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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干校——并不遥远的历史
作者:陈虹


那天,系里的一位博士生问我:“什么是‘五七干校’?”我惊愕了,难道这段历史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吗?——它才仅仅过去了四十年!

 

准确地说,那是1968年的105日,《人民日报》于头版发表了一篇文章:《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柳河在哪里?没有人知道。但人们知道的是,这篇文章中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于是乎,就从这天开始,上自中央各部委,下至县级各机关,数百万计的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放弃了原有的工作和专业,集中到了这个以“五七指示”为方向的干部学校里进行“重新学习”。有人做过统计,当年仅中央和国务院一级的机关,就在河南、湖北、江西、宁夏等地创办了106所这样的干校。

 

我打电话给北京的严欣久(严文井之女):“有空吗?一起去咸宁看看,那里可有咱们父辈留下的足迹……”湖北省咸宁县是文化部五七干校的所在地,当年共有6000余名文化工作者被集中到了这片易名为“向阳湖”的荒湖野滩上,进行“重新学习”和“深刻改造”。在他们中间,包括谢冰心、沈从文、冯雪峰、周巍峙、臧克家、萧乾、张光年、郭小川、陈翰伯、王子野、吴仲超、周汝昌、王世襄。

 

我不能不去——为了上一辈人的过去,为了下一辈人的未来,历史的重任似乎落在了我们这一辈人的身上。那天正值酷暑,当地气温高达40oC,我们一行三人于武汉会合后,便结伴上路了——博士生带着轻便录相机,严欣久带着数码照相机,我则带上了父亲陈白尘留下的《牛棚日记》。

 

当年位于“452高地”的校部那一幢幢红砖平房,如今被两扇大铁门圈了起来,门口挂着一块牌子: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院内静悄悄的,没有一丝人迹,但四处却打扫得干干净净。行至五六十米远,是一排面对大门的平房,左首的两间辟为了一个展览室,面积不大,陈列着一些当年的照片和实物,还有这样两行文字:“原始的工具原始地品味着苦辣人生,历史的筹码历史地掂量着沉重记忆。”

 

我没有下放过干校,和欣久一样,文革爆发时都还是高中生,我们要走的“五七道路”是上山下乡,是插队落户。然而不知怎的,当这段历史猛然间重新扑面而来时,竟一下子慌乱了起来,不知该怎样去“品味”,怎样去“掂量”了。博士生紧紧地跟在我的身后,并新奇地用录相机拍下一件又一件的展品——陈旧的锄头、扁担,破烂的衣物、炊具……整个展览室内阒寂无声,好像谁也不愿去惊醒这段沉睡的往事。年青人终于开口了,他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五七指示’的出发点应该说是正确的,但始料未及的是,竟被野心家和阴谋家利用了……”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他,心中反复思考的,却是欣久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当年文化部为什么要将干校选在这个地方?”

 

两千多年以前,这里属于著名的云梦泽的一部分,水天相连,人迹罕至;两千多年以后,这里属于长江的泄洪通道,湖滩片片,沼泽连连。1969年的秋天,文化部的直属机关——办公厅、政治部、电影局、艺术局、出版局、文物局、联络司、教育司、群文司,以及下属的中国作协、中国文联、故宫博物院、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众多的单位,被一股脑儿地驱赶到了这里。据当年许许多多的资料表明:越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越是要将校址选在最为贫困、最为落后的地区,或是黄泛区,或是盐碱区,就连兔子也不到那儿去拉屎……其中,内务部等机关,更是跑到了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的区域内,而他们的上级竟向“学员”们严密封锁了消息。国务院的直属机关选中的是宁夏自治区的平罗县,那里是戈壁荒滩,没有公路,没有人烟,每隔几十里便是一座监狱;犯人们被转移走了,“学员”们被赶了进来,四周是高墙,四角是碉堡,牢房里散落着手铐和脚镣,墙壁上书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与这些干校相比,湖北咸宁的自然条件要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但是它的最大悲哀却在于:其本身属于文化部——文化大革命既然是大革文化的命,那么与文化有关的一切机构以及一切人,便只能首当其冲地成为革命的对象了!其实,早在动身之前,军代表的一番话已是一语中的了:“要明白,像你们这样的单位是要彻底砸烂的,你们到干校去是属于安置性质,从此就在那儿劳动、改造,不要再幻想回北京了!”黄宗英当年属于上海市作协,她的心情同样如此。她说:“作家这行当成了多余的了,成了社会的累赘。干校中的我们便只能理所当然地成为‘留守部队’!”……

 

就这样,这些文化人被一锅端地逐出了上层建筑,逐出了知识领地,甚至是不分老弱病残。上路的那天是中秋节,北京永定门火车站挤满了送行的老人和孩子。火车刚一开动,车上车下便哭成一片。著名舞蹈家盛婕来送别自己的丈夫吴晓邦,她说:“车站上的气氛很紧张,很吓人。解放军站成一条封锁线,谁也不许靠近,就像是押送罪大恶极的犯人……”那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社长韦君宜,则是被送行者,她哭了没有,无人知道,但她却说了这样一句话:“没有了单位的人,就跟没有了妈的孩子差不多!”

 

如今,在展览室的墙上,悬挂的都是一些高举红旗大踏步行进在“五七道路”上的照片。我不清楚在他们的笑容背后是否含着泪水,但我知道从此以后他们的直接领导便更换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了。不可否认,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经过“大熔炉”锻造出来的军人,立场最为坚定,爱憎最为分明,由他们来占领上层建筑,这无疑是最让人放心不过的事情了——

 

这是一位军代表在五连(中国作家协会)大会上的训话:“你们这些‘臭老九’必须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否则打起仗来,先把你们‘突突’了!”一位负责人在十四连(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公开扬言:“我们一定要把文艺黑线的根子彻底挖出来,先吃肉再喝汤,最后啃骨头!”……

 

就这样,当知识贬为粪土、文化贱如草芥之后,读书人终于尝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尝到了“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味道。

 

那天,就在这一幅幅的照片面前,我流下了眼泪。不为别的,只为当年他们的单纯与天真——进入干校之前,他们又有谁不是抱着美好与期待的心情在眺望着它。一位著名的画家甚至跑到商店里买来一支竹笛,想象着自己就要成为水墨画中那个骑在牛背上悠然自得的“牧童”了。父亲也在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唱名时有如考生听发榜,怦然心动。”

 

……那条大堤还在。这是首批来到这里的“学员”们为了围湖造田而修筑起来的,也是后来他们每天高举着红旗去上工的必经之路。当年尚属“壮小伙子”的崔道怡这样回忆道:“6500米的围湖堤坝,两个月便修筑起来了——数九寒天,我是光着脊梁、肩挑重担爬上陡坡的。1800亩的荒滩造田,赶在春耕前开垦了出来——沼泽地里,我是赤着双脚、踏碎冰凌拉犁奋进的。”据说,当年同样是年青力壮的阎纲实在熬不住了,他悄声问严文井和郭小川:“延安时期,你俩都在南泥湾开过荒,同今天的围湖造田相比,哪个更苦一些?”不料二人异口同声地回答道:“无法相比,干校的劳动要比南泥湾苦多了!”

 

年青人尚且不堪承受,老弱病残者就只能以生命为代价了——我在父亲的日记中找到这样的记载:“全日在大田挖渠。手足不灵,两次落水,极为狼狈。”“雷鸣风吼,冰雪交加,行及半途几不能支,以心脏压迫甚,作绞痛也。”……然而比他更惨的却比比皆是:孟超的脊椎摔断了,仍得拄着拐杖参加劳动;侯金镜患有严重的高血压,还得于月光下加班加点,挑水浇田,最后累死在菜园中……如此的折磨,就连当地的老百姓也看不下去了,他们纷纷站出来讲话:“我们种了一辈子的田,过了60岁也都不下地了。你们怎么能让那么一把年纪的人去干重活呢?几可怜哟!”

 

文革结束以后,记者曾去采访周巍峙,他这样说道:“干部参加劳动,益处是很多的,我们也并不厌恶劳动,重活脏活都愿意干,而且干起来非常认真。但是被当成了‘专政对象’,进行劳动改造,心里很不平!”——他一语道出了五七干校的“性质”!为了想方设法折磨这些“专政对象”们,当年在其他的干校中,也曾五花八门地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口号——位于河南淮阳的北京广播学院的干校中,拖拉机被闲置在一旁,硬让“学员”们用自己的身体去拉犁,目的是:“宁要革命化,不要机械化!”插秧时,他们又提出了这样的口号:“五十米不抬头,一百米不直腰!”为了防止“磨洋工”,田头上竟连简易厕所也不修造,不论男女一律在水田里自行解决。

 

……那片操场还在。这是当年批斗“反动分子”的会场,经常是彩旗招展,口号震天。展览室内,一张发黄的照片证实了这一切——台下,人们高举着胳膊呼喊口号;台上,被斗者深深地垂着头一言不发……这个人是谁?看不清他的脸。其实又何必去辨认呢?——这就是真实的历史!五七干校的历史!我的心头一阵发酸,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我想起了父亲,想起了他在日记中留下的文字:“……全身沸腾,几欲发狂,却又不得不镇静自己,不露声色。”身为“牛鬼蛇神”的他,欲哭无泪,欲诉无门,只能于夜深人静之时一个人于大堤上狂奔;他对着四周呼喊,但四周却是一片沼泽,连一声回音也没有……

 

后来读到许觉民的文章,才知道饱尝这种生不如死滋味的人,并非父亲一个。他写道:“我不了解过去法国第三等级的人过的是什么日子,我想我不会比他们再差了,我是一个十足的贱民!”那年,萧乾的一家也被驱逐到了这里,他的妻子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家中的小猫失踪了,等到找回来时两条腿都被人打断。同病相怜的萧乾叹了一口气:“与其看着你活活受罪,不如给你一个‘安乐死’吧!”他碾碎了几粒安眠药,和在了牛奶里……

 

不曾想,这样的一种折磨,很快又扩大到了年青一代的身上,一场深挖“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于干校中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其声势之大,可谓人人过关;其刑法之酷,可谓惨绝人寰——用烟头烫,用皮鞋踢,搞“车轮战”,使“熬鹰法”……阎纲曾这样描述他被带进审讯室时的心情:“周身的热血直冲脑门:“这不是进了《红岩》里的中美合作所吗?‘”再到后来,就连老牌的“黑帮分子”们也无不暗自“庆幸”了:“其刑法,只要用其一端,我命休矣!”

 

仅仅几年的工夫,这所美其名曰“向阳湖”的文化部五七干校,终于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此间被折磨致死、折磨致残的一共有多少人,已经无法统计清了。韦君宜写过一篇文章《抹不掉的记忆》,记载了仅仅发生在她身边的十个“无罪者”的故事。她凄楚地写道:“当初我们是一起被赶下来的,如今却不能一起走了……”

 

还需要怎样去评述它呢?——萧乾说了:“建立干校的目的,就是要一个不剩地把知识分子从上层建筑中赶出去,以确保那一帮人的江山永不变色。”阎纲说了:“应该面对事实,把五七干校如实地看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整治国家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管制所。”牧惠更是发出了这样的呼吁:“’文革博物馆‘就从这里开始!”

 

从校部出来,我们一行前往当年的集体宿舍参观。在路上大家讨论起了这样一个问题——“五七干校能否称为’流放地‘和’集中营‘?”持肯定意见的人认为:原本代表先进文化的知识分子,在这里却变成了“军事管制”的对象,不是“集中营”又是什么?持否定意见的人则认为:他们毕竟还带有工资,还有一定的人身自由……

 

我向陪同参观的人们讲起了父亲的一个故事:那是1970年的初冬,刚刚搬进新落成的宿舍还不到三个月的他,被派往湖中的大田看守菜园子。也就是说,此时的他必须离开自己的住处,离开原本的集体,独自一人搬进那个杳无人烟的荒滩里,搬进那个孤伶伶的草棚中。他这样描写自己的“新家”:“……不过是以油毛毡盖顶、以芦席围墙、不到10平方米的一个工棚而已。虽有门框,却无门扇。至于屋顶,西北风一刮,大有被随时掀走之势。”然而,此时的他不仅没有丝毫的沮丧,反而是满心的高兴。他说了,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能够“离群索居”,能够彻底脱离那个令他窒息的“集中营”。

 

欣久也讲了一个有关她父亲的故事:当年她在内蒙插队,曾经写过很多封信,希望能来咸宁看一看自己的爸爸。不料一贯慈祥的父亲却坚决表示反对,理由是:“周围有那么多双眼睛在盯着我,到时即便想给自己的女儿改善一下伙食,也是不可能的。他们会寻找事端,会不由分说地批评我:“你又想搞什么阴谋?’”

 

……望着博士生那一脸的茫然,我真想告诉他,这两个故事正是对这种“集中营”式的管理制度的一个最好的注脚。从表面上看,它虽然不同于俄国流放“政治犯”的西伯利亚,也不同于法西斯关押犹太人的“奥斯威辛集中营”;但是从实质而言,二者又有什么区别呢?——不知是为了显示“钢铁长城”的威力,还是为了更方便地管制这群早已成为“专政对象”的文化人,那支先后由北京军区和湖北省军区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竟于整个干校中实行了军队的建制——“学员”们按照原先的单位和系统,被强制分成5个大队、26个连队;连的下面是排,排的下面是班。

 

至于管理,同样是“准军事化”,一切均以军队的纪律严格要求之——白天,在连长、排长以及班长的带领下进行劳动;晚上,则以班排为单位继续开展“斗批改”。不仅平时根本不准请假,就连每周一天的休息制度也被彻底取消了。更有甚者的是,哪怕深更半夜,也要时不时地被哨声唤起,强行“拉练”。年届六旬的萧乾不堪其苦,他说:“我最怕月亮,尤其怕月圆,因为军宣队半夜里会吹哨‘拉练’。我只敢和衣而眠,梦中还得竖起耳朵听着随时可能吹响的哨子……”一次,冯雪峰在翻越一座土岗时跌倒了,萧乾急忙上去搀扶,但是这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干部却上气不接下气地推开他:“别管我,快跑,跟上队伍,不然要挨批评的!”

 

后来,读了别的干校的材料,才知道这种制度并非是咸宁干校的“专利”。在位于河北的中央直属艺术院团的干校中,甚至出现过这样的笑话:看露天电影时,所有的人也必须整队,带着小板凳,以班为单位排成一溜,班长坐在最后边。哪个人要上厕所了,只能一个一个地往后传,向班长请示报告;而班长的答复,同样是一个一个地往前传,或是“快去快回”,或是“再憋一会”。

 

很可能也是为了这一同样的原因吧,在“准军事化”的干校中,原有的家庭结构竟然也被强行拆散了——当初有些“学员”是将整个家搬下来的:或是因为夫妻双方均在一个单位里,或是因为夫妻二人不愿长期分离。然而进得干校后才得知:这里只有男人和女人的区别——不管你是夫妻,还是其他什么关系,一律按照性别的不同,住进男生宿舍或女生宿舍里。

 

我不敢拿太平天国时期的“男营”、“女营”作比较。干校这种做法,时间一长,问题便接二连三地出现了:青年人要解决“性”的问题,老年人要解决生活问题。至于前者,尚可想出种种办法,甚至去“野合”;后者,便只能是“好自为之”了。——沈从文初下干校时已近耄耋,却无法与隶属于另一个大队的夫人生活在一起,他在家书中凄凉地写道:“……目前的困难,总还是能克服。至于病,有个亲人在一处,自然好得多。但如果已近于无可奈何,那也就一切听之,接受现实了。万一忽然完事,也极其自然,不足惊奇,到时让大弟或小弟同来收拾一下残局即可。”身患重病的侯金镜,同样不能与同在一个连队的妻子团聚,直到咽气,身边也没有一个亲人。等到妻子赶来时,看到的只剩下这样一幕了:“一张苇席卷起他的躯体,再用三根草绳分段捆起三道箍,像扔木头一样,往卡车上一扔,就开走了……”至于那些随同父母一齐下放的孩子们——从学龄前的儿童到十几岁的少年,则一律被集中到了数十里外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里,两个星期才能探望一次。涂莹跟随父母来到干校时只有6岁,她回忆道:“……送我坐班车去学校的日子到了,我独自逃到山后的林子中间,失魂落魄地奔跑。我不害怕草丛中的各种虫子甚至毒蛇,但我害怕去学校!”

 

……欣久一路上手持相机拍个不停:甘棠镇、鲁家湾、红旗桥、五七道……结果还没到达目的地,电池便消耗尽了,相机彻底“罢”了“工”。我笑着批评她道:“不能省着点嘛?”她却赌气似地看了我一眼:“你说,哪处地方可以‘省’掉?……”我哑然了。是啊,面对着这片曾经上演过无数悲剧的土地,又有哪一处不该去记录、不该去探寻呢?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王六嘴”。这是一个小小的山岗,当年十四连(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宿营地就建在这里。如今那一排排的红砖平房依然静静地矗立在那里,但是其所有权已经转让给了向阳湖奶牛良种场,成为职工们的家属宿舍了。

 

我的心很沉很沉,不知怎的,突然想起了庄子的一句话:“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难道生存空间的狭小最终将一定导致出精神空间的狭小吗?可他们毕竟都是文化人而非封建家庭中的“妇姑”啊!

 

我不能不再一次地细细打量这排平房。当年在它里边,没有孩子的欢笑,没有家庭的温馨,取代它们的是一个个因为“军管”的需要而重新组合的“人群”。其中的成员,按照当年顾学颉的说法,一共分成了四类人物、四种等级:头等的,是上级派来的军宣队;二等的,是革命造反派;三等的,为一般的革命群众;四等的,则是被批被斗的“牛鬼蛇神”……于是乎,当这四种不同阶层的人被强行“集中”到了同一个屋檐下时,彼此间的“勃谿”则是不言而喻了!——十四连就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食堂里宰杀鸭子,有人“义正辞严”地提出意见,鸭肉分给革命群众,审查对象只配吃鸭头和鸭屁股!

 

记得当初读到这段“故事”时曾潸然泪下,却又不明白人性究竟是怎样被扭曲了的,怎样被异化了的。难道就是在这座“集中营”里吗?就是在这种“室无空虚”的环境中吗?——

 

身为第一等级的军代表们,权力意识在不断膨胀,傲慢情绪在不断增长——大言不惭地将自己比作“文革前的刘白羽”者有之,有恃无恐地猥亵女青年者也有之;明目张胆地窃取公共财物者有之,居高临下地向被管制对象索取供奉者更有之……

 

身为其他等级的人们,为了“立功赎罪”,也开始钻营与投机了起来——有人总结出了看“牛”的经验,并堂而皇之地刊登在墙报上;有人则以“告密”而邀宠,以“卖友”而求荣:某某某于私下里偷吃营养品,谁谁谁于背地里大骂校领导……

 

当年同样当过“学员”的火星教授,曾在他的《残破的世界》一书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造神运动’和‘造鬼运动’,同时也是一场‘造奴运动’!……没有‘奴’,‘神’是虚空的;没有‘奴’,百分之五的‘鬼’也无由抓出。”——我不能不佩服他的一针见血,他的入木三分:他揭示出的正是五七干校的罪恶之所在!正是“集中营”的罪恶之所在!

 

——这就是父亲为什么宁愿一个人睡在荒湖野滩上的原因,这也是欣久的爸爸为什么坚决不同意女儿来看望他的理由。人是需要关爱,需要温暖的,尤其是在那个畸型的年代里和畸型的环境中。然而,在干校的这片“土壤”上又能产生出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呢?——王子野身染“出血热”,危在旦夕,连长却发话了:“死了活该!这种人死了就像死一条狗,有什么了不起!”金灿然被斗得神经失常,有人却幸灾乐祸地说:“这个老呆虫,除了能抬抬粪,废物一个!”李季递了一支香烟给仍在受中央专案组审查的陈白尘,便被扣上了“敌我不分”的罪名;陈早春为深受虐待的老作家说了几句公道话,即被当成严重的“政治事件”,喝令道:“给他点颜色看看!”……

 

当然,这样的一种人际关系并非始于五七干校,但干校的这种形式却无疑助长了人们之间的冷漠与无情。牛汉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那些年/我没有记过一天日记/没有邮过一封信/没有被人握过手/没有叩过谁家的门……”那天,当欣久面对电视台的记者重新朗读起这首诗时,我的心在暗暗流泪,我品味出了潜藏在其中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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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Tuesday, February 14, 2017
关键词: 五七干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