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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佩孚:五色旗才是真民國
作者:余杰

  


 

北望滿洲,渤海中,風雲大作。想當年,吉江遼瀋,人民安樂。長白山前設藩籬,黑龍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縱橫,風雲惡。

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權弱。江山如故,夷族錯落。何日奉命提勁旅,一戰恢復舊山河。卻歸來永作蓬山游,念彌陀。

吳佩孚《滿江紅》

 

甲午年,中日艦隊進行海戰,日本軍艦無故向岸邊的山東蓬萊發砲。二十一歲的秀才吳佩孚正在蓬萊閣漫步,一砲飛來,擊中蓬萊閣上的匾額,將“海不揚波”四個大字,單單轟去那一個“不”。[1]

附近的民眾東躲西藏,惟有吳佩孚屹立不動,怒髮衝冠。“海不揚波”變成了“海揚波”,大清帝國真的到了暴風驟雨、朝不保夕的時刻。這意外的一發砲彈,讓吳佩孚產生了棄文從武、保家衛國的念頭。清末科舉之廢,令無數仕途終結的讀書人哀哭切齒;偏偏吳佩孚一改重文輕武的儒家傳統,投筆從戎。一生叱吒風雲的功業,由此開啓。

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從清帝國的最後十一年到北洋政府,從國民黨到共產黨,始終是“武夫當國”。不過,武夫與武夫之間差異頗大: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等人,既是武夫,更是政客,雖久經沙場,骨子裡是朝秦暮楚、口蜜腹劍、厚黑無形的權謀大師。在北洋體系中,真正配得上“儒將”和“戰神”稱號的,惟有吳佩孚一人;真正的民族主義者,也惟有吳佩孚一人。吳佩孚長於行軍作戰,拙於韜晦謀略,他號稱不問政治,卻爲政治牽累而功敗垂成。

吳佩孚的民族主義思想,始於中日甲午戰爭的刺激,成形於“五四”運動之熏陶。五四前後,吳佩孚是北洋第三師師長,在湖南前線領軍作戰。在“大帥”林立的北洋系統中,他只是初露崢嶸的後起之秀,卻敢於通電全國,反對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聲稱“國亡於外敵,固軍人之罪;國亡於內亂,亦軍人之羞”,並呼籲“文官不貪汙賣國,武官不爭搶地盤”,一夜之間,“區區師長”成為內戰中人人稱道的“和平使者”。[2]

當北京學生上街抗議中國在巴黎和會上遭遇的不公正待遇時,吳佩孚通電公開支持學生運動,嚴厲譴責中央政府的作為:“當此外交失敗之秋,顧忌者懾於威而不敢言,偏私者阿其好而不肯捨,銅駝荊棘,坐視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誰無義憤。彼莘莘學子激於愛國熱忱,而奔走呼號,前赴後繼其心可憫,其志可嘉,其情更有可原。”吳佩孚同時請求總統徐世昌“以國本爲念,以民心爲懷,一面釋放學生,以培養民氣而救危亡”。[3]次年元月,吳又發出“息內爭,攘外侮,南北團結,共赴國難”之倡導,得到全國輿論一致好評。

吳氏之良知與熱血,放眼二十世紀的軍人當中,惟有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中拒絕執行鄧小平開槍殺人命令而被送上軍事法庭的解放軍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可媲美。卻只有在北洋政府時代,徐世昌那樣的文人總統,才能容忍進步軍人與進步學生相互唱和,且還有自由的新聞媒體加以報道和讚譽。若此時執掌大權的是威權的國民黨,“五四”就可能變成“二二八”屠殺;若此時執掌大權的是極權的共產黨,“五四”就可能變成“六四”屠殺。

吳佩孚一生以書生自居,與學生關係最為親近。一九二三年,吳氏在洛陽開學校練兵,對着一群投身軍旅的青年學生大呼:“我要把你們培養出一百個將軍來,把中國失去的土地都收回來!”底下的青年學生們則高喊:“大帥萬歲!”[4]此時,吳的聲望和實力如日中天,他是第一個被美國《時代週刊》當作封面人物的中國人。西方輿論普遍認為,張作霖和孫文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如今是吳佩孚的時代,“吳氏今日正有絕好機會,掃除國中離攜分子,統一全國,建樹莫大之勛。苟能利用此機會,固不難流芳百世,當爲國人所崇拜”。[5]

然而,吳佩孚的失敗如烈日下的冰雪般迅速消融。吳佩孚的失敗,不單單是他個人的失敗,更是整個北洋系統的失敗。他的失敗是一個舊時代的結束,和一個新時代的開端——雖然舊時代未必更壞,新時代未必更好,但新時代再也沒有他的舞臺和角色了。

一九二七年之後,吳佩孚未嘗沒有想過東山再起,但作為百分之百的民族主義者,他不假思索地拒絕了日本方面的游說。一九二七年冬,當吳佩孚喪失數十萬雄兵、退居四川,跌入人生最低谷之際,日本第一遣外艦隊司令荒城二郎與海軍駐滬特務機關長長佐藤秀等十多名將佐,專程從宜昌乘坐小型兵艦到白帝城拜訪。日方表示,願意借給吳現金一百萬元,贈送步槍十萬支,山炮五百門,機關槍兩千挺,以助其重振雄風。吳一笑了之:“本人過去有槍不止十萬,有錢不下百萬,卻仍一敗塗地,以至於今。可見成敗利鈍,和槍械金錢無關。中國事中國人自了,盛意恕不敢承!”[6]

一九三二年,日軍在北方步步緊逼,東北已失,華北岌岌可危。國民政府無所作為,聲名掃地。西北五省實力派人物聯名上書中央,推薦吳佩孚領導對日抗戰。吳也公開表示:“舍此殘生,以御國辱。”然而,心胸狹窄的蔣介石怎麽可能讓吳佩孚搶了他的風頭呢?

 

常勝將軍是如何煉成的?

 

吳佩孚是山東蓬萊人,卻沒有張宗昌高大威武的外貌。他早年投考開平武備學堂,因身體瘦弱單薄而改學測繪科。吳落魄時曾遇貴人郭緒棟之助,郭常常請吳到如夫人戈氏家吃飯。郭已看出吳將來必定前程萬里,戈氏則對吳頗爲輕慢:“我看你和娘兒們並無兩樣,走起路來扭扭捏捏,哪裡像個坐八抬大轎的樣兒?”[7]然而,人不可貌相,出身貧寒、北人南相的吳佩孚硬是自己打出一片天地來。

一九零六年,吳佩孚任北洋軍第三鎮曹錕部管帶。在清末創編陸軍之時,款項充足,該部之軍械皆購自德國,有重炮二尊、轆轤過山炮等多尊,其步槍爲七九毛瑟槍,後來添置之機關槍亦爲德國造。[8]

北洋軍是一支爲應對西方的軍事壓力而產生的近代職業軍隊。出乎清廷預料的是,這些新軍並沒有成為有效的國防工具,反而與立憲派士紳結合,一舉推翻了清朝的統治。吳佩孚與新軍中的大部分中下級軍官一樣,在民族主義等新思想的衝擊下,對清廷的忠誠度只剩下薄薄一層紙,他已經將“中國”和“大清”區分開來,既然“大清”不能保“中國”,那麽拋棄“大清”、創建民國就是理所當然的選擇。

入民國後,第三鎮改為第三師。袁世凱去世之後,北洋派系紛爭浮出水面,跨區域層面的政治控制,落在由軍閥控制的軍事機構手中。憲法和議會等政治制度的安排一直未能發揮良好的作用。[9]作為中級軍官的吳佩孚對此深感痛心,可他人微言輕,只能靜觀其變。

張勛復辟時,吳佩孚任團長,率先攻入北京。吳推崇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卻不認同恢復帝制。一九一七年,吳佩孚升任北洋陸軍第三師師長,駐湖南衡陽。他善於帶兵,部隊素質好,當兵的一半都是學生出身。此後數年間,第三師南征北戰,大出風頭,甚至團長當了督軍,士兵做了營長。[10]在吳佩孚幕中的北大畢業生汪崇屏回憶說:“舊時直軍是受過嚴格訓練的,官真正像官,兵也真正像兵,任何一個士兵都有他的規矩,你跟他說話,他都有自己的一套。”[11]

一九二零年五月二日,吳佩孚拒絕執行段祺瑞征伐南方的命令,反倒從衡陽撤兵北上,通電聲討親日的段祺瑞政府。旁觀者看到,在船上,“吳部士兵均赤手對坐,狀極閑雅,且有扣舷高唱軍歌者,一望而知其爲久經訓練,紀律嚴明之師”。[12]一路上,全軍高唱吳佩孚所作之《滿江紅》,慷慨悲歌,壯懷激烈,各界無不為之動容,青年毛澤東亦稱讚其“信義昭於中外,威望洽於全湘”。[13]

吳佩孚以區區一名師長,揮師北京,一舉擊敗段祺瑞的皖系大軍並推翻安福系政府。兩年後,他又擊潰企圖問鼎中樞的奉軍,迎來直系的全盛時代。第一代北洋巨頭,如段祺瑞、徐世昌等人,大都如眾星捧月般簇擁在袁世凱周圍,是幕僚型特質,並無太多指揮大兵團作戰的經驗。吳佩孚從基層幹起,常年指揮戰力最強的野戰軍,擊潰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自然不足為奇;而打敗張作霖領導的、兵強馬壯的奉系,才是其軍旅生涯之巔峰。

第一次直奉戰爭,吳佩孚大獲全勝,當時的評論家有如此之觀察和評論:

 

吳氏對於此次作戰,有七晝夜未睡眠,一切排陣計劃,煞費苦心。在戰期內,親臨前線指揮。當其攻下豐台時,有兩人某謁吳,見其衣服多泥土,並有二晝夜無飽食,而吳仍不失常態,可知英雄作事,其忍耐勞苦,不與庸人同。較之奉軍張氏,徒巡閱軍隊,而自不身先前陣,見少挫而令退兵,其師雖眾,終不能與吳抗也。[14]

 

蘇聯總參謀部學院院長格克爾將軍曾前去拜訪吳佩孚,在一份給史達林的報告中對吳佩孚的軍隊大加褒揚:“我從未見過這樣完美的軍事秩序:秩序和紀律極其嚴整,操練和訓練比讚許的還好。”可見吳絕非浪得虛名。

一九二零年代上半期,吳佩孚在大小內戰中多次獲勝,除了練兵嚴格、用兵奇詭之外,對手亦頗爲不堪,他並未遇到旗鼓相當的勁敵。時人評論說:“大抵吳之成功,皆能於險中求勝。是以哀兵憤兵,一鼓作氣而得之。幸其所遇之敵,初爲皖系之驕兵,後爲奉張之惰兵。”[15]當遇到有主義支撐、有蘇俄軍事顧問幫助、有蘇俄先進武器接濟的北伐軍時,他就敗下陣來。

直系中央成立後,吳佩孚退居洛陽,訓練軍隊,建設名城。免於權力的誘惑,不到北京控制最高權力,確非尋常人所能爲之。一時間,各方人士紛紛前往洛陽獻計獻策。就連政見不同的康有為也爲其五十大壽時送來一副壽聯:“牧野鷹揚,百歲功名才半紀;洛陽虎視,八方風雨會中州。”吳佩孚隱然成為左右中國前途的決定性人物,也是北洋政權的最後一個強人——張作霖算不上北洋嫡系,雖然在北京自我加冕爲陸海軍大元帥,但一般人仍將其看作是來自關外的“胡匪”。

那幾年,吳佩孚在洛陽的生活極為簡樸,比之京、保、津三地直系顯要人物的酒色財氣、花天酒地,一清一濁,天壤之別。其秘書呂哉描述說:“洛陽民風樸厚,將軍亦生活簡單,天氣炎熱,絕少電扇等設備。遠離城市,汽水冷飲,貴若瓊漿,同仁皆以‘人丹’爲解熱之品。退公之後,絕無不正當之消遣,勤儉治公,洛陽足以當之。”[16]其幕僚汪崇屏亦回憶說:“吳每日三餐,都跟大家一起吃,除了生病,絕不回家吃飯。這些都表示他的克己復禮,與部屬共甘苦的精神。”[17]“吳既無嗜好,又無任何娛樂,平素往往天一亮就起來看操,看操完畢,同幕僚一起進早餐,早餐後,進辦公室辦公,中午,大家又在一起吃中飯,下午仍然辦公,晚飯還是跟僚屬們一起吃,飯後才回家。”[18]正是吳具備了獨特的人格魅力,才吸引群賢畢至:國學大師章太炎、舊派詩人楊雲史、新派學者汪崇屏無不雲集其麾下。

 

一生兩大災星:曹錕與馮玉祥

 

然而,直系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吳佩孚難以單手扭轉乾坤,他的努力“無非是沙灘上筑造七級浮屠而已”。直皖、直奉兩次戰爭之後,吳佩孚建議恢復法統,使民初參、眾兩院召集復會,歡迎黎元洪復總統位。黎元洪於一九二二年入京復職,舊國會亦於八月一日在北京復會。一切似乎步上正軌,吳佩孚可以安心練兵洛陽,經營華中,警戒北方之張作霖和南方之孫文。他刻意與中央政治疏遠,卻對中國社會轉型的脈動失去了感知:要想“救中國”,就必須尋求適當的途徑以超越軍閥混戰和體系分裂的狀況,發掘新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重建中央的權威和憲政的權威。然而,吳佩孚不可能將北洋系統拆毀了再重建。

危機蔓延開來。首先,失敗方不會善罷甘休,坐視吳佩孚獨大。張作霖、段祺瑞、孫文這三個原本互相敵對的勢力,因反直、反吳建立起“三角同盟”關係。其次,直系內部,也出現了以曹錕爲首的保定派和以吳佩孚為首的洛陽派的對峙。再次,由於吳佩孚過於驕傲,御下太過嚴格,若干他親手扶植起來的省一級督軍對其離心離德。對此三大危機,吳渾然不覺。

吳佩孚何其不幸,一生先後遇到兩大災星。一爲曹錕,曹錕是提拔吳佩孚的上級和恩師,在上下、尊卑、主從等舊觀念的束縛下,吳佩孚明知曹錕是扶不起來的劉阿斗,對其總統大夢勸阻無效後,遂任由其胡亂折騰。吳既不願取而代之,就只能被其連累乃至成為其殉葬品。

昏庸寡德之曹錕,在周圍小人的包圍之下,一步步實施總統夢。他讓部下索餉逼宮,迫走合法總統黎元洪。黎元洪是吳佩孚請回來的總統,遭到曹錕手下非法軟禁、追討國璽之羞辱,吳佩孚未能有力干預,致使全國輿論大嘩。

趕走了黎元洪,曹錕以五千元一張的選票,坐上總統大位,卻迅速走上自取滅亡之路。

經過這一套把戲,總統之位分及國會之尊嚴全被玷汙。曹錕賄選,是北洋政府永難洗清的一大汙點,也是吳佩孚平生最大的恨事,同時它也爲北方政府和直系中央敲響了喪鐘,可以說是直係由盛而衰、迅速垮台的一大轉折點。

曹錕賄選之前,海內外輿論對吳佩孚好評如潮;曹錕賄選之後,“吳佩孚神話”幾近破滅——吳佩孚連曹錕的惡行都不能節制,又如何爲中國開一新局?浸淫民國政治甚深的李劍農評論說:“曹錕的勢力全在吳佩孚,吳佩孚的潛勢力全在他取得一部分輿論的同情;自吳氏聽任驅黎、賄選以來,他所取得的潛勢力已經完全毀滅了。他必定失敗,已經很明白,不過是時間問題罷了。曹錕也很明白他自己得志的由來,坐上總統的椅子之後,向人家說:‘非子玉無以至今日。’”[19]吳佩孚標榜自己只是軍人,不問政治,但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哪裡有跟政治無關的軍事?政治上的失敗,必然帶來軍事上的挫敗,以及影響力的喪失。吳佩孚在政治上的短視、天真與固執,使他在軍事上的勝利只能耀彩於一時,而無法收成於久遠。

吳佩孚的第二個災星是馮玉祥。吳佩孚向來將馮玉祥視為心腹,殊不知馮玉祥因個人野心未得滿足,早有了叛逆之心,暗中與南方國民黨和北方張作霖有了來往。第二次直奉戰爭開戰時,身為負責熱河方面軍事的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臨陣倒戈,回師北京,推翻政府,軟禁曹錕。吳佩孚連夜乘火車疾馳七百里回到天津,發現局面已不可收拾。腹背受敵的直系軍隊全面潰敗,吳甚至在整個北方都無立錐之地。

在此危急關頭,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吉田茂出面調停,希望吳佩孚擁戴段祺瑞出山收拾殘局,直系尚能保存部分實力。但吳堅持認為,中國有“千古不磨之成文憲章”,即“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之八德”。世人認為中國共和政體成立之後君臣之義已滅,但吳認為可用長幼之序代君臣之義,他不願因“結段以背曹”而失“大義名份”。他最後的回答是:“蓋中國之興微,繫於大道之消長;我面臨國家興亡之邊緣,獨欲紹述斯道而無返顧。至關於個人之成敗,本不在念中。此爲我不能擅背曹而結段之原因,故寧爲玉碎而不望瓦全也。”[20]他不願犧牲原則而保持實力,直系在北方的力量就此瓦解。

吳佩孚擇善固執,馮玉祥有奶便是娘。北洋政府的終結者不是蔣介石,而是馮玉祥。若非馮玉祥發動北京事變,致使吳佩孚及直系中央覆滅,然後奉軍入關,政局敗壞,豈會有兩年後的黨軍北伐?

馮玉祥發動北京事變,有如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乃是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之兩大劫難。

此役,吳佩孚苦心訓練的精銳之師一日盡墨。此後,在漢口查家墩復出,已是迴光返照、外強中乾。

此役,北洋政府名存實亡,隨後的段祺瑞之執政府和張作霖之大元帥府,已不能承續中華民國之法統,國會已被解散,段、張二人臉皮再厚,亦不敢自命為“總統”。北洋政府所凝聚的最後一點民心被耗盡了:

 

四年之間,三次大戰,至是而北方之局面,既每況愈下;北洋之系統,亦淩亂不堪。蓋任何一種勢力之養成,其初基之草創,幼弱之滋長,壯盛之勃興,乃至全局之底定,每歷數十年之艱辛,與儻來之際遇,締造之而不足;偶一失當,則一朝破敗之而有餘,及已至是,而再言恢復,便覺難若登天。[21]

 

兩線作戰,無力回天

 

第二次直奉戰爭慘敗之後,吳佩孚四海為家,輾轉投奔,世態炎涼,點滴心頭。一九二五年,張作霖、馮玉祥關係破裂,段祺瑞執政府行將就木。吳佩孚趁機組成“十四省討賊聯軍”,就任總司令,誓言“救國鋤奸”。

在吳佩孚、張作霖夾擊之下的馮玉祥,宣佈下野出洋,以保存國民軍之實力。段祺瑞倒向奉軍,佔據北京的馮玉祥部下鹿鐘麟、張之江包圍段祺瑞執政府,迫使段祺瑞遁入東交民巷。國民軍恢復曹錕的自由,邀請吳佩孚入京主持一切,並在電文中表示,“此後動定進止,惟玉帥馬首是瞻”。吳對馮玉祥及其國民軍恨之入骨,不願寬恕叛將,在電文上批復:“全體繳械。”同時命令手下幾路大軍快馬加鞭北進。國民軍遂向西北退卻,扼守南口,以逸待勞。

一九二六年六月底,吳佩孚到北京與張作霖會面,獲得統帥各派系軍隊討馮的指揮權,親赴南口督戰。然而,此一時,彼一時也,他手下的軍隊各懷異心,且遇到國民軍勁旅劉汝明部,致使南口久攻不下。

與此同時,南方局勢丕變,國民革命軍在唐生智的幫助下,進軍湖南,連克湘鄉、湘潭、寧鄉、益陽、長沙,收湖南於囊中。南方告急電報,如雪片般飛來。吳佩孚咬緊牙關說:“南口一日不克,本總司令一日不能南下。”[22]此舉乃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南口並非戰略要地,攻下南口並不能殲滅馮玉祥的國民軍。若早日率主力南下拯救兩湖,或許可以翻轉南方糜爛之戰局。吳逞才使气,非得等到八月十四日大軍攻克南口、鎮遠、青龍橋,才意得志滿地南下。然而,此時北伐軍聲勢已壯,吳佩孚率領的疲憊官兵,難以再打一場硬仗了。

湖南一省的戰局,牽一髮動全身,爲吳佩孚始料未及。有史家指出,吳佩孚以善戰馳名全國,實則有勇無謀,顧前而不顧後,顧左不顧右,二次直奉之役失敗即由於此。一九一四年,德皇威廉二世以絕世梟雄犯了東西兩面作戰的錯誤,最終一敗塗地,此例婦孺皆知,而吳悍然有所不顧。這一次,他既要北上與國民軍為敵,又不惜挑起湘省戰禍——只是爲了支持對其有恩卻被唐生智驅逐的趙恒惕,吳對趙確實有情有義,爲朋友兩肋插刀,卻讓自己手中捧了一包炭火。

清末以來,曾國藩在湖南招募湘軍鎮壓太平天國,湖南成為不可忽視的軍事大省。湖南問題是個不可觸碰的問題,袁世凱、段祺瑞全勝時期亦無力解決。吳佩孚過去明白這個道理,第一次屯兵衡陽不進,第二次淺嚐輒止,這次卻賭意氣。

唐生智派歐陽任赴武漢與吳佩孚疏通,請以岳州作為緩衝地帶。吳還是老脾氣,對着歐陽提筆寫了個“北”字,大聲說道:“我本來打算向北用兵。”接著,又寫了個“南”字,並且畫了個箭頭說:“現在要移師向南了。你叫他馬上退出長沙,一切還好商量。”[23]

唐生智也是一名梟雄,豈能不戰而降?唐聽聞吳要討伐他的消息時宣稱:“我本無名之輩,寧願以卵擊石,與吳一戰,無論勝敗,便可聲震群雄了。我也不入租界,我若戰敗,開槍自殺。”

此時,吳雖擁兵數十萬,但絕少嫡系部隊,東歪西倒的雜牌部隊,只知道吃飯領餉,不懂得衝鋒陷陣。吳明明無可用之兵,偏偏要一意孤行,橫挑強敵。[24]曾任吳部政務處長的白堅武評論說:“吳帥再起,治本未遑,治標又誤。其方略最為謬誤者,對唐生智用兵也。自古用兵,無兩方同時並進者。蓋既根本不能容馮而出於用兵,則在馮未敗之先,對唐不能部出於和緩。況唐逐趙後志在主持湘政,再次表示求盟,正應將計就計,緩唐對馮,何必自樹多敵,迫之鋌而走險,自招失敗?”[25]若吳佩孚與唐生智暫時結盟,唐生智不會引北伐軍入湘,黨軍自然不會倉促北伐,吳也就不止於陷入南北兩線作戰之窘境。

果然,既然吳佩孚要戰,唐生智便與北伐軍結為一體,就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兼中路前敵總指揮。湘省局部之爭使得黨軍北伐提前發動。唐與吳幾番惡戰而立於不敗之地,遂使豎子成名。直到一九三七年,日軍攻陷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作為守將的唐生智棄城逃亡,這個“佛教將軍”才露出其怯懦無能之本相。或許感念其襄助北伐的功勞,即便丟棄首都,蔣介石也沒有將唐生智像韓復渠那樣軍法審判、執行槍決。

吳佩孚匆匆南下,卻已無法救湖南了,只能力保湖北。除衛隊外,他所帶只不過一旅兵力。靳雲鶚部高汝桐師叛變,將其主力十幾萬人堵在武勝關外,遠水救不得近火。前線無可戰之兵,這才給革命軍以可乘之機,否則北伐不會如此輕易成功。另一方面,吳佩孚對已經獨樹一幟的孫傳芳頤指氣使,孫傳芳不願聽從其號令,拒絕出兵援助,吳遂陷入絕境。

國民黨黨史中大肆渲染的攻克武漢三鎮的戰役,其實規模並不大。汀泗橋之戰,吳方參加軍隊不過一旅,雙方總共參戰的軍隊加起來不過万人。相傳吳以大刀隊督陣,吳且手刃後退的軍官數十人,全系捏造。那時,東拼西湊的吳軍已不堪任戰,假如在二次直奉戰前,直系全盛時期,革命軍早就給吳打垮了。[26]時勢造英雄,英雄卻不能改變時勢。

 

忠於哪個民國:真民國已成過眼雲煙

 

失去湖北之後,吳佩孚率殘兵敗將退守鄭州與洛陽一線。他雖在洛陽練兵,但河南並非可安生之巢穴。他在無比風光之時,可任命十多個省的督軍,卻未能像閻錫山經營山西、張作霖經營東北、白崇禧和李宗仁經營廣西那樣,以一省或數省爲牢牢掌握之基地。他沒有充裕的時間從容佈局,更沒有在軍事之外管理行政和發展經濟的稟賦。

中原爲四戰之地,腹背受敵,難以安居。原先那些服服帖帖的小軍閥,個個覬覦這塊肥肉;不等南軍打過來,張作霖就已翻臉不認人,派奉軍以飛機大砲爲掩護搶渡黃河。若再不離開鄭州,就成瓮中之鱉。於是,吳佩孚從河南入鄂北,沿著隆中山與白河的荒僻小路前進,一路躲避南北敵軍、叛變部屬之圍追堵截:

 

所過之處多為人跡罕至的地方,攀藤附葛,有如登天。有時無路可走,須從這座山頭,翻到那座山頭。士兵們因路難走,又背着糧食,故一路走,一路向路邊丟擲彈藥。且風餐露宿,衣衫襤褸,真是被極艱辛。[27]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吳佩孚一行數千人終於進入四川境內。當時四川是劉湘、鄧錫侯、楊森、劉文輝、劉存厚、田頌堯六分天下,川東的楊森願意款待吳佩孚。楊森雖然接受國民革命軍的番號,但頗念舊情,“吳玉帥與我,有舊日袍澤關係,何能於其日暮途窮之時,不許其在青天白日之下,爲一含哺鼓腹之民”,遂向南京方面擔保接待吳佩孚“純出私誼,若有軌外行動,願向中央擔負完全責任”。[28]由此,吳佩孚在四川安居下來,先是住在白帝城,體制上仍維持元帥府,“不管誰到四川,就先看到飛揚的五色旗”。後因在白帝城惹人耳目,又移居更偏遠大竹。

吳佩孚一生忠於五色旗。對他來說,五色旗才是真民國,青天白日旗是另一個國家的標誌。革命前輩、國學大師、“中華民國”國號的發明者章太炎,也堅持此種國家認同。所以,章太炎才會不顧艱險,隻身來到吳佩孚的“討賊聯軍總司令部”就任“總參議”之職。

早在清末革命時,章太炎就與孫文一黨發生過尖銳衝突,對孫文獨裁專橫的個性洞察秋毫。二十年代初,孫文投靠蘇俄之後,章太炎批評說:“中山擴大民族主義,聯及赤俄,引為同族,斯固大謬。”孫文在北京去世後,章太炎寫了一副極不客氣、卻足以概括孫文之一生的輓聯:“举国尽苏俄,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

章太炎也最早揭露馮玉祥“與俄通款”,“叛國之罪既彰,外患之罪斯立”,“今馮玉祥之用俄國軍官,與李鴻章之用戈登無異”,兩者都“事同叛逆”。在章太炎看來,廣東的蔣介石、汪精衛“奉鮑羅廷以爲主”,也是“招致外患,爲罪至深”。[29]

一九二六年四月初,章太炎與一些士紳在上海成立“反赤救國大聯合”,任三理事之一。他發表通電說:“赤禍日熾,漢奸公行;以改革經濟爲虛名,而招致外患爲事實。不亟剪除,國將不國。”該聯盟“以反對赤化、保障國權、實行民治爲宗旨”,希望全國各界起來“共除國賊”。[30]在實際政治運作中,章太炎雖然強調“恢復法統”,也認可在沒有合法的中央政府時,只要大家都反赤,實行區域自治或許比有名無實的統一更有效率,今日大勢“宜分不宜合”,倒不如“廢置中央,暫各分立”。[31]控制東南諸省的孫傳芳和控制華中諸省的吳佩孚,都願意接受章太炎的政治觀點。

一九二六年八月,章太炎發表通電反對廣東的黨軍北伐:“借外兵以侵宗國者謂之叛,奉外國以為共產者謂之奴。”他直接點名批判蔣介石說:“詳其一生行事,倡義有功者,務於摧殘至盡;凡口言國家主義者,謂之反革命。是其所謂革命者,非革他人之命,而革中華民國之命者也。”[32]

章太炎雖是一介書生,對全國局勢的觀察和分析卻比“不知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吳佩孚更爲精闢,他力勸吳“將北事付之奉晉,而直軍南下以保江上”,並“與南省諸軍共同討伐……雖有小憤,待事定而後論之”。若是吳佩孚聽取章太炎的建議,重新部署軍事,早日率大軍南下,並與唐生智達成妥協,與孫傳芳結盟,北伐軍不可能一舉定三湘、克武漢。

北伐軍圍攻武漢之際,吳佩孚處境困難,無可用之兵;昔日爲吳佩孚下屬的孫傳芳早已羽翼豐滿,偏偏作壁上觀,不願加以援手。章太炎致信孫傳芳,警告說:“蔣中正竊據廣東,惟赤俄鮑羅廷之命是听;自署國民政府,則不冠中華之名;所用旗章,則不用國旗五色之式;昌言國民革命,須受第三國際指揮;察言觀實,叛國之事正彰。”章太炎警告說,若黨軍攻佔武昌,“則中央崩而四維解,長江上下,地將爲赤俄之領土,民將爲赤俄之順民”。他建議孫傳芳出兵援鄂,“國之廢興,在此舉也”。[33]可惜,孫傳芳與吳佩孚一樣,過於低估北伐軍的實力,且不明白唇亡齒寒的道理,大剌剌地坐山觀虎鬥。等到吳佩孚潰敗,北伐軍打到自家門口,才悔之晚矣。

一九二七年年末,吳佩孚和孫傳芳的大軍灰飛煙滅,章太炎仍不願屈從南京國民政府的統治。在這位比孫文更有資格號稱中華民國“國父”的革命前輩心目中,“旗幟”與“名節”是相通的。章太炎像明末的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三大家”那樣,即便被國民黨通緝、抄家,亦持守名節、拒奉新朝。[34]蔡元培請他到南京參與教育事務,張靜江請他爲其父寫墓表,他都拒絕了,“非尚意氣,蓋以爲拔五色旗,立青天白日旗,即是背叛中華民國。此而可為,當時何必反抗袁氏稱帝耶?”五色旗是章太炎不斷強調的中華民國的象徵,這一旗幟決定著後起政權之統治正當性的延續或中斷。一九二八年,北伐軍進入北京之際,章太炎仍堅信:“今之拔去五色旗,宣言以黨治國者,皆背叛民國之賊也。”[35]

南京政權改北京爲北平,改五色旗爲青天白日旗,改共和國爲黨國。自此以後,章太炎儼然以“民國遺老”自居,既然是“遺老”,在他心目中,“中華民國”已經滅亡了。

 

孔子與關羽,無法勝過二十世紀的新主義

 

與章太炎一樣,吳佩孚生命中最後的十年成了“民國遺民”。與妻妾成群的多數軍閥截然不同,吳氏與前後兩任夫人均相親相愛,雖膝下無子仍拒絕納妾,更沒有傳出風流韻事。

有一位金髮碧眼的德國小姐,視吳佩孚爲偶像,非要嫁給他。吳在對方寫來的綿綿情書上批了四個字:“老妻尚在。”可謂不解風情之至。吳對家人更是“絕情”,開府洛陽時,定下嚴格的規矩:“凡吳家近親,上至父輩,下至自己之後三代,即天、孚、道、運、隆五世,永不敘用。”

吳佩孚一生最崇拜關羽、岳飛、文天祥、戚繼光、史可法、彭玉霖等忠臣名將,自詡精忠報國,反抗異族侵略。他也推崇孔孟,又研究周易,著有《循分新書》、《明德講義》、《正一道銓》等探討傳統文化的著作。在民國的軍人中,吳是少有的儒將,難怪《劍橋中華民國史》稱之為“學者將軍”。

吳佩孚倡導“父老政治”、“恥道文化”,認為“民國成立首廢禮教”是大亂之源,禮教要保存的是傳統的道德、社會結構、中國的舊秩序。[36]他支持“五四”學生的愛國之舉,卻不能認同新文化運動倡導的新思想、新觀念。晚年他對學生演講說:“有兩件要緊的事情,就是‘廉恥’,‘廉’是不要錢,‘恥’是愛面子。哪一個要是不賺公家的錢,就是愛面子,不知廉恥的人,就是不愛面子。”可惜,三十年代的學生,對這一套道德教化了無興趣。

吳佩孚的失敗,既是軍事戰略的失敗,更是主義的失敗。吳氏受近代以來從甲午到“五四”的民族主義思想的衝擊,接受並堅持近代民族國家的價值。但民族國家的價值還需要與其他近代化的意識形態相結合,才能形成一整套政治經濟文化政策,如國民黨用“三民主義”包裝的威權主義,共產黨則高舉來自蘇俄的“共產主義”,以及胡適、雷震等知識階層所信奉的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

然而,除了民族主義之外,吳佩孚不願接受任何新思想、新觀念。蔣介石給胡適的輓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上半句,用到吳佩孚身上,倒恰如其分。吳佩孚基本的文化教育在清末就完成了,世界觀也奠定了。他無法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發掘從生機勃勃的部分來支撐其南征北戰的事業,更不可能吸納新的、更有力量的意識形態來對抗國民黨和共產黨,他的失敗早就註定。即便他打勝那場武漢保衛戰,也無法建立一個持久而穩定的政權。

吳佩孚的思想觀念,大概就是孔子加關羽,即文聖加武聖。他卻不知道,儒家文化所依托的社會結構(由皇帝、紳士和農民構成的“三元社會”)和生產方式(農耕文明)已經解體,無論他怎樣倡導儒家文化,如同刻舟求劍、緣木求魚,無法解決當下中國面臨的難題。吳的人格堪稱完美,卻不幸成為一個被時代潮流拋棄的悲劇人物,用汪崇屏的話來說就是:

 

吳的政治理想,可以說是維持中國舊傳統,仍要保持民為邦本、明君賢相那一套的政治道德標凖。他所言所行,幾乎都向這個方面努力。凡爲輿論所不容的,他就起而攻之,在他心目中這完全是弔民伐罪。他喜歡讀周易,尤慕內聖外王之道,總希望將中國治好,使中國富強。並且認為中國事應由中國自己來解決,堅決反對列強干涉或勾結外援。他仍保持了中國舊軍人完美的典型。[37]

 

晚年的吳佩孚手書一幅對聯,挂在廳堂中自我勉勵:“得意時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積金錢,飲酒賦詩,猶是書生本色;失敗後倔強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園抱瓮,真個是解甲歸田。”對聯中嵌入他標榜的“四不主義”。僅不入租界這一條,他就勝過國民黨和共產黨:國民黨和共產黨早期都在上海等地的租界內活動,享受租界給予的法律保護。孫文長期居住在租界,蔣介石在租界內舉行盛大的婚禮,共產黨中央則在租界內給各地黨部發號施令。對照之下,誰才是真正的愛國者呢?吳佩孚之表裡一致,連國共兩黨的元老都表示敬佩。國民黨元老吳稚暉說:“子玉先生的品格,不論你政見怎樣,都是應該表示欽佩的。”共產黨元老董必武說:“吳佩孚在失勢時還能自踐前言,這是許多人都稱道他的事實。”

一九三一年,吳佩孚從四川移居北平,他生命中最後的六年時間是在北京度過的。他是北方人,更喜歡回到北方生活,而當時北平在張學良的勢力範圍內,至少不是直接處於南京政府的控制下,他勉強可以接受這個現實。他看不慣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中的不抵抗政策,見面時對這個後輩出語嘲諷,以後張學良便躲着他了。

一九三七年,北平陷落,吳佩孚沒有南下避難。有人說是昔日曾背叛他的部將于學忠故意沒有通知他,其實是他自己覺得無處可走,且無走之必要。他雖然是一個“光桿大帥”,但有着最大的武器帶在身上,必要時也許用得著,這件武器就是一個“死”字。[38]

日本佔領軍希望吳佩孚出面在北方組織傀儡政府,與南方的汪精衛政府形成一文一武兩大系統。吳佩孚召開記者會,身穿中國傳統紳士的長袍馬褂,一字一句地聲明說:“惟有‘平’乃能‘和’,‘和’必基於‘平’。本人認為,中日和平,惟有三個先決條件:一,日本無條件自華北撤兵;二,中華民國應保持領土和主權之完整;三,日本應以重慶爲全面議和交涉對手。”說完之後,他厲聲命令秘書“斷乎不容更改”地將自己“最後的政治宣言”翻譯成日文,告訴日方。

日本人知道無法讓吳佩孚屈服,對他動了殺機。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底,吳佩孚吃飯時被一塊骨頭傷了牙齒,此後牙齒發炎,疼痛不已。一名德國醫生應邀前來診治,告知可以去受國際法保護的東交民巷內的德國醫院動手術,吳佩孚爲踐行“不入租界”(使館區亦形同租界)的諾言,婉拒之。

十二月四日,吳佩孚的老部下、已投靠日本人的前江蘇督軍齊燮元和一直尊吳爲老師的日本特務機關長川本大作少將,帶著日本軍醫處長石田和護士匆匆趕來。石田不顧吳夫人的反對,強行爲吳拔牙,結果割開吳的喉管。數小時後,吳佩孚蹊蹺死亡。中央社在香港發佈消息稱:“吳佩孚將軍之死,經過多方面調查,得悉並非因病致死,确係經威脅利誘,迫其發表新政權宣言,經吳拒絕,乘吳牙疾就醫致死。”[39]

吳佩孚晚年最大的心願是,等國事上軌道,便到峨眉山出家,爲昔日麾下戰死的官兵唸經超度。他的這個心願再也無法實現了。

吳佩孚早已爲自己寫好悼詞。他五十歲那年任直軍總司令,大敗奉軍,權傾朝野,望重中外。那時,他寫下躊躇滿志、目無餘子的《五十自壽》,此自壽詩亦可當作其一生之蓋棺論定:

 

歐亞風雲千萬變,英雄事業古今同。

花開上苑春三月,人在蓬萊第一峰。

 



[1] 章君穀《又談吳佩孚》,見蔡登山主編《北洋軍閥·潰敗滅亡》,(台北獨立作家,2014年),頁109

[2] 中州散人《吳佩孚憑通電成霸業經過》,見蔡登山主編《北洋軍閥·潰敗滅亡》,頁96-97

[3] 《吳師長佩孚通電》,《大公報》,1919611日。

[4] 李鵬程《吳佩孚評價之我見》,見《吳佩孚新論:吳佩孚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頁351

[5] 陳冠雄《奉直戰雲録》,(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151

[6] 章君穀《又談吳佩孚》,見蔡登山主編《北洋軍閥·潰敗滅亡》,頁110

[7] 焦菊隱《大風思猛士》,(北京群言出版社2015年),頁9-10

[8] 瀨江濁物《吳佩孚正傳》,(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149-150

[9] (美)西達·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國家與社會革命:對法國、俄國和中國的比較分析》,(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頁290

[10] 王聿均整理《汪崇屏先生口述歷史:我所知道的五四運動及吳佩孚一生成敗》,(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頁46

[11] 王聿均整理《汪崇屏先生口述歷史:我所知道的五四運動及吳佩孚一生成敗》,頁130-131

[12] 張一麐《直皖秘史》,(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55

[13] 《新民學會資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頁209

[14] 陳冠雄《奉直戰雲録》,頁137

[15] 射陵外史《北洋成敗縱橫談》,見蔡登山主編《北洋軍閥·潰敗滅亡》,頁371

[16] 章君穀《吳佩孚傳》,(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3年),頁445

[17] 王聿均整理《汪崇屏先生口述歷史:我所知道的五四運動及吳佩孚一生成敗》,頁76

[18] 王聿均整理《汪崇屏先生口述歷史:我所知道的五四運動及吳佩孚一生成敗》,頁129

[19]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頁575-576

[20] 老隨員《馮玉祥抽後腿·吳佩孚摔得慘》,見蔡登山主編《北洋軍閥·潰敗滅亡》,頁72-73

[21] 射陵外史《北洋成敗縱橫談》,見蔡登山主編《北洋軍閥·潰敗滅亡》,頁367

[22] 章君穀《吳佩孚傳》,頁594

[23] 焦菊隱《大風思猛士》,頁153

[24] 焦菊隱《大風思猛士》,頁154

[25] 白堅武《白堅武日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頁501-502

[26] 王聿均整理《汪崇屏先生口述歷史:我所知道的五四運動及吳佩孚一生成敗》,頁71-72

[27] 王聿均整理《汪崇屏先生口述歷史:我所知道的五四運動及吳佩孚一生成敗》,頁85

[28] 楊森《吳玉帥遊川》,見蔡登山主編《北洋軍閥·潰敗滅亡》,頁130

[29]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下),(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836-837

[30]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下),頁855

[31] 羅志田《中外矛盾與國內鬥爭:北伐前後章太炎的“反赤”活動與言論》,見羅志田《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頁257

[32] 《章炳麟通電》,《申報》,1926815日。

[33] 章太炎致孫傳芳電,《晨報》,1926910日。

[34] 192754日,國民黨控制的“各團體”紀念五四,通過決議,其中之一是請國民政府通緝“學閥”,指定爲章太炎、張君勱、黃炎培、劉海粟、張東蓀等人。616日,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臨時執行委員會,又以“通緝學閥事呈中央”,第一名“著名學閥”仍是章太炎。該公文聲稱,章太炎等人“不知斂跡,且活動甚力,顯系意圖乘機反動,殊屬藐視法紀”,所以要“儆反動而申黨紀”。然而,章太炎並非國民黨黨員,黨紀跟他有何關係?這種以“反動”爲名打擊異己的做法,是二十世紀專制主義鉗制言論自由的新花招。見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下),頁888

[35] 章太炎致李根源書,1928527日,載《近代史資料》,總36號,頁153

[36] 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頁164

[37] 王聿均整理《汪崇屏先生口述歷史:我所知道的五四運動及吳佩孚一生成敗》,頁137

[38] 焦菊隱《大風思猛士》,頁210

[39] 章君穀《吳佩孚傳》,頁658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Monday, April 10, 2017
关键词: 吳佩孚
专栏作家: 余杰 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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