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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新华社内参:延安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
作者:傅上伦、胡国华、冯东书、戴国强

[1980年3月,北国大地春意萌发、冰雪消融。四位新华社记者奔赴西北,开始了为期近半年的黄土高原农村调查。他们写下大量的“内参报道”,供中央最高决策层参考。这里,是其中的一部分。]

走到上一层的窑洞里,只见一个干瘦如柴的老头,缩着脖子斜靠在炕壁上。老雷说,他就是高文秀老汉。我们打量了一下,炕上有一片烂毡,角上堆着两条破被。

一个入党四十五年的老人,晚景如此凄凉,我们一时语塞鼻酸,说不出话来。

还是高老汉首先开口,问我们从何处来。一听说我们是北京新华社派来的记者,老泪就顺着脸上的皱纹淌下来,哽咽着说:好,好,难为你们还惦记着俺们……

在一阵沉默之后,我们问老人:这些年日子过得咋样?他无力地摇了摇头,一声长长的“唉——”停了一阵才说:“不瞒你同志,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去年还算好,一口人分了三百来斤粮,自留地上一人又弄来四五十斤,饿是饿不死了,比前些年吃树叶的日子好过些了。”

延安要饭的大大减少了

我们从太原西行到吕梁山区,再西渡黄河到陕北的府谷、神木、榆林,又沿咸榆公路南下延安,一路上逛街头、串饭店,讨饭的人比前几年少多了——一般县城里都只有一两个、两三个要饭的。其中延安的变化,尤为引人注目。

1974年夏天,我们曾经访问过延安。

当时,延安街头讨饭人数之多、情景之惨,给我们留下了痛心彻骨的印象。记得那次我们在东关附近的一家食堂观察了半小时,就看到十七个讨饭的。在另一家食堂门口,坐着一个瞎眼老汉,手里端着一只饭碗,不住有气无力地哀告,“行行好吧,行行好吧”。这个老汉名叫刘玉发,是姚店公社纸坊生产队的人,已经七十五岁了。年前队里照顾他一百五十斤原粮,早已吃完,只好流落在街头。三伏天,他下身还穿着去年冬季国家救济的一条旧黄军棉裤。

紧挨着老汉还坐着一位双手残废的中年人,听刘老汉向我们诉说苦情,同病相怜,两眼珠泪滚滚。

这些人白天沿街乞讨,晚上就露宿在街道两旁的屋檐下。一天夜间,我们到清凉山上原延安解放日报社门口转了一趟,只见大门两侧的人行道上,横七竖八地睡着五十多个要饭的人。幸而时届盛夏,要在严冬那该是何等的悲惨!

可是,沿街乞讨、露宿街头也不是可以“自由自在”的。延安是革命圣地,来此观瞻的外宾很多,每逢外宾到来之前,公安人员都要一齐出动,将流落街头的讨饭人集中到宝塔山下的收容所里,再遣返回去。

为了防止讨饭人逃跑,每次遣返都包的是轿车。可是,一到中途休息或吃饭,车刚一停,年轻人和大一点的孩子便纷纷从窗口钻出逃跑了,以至遣返的汽车还没有回来,这些人已经再次在延安街头出现了。有的人还跟公安人员顶嘴,毛主席、共产党哪一条政策规定不准要饭,没有粮吃就该在家里等着饿死吗?公安人员无言可答。

要饭的人遣返不完,是因为农村实在没有粮了。据地委的同志讲,当时延安地区有三分之一农民吃糠,还有一部分农民连糠也吃不上了。各县粮食加工厂的麸皮、谷壳大部分返销了回去。粮食部门还作了临时规定:一斤粮可以换麸皮一斤半,或玉米皮五斤,或高粱皮五斤,或谷皮六斤。有些社员拿国家的返销粮去换一部分麸皮和谷皮,但这也并不能敞开换,要走后门才行。什么门路也没有的农民,在吃光了糠菜之后,就只得外出流浪了。

这一次,我们再访延安,情况大为好转。6月13日下午,我们在延安街头串了八家饭店和十几个饭摊,一共只遇到八个要饭的。

在宝塔山下的收容所里,所长高正谦告诉我们,粉碎“四人帮”以来,收容人数与年俱减:1977年1至4月,收容了四千五百一十九人次;1978年同期收容了三千六百零九人次;去年同期减少到二千七百三十八人次;今年同期又减少到二百二十多人次。

收容人数的急剧下降,表明陕北的农民已经从贫困饥饿的“深沟”里,开始往上爬了。

延安要饭的大大减少了的消息传到北京,人人皆感兴奋。作为时代脚印的记录者,我们的心情更是抑制不住的激动。然而,激动之余,心里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十一个年头,我们还要把要饭人数的多寡当做一把尺子,去衡量农村形势的好坏,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标准呵!

“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

我们在延安访问期间,地委正在开北部七县县委书记会议,研究如何加快改变穷社面貌问题。

这里普遍都穷,为何又单独提出“穷社”问题?经过介绍才知道,1979年全地区人均收入在四十元以下、人均口粮在三百斤以下的队,百分之九十左右集中在北部的七个县。在这七个县的一百零四个公社中,又有三十六个公社从合作化以来基本没有过过好日子,在饥寒交迫中挣扎了二十来年。

那些地方到底穷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决定挑几个看一看。

第一个目标是安塞县的王家湾公社。之所以选中它,是因为这个公社的所在地——王家湾大队,曾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在1947年率领“昆仑纵队”(中央机关的代号)转战陕北途中,除米脂县杨家沟外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从4月13日到6月9日,一共住了五十八天。

我们从延安驱车出发,沿着延河旁的公路北行不到一小时,就到了安塞县城真武洞。由此往北,延河河谷渐渐狭窄起来,两旁悬崖壁立,公路就在悬崖的半腰中盘来盘去。约摸又过了一小时,汽车顺着延河的一条支流往右手一拐,迎面就是一座巍然耸立的高山。当汽车吃力地从沟底爬上山顶时,放眼望去,只见万千群山,一座挨一座,无穷无尽,恰似层层叠叠的浪涛。

司机同志说,这就是当年刘志丹、谢子长带领农民“闹红”的横山。

在群山的峰巅上千旋百转了两个小时,终于到了王家湾。

从红石山头往下眺望,只见三座山峰脚下夹着一块几亩地大小的谷地。一条小河从谷地中间穿过,河岸两边,各有几排瓦房,围墙雪白耀眼——这是新盖的公社粮库和公社机关。公社背后的山坡上,错错落落现出上下几层窑洞。粗粗一看,王家湾不失为一个秀丽的山村。

然而,听了公社副书记雷步升的介绍,我们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在毛主席离开这里三十三年后的今天,这里竟然是这样的贫困:1979年,全社五千一百八十九人,平均每人只从集体分到口粮三百一十五斤,收入三十二元六角九分,人均现金才一元六角一分。

午后1点,正是社员吃晌午饭的时候,我们去拜访了当年接待过毛主席的王家湾行政村代表主任、现任公社党委委员高文秀。

这位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如今已经七十二岁,老伴已去世,全家现有十一口,分了两家。

我们先看了看他儿子住的窑洞,大小几口正在吃饭,不同年龄的人饭都不一样:最小的吃面疙瘩汤,大一点的吃“渣渣饭”(一种把高粱连皮和苦菜一起煮成的又苦又涩的饭),大人吃糠拌苦菜。窑洞里除了一盘炕,一个锅台,几只缸罐外,空空荡荡。揭开缸盖一看,大部空空,只有一只缸里还有一点高粱,锅台上还剩半盆面。

走到上一层的窑洞里,只见一个干瘦如柴的老头,缩着脖子斜靠在炕壁上。老雷说,他就是高文秀老汉。我们打量了一下,炕上有一片烂毡,角上堆着两条破被。

一个入党四十五年的老人,晚景如此凄凉,我们一时语塞鼻酸,说不出话来。

还是高老汉首先开口,问我们从何处来。一听说我们是北京新华社派来的记者,老泪就顺着脸上的皱纹淌下来,哽咽着说:好,好,难为你们还惦记着俺们……

在一阵沉默之后,我们问老人:这些年日子过得咋样?他无力地摇了摇头,一声长长的“唉——”停了一阵才说:“不瞒你同志,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去年还算好,一口人分了三百来斤粮,自留地上一人又弄来四五十斤,饿是饿不死了,比前些年吃树叶的日子好过些了。”

说到这里,老汉又痛苦得说不出话来。

寒冬已经过去了

为了不再刺激卧病的高老汉,我们赶紧改变话题,问起当年毛主席来到王家湾的情景。这一问,老人忽然张大了模糊的泪眼,闪出了感奋的神色,说:“那时候好啊,比现在好多啦。”

“1947年4月13日后晌,来了一支俺们的部队,大约三百来人。俺那会当代表主任,有几个军人就来找俺,说部队要在这里住几天,看看有啥困难?俺说吃的粮没麻达(不缺的意思),酸菜也有,就是你们牲口多,草料怕供不上。一位被大家叫罗大队长(后来才知道他是罗青长同志)的说:只要有米有菜就行,柴草我们自己解决。后来,部队一住住了五十八天。头二十多天,部队就吃自己带来的一点米和俺们筹的粮,等到5月初蟠龙镇打下了,大部队才送来了洋面。那会子王家湾村十七户人家,一百多口人,能容下这么多人吃饭,你们想,要是俺们没有余粮咋能成?就说俺家,那会八口人,在村里是穷户,一年也要打十四五石粮,洋芋还不算在内,腌的酸菜,晒的干瓜片、干红豆角也吃不完。

王家湾公社的东邻,就是烈士谢子长的家乡——子长县李家岔公社。

我们看望了社员薛登恩家。进窑一看,炕上没有毡,也没有褥子,只有一张破破烂烂的炕席。赶来看热闹的一位社员有意点穿:“别看这张席这样烂,连这还是别人借给他的呢!”炕上堆着三四床油腻腻的像破鱼网似的烂被子——它们也是前些年国家救济的。灶台上有大小两口锅,其中有一口煮着麻胡胡的东西。我们信口而出:“是喂猪的?”陪同来的生产队长忙说:“哎,这是他家的饭哩。”

在这破窑洞里,唯一像样的是一件晾着的粉红色布衬衣。队长又特为作了说明:“这件衣服是他十八岁的闺女偷空刨中药,得了三块钱,才买来的。这么大的闺女,没有一件衣裳咋出门呢!”

—— 原载: CND
本站刊登日期: Thursday, May 18, 2017
关键词: 内参 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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