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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师与她的农村亲人
作者:朱诗琦

 

huang1                                                                                                   黄灯 2016年于人大访学

黄灯以揭示农村困境而成名。2016年春节期间,她所写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引爆舆论。那篇文章以农村儿媳的视角,近乎惨烈地呈现了一个农村家庭严酷的生存境况。

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常感到为难,乡村虽负载着旧日的美好回忆,现实的重重困境却令人生畏。黄灯也常觉无能为力。

在新书《大地上的亲人》里,黄灯写了三个村庄里的亲人的经历,大抵是他们如何远离传统的乡村生活、如何在城市中谋求生存的故事。写书有明确的诉求,黄灯说:“我要以亲人的个案告诉大家真相,那些在城里面的农村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出身农村的知识分子的情理困境——但知识界也让她失望。她期待中的知识分子应是关切社会、有所担当的群体,但她发觉自己身处一个封闭的圈子,“大部分人为了个人的一些东西奋斗。”

去年春节,黄灯回农村老家时,三个堂弟凑过来,说:“灯哥,你把姐夫家的事写出来了,那我们的事你也可以写写。”

当地方言中没有“姐姐”的称谓,“灯哥”即是灯姐。堂弟们乐意提供自己在广州打工的经历,因为文字在亲人眼里很神圣。

另一位表弟的状况则让黄灯有些拿不准。他吸过毒,坐过几次牢,好不容易跟家里人修复好关系。她试探地问:“把你吸毒的经历写进去,没关系吗?”

“写也没关系。”表弟信任她,坦然讲出当年为赚取毒资而抢包的种种细节,甚至拿出好些从狱中写给妻子的信件。

在新书《大地上的亲人》里,黄灯写了三个村庄里的亲人的经历:她作为外省女子嫁入的湖北村庄丰三村、她出生的湖南村庄凤形村,以及外公外婆生活的隘口村。他们共同的身份是农民。农村留不住人,这些亲人的经历,大抵是他们如何远离传统的乡村生活、如何在城市中谋求生存的故事。写书有明确的诉求,黄灯说:“我要以亲人的个案告诉大家真相,那些在城里面的农村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她正是以揭示农村困境而成名。2016年春节期间,黄灯所写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引爆舆论。那篇文章以农村儿媳的视角,近乎惨烈地呈现了一个农村家庭严酷的生存境况:姐夫因工程欠款而破产,哥嫂打工十多年的报酬也因此无法收回,婆婆去世,妹妹出家,丈夫虽然通过读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但作为大学教师的他却无力解决亲人的苦难。

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常感到为难,乡村虽负载着旧日的美好回忆,现实的重重困境却令人生畏。黄灯也常觉无能为力。她在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任教,说话时还带着汨罗农村老家的乡音。“他们过得太艰难了,”黄灯为这种无声的悲剧感到不平,“去世以后就像一阵风一样,不会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任何踪迹。”

困惑

1999年,黄灯就读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那年全国研究生录取人数不到8万,而她报考的中文系仅21个名额。学校里弥漫着精英意识,也有些远离现实的轻松。她印象很深,同窗们成天谈论出国、考GRE或者男朋友。

知识界让她失望。她期待中的知识分子应是关切社会、有所担当的群体,但她发觉自己身处一个封闭的圈子,“大部分人为了个人的一些东西奋斗。”

huang2                                                                                              2006年黄灯与爸爸妈妈在村口

那一年是黄灯思考的起点。她后来对农民亲人的关切、底层立场的坚定,源于对知识界的失望。“我一直觉得学术应该解决很多现实问题。读书并不完全是为了改变命运。”黄灯说,如果是为了好的出路,她不会继续读博,而是在硕士毕业时工作。

2012年,已为大学教师的黄灯在文学刊物《天涯》上发表了《知识界的底线何在》一文,批判知识分子丧失学术的良知,放弃对知识和真理的探索,而热衷于交易和利益,为拿课题、发论文卖力奔走。其结果是,知识生产成了概念的空转,与真实的日常生活和生命体验不再发生联系。

她知道另一种生活。与学院派知识分子不同,1995年,黄灯从湖南一所大专院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岳阳一家苎麻纺织印染厂工作。

工厂的生活让她见识了人生的残酷一面。1997年,国企改革,要求干部到基层当工人,她从机关文秘调到车间做挡车工。在短纺车间,她学会了梳棉和并条两个工种,每天8个小时工作,三班倒。车间的师傅很同情她,近视眼本不适合在一线做工人,她操作的梳棉机曾经吞掉一个女孩子的手。在工人们看来,在国企上班意味着一辈子衣食无忧,工资不高福利不少。但变故接着发生,1998年,受香港金融危机影响,工厂效益变差,连体力活也没得做。

下岗那一年,黄灯24岁。她切身体验了什么叫作“社会转型的剧烈变动”、什么叫作“改革阵痛”。那意味着每个月不到80元的工资,一个大学毕业生突然无法保障自己的基本生活,也意味着同车间的工人师傅们养不起家了。她耳闻目睹了国企改制下的种种惨剧,她要再一次靠考学改变命运。

一年后她如愿读研。进入学院系统后,黄灯发觉,过去的生活都消失了。轻松体面的校园生活常让她有不真实感,上一刻还灰头土脸地在工厂,为总也弄不好的滚轴而苦恼,转眼她已经坐在图书馆,读书、写作、听音乐,那些不堪的过往似乎从未发生。

“那些从来没有工作过的孩子,他们就是天真很多。” 黄灯说。那时,她在校园里显得愤世嫉俗,看不惯有学生为了奖学金评比而背后告密,也不能心平气和地对待学术。讨论课上,她常常选择启蒙话题,“理论功底很差地大放厥词。”她不能接受大学同学的自命不凡,“好像其他人的生活跟他们没什么关系。”导师曾数次提醒:你的心境不够平和。

黄灯没有告诉导师她的下岗经历,除了舍友,同学也不知道她经历了什么。那时,她觉得这种经历上不得台面。读研前她的学历是大专自考本科,这也让她在那些本部研究生的优越感中选择沉默。

虚伪的东西

2002年中秋节傍晚,堂弟黄职培敲开了黄灯宿舍的门。他拎来一盒精装月饼和一箱国产牛奶,要看看这位数年未见的姐姐。

“你第一次在广州过节,一个人太冷清。”堂弟放下礼物,没有接受与黄灯一起去食堂吃晚饭的邀请便匆匆赶回工地。

黄灯在中山大学读博士。而堂弟初中未毕业便南下广州打工,离乡时不满14岁。姐弟俩虽有血缘关系,人生际遇却大相径庭。异乡重逢,黄灯看到,眼前的堂弟“尽管有一张年轻的脸孔,终究难掩农民阶层的气质”。

早年在武汉读书时,黄灯就知道湖南老家有好些亲人在广州打工。她还听说,他们当中有人赌博,甚至吸毒,听起来就像“另一个世界的人”,这些人不能惹。

“有些吸毒的人知道你住哪,可能会为了毒资找你。即便亲戚不来,他的朋友也可能来找我。”黄灯说起她那时的心思。弟弟过节时主动来访,让她忽然羞愧,好像身上虚伪的东西被揭开了。

堂弟的来访成为她重建与亲人联系的起点,也是新书写作的起点。她很震撼,这个印象中一直很可怜、没得到什么爱的弟弟,“依然懂得去关心亲人,依然保存了悲悯和爱的能力”。在书的序言中,她自我反思道:“这些基本的情感,恰恰在我多年的求学生涯中,被日渐生硬、冰冷的知识稀释。反观自己的生存,我发现知识的获取,不过让我冠冕堂皇地获得一种情感日渐冷漠的借口,进而在规整、光鲜、衣食无忧的未来图景中,悄然放弃了对另一个群体的注视。”

每逢传统节日,黄灯跟着堂弟,一次次穿过城中村的街道,见识了什么叫作“一线天”、“握手楼”、“蜗居”,见识了什么叫暗的生活。而在这些地方,黄灯通常是礼遇的对象,接受同乡们腊鱼腊肉的招待,去“改善生活”。她觉得自己有义务走进这个群体,看看他们怎么生活。

一位亲戚住在两平方米的房间里,没有窗户,用5瓦的灯泡,很得意:“用这种灯,电表根本不会转。”她奉行“赚不到钱就尽量不花钱”的生存原则,在阴暗、逼仄的出租屋里一住十几年,一心为了凑齐给孩子读书的学费。而堂弟,在母亲早逝、父亲不顾家的家庭长大,初中没毕业就到了广州,靠打零工混饭吃,15岁时因没办暂住证还被关过收容所。

她有一个表弟,有段时间经常吸毒。他父亲主动举报,因为被公安局抓走还可以保住一条命。家里人见他屡教不改,说“不戒毒就拿瓶农药算了”。但他也有豪爽、富人情味的一面。黄灯在老家休产假那年,表弟送来三百元,他每月靠给人打工挣八百,那三百块皱巴巴的,五十块、十块、五块凑在一起。

2006年,博士毕业后,黄灯访谈了一批在广州、东莞打工的亲人,打算写一本书作为记录。他们将家乡的人际模式复制到了南方,在异乡讲着家乡土话、吃着过年带来的腊味、打着家乡的麻将和扑克、开着家乡的玩笑,这些都让黄灯感到亲切。但另一方面,打工的艰难和无奈又刺痛了作为旁观者的黄灯。她说,那时她看待广州的“脏乱差”问题都有了新的视角,一想到自己的亲人也是其中一份子,那些腌臜似乎也变得可以容忍。


                                                                                       2006年黄灯春节回家全家福

黄灯的专业是现当代文学。2003年,她尝试写一本书,发现大学读书的日子几乎是空白,太轻了,反倒是工厂生活的经验不断涌入,“让我明白了什么样的生活在我生命中是最重要的。”

在2003年,她确立了自己的底层立场,以及对学院派的反思。下岗经历不再让她羞愧,她主动去接近打工的亲人们。“所有的转变都涉及到我对精英的认识。”黄灯说,“以前对精英有价值观上的认同,现在他没有精神上的高贵性,更多是利益的追逐。既然这个群体的神圣感消失了,那我也可以坦然面对我自己了。”

亲人

新书完稿后,黄灯的丈夫杨胜刚看了后两章,内容是妻子家的两个村庄,而第一章里写的自家亲戚,杨胜刚却跳了过去,他甚至没怎么看“乡村图景”一文。

“不想看。”少言寡语的杨胜刚简短解释道,他不愿意回顾家里的痛苦。作为家中惟一靠读书改变命运的人,杨胜刚却不能改变农村亲人在底层挣扎的命运。他热爱文学,与黄灯是同样的专业。教书这份职业给了他不少乐趣,但他毕竟是举家族之力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母亲在世时常常念叨,要是他做大官就好了。黄灯说,丈夫觉得喜欢文学是对家庭的犯罪。

“很多人没走出来,我觉得我丈夫都有一点天然的自卑感。”黄灯说。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常在城市与农村两个身份之间纠结。这种纠结弥漫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黄灯在书中写道:“他(丈夫)愈是沉默,我就愈能感受到过去家庭施加给他的痛苦和压抑的深重。……他的原生家庭就像一个长长的阴影,只要还有家庭成员处于不幸和痛苦中,逃脱的个体就不可能坦然享受生活本该具有的轻松、愉悦。”

2004年,因为一篇《今夜我回到工厂》,黄灯与同在中山大学读博的杨胜刚相识。黄灯在文章里叙述了几位国营工厂师傅下岗后的艰难处境。杨胜刚被其中的真实性打动,“从没见身边的人写过这些。”他给黄灯写邮件,讲起农民的苦难:“极度的贫困使他们只能紧贴着地面卑微地生活。”

2005年,黄灯第一次去杨家,印象最深的是家里房子建起来十多年,但二楼根本没装修,裸露的钢筋和预制板让她想起小时候见到的穷人家。“十几年前,男方是博士,就是比较精英的人才,不会把经济状况作为考量条件,那时房价也便宜,没有‘凤凰男’这种说法。”黄灯说。她从小对物质的贫乏没有什么感知,2007年两人结婚,家里的事情越来越多,她才体会到丈夫当年邮件中所说的农民的苦难。

在丈夫杨胜刚的家族,由于家中境况稍好的妹妹出家、四姐夫破产,无人分担重任,杨胜刚和黄灯夫妇成了惟一的资源索取对象。黄灯曾跟老公抱怨,大哥、大嫂太不努力,“我娘家亲戚也在广州打工,每个月也可以挣两三千。”但她了解之后就释然了,哥哥待在农村几乎没法挣钱,棉花一块多一斤,菜籽油十几块一斤,而外出打工十多年,薪水却因工程款拖欠而收不回来。他们每年两万元左右的资助,是大哥一家的活命钱。

“很多农村家庭兄妹中只有一个考出来,大部分都比较弱,说实话大部分人都会帮。”黄灯说,她能理解这种关系,因为父母一直在帮助大家庭里的其他成员。

“这种关系不对等,但是你要知道,你现在的付出是因为他们以前对你付出了,其实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回报他们当年的付出,比如当年没让我老公辍学。”她说。她只希望亲戚能体谅自家难处,有时候也会想丈夫为什么没学理工科。

哥哥嫂子有时会对她说,“你孩子小,我们家没帮你们带过孩子”,或者“你们在城里买房,也没钱付首付”。黄灯觉得他们是明白人,并不认为别人的周济理所当然。春节回乡,哥哥、嫂子早早等在村口,接他们回家,那个时候,黄灯说,天然的亲情还是会给你安慰。亲人之间要讲情感,而不要那么讲道理,这是父母那边的大家庭教会她的东西。

黄灯初到广州的那段时间,曾刻意回避农村亲戚,担心自己成为他们索取的对象。博士毕业后,受够了搬家的折腾,黄灯决定在广州买房,首付二十多万,她手头只有五千块。

她向身边的同事朋友借钱,结果却让她失望。有朋友很爽快,但也有关系很好的朋友,表现得十分警惕,找借口拒绝,“恰好这段时间没钱。”“像我这种人,一般是觉得别人会借,我才会开口。”黄灯说。

倒是农村亲戚们二话不说地帮了忙。在广州打工的亲人借了钱,甚至丈夫家那位有六个孩子的大姐,也借给他们一万块。大家庭的互助力量很大,聚少成多,加之同学、老师的帮助,凑齐了首付。这件事让她知道了“朋友还是和亲人不一样”。

学者梁鸿有本《中国在梁庄》,写的是农村现状。黄灯觉得梁鸿比她冷静,梁鸿有一个村庄的意象,而在她这里,核心是人。她从亲人的角度切入农村困境,挑选了老中青不同时代的亲人的经历,以反映转型期的中国农民的遭遇。“我的亲人是最普通的亲人,他们是没有任何特殊性的,他们的命运也是最普通的农民的命运。”黄灯说,她相信这种最普通的东西会有代表性。

在黄灯的童年记忆里,乡村是美好的,然而,对身为留守儿童的侄子侄女而言,他们回忆自己的童年会是什么感觉呢?他们没有写作能力去表达自己的痛苦,但黄灯有。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 原载: 《南方人物周刊》
本站刊登日期: Monday, May 8, 2017
关键词: 中国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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