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ltur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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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作者:余杰

 


    新竹清華大學是我去過次數最多的一所台灣的大學,它也是由“永遠的校長”梅貽琦奠定“校格”的大學。新竹清華與北京清華同名而殊途:北京的清華大學雖擁有清華建校時的舊址,有清華園工字廳,有美麗的荷塘月色,卻早已淪為“又紅又專”的“準黨校”,是中國最官僚化、最體制化的大學,跟習近平、胡錦濤、朱鎔基等醜惡的名字聯繫在一起;而新竹清華則具有昔日清華全盛時代的自由精神和批判意識,在近年來攪動台灣社會的多次學運和社運當中,清大的學生與老師常常衝鋒陷陣在最前面。

台大有“傅園”(傅斯年墓),清大有“梅園”(梅貽琦墓),兩者如雙子星座、交相輝映。每次我到新竹清華講課,都會抽空去一趟梅園,緬懷梅貽琦這位謙卑低調卻剛直不阿的基督徒知識分子。有一次,一位來自中國、在清大做訪問學者的的朋友陪我一道去梅園,我們一路上談論中國高等教育領域的腐敗黑幕,他身在其中更是見多識廣、感到痛心疾首。今天中國的大學不再是清水衙門、一片淨土,而是肥水橫流、爭權奪利。大學有了大樓,卻沒了大師,更沒了像梅貽琦這樣人格偉大的大學校長。

 

校長的任務就是給師生端茶送水

 

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敗退台灣,梅贻琦赴美管理清华庚款基金。他只有一间办公室,聘了一位兼职助理。他给自己定的薪水爲三百元,與庚款资助的在美留学生的標凖一样,只能勉強維生,妻子還需外出打工。政府觉得过意不去,让他将薪水提高為一千五百元,他不同意,“薪水是我自己定的,我不情愿改”。

隨後,梅貽琦回台灣就任百廢待興的清華大學的校長,從無到有地在新竹建立了一所新清華。他不認為大學校長是一名高高在上的官員,他說:“校長的任務就是給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研究生班招生,六十八嵗高齡的梅貽琦親自打字、抄寫蠟版、油印考卷、檢齊裝封、監考、閱卷、登記分數,事必躬親、一絲不苟。他招收的第一屆研究生共十五人,而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李遠哲爲清大的第三屆研究生。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九日,梅貽琦積勞成疾,病逝於台大醫院。過世後,祕書迅速將其隨身手提包封存。後來,當著眾人啟封時發現,其中並無遺囑或遺產,全是清華基金的逐條帳目,每一筆都記載得清清楚楚。

沿著清大校園的主幹道往裡走,可直抵十八尖山東麓,那裡就是梅貽琦長眠的「梅園」。梅園入口處豎立著一塊石碑,上刻「梅園」二字,下方有于右任的落款。“梅園”類似一座小丘陵,從低處向上攀登之時,可以發現兩旁坡地種滿梅樹。冬天時,梅樹開花如白雪片片、霜白耀眼,不禁讓人想起“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詩句;春天時,樹上則長滿青色的梅子,又讓人想起“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之詩句。

「梅園」包括梅貽琦墓地、梅林、月涵亭、梅亭等景觀,人文與自然景觀在此水乳交融。

梅貽琦將一生都貢獻給清華大學,他在一九四一年曾言:「自一九零九年應母校第一次留美考試,被派赴美,自此,即與清華發生關係,受清華多方栽培。三十二年來從未間斷,以謂『生斯長斯,吾愛吾廬』之喻,琦於清華,正復如此。」他長眠於此,每日看到青春年少的學子們晨讀或跑步,有書聲琅琅、歡歌笑語相伴,該是何等愜意與欣慰。

「梅亭」採取西式現代主義建筑風格,是雙曲拋物線的混凝土薄殼結構,有如兩扇打開的貝殼,跟中國傳統的亭子的樣式迥異。亭子的兩翼部分離地不高,可以輕鬆攀登。清大校園裡卻盛傳,學生如果爬上亭子跳來跳去,每跳一次,就會“當掉”一科,所以大家不敢在此造次。可見,梅校長的嚴格與嚴肅,多年後仍然讓學生敬畏有加。

再往上走,可看到「月涵亭」,以梅貽琦之字「月涵」為名,是燕京大學前校長、梅貽琦的弟弟梅貽寶等二十二位清華校友,為紀念梅貽琦逝世十五周年而贈。月涵亭地板正中間刻著清大校徽,亭上圓頂有回音壁功能,能製造回音效果,人站在正中央發出聲響即有此體驗。

梅貽琦的墓地與一般中國人的墳墓景觀完全不同:並沒有一個如同《紅樓夢》中所說的“土饅頭”那樣的墳包,而是一個方型大理石平臺。有人據此認為這可能是衣冠塚,其實梅貽琦的遺體就葬在其中。雖無台大傅園典雅莊嚴的希臘古典建筑蔭蔽,但在樹木的掩映之下,一切顯得那麽簡潔、質朴、落落大方,正與梅貽琦樸實無華的性格和基督徒的身份相稱。

園內建有兩座墓碑,一座正面是蔣介石手書的輓額「勳昭作育」四字,背面為國民政府之褒揚令。另一座正面是羅家倫題寫的「梅校長貽琦博士之墓」,背面則是梅貽琦的老友、北大校長蔣夢麟所撰之碑文。

我猜想,梅貽琦未必喜歡老蔣的題字以及政府褒揚令之類的表面文章,他倒是與羅家倫和蔣夢麟兩位教育界的老友心心相印。蔣夢麟在碑文中特別回顧了在西南聯大與梅貽琦共事的經歷,以及梅貽琦對清華和西南聯大的巨大貢獻:

 

先生于民国前三年考取第一批清华留美学生,攻读电机工程,开我国近代实科与科学研究之先河。归国以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校长等职,前后凡四十八年。春风所被,育材甚众。对日抗战期间,北京、清华、南开三大学联合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迁校昆明,三校校长共任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当时余任北大校长,得与先生共事。先生以年最少,尝自谓年少者当多任事,故其负校务责任独多。先生雍容中道,温恭谦让,择善固执两者兼有,当国势动荡之秋,学府思想复杂,内部冲突自所难免,而联大师生得以协调,校务因以日进者,先生之力居多。迨抗战终了,三校复校平津时,先生又独任调度之责。

 

最後,蔣夢麟對梅貽琦有一番蓋棺論定的評語:“凡可促进我国科学教育之发展者,无不竭诚以赴。一生尽瘁学术,垂五十年,对于国家服务之久,贡献之多,于此可见。其学养毅力,尤足为后生学子模楷。因立碑以志其实。”梅貽琦當得起這樣的讚譽。

 

梅貽琦為何不受左傾思潮的誘惑?

 

梅貽琦的一生,與胡適、傅斯年、蔣夢麟等現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一樣,在國共兩大政治勢力的夾縫及外敵的侵略中,試圖在文化教育領域爲中國探索一條復興之路。最後,第三條道路走不通,他們不得不在“兩個爛蘋果”中選擇“相對不壞”的那一個。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五日,梅貽琦與清華教授聞一多、潘光旦、吳宓等人談話。梅語重心長地說:“余對政治無深研究,於共產主義亦無大認識,但頗懷疑;對於校局則以為應追蔡孑民先生相容並包之態度,以克盡學術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謂新舊,今日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應均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情況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爲北大,而將來清華之爲清華,正應於此注意也。”可惜,其他三人都未能聽進去。聞、潘兩人相當左傾,聞因激烈批判國民黨,不久即死於國民黨特務的暗殺;潘則留在中國大陸,逃不過歷次嚴酷的政治運動,在文革中被紅衛兵淩虐而死。吳是文化保守主義者,卻亦有左傾思想,拒絕到台大任文學院院長的邀請,留在中國大陸,亦在文革中被批鬥致死。

對於一九四零年代知識分子普遍左傾的思潮,梅貽琦自有一番個人化的觀察和思考。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梅貽琦受蔣介石接見,特別談及聯大教授左傾的原因,“余謂此數人之如此或尚有一原因,即其家屬眾多或時有病人,生活特困難,而彼等又不欲效他人所為在外兼事,於是愁悶積於胸中,一旦發洩,火氣更大”。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國民政府未能讓知識分子安居樂業,是其失去人心的第一步。梅貽琦借此機會向蔣介石建言,希望國民政府增加教育經費、提高教授待遇。然而,蔣的心思並不在教育上。那時,梅貽琦隱約預感到國民黨的統治不穩,當面問蔣:“主席看北方局面,是否可無問題?”蔣回答說:“吾們不能說一定,或者不致有大問題。”蔣之回答言不由衷、欲說還休,實際上東北局勢已經糜爛而不可收拾了。梅在日記中記載:“(蔣)言時笑容可掬,其或笑余之憨,余亦故爲此問也。”

梅貽琦最初出任北京清華大學校長,即實行教授治校,後來任西南聯大常務委員會主席,繼續主張學術自由與教授治校,對於國民黨的「黨化教育」多採應付了事。但他對共產黨在大學利用職業學生,將學生運動變成“運動學生”,更不以為然。一九四八年冬,儘管有學生張貼海報並結隊至校長辦公室和住宅請願,要求校長不要跟隨國民黨南撤,但梅貽琦還是頂著解放軍圍城的炮火南下,抵南京轉上海赴香港,再由法國到美國,直至「歸骨于田橫之島」。梅貽琦的一名友人問他為何不留在中國大陸,他回答說:「我若留在大陸,只有兩種可能的出路,一是當傀儡,一是當反革命。這兩者都不是我願意作的,所以必須離開。」無獨有偶,毛澤東也曾經說過,若魯迅活到共產黨掌權,他的下場也只有兩個:“識大體、不作聲”,或“進監獄,繼續寫”。

一九五零年代,梅貽琦留在中國的兒子梅祖彥寫信勸父母回去,梅貽琦在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的日記中寫道:“看祖彥、祖強來信數封,述彼等結婚後情形,並有盼娘先回大陸,則父親亦就容易回去之語。傻孩子們,終不明瞭乃父為什麼不想回去!一言以蔽之,吾不能相信共產黨,此意在彼等處在北平特作點綴的場面裡,如何能體驗,如何能了解!但望共黨將來改變‘百花齊放’而爲‘百葉清除’時,他們不受波折,便是幸運矣。”他真有先知般的洞見,果不出其所料,共產黨很快就將幫助黨整風的“大鳴大放”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爲“反右”運動,毛澤東恬不知恥地稱之為“陽謀”,數十萬知識分子一夜之間淪為勞改營中的囚徒。

梅貽琦厭惡共產黨“好話所盡,壞事做絕”的作為,對蔣介石政權亦非愚忠到底。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退守台灣,一敗塗地的蔣介石考慮運用清華的庚款基金從事“反攻大陸”的事業,在美國的梅貽琦堅持基金應用於教育文化,故而遲遲不願赴台。一九五五年,中華民國與美國簽訂「中美合作研究原子能和平用途協定」,梅貽琦於同年十一月返臺,擇定新竹赤土崎為校址,運用清華基金辦理清華復校、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他後來升任教育部長,但他對國民黨當局的種種作為並不認同。他雖然不曾公開批評白色恐怖政策,但在肅殺的政治氛圍中,主動贈書給軟禁中的、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清華校友孫立人,這一舉動足以顯示他的價值取向和人品。

 

我的學生就是我的子弟,我的子弟就是我的學生

 

坐在山丘上的月涵亭中,清風徐來。我不禁想起梅貽琦在戰爭的硝煙中說過的一段話:“在這風雨飄搖之秋,清華正好像一條船,漂流在驚濤駭浪之中。有人正趕上駕駛它的責任,此人必不應退卻,必不應畏縮,只有鼓起勇氣,堅忍前進,雖然此時使人有長夜漫漫之感,但吾們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風定,到那時,我們把這條船好好地開回清華園,到那時他才能向清華的同人校友‘敢告無罪’。”由於中國大陸局勢丕變,他未能將清華這條船開回清華園,卻在寶島台灣重建了第二個清華大學,如果從學術自由、教育獨立的層面衡量,新竹清大才是貨真價實的清大。

曾任教清華的葉公超說過,梅貽琦處理事情有三大特點“慢”、“穩”、“剛”,如果沒有這三種品質,他又怎能在新竹的荒郊野外憑空創建一所綜合性大學?傅斯年將北大傳統嫁接到台大,遺留在北京的北京大學如今精氣神全面潰敗;與之相似,梅貽琦像母雞一樣孵出第二個蛋,終於在新竹破殼而出、茁壯成長。一九三一年,梅貽琦在清華的就職演說中說:「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於有沒有好教授。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我現在可以仿照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哪裡有大師,哪裡就是清華園;哪裡有學生和學術研究的空間,哪裡就是梅貽琦的故國。

梅貽琦將學術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等諸多自由視為一個統一體,他夢想中的大學是這樣的:“大學教育,‘無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爲不合時宜之思,其‘無所不言’之中,亦必有一部分爲不合時宜之言,亦正惟其所思考所言,不盡和時宜,乃或合於將來,而新文化之因素胥於是生,進步之機緣,胥於是啓,而新民之大業,亦胥於是奠其基矣。”他雖不同意左派學生的觀點,卻竭力保護其言論自由和人身安全。一九三五年,清華學生與軍警發生衝突,軍警要衝入校抓人,梅貽琦幾經斡旋,以向軍警交出一份錯誤名單了事。一方面是軍警的壓力,另一方面是左派學生的搗亂,他為之心力交瘁,但總算實現了沒有一個學生被捕的承諾——他曾以校長的身份向學生們保證:“如果你們能信任學校的措施與領導,我當然負責保釋所有被捕的同學,維護學術上的獨立。”

如果清華大學能堅持梅貽琦的傳統,它就是一所偉大的大學。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清大功不可沒:一九八四年,台灣的大學中的第一個人文社會科學院在清大成立;一九八六年,清大結合教授與地方居民力量,共同爲化工廠汙染事件發起抗爭,促成新竹市防治協會的成立;一九九一年,調查局因獨台會事件,未知會學校闖入學生宿舍逮捕學生,引發“五二零”學運。

一九九一年,「獨臺會」案陰差陽錯地成為末代叛亂案。經辦此案的調查局副局長高明輝在各界壓力之下被迫辭職,在其回憶錄《情治檔案》中回顧了該案的來龍去脈:獨派大佬史明在日本創設「獨立台灣會」,並派人潛入臺灣發展成員。調查局早已在史明身邊安排有線人,故而與之有聯繫的人員全部落入調查局的天羅地網之中。

五月九日清晨五點五十分,調查局在全臺各地展開逮捕行動,其中就有進入清華大學男生宿舍抓走廖偉程。當天上午,數百名清大學生來到台北調查局門口,發起抗爭活動。十三日,調查局在法務部召開記者會,高明輝突然提出辭職。

然而,「獨臺會」並沒有因高明輝的辭職而終止。五月二十一日,立法院火速通過廢止懲治叛亂條例;二十四日,又通過廢止檢肅匪諜條例。刑法第一百條也重新修正。獨臺會的幾名被告,全部都因此而被法院判決公訴不受理。台灣法治的進步,那些挺身對抗調查局的清大學生功不可沒。梅校長當以之爲驕傲。

近年來,清大校方日漸保守化,校長亦多為沒有價值堅守的學術官僚。二零一二年末,清大校方爲陳爲廷“頂撞”教育部長的“不禮貌”事件發表“道歉啓事”,學生團體基進筆記社於十二月五日前往梅園“祭梅”,以此表達對校方的抗議與批判。學生們在聲明中指出:“清大校方未正視大學生應當固守對批判態度與社會實踐精神,倉促的在媒體眾口鑠金的不實道歉中,大學精神死了,那種應當具有的批判精神,追求真理,社會實踐的大學精神死了。於是我們來到梅園,向梅校長致上最深的歉意。”學者陳端樺指出,梅園由此成為“清華校內抱持不同價值觀的群體所進行的意義詮釋與道德競爭”的象徵性地標。

    梅園很小,其面積比不上很多社區中心的一小塊綠地;然而,梅園也很大,其象徵的學術自由精神正是清大的“校格”所在。

 


—— 原载: 台灣《新頭殼》
本站刊登日期: Friday, February 10, 2017
关键词: 梅貽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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