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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芳邻
作者:孔捷生


 

北京前门大街一幢公寓大楼,是我人生旅途流连长久的驿站,我在此住了十年,在此结婚生子,在此写下《南方的岸》丶《普通女工》丶《大林莽》几部小说。这座楼宇距天安门广场仅一箭之遥,这位置决定了我后来的命运。然而此文不去写那夜的事,只想说说我的芳邻。

 

这些人物离我已十分遥远,有的已经谢世,其他人想必早已迁移。偶尔回想起这组群像,就象梳理苍苔斑驳的旧日,结识这些芳邻,是缘分。

 

我认识的第一个邻居是老作家骆宾基,那时他已甚少出席活动,我不认得他,搬进来后见到一位有中风后遗症的老人,倔强地柱拐练步散步,每日如是。某天,作家张洁来看望他,在楼下相遇才给我介绍,原来这是骆宾基。他和萧红丶萧军丶端木蕻良轰轰烈烈的四角恋堪称传奇,而萧红最后病逝于骆宾基怀抱之中。

 

我住此楼高层,骆宾基因不良于行,住在低层。我曾登门拜访,他家四壁都是古籍,前辈当时醉心古文研究。我们对话苦于没有交接点,我读过萧红丶萧军和端木蕻良,偏偏没有读过他的书,只听闻他和萧军交好,与端木蕻良却形同陌路。我相信,已淡出文坛的骆宾基也始终没有读过我的作品。

 

前三门楼群是邓小平首次复出“治理整顿”时所建,造型设计为典型计划经济特色,后来我到东德丶捷克丶匈牙利,都见到此类公寓楼熟悉的面影。在住房奇缺的年代,能分到房子已是万幸,住进去若干户共用一个大电表丶水表,每月按人头折算摊分,这份数学功课以及收费劳务由各户轮流当值。能同享水电仪表的,便是紧邻。

 

我家右邻是电梯,左邻住家是北京外贸局的干部。太座高大壮硕,男户主则为五短身材,他又老哈着腰耷拉着脑袋,更显其矮。此楼隔音甚差,常听得女主人絮絮数落丈夫,后者从不回嘴。不过女方亦系知识干部,并非河东狮子,直着嗓门叫喊,是没有的。

 

那时国产电梯还须人手操纵,左邻家事时常成为电梯班姑娘的谈资,指那男的生就受气包的窝囊相。在我看来,倒象是“知识分子成堆”单位的惊弓之鸟,就算他不是运动对象,也见过太多同事被运动,怎能不夹着尾巴做人?在文革甫过的年代,他恰是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一种特型。

 

别看仅一墙之隔,我们两家几乎是众邻居中最迟才有交流的,开始他们象防贼一样防着所有人,后来大约觉出我们并非恶人,碰面才说上一两句话,不过都是女当家的开腔,矮男人居然就没开过口,只照例奉上礼仪性笑脸,笑得有点假,甚至有点谄媚。邻家有女初长成,此女毕竟是另一代人,性情率真得多,有时婀娜地在楼道穿行,会来一嗓子流行小调,间或隔壁数落声又起,但闻女儿一声断喝,登时万籁俱寂——女儿到底是向着爸爸的。岂料正是她,使得我们两家的泛泛关系有了飞跃性进展。某日,其母敲门求访,原来是委托我给她女儿物色文化界对象。这无非是第一次串门,竟委我以如此重任,实在教人惶惑,只是想破了脑袋也无人可供推荐。邻家女儿姿色中上,又继承了母亲身高,出落得窈窕丰满,正是芳菲年华,何愁嫁不出去?再说,文化界的人又有什么好?

 

时代流变证明她之选婿方向是错的,标志就是他们家的男主人突然翻身了,按八十年代干部提拔标准,他无论从学历到年龄都可入围,说到“德”,象他这样谦卑恭顺的人必定树敌甚少,真是一时之选!于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他常常领衔出国,为无比重要的经贸事业施展长袖善舞功,想必也为布衣百姓造福良多。难免的,夹得太紧的尾巴也要舒展一下了,有时好一阵子不见人,某日电梯一响,楼道里豪迈地轰鸣一声:“老婆,我回来啦!”我在书房伏案,便透过窗帘看到他拎着大件小件凯旋而归。当然,我们早就不再为隔壁的絮絮数落声而烦恼了。官位高低是其次,我应为这位知识分子的精神翻身而庆贺。我在此楼居住的最后一年,左邻已有轿车来接送了,车不太好,似乎是一路接送几个官,再往后呢,就难说了。我曾猜想,这位旧邻在其后“闷声”年代里会不会发大财,又或发大财之后能不能全身而退。然而不管如何,他必定早就不住在那里了。

 

另一家芳邻,却堪称知识分子优秀典型。这家人和我们也是一板之隔,隔的是地板。两家只是轮值互收水电费时认识的,他们两口子谦和有礼,难得的是言谈举止处处显出几近失传的教养,这是难以描述的特殊气质。自忖也阅人不少,却甚少见到能如此温文尔雅丶克己俭让的好人。略举一例,某月轮到他们家女主人来收费,交割完毕,她委婉地说:前一阵子你们家可能有什么事,半夜里忘乱起来,我丈夫精神衰弱症挺严重的,有点声响就睡不成了……我们忙不迭道歉,事后想起,那是几个月前小儿闹痢疾,半夜里拿便盆失手,哐当一声锐响,当时就忐忑不安,但情况紧急也顾不及了。而人家受此重大刺激,竟然隐忍到数月后轮值登门时才吐露,真是心地仁厚!

 

该说说这位芳邻是谁了,她姓秦,叫秦姬玛,父亲不是别人,正是中共早年的总书记秦邦宪(博古)。秦姬玛从小留学苏联,连名字也是俄式。她丈夫也是当年留苏同窗,好象是革命烈士的后人,他任职于某科技院,记得似乎与“电”有关。当年苏联的电子工业还未问世,那么不是“机电”就是“电力”了,如此说来,他们的同窗学友不是江泽民就是李鹏。为什么不是由我们的芳邻来当党国领袖呢?他们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清流,从他们身上,我隐约觉出,博古是个极好的人,只不过其理念被中国革命的战车所碾碎,狂澜既倒,历史也就注入另一条河床了。

 

说来也巧,我到北岛新家作客,他的画家妻子邵飞赴陕北塞外采风,苦寒之地,别无长物,当地人的生计是编织一种拙稚厚实的羊毛地毯。我在北岛家遛达几步,就喜欢上了,便也托邵飞买了两张。不想却买回了一堆烦恼,塞外土产,羊毛没精制过,残存的羊脂滋生出肥硕虫儿,昼伏夜出,寂静时甚至听得见刺激的咬噬声,我试用过多种药物才将其扑灭。然而地毯的厚重与绵密,仍为市面上的行货所不能比拟,温暖舒适之余还附带一个优点,就是能将我们加诸楼下的噪音完全过滤,这或可算是我们给芳邻的一点回馈吧。

 

我判定,博古的女儿断无可能成为红二代集群的一员,因该党历史之跌宕复杂,她的红色基因成色有瑕疵,这反令我保持着对她的良好印象。

 

遗憾的是,这种品德不是每个人都有。楼上邻人奔泻下来的宏大噪音,简直可用排山倒海来形容。这家邻居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当时电影圈对他口碑甚差。其实这位芳邻很有文化涵养,那些恶评是冲他重拍的《渡江侦察记》而发的。周恩来深知民众对“八亿人八个戏演了八年”的厌倦,趁着江青一度失势,便指示要拍些“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故事片,于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就将当年的黑白片《渡江侦察记》翻出来重拍。那阵有名气的老导演等都戴着“帽子”,筛选半天,只好找来这位中年导演来担纲。其时“三突出”是不二法门,为批判“战争残酷论”,银幕上共军个个练就金刚不坏身,怎么打也打不死,再加军装款式的年代都不对。总之片子之烂,无以复加。但这并非导演问题,实在是时代如此,谁又能变得出花样?

 

邻居专业才华的深浅,我不敢妄加评判。我想说的是芳邻的公子,他高考落第,待业在家,成天气不打一处来,就跟父母练,三天两头摔打东西,狂喊起来响遏行云!其父为人文静而内敛,劝说儿子也和风细雨,结果柔不能克刚,每一发作,我就得担心天花板是否会塌下来!

 

后来,我到了美国,儿子在十四五岁上突然象吃了枪药般跟父母对抗起来。才晓得,这种心理周期在西方早被研究得深而且透了,这叫青春反叛期。上一辈青年遇上了革命,我们这一辈赶上了造反,适龄的逆反心理都有宣泄渠道,那位公子什么也没轮上,只好跟父母练,邻居仅是被殃及的池鱼罢了。不过能闹得这般凶,将来多半有出息。或者,该公子如今已比其父有成就得多。

 

说了半天,都是知识菁英的琐事,该说说比较接地气的故事了。我家座落电梯之侧,常有陌生访客叩门问道:袁凤霞住在哪里?来人都是土得掉渣的乡下人,又大多拎着小包袱。久而久之,妻子对那姓袁的邻居有了意见,你家亲友多,怎不告诉人家门址?袁凤霞住在隔壁再隔壁,她上门收水电费时,我曾瞻仰过她的仪容,她高大,步履雄阔,大大咧咧的,说话声音很有穿透力,独具常人所无的潇洒与豪爽,我对她印象颇佳。袁女士当时约年过五十,膝前却无儿孙,和她同住的是另一年纪相仿的女士,是肥肥白白丶人见人爱的那种类型。后来才晓得她叫花月容。有一次我与刘心武丶老作家汪曾祺丶林斤澜等结伴到巴蜀行走,客途中闲聊说起袁丶花二人,曾在戏剧界浸淫多年的汪老告诉我,她俩是北京评剧院的大角儿。我又说,花月容是有家眷的,但她的子女来探望,花氏都不让进门,隔着门槛拉话儿,一说说半天,便常让我收入眼帘而且大惑不解。汪老为人持重,只含蓄地说:袁凤霞是演小生的,花月容是评剧名丑。我顿时恍然,便与刘心武相顾莞尔。其后我在美看到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每见张国荣与张丰毅的对手戏,都若有所思。

 

名伶之感情世界,我不欲多提。倒是袁丶花二人的乡下访客,令我这戏盲对民间戏曲的魅力有了认知。京剧为阳春白雪,评剧则为下里巴人,它仅流行于华北及东北之一部,而且多在小城镇或乡村搭台子演出。京剧由须眉演花旦,评剧则由巾帼演小生。京剧道白我至今听不懂,偶在电视里瞧一眼评剧,发现它是用大白话的,难怪它在民间那般有草根性。江青改革京剧,呕心沥血,却人亡政息,帝王将相丶才子佳人全面复辟,当初何不从评剧入手呢?评剧早就有一出现代戏《刘巧儿》,老百姓喜闻乐见,至少不会有太多的宿儒跳出来捍卫传统,说不定江青的文艺革命便可定鼎千秋。

 

我虽也不看评剧,但还是晓得这一界别里出了大名鼎鼎的新凤霞,后来又冉冉升起了老来红的赵丽蓉。不过,最能给我扫盲的,还数络绎不绝前来探访袁丶花二人的底层百姓。频叩我门,是因为人家是慕名而来,确实并无门址。我猜想,那些式样朴实的小包袱里多半包裹着乡间土产,或是新鲜花生,或是久腌酱菜,总之是山野农民的一颗诚挚之心。

 

最后添几笔闲话花絮,本楼有一位芳邻我从未与她说过话,她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演员洪学敏,大概住在四楼或五楼。她演过《天云山传奇》和《喜盈门》等片,那时电影产量不高,演过几部就是明星。我多次和她在电梯里相遇,她总带着口罩,人家不愿意被围观,我自然不去骚扰。我是在电梯班姑娘嚼舌头时听到她名字的,只不过觉出她在乘电梯时偷偷打量我,想来也是从姑娘们口中知道我是谁的。八十年代文学很火,作家别的地位不高,但知名度很高,其实演员亦然。后来听说她在“闷声”年代成了成功商人,其故事已在我的记忆之外。

 

说起来我还有另一位电影明星芳邻,同样是一板之隔(地板)的紧邻,她是珠影演员梁玉瑾,分别饰演过郑义《老井》里的村姑和我的《绝响》里的都市少女韵芝,她的演艺生涯机遇本来不错,这两部都是好电影,《老井》在国内口碑很佳,又在东京电影节得了奖;《绝响》在国内票房不高,但在意大利都灵电影节和侯孝贤的《童年往事》并列金奖。曾旅居英国的刘索拉告诉我,《绝响》(英译SWAN SONG)是有史以来第一部上英国主流影线的中国电影。我和梁玉瑾认识,她嫁给我广州住宅楼下的珠影导演,我不记得她丈夫的名字,只记得王安忆到我新家作客时,特地到楼下探视珠影导演的父亲,他是王安忆父母的新四军战友。惜乎我常住北京,很少在广州,无法为我的广州芳邻写人物素描。

 

然后,就到那一天了。八岁的儿子在睡梦中,我们两口子彻夜守在一箭之遥的地方,我不是其中什么角色,只记住作家的责任,要见证历史。从此我失去了北京和广州两个家,去国之后,我并不想儿子承载这份沉重记忆,然而二十年后的某个日子,我看到儿子的推特,他记住了,而且是永远。

 

—— 作者惠寄
本站刊登日期: Thursday, March 2,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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