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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幽灵(1)
作者:王友琴


1976年10月6日晚,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和张春桥等4人突然被逮捕囚禁,他们被叫做“四人帮”。当时他们占据了中国权力场排名最前6人中的4个,张春桥是第4号权力人物。之前毛泽东的死亡与“四人帮”的被逮捕,是导致文革结束最重要的两个因素。4年后的1980年底,特别法庭发起了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审判。张春桥被判“死刑缓期”,两年后改为无期徒刑,1998年“保外就医”,2005年88岁因病死亡。

如今中国的多数年轻人不会清楚地知道“四人帮”的4个名字,但是在2016年的关于文革发动50年的各类活动中,可以看到,“四人帮”特别是张春桥的幽灵在飘荡。这先要从更早的时候讲起。

一、红色高棉和张春桥

2014年,柬埔寨制作的电影《遗失的影片》(The Missing Picture)成为奥斯卡提名的四部“最佳外国影片”之一。这是关于红色高棉也就是柬埔寨共产党统治时期(1975-1979)人民的悲惨遭遇的电影,展示了柬埔寨人民怎样从城市的家中被驱逐,怎样到集体农场从事超强的体力劳动,怎样挨饿,怎样被惩罚,怎样死亡。红色高棉造成的巨大灾难,令人悲哀和愤慨。这部电影相当独特,人物是用黏土塑成的,电影插进了红色高棉时期留下的黑白纪录片。这些纪录片是当时的宣传品,穿插其中相当有效地增加了影片的历史质感,也有利于说明电影故事的由来和成因。

在这部纪录片中,我忽然看到了消失多年的张春桥。张春桥访问柬埔寨,影片中他精神高昂,神采奕奕,比他那个年龄的一般中国男人显得健康年轻(权力带给人外貌的改变)。巨大的专机降落,张春桥领头走下飞机舷梯,和迎候在那里的柬埔寨共产党领袖波尔布特(1925-1998)握手拥抱;女青年向他献花;他和波尔布特走过夹道欢迎的群众和战士;他向波尔布特赠送镶在大镜框里的毛泽东会见波尔布特的巨幅照片;他在宴会上举着高脚酒杯与波尔布特碰杯;他和波尔布特坐在长沙发上会谈。

张春桥称赞说:柬埔寨的“大跃进”真是美妙,每一天都像大庆典。他告诉波尔布特:中国未能做到的纯化和清洗,柬埔寨取得了成功。柬埔寨是一座了不起的意识形态试验场,访问这里是上课。

当时,张春桥访问柬埔寨的消息并没有发表在中国的报纸上。中国媒体从未提及张春桥1976年对柬埔寨的访问,更没有报道他和波尔布特的谈话内容。张春桥的这一访问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个“秘密访问”。实际上,当时普通中国老百姓既不了解柬埔寨正进行着什么样的革命,也不知道中国为支持红色高棉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人力物力。不告诉中国人民发生了什么事,是那时候的“常态”。根据后来的柬埔寨政府的“国家历史记载”,张春桥在1976年2月访问柬埔寨。(感谢宋征先生帮助查找到这个日期,他是《毛泽东主义的兴亡:中国“革命”和红高棉“革命”的历史》的作者。)

关于红色高棉在柬埔寨做了什么?笔者翻译的《“民主柬埔寨”历史》(A History of Democratic Kampuchea) 一书中的“概论”写道:

“在1975年取得政权之后,红色高棉把200万住在金边和其他城市的居民驱赶到农村从事农业劳动。千千万万的人在撤离城市期间死去。

红色高棉也在这个时候开始贯彻实行其激进的毛泽东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改造。他们要把柬埔寨转变为一个乡村性的、无阶级的社会。那个社会里没有富人,没有穷人,没有剥削。为了实现这一转型,他们废除了货币、自由市场、正常的学校教育、私有财产、外来服装式样、宗教活动以及柬埔寨传统文化。公立学校、佛塔、寺庙、教堂、大学、商店和政府建筑或者被关闭,或者被改变成监狱、畜舍、再教育劳动营和仓库。没有公共和私人交通,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非革命的娱乐。休闲活动被严格限制。全国人民,包括“民主柬埔寨”的领导人,都必须穿黑色衣服,那是他们的传统革命服装。

在‘民主柬埔寨’统治下,所有的人都被剥夺了基本权利。人们不可以离开他们所在的合作社外出。这个政权也不准许任何人集会或举行讨论。如果3个人聚会谈话,他们会被指控为“敌人”而遭到逮捕或者处决。

家庭关系受到严厉批判。人们被禁止表达甚至轻微的爱情、幽默及怜悯。红色高棉要求所有的柬埔寨人只相信、服从和尊敬‘革命组织’。这个‘革命组织’被称为每个人的‘父亲和母亲’。

红色高棉宣称只有纯洁的人有资格来建造革命。刚一夺得政权,他们就逮捕和杀害了数千名朗诺将军领导的‘高棉共和国’政权的士兵、军官和文职官员。这些人被视作‘不纯分子’。在随后的3年里,他们处决了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城市居民、少数民族如占族、越南人和华人,还有大批他们自己的战士和党员——这些人被指控是‘叛徒’。

在柬埔寨共产党的1976年‘四年计划’中,柬埔寨人被要求在全国的每公顷土地上产出3吨大米。这意味着人们必须在一年的全部12个月里种植和收获水稻。在大多数地区,红色高棉强迫人们一天劳动12小时以上,得不到休息也得不到够量的食品。”

更具体的例子还有,红色高棉建立了几千人组成的大型合作社,作为消灭私有财产及资本主义的步骤。合作社被设计成在最大可能上自给自足,人们一起劳动,一起在公共大食堂吃饭,尽管柬埔寨家庭在一起吃饭已经上千年了。当食品缺乏时,在公共大食堂吃饭使得饥饿更加严重。红色高棉关闭了商店。首都金边原是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因为强制居民离开,只剩下了四万人口和一个商店,那个商店只卖东西给外国大使馆的人。

在红色高棉统治下,没有完整的正规学校,孩子们就在树底下或者人家里学习,他们的老师往往是只有很低的读写能力的贫农。到了1978年,有的地区在学校教育方面稍有改进,儿童可以得到每天2-3个小时的小学教育。在孩子们学习字母和拼写的时候,他们受到的教育大部分是政治教育。另外,孩子们通常和他们的父母分开住,不能享受到家庭生活的照顾和乐趣。

红色高棉的领导人认为知识分子是把国家变成外国傀儡的腐败阶级成员。许多知识分子成为杀戮的目标,有数千名学校教师及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被杀害了。受过教育的人只得假装不识字,他们只有隐瞒自己的知识和专业训练才能幸免于难。在柬埔寨的华侨,虽然没有作为“中国人”被单挑出来进行群体杀害,但是不少中国人因为有自己的产业,他们被作为“资产阶级”遭到杀害。红色高棉建立了庞大的安全系统,拥有近200个监狱,分为五个等级,最高级的是在金边的中央安全中心,编号为S-21,关在那里的囚徒被指控背叛革命。这个监狱由一所寄宿中学改建而成,1万4千人死于这座监狱。这些杀戮和迫害是在红色高棉进行大规模社会重构的过程中发生的。对大批被指控的柬埔寨人的杀害,使得社会改造和转型能够得以进行,直到越南军队侵入,红色高棉退回丛林。

中国人对红色高棉的一套并不陌生,因为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所做的,相当部分也是张春桥在中国大力提倡并实行过的,只是程度和节奏略有差异而已。那么,张春桥所大力肯定和赞扬的柬埔寨做到了而“中国没有做到的”事情,指的是什么呢?是钞票,也就是钱。红色高棉统治时期从来没有用过钞票,尽管他们曾占领首都金边并统治这个国家3年8个月20天。在《失落的影片》中,出示了红色高棉政府的钞票。他们有印好的钞票,但从来没有使用过。电影中有大量纸币乱纷纷撒落街头的场景,有一些后来被人拾去做了历史收藏品。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虽然激烈和暴力,也没有达到停止使用钞票的程度。现代文明中,像红色高棉这样的不用货币的政府和社会形态,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把社会生活的急剧改变作为“革命”定义的主要内容而不考虑其在进步和道德方面的意义,柬埔寨所发生的确实称得上是“革命”。一个有800万人口的国家,3年8个月不使用钞票。废除钞票,可以算是红色高棉最激进的国家行为。

然而,张春桥对波尔布特的夸奖并不是客气话,并不是出于礼貌随口作出的夸奖。张春桥的称赞更不是表面应酬,在他发出称赞的同时,从中国的武器、食品及各种设备,源源不断地运往柬埔寨。耶鲁大学教授Ben Kiernan的书《波尔布特政权》,列出了中国提供给红色高棉的援助。仅1975年,中国给了20亿美元无息贷款和4000万美元“礼物”,用以维持红色高棉的统治。

在《遗失的影片》中,张春桥访问柬埔寨的镜头只有1分钟长度。对柬埔寨人来说,张春桥是外国人,不是他们重点关注的对象。电影主要表现的是柬埔寨人民在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悲惨生活,以及幸存者自身记录历史的责任。但是他们也没有漏掉张春桥。这1分钟张春桥的镜头,点睛出了柬埔寨惨剧的意识形态背景。

作为中国文革历史的写作者,在我看来,纪录片中张春桥的1分钟内容的重要作用,就是通过显示红色高棉革命与中国文革的直接关联,让我们对文革有更深入的认识。张春桥对红色高棉的热情指导,也显现了他计划在中国要进行的社会改造,虽然那些事情在那时候中国还“做不到”。

二、张春桥可以跟什么人“媲美”吗?

和柬埔寨电影相比,张春桥在中文世界里的待遇不同。201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春桥狱中家书》。书分两册,一册用印刷字体排印,另一册是张春桥的手迹(他是书法家吗),文字内容却是一样的。两册书都是紫红色布面精装带烫金书名(少见的豪华)。在出版社关于此书的长篇介绍中,用了三个人的评论,其中的一位是瑞典的中国研究教授沈麦克(Michael Schoenhals),他说,张春桥的书可以和1920年代意大利共产党书记葛兰西写的《狱中札记》“ 媲美”。

张春桥的书出版一年多了。沈麦克教授在新书介绍中做这样的评论,当时和以后都没有更进一步的论证、说明或者更正。《现代汉语词典》上(商务印书馆, 2002年增补本,968页)对“媲美”一词的解释是:“美(好)的程度差不多”。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说甲和乙,或者A和B,可以“媲美”,前提是认为二者都很“美(好)”。葛兰西的那本书是否“美(好)”,本文不会讨论,问题在于:张春桥的书,“美(好)”吗?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虽然被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却没有掌握过政权,没有更多机会实行他的理论,葛兰西的理论主要还是纸上谈兵。张春桥在这方面大不相同,他从文革一开始就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小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并列发出指导全中国的重要指令)副组长。他是发起和指导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两个重要文件的起草人之一。这两个文件规定了文革的打击对象并制定了“群众运动”的方式。从文革最早的到最后的重要指导性文件,张春桥都参与撰写。1976年初张春桥去柬埔寨的时候,其他文革的重要“笔杆子”陈伯达和王关戚都已经被送进监狱了(这些人舞文弄墨,害人无数,却没有能力给自己建立一个安全保险的环境,文革当中不但受害者被害,作恶者自己也不安全),但是张春桥却从头至尾是文革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要人物。他甚至在红色高棉的革命中也充当了重要角色。

和葛兰西不一样,张春桥理论在8亿人口的中国实行过了,而且还指导柬埔寨相当彻底地实行了。人们已经相当清楚地看到,张春桥倡导了什么,引起了什么后果,千千万万人被迫害致死。对于张春桥的理论指导下的血腥和残暴,贫困和匮乏,亲历文革的中国人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说张春桥可以与谁“媲美”的人,是在赞扬他的什么美(好)呢?

鉴于张春桥主要是因为对文革理论的贡献而得到了大幅度的职位提升成为第四号权力人物,鉴于他不只是写了关于文革的指导性文件和文章还具体领导了文革的重大事件,鉴于张春桥在他的“狱中家书”中对他过去的所作所为并无任何悔过的表示,赞扬张春桥的这本书“美(好)”,在相当程度上,也是说文革的理论和实践“美(好)”。

这本《张春桥狱中家书》,除了张春桥在监狱里写的信,还有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1966年文革开始前已是成年人,也就是说,她在成年时期经历了文革)和一个叫做“凯蒂”的采访者的长篇对谈。凯蒂自我介绍是张维维在复旦大学附中的同学,现居伦敦,凯蒂的父亲花了几年时间在写一部《张春桥大传》。虽然不知凯蒂的全名是什么,但她显然是相当了解文革的中国人,对文革没有语言和文化的隔膜。

在该书302页,凯蒂问:也有许多人想知道,如果你爸爸他们当时成功了,中国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也同样有经济上的发展?你爸爸是不是承认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

张维维答:我爸爸当然承认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但是,如果按照他们当时计划的路再往前走,老百姓的生活也会好很多。社会总是要进步的。他们也要发展生产的,抓革命促生产嘛,并不只是邓小平要发展生产。而且,我爸爸他们计划的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这是更进一步的对张春桥的肯定。不但肯定了他的理论,而且断言张春桥理论比现在中国当局的政策好,不但能发展经济,而且不会有贫富差别。

大家知道,中国在文革之后的经济发展得到公认。同时,出现的贫富差别也受到批评。张维维的说法让人吃惊:解决中国现在问题的办法,是按照张春桥的计划/道路做,也就是按照文革的计划/道路做。文革,美好还是不美好?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问题。

评论此书的沈麦克与参与写作此书的张维维,虽然身份角色不同,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没有为他们的至少是突兀的论点提出论据。尤其前者作为教授,他应该知道立论的方法。难道他们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还是他们本来就提不出论据?或者,他们把中文读者当作了糊涂健忘的傻瓜?连柬埔寨人都记着张春桥的恶行,而人口几近100倍于柬埔寨人的中国人全都忘记了?

好几年了,常在网上见到人们呼吁“文革真相”。文革50年后的2016年也有很多人再提文革话题。但50年后如果还停留在了解真相的层面,多少会被认为太初级了。两年前我写过文章,指出有“否认派”在否认文革的暴力迫害,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另有一种更快捷更彻底的否认方式很快就出现了,那就是直接赞美文革。当柬埔寨电影艺术家认真寻找和再现“遗失的影片”的时候,中国文革的“遗失的影片”面临的却是继续被否认,继续被“遗失”。

(未完待续)


—— 原载: 熊窝博客
本站刊登日期: Wednesday, February 8, 2017
关键词: 张春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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