的、表面的现象,两岸制度的差异造成的人心分离态势并未得到改变。胡锦涛所谓的“高招”,就是以中国庞大的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市场,吸引台湾某些唯利是图的商人和过气政客来“淘金”,从而将台湾紧紧锁定在大陆的吸盘上,动弹不得。
 
在这方面,胡锦涛确实动了不少心思。台湾驻北京记者王铭义在《驻京采访札记》中记载了胡锦涛与诸多台湾政客把酒言欢的细节。比如,二零零五年,国民党主席连战历史性的“破冰”之旅中,胡锦涛于瀛台夜宴台湾访问团。餐叙时,胡锦涛指着茅台酒,回忆其在贵州工作时,由于茅台酒产量不够,便要求厂商使用相同技术、相同酵母,到其他地方尝试生产,但怎么试,味道就是不对;后来发现是气候的缘故,只好回到原地生产,扩大生产面积。一旁的副总理吴仪拍了拍胡锦涛:“今晚可喝了不少哟!”而当瀛台的侍者每回帮胡锦涛斟酒时都只斟五分满,却给连战斟到八分满,吴仪见状拉高嗓门提醒侍者:“不能这么欺负客人。”胡连二人哈哈大笑。宴会结束后,胡锦涛示意幕僚取出一份早已从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复印裱过的文件资料送给连战。连战接过后仔细端详,发现是祖父连横的亲笔手稿,惊喜万分。
 
二零零八年,胡锦涛宴请吴伯雄时,又故技重施:主菜上桌不久,在胡锦涛的示意下,服务人员突然从侧门推出一个硕大而精美的大蛋糕,上面写着吴伯雄的名字。这时,国民党的与会人员才知道当天是吴伯雄的农历生日。胡锦涛率先起身,向吴伯雄举杯致意,甚至亲自开口起音,带领两党高层高唱“生日快乐”歌。胡锦涛的这一安排让吴伯雄感动不已,此后便屡屡发表赞赏胡锦涛的讲话。
 
这些温情脉脉的小动作,缺失能收买趋炎附势的小人之心。“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职是之故,台湾的政客连战、宋楚瑜,巨商郭台铭、蔡衍明,文人李敖、陈文茜,无比对大陆趋之若鹜,而甘愿被胡锦涛收归麾下。如同当年唐太宗通过科举考试收编士大夫阶层,由此得意洋洋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今天的胡锦涛以蝇头小利让台湾上了贼船便欲罢不能,由此欢欣鼓舞地说:“半个台湾,已在我手中。”但是,这并不能说明胡锦涛有何雄才大略,而只能显示“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老道理。即便如此,两岸关系中核心价值的对立并未得到解决,以金钱和利益维持的友好关系,缺乏长久的稳定性,随时可能破裂乃至反目为仇。
 
两千枚飞弹与“和平”的诚意
 
表面上看,胡锦涛“以经贸促和平”,推动陆客到台湾旅游,以零关税进口台湾的水果、水产等,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似乎对台湾民众一团和气、尽量让利、百依百顺。实际上,胡锦涛深知“软硬兼施”的道理,一手确实很柔软,另一手则更为强硬。他深味人性的弱点,除了给某些台湾人以甜头尝尝,还要让全体台湾人心存恐惧,恐惧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佳武器,正如历史学家余英时指出的那样:“台湾有不少人患着‘恐共症’,中共势力之所以能透过政客与商人而渗透进来,便是由于这一心理因素的作祟。”
 
胡锦涛统治中国的十年间,中国公布的军费开支以每年平均超过百分之十五的速度快速增长。一方面,中共当局以此稳定军心,让军队忠心耿耿地跟着党走,并让这支武装到牙齿的军队随时镇压人民的反抗;另一方面,中共当局以鼓起来的腰包为后盾,增强军力应对以美国的亚太战略,震慑分离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的台湾。解放军高级将领不时发出攻击台湾的叫嚣,胡锦涛故意不加节制。对此,美国《国家利益》杂志评论说:“北京解决敏感的政治和主权问题时经常采取严厉、强硬的官方说辞,并且政府愿意接受、有时甚至助长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尽管在与台湾的政客和商人打交道的时候,是被民间讥讽为“面瘫帝”的胡锦涛露出最多笑容的时候,但胡锦涛并非一只拔掉利齿的、不再咬人的老虎。他虽然不像身经百战的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样对军队有着骨肉般的联系和绝对的控制权,但他对军队的经营和拉拢,并不亚于江泽民。即便并非战争期间,胡锦涛擢升的将军已经超过了江泽民。
 
最能显示胡锦涛对台不放弃武力的横暴立场的事实是:台湾军方发布一份报告说,中共瞄准台湾的导弹,从二零零八年的一千枚,跃升到二零一零年年底的超过两千枚,三年间翻了一番!报告说,中国全面性的攻击可能摧毁台湾百分之九十的基础设施。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二零一零年六月指出,中国的导弹部署“超乎寻常”。
 
而另一份由“维基解密”公布的由澳大利亚国家评估署、国防情报组织、国防部和外交部共同完成的战略报告指出,中共晦暗不明的军事计划,已经严重威胁亚太区域内相关国家的安全,并已改变亚洲的势力平衡,带来不稳定因素。令人担忧的是,解放军缺乏作战经验,却受到中共刻意鼓动的民族主义所驱策,对于中国在全球地位有一种强烈的期待与错觉,因此有可能高估自身的实力而导致冲突发生,而台湾有可能首当其冲地成为中共霸权主义的牺牲品。
 
大概胡锦涛也觉得两千枚虎视眈眈的飞弹无法体现和平的“诚意”,于是派出其政权的“首席优孟”温家宝来“妖言惑众”。温家宝在西方访问的时候,被问及撤除对台导弹的可能性,他表示,大陆与台湾的贸易协定,为两岸间其他议题的谈判——包括建立政治和军事互信——奠定了基础。温家宝说:“我认为,(撤除导弹)最终会得到实现。”这绝对不是温的个人意见,而是胡借温之口说的弥天大谎。温家宝并不掌控军队,他的表态并无实质性的意义。当时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即表示,温家宝的说法“太模糊,模糊到可以被视为无意义”。蔡英文说:“即便飞弹被撤除,多快且多容易地会重新部署?如果飞弹可以很容易地重新部署,温家宝的说法就是口水。”
 
授权战争的《反分裂法》是胡锦涛的“杰作’
 
两千枚对准台湾的飞弹,体现赤裸裸的武力威胁。这还不够,胡锦涛还要取得法律上的战争授权。二零零五年三月十四日,在胡锦涛的授意下,中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反分裂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非真正的民意代表机构,而是共产党控制下的、唯中共党魁马首是瞻的“黄色议会”。此次通过的《反分裂法》,完全是胡锦涛及中共操弄出来的恶法。其中,第八条明确规定:“‘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依照前款规定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由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和组织实施,并及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胡锦涛将《反分裂法》视为遏制台独、恐吓台湾的法宝。与此同时,包括中华民国政府及大多数台湾人民在内,以及许多国家的政府与民间方面则普遍认为:《反分裂法》试图将中国政府授权使用武力、以军事方式并吞台湾的行为合法化,是一部“战争法”。中国独立知识分子、政论家刘晓波当即尖锐地指出:“胡锦涛上台不到三年,授权战争的《反分裂法》高调出笼,喊杀喊打的声音变成了爱国主义的最强音,‘和平崛起’的许诺正在变成‘战争崛起’。”
 
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台湾各界人士及五百多个民间团体发起“三二六民主和平护台湾大游行”,藉以表达对《反分裂国家法》的强烈抗议与不满。这次游行是台湾历史上少见的超大型动员游行,并首次有现任总统参与。游行的主办单位及民进党宣布,有超过一百万人参与游行,突破了香港反《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七一”大游行时的五十万人。英文版的《台北时报》发表社论《自由是台湾最佳的武器》表示,在台湾处理对中国之关系的过程当中,民主、自由、和人权正是最应该坚持的基调,而此次游行正清楚展现了这样的精神。
 
此岸高票通过《反分裂法》和彼岸百万人参与“三二六主和平护台湾大游行”,两者可谓针锋相对,表明胡锦涛“经济收买加武力恐吓”的对台政策,如肥皂泡般“中看不中用”。中共引以为“伟大的制度创新”的“一国两制”,在香港已经破产,更不是解决两岸问题之灵丹妙药。刘晓波指出:“对大陆而言,北京的‘一国两制’的统一模式在台湾没有任何市场。而在无法赢得岛内主流民意的情况下,北京对台一贯坚持的中央心态和奉行的四大策略——文攻武吓的威慑、拉一派打一派的统战、经济收买和国际围堵——不仅绝难奏效,反而会适得其反,越发刺激台湾民意对岛内的亲北京势力的反感。所以,台湾和大陆之间的对立,与其说是台北总统府与北京中南海之间的冲突,不如说是台湾主流民意与中共独裁强权之间的斡旋。”中共常常以批判台独来赢得国内“粪青”群体的支持,而刻意回避两岸政治制度的巨大差异。实际上,台独并不是中国普通民众的敌人,台独并没有伤害中国普通民众的利益,而中共的独裁制度才每天都在伤害中国普通民众的基本人权,进而成为两岸和解的最大障碍。
 
两岸民主进程的承接:从美丽岛案到刘晓波案
 
那些同情台湾处境的独立知识分子,在中共统治下几无容身之地。刘晓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胡锦涛不仅将热爱民主自由的台湾民众当作敌人,而且将支持台湾民众的基本诉求的大陆知识分子当作“叛乱分子”。
 
刘晓波被中共重判之后,台湾朝野的反应较香港冷淡许多。但民间仍有不少有识之士看到刘晓波案对两岸关系的长远影响。台湾学者陈宜中指出:“为追求两岸和平发展,我们不得不追问:如此温和的纸上政治宣言,发起人何以遭到重判?此与‘文字狱’有何不同?……在这个判决中遭到牺牲的,就不仅是刘晓波而已了。因为这样的判决,及其背后的政治体制和心态,也可能是制约两岸和平发展的‘障碍’因素。试想:要是中共当局迟迟不改弦易辙,台湾的百万、千万刘晓波们真会同意任何形式的统一吗?刘晓波案反映出的政治状况,对两岸和平发展能没有负面影响吗?”无疑,刘晓波案已经触及了两岸制度差异的核心部分。
 
台湾学者郑泰安也撰文指出,刘晓波案与当年的美丽岛案极为相似。《零八宪章》的诉求正是三十年前台湾美丽岛事件时“党外”的诉求。这些诉求如今已在台湾一一兑现,而中国仍遥遥无期。“相较之下,中国的专制统治集团整肃异己的手段,比三十年前的国民党政权更为严厉许多! 刘遭判刑的整起事件简直就是彭明敏教授事件的翻版。”他认为,刘晓波的自由,不仅与大陆民众的自由息息相关,也与台湾民众的自由息息相关,“台湾人民必须从刘晓波事件看清中国政权的专制本质,好好思考台湾的未来。如果我们希望捍卫得之不易的民主、自由、人权与法治,就必须团结起来保护自己的国家不被专制的中国并吞。”如此警世之言,有多少台湾民众听到了呢?
 
从一九七九年的美丽岛案到二零零九年的刘晓波案,此一历史线索折射出两岸民主化的传承关系——中国的民主进程比台湾整整晚了差不多三十年!甚至三十年还不止:二零一二年的中国,尚且不具备一九七九年的台湾走向民主化的种种有利条件,比如:私有经济的良性发展、地方自治的成熟度、民间舆论空间的拓宽、司法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党外运动的组织性等。但是,今日的中国也有当年的台湾所不具备的一些优势,比如互联网的普及、官方意识形态的完全破产等等。昔日的台湾民众可以前赴后继追求民主自由,今天的中国民众同样可以齐心协力推翻暴政。
 
刘晓波获得诺奖之后,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公开表态说,这一奖项不只是刘晓波本人的殊荣,对中国大陆的人权发展,乃至于全球华人社会也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次日,他再次呼吁北京当局让刘晓波早日出狱、重获自由。他希望大陆当局对内行仁政,并实践政治体制改革,“如果刘晓波能获自由,相信台湾人民会非常欣赏中国大陆这个举动”。有人批评马的反应迟缓了一拍,且措辞过于柔和,但出声总比沉默好。
 
更为重要的是,台湾的决策者和有识之士,是否愿意倾听刘晓波的忠告——“民主是台湾最后的防线。如果一个只有两千三百万人口的岛屿,能够利用统一的契机促成有十三亿人口的大陆社会的民主转型,那不仅是对中华民族的,也是对人类文明的史无前例的伟大贡献。”胡锦涛对台湾口蜜腹剑,台湾不可掉以轻心。台湾的安全不能指望胡锦涛突然大发善心,台湾的安全更不是对胡锦涛卑躬屈膝就可以获得的。胡锦涛不是一手遮天、征服世界的成吉思汗,台湾也不是孤立无援的亚细亚孤儿。台湾朝野各界人士,是否具备大历史之远见,在两岸风起云涌的“暗战”之中,理直气壮地打出“民主宪政牌”,以台湾在民主宪政和自由人权上的显著成就,抗衡大陆的政治挤压与经济收买,将“台湾价值”推广到中国并展示到全球面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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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Sunday, September 9, 2012
关键词: 胡锦涛 台湾
专栏作家: 余杰 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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