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litic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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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中国
台海两岸
百年前中國的議會政治在這裏起步
—— 参觀廣東省咨議局舊址有感
作者:李大立
 
 
 
 2011年對全體中國人都是一個很特別、很有意義的年份,因為一百年前的1911年發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續三百多年的滿清異族统治,同時一舉結朿了中國二千多年封建制度,正如李鴻章所說「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龐大的中華帝國第一次走到了歷史抉擇的十字路口,第一次面臨「中國向何處去?」的嚴峻抉擇。這就意味着,也是第一次迎來了走西方憲政民主議會政治,和世界民主潮流接軌,從而振興中華,國富民強的大好機會,可是萬分可惜啊,雖然有幸成立了亚洲第一個共和國,可是這棵共和幼苗始終未能得到應有的愛護和培育,反而受到各種打着「革命」旗號的封建勢力的摧殘,未能如其他民主國家一樣茁壯成長,以至早早夭折了。漫長的一百年來,中國經歷了帝制复辟和反复辟、軍閥混戰、外敵入侵、國共內戰,共產革命、社會主義大試驗、「改革開放」……始終未能掙脫獨裁專制社會的桎梏,十幾億大陸同胞至今仍然活在獨裁專制统治之下。

故此,2011年海峽两岸三地、全球的華人同胞無不懷着既莊重又無限痛惜的心情以各種方式紀念着這塲一百年前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社會的大變動。筆者作為一個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會員,一個居港的自由撰稿人,也受邀参加了香港自由社團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籌備工作和各項紀念活動,在香港得政府資助以「紀念辛亥革命暨中華民國一百周年」的名義出版了一本回憶性新作《往事如煙》同時在香港及海外媒體上發表了幾篇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文章,不想引起了「廣州革命歷史博物館」研究人員王國舉先生的注意,幾經周折聯絡上我,要求提供先祖父容伯挺的個人資料及遺物,并邀請去廣州参觀該搏物館特辦之「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文物展覽」。於是筆者趁2012年春節回鄉探親之便聯絡上了王先生,王先生是中原河南省藉人士,在廣州讀大學畢業後留在廣州工作,對廣東作為辛亥革命的策源地深感興趣,有心盡畢生之力從事辛亥革命之歷史研究,他告訴我說,2011年逢辛亥百年,全國興起「民國熱」,因為廣東是辛亥革命重要策源地,留有許多歷史史蹟,引起了國人的巨大興趣,全國各地來廣東参觀訪問者眾。筆者作為一個盼望祖國民主化的中國人,同時也作為一個廣東人、祖輩曾參加這塲革命并為之献身的後輩,心中真感到莫大的榮幸和欣慰:我感覺到正如《上海灘》/(還是《黃飛鴻》)粵語插曲所唱:「昏睡百年,國人漸己醒……」。這意味着廣大民眾己經開始從六十年共產黨鋪天盖地的洗腦式紅色宣教中醒悟過來了,從只知有共產革命,不知辛亥革命,到摒棄共產專制向往辛亥革命所追求的民主共和,這是中國一個巨大的變化,民心所向的巨大轉變!但是,遺憾的是王先生告訴我,参觀訪問者大多趨向廣州郊區的黄埔軍校(「黃埔陸軍軍官學校」)舊址,平均每天湧進過萬人;而另一辛亥革命重要史蹟「廣東省咨議局」舊址(現「廣州革命歷史博物館」) 参觀者却寥寥。我猜想原因之一很可能是拜共產黨六十年紅色宣教所賜,國共两黨為數眾多的高級將領如林彪等都出自黄埔軍校、國民黨蔣介石和共產黨周恩來曾任校長和政治部主任,黄埔軍校在近代中國史上佔有重要的位置,共產黨無論怎樣敵視國民黨和蔣介石都繞不過黄埔軍校,故經歷了六十年中共迭次政治運動其舊址仍得以保留,國人慕名而來;原因之二則是筆者最擔心也最不願意見到的是否因為共產黨長期向民眾灌输的「槍桿子裏出政權」的崇尚武力的結果。

百年前之1905年,搖搖欲墜的清廷向全國人民宣布實行「預備立憲」。次年,頒布九年預備立憲詔——這成為中國政治變革的 開端——與此同時,模仿西方立憲制國家地方議會,開始在各省籌設咨議局。作為中國清政府為預備立憲而設立的地方咨議機關。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 10月19日上諭籌設。次年7月22日頒布咨議局章程及咨議局議員選舉章程後,各省著手選舉。
 
雖然這是數千年來一個瀕臨滅亡的外族政權在中國首次自上而下的學習西方國家議會政治的嘗試,但相對於一百年後執政六十多年空喊「民主」却連鄉村級的民主選舉和民意機構都沒有的中共現政權,無疑己是開放、進步多了。清末制定了關於省級議事機構咨議局的組織權限和活動原則的法規。該法規公布於光緒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1908年7月22日),共12章62條。詳細地規定了 咨議局的宗旨、選舉人與被選舉人的資格、咨議局的組織和職權。 以及規定各省督撫同咨議局的關系。

宣統元年(公元1909年),攝政王載灃(1883~1951)命各省根據《咨議局章程》設立咨議局。至1909年9月,全國除新疆外各省都設立了具有地方議會性質的咨議局。並於10月14日同時召開第一次常年會。1910年10月3日又召開第二次常年會。1909年2月,兩廣總督張人駿著手成立 廣東咨議局籌備處,他聘請鄧華熙、張振勛、丘逢甲等22人為“議紳”,又向留日學生金蒲崇、金蒲芬等人籌得資金,選址大東門外,興建廣東咨議局大樓。咨議局坐北朝南,正面開闊地帶有一石拱橋連接入口前草坪直達位於大東路(今中山三路)的大門,成為出入該樓房的通道。石橋兩側各有大小相同的石砌荷花池,置有石 扶欄。由主樓——草坪——荷花池、石拱橋——大通道——大門形成中軸線,整個建筑群體配置頗具氣勢,中西方建筑風格融為一體,既有羅馬式圓形柱廊建筑風格,又 不乏中國園林建筑的小橋流水。

 據辛亥革命研究專家考證,清未各省興建的咨議局建築,現僅存廣東、湖南、湖北三座。與廣東省咨議局差不多同時興建的各省如湖南、湖北(俗稱「武昌紅樓」今「辛亥革命首義紀念館」) 中,以廣東省咨議局大樓最西化(最具西方議會建築風格) 且日後之政治活動最多。該建築主樓為圓形的兩層高的磚木結構樓房,屬西方古羅馬式議會建筑風格,建筑面積約2500平方米。主樓為前圓後方的兩層樓。門前有4級台階,拾級而上,面對 的是一個弧形聯拱式的門廊,正中有4根仿哥林思式柱子,直頂天花,氣勢磅礡。上下兩層的結構相同。正門入內是一個弧形的大廳,廳內立有8根大柱,空間開 闊,內有弧形的回廊。大廳中央的天花為半球形圓拱屋頂,拱頂根部開設一圈玻璃百頁窗以利光線透入。大廳的左右兩側均有耳房,二層設旁聽席向外界開放,一百年前,己達世界先進水平。為什麼會選址於此?個中原因歷史並無記載。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邱捷說,據他的推測,首先這裡是當時的市郊,有大塊空地可以興建辦公大樓;其次,這裡距離當時廣州的行政中心越秀路一帶也比較近,辦理行政上的事宜也會較為方便。

此後清末民初乃至國民政府時代,咨議局大樓都成為廣東乃至全國的政治中心,列舉如下: 

宣統二年(1909),廣東咨議局成立,第一任議長易學清,副議長丘逢甲、盧乃潼,咨議員陳炯明等72人,多屬守舊派。

  咨議局成立至1911年12月22日結束,共存在兩年兩個月,提出並議決各項議案127件,包括法規、財政、經濟、教育等方面,對廣東發展做出了一些有益的貢獻。

  1911年廣州爆發“三•二九”起義失敗,犧牲的革命黨人陳尸在咨議局前,後由革命黨人潘達微殮葬於黃花崗,當時新聞報紙曾以「咨議局前新鬼錄,黃花崗上黨人碑」為題作過報道。

  1911年武昌起義後,廣東各界在咨議局集會,莊嚴宣佈廣東脫離清政府獨立,成立都督府,推選革命黨人胡漢民為都督。此後咨議局先後改為省議會和非常國會。1911年12月,通過選舉成立臨時省議會,議員名額120名,並頒布了《臨時省議會選舉法》,臨時省議會的辦公地設在廣東咨議局舊址。

  1913年,臨時省議會改組成正式議會。

  1917年8月25日,隨孫中山先生南下的議員以國會非常會議名義在廣東咨議局舊址開會,制定軍政府組織大綱,選舉孫中山為大元帥,統率海陸軍並行使行政權,陸榮廷、唐繼堯為元帥。

  1918年10月,非常國會在廣東咨議局舊址召開會議,以第一任大總統任期屆滿為由,改組軍政府,廢大元帥制,設總裁制。孫中山被迫辭去大元帥職,離粵赴滬。非常國會選出岑春煊、陸榮廷、唐繼堯、孫中山、林葆懌、伍廷芳、唐紹儀七人為總裁。

  1921年4月7日,國會非常會議在廣東咨議局舊址開會,出席議員222人。會上由議員丁象謙動議,廢除軍政府,選舉孫中山為非常大總統、授予北伐全權,並通過了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

  1921年5月5日,孫中山在廣東咨議局舊址宣誓就任非常大總統。

  1925年10月至1927年1月間,廣東咨議局舊址被用作國民黨中央黨部所在地。毛澤東在這裡任中央宣傳部秘書和主辦《政治周報》,國共兩黨的許多知名人士如周恩來、劉少奇、何香凝、譚延闿等曾在此工作或活動。

  1926年初,由李富春主持的國民黨政治講習班在廣東咨議局舊址的附屬建筑物內開辦。

  1926年1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東咨議局舊址召開,大會通過了《彈劾西山會議決議案》,對國民黨的右派分子進行了制裁,並選舉了36名中央執行委員和24名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其中有共產黨員李大釗、譚平山、林伯渠等17人。

  1926年5月,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東咨議局舊址召開,這次大會選出了中華全國總工會第三屆執委35名、候補執委17名,選舉蘇兆征為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劉少奇為秘書長。

  1926年9月,國民黨中央婦女部長何香凝在廣東咨議局舊址的附屬建筑物內開辦婦女運動講習所。

  1926年,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暨各省區代表聯席會議在此召開。

  1927年,國民黨中央北遷后,廣東咨議局舊址成為了國民黨廣東省黨部所在地。  

    國共兩黨革命統一戰線建立後,工農群眾運動蓬勃發展。為了適應革命形式發展的需要,1925年 11月,國共合作大本營國民黨中央黨部由越秀南路惠州會館遷到這裡辦公。國共兩黨代表參加的最高政治決策機關政治委員會也在這幢房子後座的原粵軍總司令部 樓上辦公。當年,國共合作的許多重要政策、法令、指示就在這裡制定,對革命進程有重要影響的不少會議也在這裡舉行。國共兩黨大批革命活動家毛澤東、林祖 涵、譚平山、吳玉章、鄧穎超、李富春、沈雁冰、蕭楚女以及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等都曾在這裡從事革命活動,促進革命運動的發展。

  這裡也是工農群眾集會的重要場所。省港罷工委員會、廣州工人代表會、廣東省農會、廣東婦女解放 協會等單位亦經常在這裡舉行會議。1926年5月1日,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和廣東省第二次全省農民代表大會就聯合在此召開。共產黨工人運動領導人蘇兆征、鄧 中夏、劉少奇以及全國各地代表一同在此參加會議,為中國工人運動譜寫了光輝的篇章。

  隨著北伐戰爭的勝利發展,1926年10月15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各省區代表在此舉行了聯席會議,討論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北遷武漢等問題。

  1927年1月,國民黨中央北遷後,這裡一直成為國民黨廣東省黨部所在地。

但據王先生介紹,該館先後作為國民政府非常國會和國民黨中央黨部及省黨部所在地,畢竟與共產革命缺乏直接關連,故共產黨掌政後,屢屢遭遇被拆卸的危機,幸得一班辛亥遺屬和民主黨派力爭,先後鬧到共產黨的「南天王」葉劍英、陶鑄處,結果加進許多與該舊址不相干的1927年共產黨「廣州起義」的內容,將其改為「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才得以保留下來,1958年在主樓建立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2006年5月,由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由此可見,共產黨即使是對待歷史文物,也必以其「階級鬥爭」意識形態和一黨私利為先,國家民族的利益則完全置之不顧。該館舊址明明是清未憲政改革和辛亥革命的產物,而辛亥革命的目標是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與共產革命的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領導一切」一黨獨裁的目標風馬牛不相及,硬要將其扯在一起,實在給人一種尷尬和嘔心的感覺,筆者設想,衹有將來有一天政府能將其還原成真正的「廣東辛亥革命博物館」,清除一切與廣東咨議局和辛亥革命無關的內容,該政府才够得上稱為民主政府,中國才算實現民主了。

  一百年前,咨議局作為清廷的一個政府部門,採用最典型的西方建筑模式興建,堪稱開天辟地的新鮮做法。而這與咨議局誕生所承負的使命是分不開的,作為前所未有「臨 時憲政」的產物,咨議局在外觀上摒棄了在中國風行了數千年的大屋頂衙門建築而仿照古羅馬議會建築風格,在當時是有着重大的政治意義和石破天驚的效果的,至少從「表面上」(形式上) 表示了清廷開始推進向西方國家議會制學習的態度和決心。正因它是一棟政治性的建筑。「民主」是它最重要的表達元素。我們可以一直追溯到雅典的普尼克斯山坡上的公民大會——那是一個半圓形由土牆環繞類似劇院的建筑, 有著固定的座位,同時又有著開放的空間,公民都可以定時進入這個集會場所,每人分配到一個座位,然後共同討論城邦的立法等公共事務。集會場所的中心是演講 台,演講人可以看到每一個人,也可以讓每一個人看到他,使得每個人都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意見。這就是民主的形式,也祗有在這樣的空間裡,民主才得以展開。

於是2012年春節過後,我邀上大學同班侯同學,一起來到座落在今廣州「烈士陵園」一角的廣東咨議局舊址「廣州革命歷史博物館」参觀。說來也巧,六十年代初我在上海同濟大學讀書,同班同學幾十人中僅我與侯同學两人為廣州藉,且我們两人的祖父都曾很深地参與到辛亥革命之中(侯同學旅居加拿大的祖父候民一先生曾被孫中山和胡漢民委任為同盟會北美支部負責人,曾在海外為同盟會與辛亥革命纂集資金作出過巨大的貢獻,學生時代我曾以為是一种巧合,後來我才意識到這是因為廣東作為海外華僑故鄉,最早接觸西方文化并作為辛亥革命重要策源地導至該省民眾較為廣泛地参加這塲革命的緣故) 。故我邀上他一起來。

進得門來迎面就是中央大廳,雖是百年前的建築,但我們仍被它的拻宏氣勢震撼了:抬頭望是一個即使今天也不多見的碩大的鋼架結構的圓拱屋頂,根部設一圈玻璃百頁窗,終日有柔和的陽光透入,拱底有數根小繩張掛着五彩繽紛的「萬國旗」予人一種「光明世界」的感覺。地面上, 四排桌子和座椅整齊地排列著,桌子鋪上白布,面對著正前方的主席台,高大的墙壁上懸掛着幾面大型的象徵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紅黃藍白黑「五色旗」,两面側墙還懸掛着辛亥革命最初使用過的十八角星旗。與主席台正面相對的大廳後壁,挂著巨大的孫中山戎裝照。照片下方,一台小型播放器重 復播放孫中山呼吁大眾要「警醒警醒」、「拿革命作用來救中國」的原音,令游人穿越歷史長河,仿佛親身聆聽孫中山先生的教誨。踏進此間,令我有一種莊嚴肅穆的感覺,因為我覺得比起全國各地共產黨投巨資營造及鋪天蓋地宣揚之所有的「革命聖地」、「革命紀念館所」,這裏才是最值得中國人紀念和景仰的地方,理由很簡單:共產革命雖然確實犧牲重大、艱險萬分,但究其實質不過是一塲在錯誤外來思想和理論指導下的農民加上痞子流氓的暴力革命,這塲革命的結果是中斷了中國走向民主憲政的過程,强行社會主義大試驗,導至了「千百萬人頭落地」,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十幾億大陸同胞至今仍活在獨裁專制統治之下的惡果,理應遭到人民大眾的清算,談何「紀念」?而辛亥革命的目標是建立民主共和,雖然因為各種原因比人民大眾原來期望的目標和進程延誤了很多很多,但是,歸根到底,孫中山先生「三權分立、五權憲制」的民主憲政理想最終還是在今天的台灣實現了。這是值得我們全體中國人慶幸和驕傲的地方。而當年的廣東省咨議局正是這個民主憲政理想起步的地方,因此我認為,這裏不但是中國革命的聖地,更是中國民主的聖地!令我感到莊嚴肅穆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這裏曾經是辛亥革命後廣東省臨時省議會和正式議會辦公和會議之處,而先祖父容伯挺,曾任廣東省議會的首席議員和代理議長,同時作為國會議員,参與了當年力主走憲政民主道路的國會議員派系組織「政學系」的許多行動,甚至為此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我由此想像他在這裏出進忙碌的形象,甚至設想着當年他曾坐在哪一個座位上?緬懷先輩,油然而生一種莊嚴肅穆的感覺,這是一種很自然的感情。

侯同學則可能其祖父當年遠在北美,沒有我這么麽多的想象和和感觸,又因為他畢業後幾十年來一直在廣東從事建築施工的工作,他的注意力被這幢當年很先進很西化的建築及其結構吸引住了,得知半球形圓屋頂的十二根弧形鋼拱架當年是在英國訂造垮越重洋運到廣州的,他發出疑問:在當年根本沒有起重安装設備的情况下如何將其搬上屋頂安装就位的?以我的猜想和估計,恐怕又是中國人最拿手的螞蟻戰術了:用杠杆和人力將其搬上高空。

在這裏,曾經嚴肅地進行過中國數千年來第一次的民主憲政演練,出現過第一次的議會政治,雖然終因中國完全沒有民主傳统,民主精神嚴重的先天不足,而相反封建專制的傳统與疾根深蒂固,導致「曇花一現」的結果。但是,這一瞬間的光輝己足以永留青史,值得我們全體中國人引以為傲,也更值得我們把它列為革命和社會大变革的目標。筆者祖父曾積極参與其中,最後還為實現中國之民主憲政献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值得我深深緬懷,更鼓舞我今天為推動中國民主化盡一份綿力。

先祖父容伯挺(1886-1923),廣東新會人,早年留學日本,參加同盟會,1912年回國,擔任同盟會廣東分會會計員兼書記員。1913年1月26日,同盟會廣東分會易名國民黨廣東支部大會在廣州東堤廣舞台開幕,到會者一萬二千人,由容伯挺主持,容允慎(人名)任書記,宣布易名理由,胡漢民、陳烱明等發表演說。選舉結果胡漢民為首任國民黨廣東省支部長,容伯挺為總務主任,廣東支部會計員兼書記員,胡漢民副手。同期,各省議會選舉舉行在即,國民黨廣東分部成立了「選舉委員會」容伯挺被委任為總務部文事科主任〔1〕,同年當選廣東省議會首席議員,代理議長。孫中山讓位袁世凱後,各省議會要求參與總統選舉, 廣東省議會向各省發出通電倡議成立省議會聯合會,每省派兩名代表齊集天津開會。4月27日宣布成立「中華民國省議會聯合會 」,發表宣言「以聯合各省 ,代表民意,求得真正共和,作國會後盾。」在北京袁世凱眼皮下通電反袁,受到天津當局馮國璋的迫害,逮捕「聯合會緊要人物容伯挺」(2)。國民黨機關報《民誼》立即撰文抨擊袁世凱,國民黨上海交通部極力營救,才得以獲釋,遷至上海繼續開會。5月16日,會議推舉河北王建中、廣東容伯挺為正副會長,魏勳為書記長,聯銜向日本天皇發出勸告中止借款的書信。並再次發表反袁宣言,要求英法等五國政府,不承認袁世凱違法借款……。1915年初,日本帝國主義向袁世凱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李大釗等在東京發起組織反袁祕密團體中華學會,湖南留日學生林伯渠、易象(著名戲劇家,義勇軍進行曲作詞人田漢的舅父,不久後在湖南被軍閥殺害——筆者註)等發起組織反袁團體乙卯學會。同年,容伯挺二次赴日,兩學會於1916年1月合併,改名為神州學會,會員一百餘人,推李大釗為評議長,容伯挺、林伯渠和易象三人為幹事(3)。之前,1915年10月10日,政學系谷鐘秀、楊永泰創辦機關報《中華新報》,1916年容伯挺回國,被委任為社長兼主筆。是年冬,蔡鍔在雲南起義,《中華新報》特闢「護國軍紀事」專欄詳細報道護國戰爭消息。護國軍在廣東肇慶成立軍務院,岑春煊任總司令,委任梁啟超、章士釗、容伯挺等任參議,容兼祕書廳祕書,襄助討袁軍務。袁世凱倒台後,容伯挺任廣東省府顧問、省長公署公佈所所長、財政廳參議、印刷局局長,仍兼政學會機關報《廣東中華新報》社長和主筆(5)。1920年底,粵軍陳烱明回師驅桂,容伯挺逃亡日本,1923年春潛回廣州,被密探發現,5月18日吳鐵城將容伯挺拘捕並將其殺害(6)。民國九年春,滇軍主力落入傾向孫中山的李烈鈞手中。同年八月又發生了陳炯明「漳州回師」。孫中山和他的國民黨激進派重回廣州掌握軍政府。「政學系」李根源、楊永泰等離開廣東前往北京。唐德剛《政學系探源》一文說:「蓋中山於民國十二年初驅逐陳炯明,重組大元帥府之後,廣州已是與政學系有舊怨 的清一色孫系人物。他們絕不許政學系人物來廣州作祟。加以這時中山已實行「聯俄容共」。年輕的一輩更把政學系看成北洋軍閥的幫凶,是反革命分子」。至民國十二年(1923年),因陳烱明與孫中山政見不同,砲轟觀音山,孫中山令滇桂軍回師討陳,因滇軍先入城在廣州魚肉百姓,不得人心,容伯挺為桂軍沈鴻英部參議而被殺(7)。除此之外,我祖父之死因政學系之故,還可見證於文史資料佚名《楊永泰其人》一文:「迨陳炯明回師驅逐桂系,楊隨之下台外逃。其留粵親楊分子多遭危害,如廣州《中華新報》經理容伯挺,因與楊關系密切,即被吳鐵城不加審訊而槍殺了。」

辛亥革命成功之後,竊國大盜袁世凱攫取了革命果實,出賣國家利益,陰謀复辟帝制,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國民黨內也因此出現了「黨爭」(共產黨所稱之「路線鬥爭」) ,以孫中山為首的一派主張武力討伐袁世凱,發動「二次革命」,認為國民黨組織不純,紀律煥散,於東京另組按指模宣誓絕對服從領袖一人的「中華革命黨」,以宋教仁黃興為首的另一派則主張「動口不動手」的議會鬥爭,得到當時大多數的國民黨藉國會議員的支持,他們在國會中組成了一個名「政學系」的政治派系組織,團結了大多數的國民黨國會議員,在議會內進行了有聲有色的議會鬥爭。有關史實,海外著名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政學系探源》有詳細的記載:

討論‘政學系’似應從「同盟會」談起:「同盟會」原是一九○五年 (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夏季,中國革命分子在東京所組織的革命大同盟。蓋斯時中國留日學生共有兩萬多人。真正讀書的人雖然不多,但是談革命卻是一時的風 氣;革命的小團體如雨後春筍,個別的革命家更不計其數。大家都認為有聯合組織之必要,剛好孫中山在倫敦蒙難之後,在這一年載譽東歸,成為國際新聞人物,大 家乃公推中山為首於一九○五年七月三十日正式在東京成立同盟會。

雖然同盟會當時的誓辭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但 是盟員一致服膺的共同信念卻祗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最多也祗到「建立民國」為止。因此,同盟會雖然是中國革命史上最「革命」的一個團體,但是一旦「民國成立」了,奮斗目標消失,革命精神便再也打不起來了。

所謂「民國」這一概念,在當時的解釋便是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是個「共和政體」──有總統、內閣,和上下兩院──就夠了。有才識的政治家,和善於縱橫捭闔的政客,都應集中到「國會」裡去動口不動手。因此民國一旦成立,同盟會便「盟」而不「同」了。當宋教仁、黃興一班人正式把同盟會改為國民黨,以便在國會內以「政黨」姿態出現從事政爭時,另一干與宋、黃不合的盟員如章太炎等,便另行 組黨,甚至與前保皇黨蛻變為北京政府中的政黨──進步黨等攜手在國會之內與國民黨對抗了。同盟會這分裂非關本題,權且按下不表。

再看這以 宋、黃為首的新國民黨,其內部也發生了細部分裂,形成激進與穩健兩派。激進派以孫文為首,主張把革命進行到底,決不與北洋派並存;穩健派則以宋教仁為首, 主張政黨政治,通過國會,掌握政權。這一派在民國元、二年間是國民黨的多數。因此,宋教仁佔盡鋒頭;孫中山反而受到冷落了。可是,在民國二年(一九一三) 二月二十日宋教仁遇刺,接著國民黨舉兵討袁(所謂「二次革命」)之後,國民黨內激進派,又振振有詞。孫中山因而在日本又把政黨形式的國民黨,改組以一人為中心 的「中華革命黨」。並於民國三年六月在東京正式成立。

這時以國民黨佔多數的國會已被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也成了非法組織,因而黨內穩健 與激進兩派領袖同時在海外流浪。但是這兩派的作風卻大有不同。例如民國四年初日本向袁世凱提出「廿一條」要求時,全國震動,穩健分子,則主張暫停反袁活 動,以便北京政府全力對日;而激進分子則不擇手段,不惜暗中與日本聯絡共同對付袁氏。

由於這兩派作風之不同,所以當中山改組國民黨為中華 革命黨時,穩健分子多不願參加。民初的國民黨中真可說是人才濟濟,但吾人試一翻「中華革命黨」的盟書,便可知人才寥落得可憐。新黨中的「知名人士」祗是少 數奉中山為神聖的「死黨」,如胡漢民、廖仲愷等人,且多半是與中山有鄉誼的。其外為辛亥前後,頭角崢嶸軍政兩界著名的領袖如黃興等則多半不願參加這一個祗 服從個人的半封建形式的組織。武人中,原為辛亥軍事中堅的所謂留日「士官系」的人物,簡直有百分之九十拒絕參加。所以國民黨的中堅人才,仍集中於穩健一派。

至民國五年袁世凱稱帝,反袁各派在廣東肇慶組織軍務院,擁唐繼堯、岑春煊為首,整軍預備討袁。而在這項運動中,所參加而對桂系實力派發生重大影響的國民黨人卻又是以李根源(任副都參謀)為首的國民黨穩健派。

迨 六月初袁氏暴卒,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恢復舊國會,國民黨籍的穩健、激進兩派復與前反袁的研究系一派合作,共有議員四百余人,謀成立一大政黨。因於是年在九月 九日在北京合組‘憲政商榷會’作為當時段祺瑞內閣之反對黨。而這一團體中又因背景與政見不同分為三派:(一)客廬派:以谷鐘秀、張耀曾、王正廷等為首。擁 有群眾二百六十余人,多為前國民黨穩健份子,為「商榷會」中之主力。(二)丙辰俱樂部:以林森、居正、馬君武等為首。多為前國民黨激進派,後來加入「中華 革命黨」者。(三)韜園派:多為前反袁之舊進步黨人。未幾谷鐘秀、張耀曾二人因加入段祺瑞內閣的關系,乃率眾脫離「憲政商榷會」並於是年十一月十九日自組 一政黨,名之曰「政學會」。這個「政學會」便是本文所討論的「政學系」的起源!所以概括言之,「政學系」與舊國民黨穩健派實是一脈相承的。



不 過「政學會」雖以親段起家,但是不久又走上反段的道路。因為「政學會」畢竟是有反北洋派歷史的。它和國民黨其他派系,尤其是中華革命黨一系的「丙辰俱樂部」的淵源遠深於它和段的關系。因此當民國六年「參戰案」發生,段祺瑞因主張參加歐戰,而招致國民黨的激烈反對時,谷、張二人又受「丙辰俱樂部」的影響而去 職。國會內的政學會分子遂公開反段。迨張勛復辟之後,段祺瑞解散舊國會,另組「安福國會」,舊國會議員乃紛紛南下至廣州組織「非常國會」,成立「軍政府」’,並選孫中山為「大元帥」。政學會因地利人和之便,乃在西南政局上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波瀾,終於趕走了大元帥孫中山,為華南煊赫一時的政治勢力!



另一位海外著名史學家雷嘯岑先生《政學系與現代中國政局》則說:



    政學系的原名是「政學會」,發源於美國,創於民國二年反抗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後,初時皆流亡日本東京,總理孫中山先生在東京改組爲「中華革命 黨」,鑑於過去組織鬆懈,紀律廢弛之失,規定黨員重新加入本黨時,須加蓋指模,宜誓絕對服從總理命令,有若軍事部勒。克強先生不贊成加蓋指模這件事,暫不 參加,但他不願公然與孫總理立異,予世人以國民黨內部分裂的觀感,乃避往美國費城,仍從事反袁運動。黃氏赴美後,原在日本過著流亡生活的若干民黨知名人士——特別是 軍人如鈕永建、李烈鈞、李書城、陳烱明、柏文蔚、方聲濤等,皆先後離日赴美,其他的民黨文人——國會議員佔大多數——亦紛紛前往新大陸,隱然唯克強先生的 馬首是瞻。當時民黨健者先烈陳英士(其美),曾自東京以長函致克強先生規勸,希望他莫與孫總理分道揚鑣,黃氏則以本無立異的心思,個人暫居美洲不作分裂行 動,固無所謂也。

    

     陸續到達美國的本黨同志日多,必須有個隨時集合,以交換意見的中心機構,時第一次歐洲大戰方酣,黃氏乃創設「歐事研究會」,作爲同志們的俱樂部。既而歐戰 宣告終結——民國四年——會的名稱不合時宜了,即改名「政學會」。越民國五年六月,袁世凱暴卒,旅居美國的黨人相繼歸國,黃氏本人不久亦回到了上海,政學 會即無形解散了。

    

     黎元洪繼任總統後,首先明令恢復舊國會,一般國會議員爲著爭取現實的政治利益,分別組織小政團如「益友社」、「民友社」、「丙辰俱樂部」之類,紛紛成立, 互相角逐。原在美國參加過「政學會」的議員,即提出政學會這塊舊招牌,以與諸政團抗衡。加入政學會的議員,都是舊國民黨黨員,而以廣東楊永泰、湖南鐘才 宏、直隸谷鐘秀、江西湯漪、雲南張耀曾、四川李爲綸、湖北韓玉宸等爲主幹,活動得有聲有色,但與黃克強先生毫無關係。國會以外的政界人士如李根源、章士釗 等,曾是海外的政學會會員,又與楊永泰私交甚篤,且於護國討袁之役,同在廣東肇慶軍務院共事的舊誼,亦居於政學系領導階層,而浙人黃郛素與楊永泰締深交, 無形中成了政學會的高等顧問。此時的政學會,已經完全變了質,而在北洋政府之下,聲勢甚張,頗有左右政局的潛力,如民國九年北洋軍第三師師長吳佩孚自衡陽 撤防北上,因而導致直皖戰爭之役,便係「政學會」幹部鍾才宏從中奔走游說而然的。


當 政學會在北京組織之初,谷鐘秀實是要角。鐘秀為直隸定州人。谷氏為該地巨室。谷門「鐘」字輩兄弟早年赴日留學即加入同盟會。鐘秀更是一位長於權術的領袖。 辛亥起義之初,十一省代表齊集武昌集議成立臨時軍政府,鐘秀即以直隸咨議局代表參加,成為創立民國及共和政府的元勛之一。旋各省代表齊集南京成立參議院, 選孫文為臨時大總統,鐘秀仍為參院內直隸代表。迨南京參院遷往北京,鐘秀竟當選為北京參議院全院委員長。嗣國會成立,乃改任眾議員,與是時當選為眾院全院 委員長之張耀曾相表裡。

張耀曾雲南人,日本帝大法科出身。亦系南京參議院的元勛。袁世凱死後,段祺瑞組閣,耀曾乃以眾院全院委員長身分被 羅致為司法總長。迨政學會成立,谷、張二氏乃運用其政學系首領及兩部總長的地位,縱橫於直、皖兩系軍閥及國民黨研究系兩派政客之間,頗能展其所長。其後鐘 秀且以同鄉關系結交直系軍人以掀起民國九年直皖之戰,搞垮段祺瑞。

但是當民國六年非常國會在廣州舉行時,政學系領袖亦隨之南移,並由李根 源、楊永泰二氏繼起為中堅人物。李根源字印泉,號雪生,雲南騰越廳人。清末赴日入士官(學校)留學,並於光緒丙午(一九○六)年在東京加入同盟會。返國後 任雲南講武堂監督三年,後升總辦。因此後日滇軍將領非其部屬即其學生。貴為中共大元帥的朱德便是以四川人冒雲南籍入昆明講武堂作根源學生的。

辛 亥革命雲南獨立,蔡鍔為都督,根源任副都督。民國五年反袁之役,滇軍為兩廣都司令部武力之中堅,根源便以滇軍關系出任副都參謀,因此與老桂系的岑春煊、陸 榮廷結下不解緣。袁氏死後,根源出任陜西省長。至民國六年反段護法戰爭發生,根源且實際掌握了駐粵滇軍,與「非常國會」內政學系議員相表裡,表面擁護孫中 山,而實際與兩廣實力派的地方軍閥陸榮廷、陳炳焜合作,割據華南,與北京的段祺瑞和研究系相抗。李根源是一位才兼文武的人物。雖然生了一臉麻子,然自詡為 ‘智珠粒粒’,卻也與事實相符。

不過根源雖然是政學系的實際領袖,卻甚少正式露面,所以在當時非常國會內的政學系議員,則以‘南關五十號 ’的楊永泰為馬首是瞻。楊永泰(暢卿)為廣東茂名人,生於光緒六年(一八八○),小李根源四歲。以廣東佬而畢業於北京匯文大學法科而從政。也是北京參議員 時代的元老。暢卿是一位案牘如流,有高度行政天才的人物,眼明手快;凡有人質疑問策,楊氏能於談笑之間立擬上、中、下三策以對,無不妥切。他在廣 東既享地利,又懷鉅金,因此坐了政學系的二把交椅。

以這樣兩位縱橫家,與擁兵十余萬,佔兩省地盤的地方軍閥相結納,因而孫中山在廣州祗頂 了個‘大元帥’空銜而一籌莫展。但是中山的英雄本色,硬要搞他毫無本錢的‘護法運動’和‘非常國會’,便逐漸引起政學系和桂系驅孫之心了。民國七年四月廣 州「軍政府」終於在政學系暗地裡策劃劃之下改組。孫中山被拉下「大元帥」的寶座,而代之以「七總裁」。桂系首領岑春煊卻被選為「主席總裁」。孫中山護法不成祗好到上海去著書了。

民國八年夏季,楊暢卿又利用桂系和廣東本地人的矛盾,而因緣取得廣東省長。翻手為雲,覆手為雨,這時政學系在華南真 炙手可熱。但是他們也知道搞政治,還須到北京去,廣州終非久戀之鄉。所以他們在廣州一切做法,都是志在向北京作觀望,以便卷土重來。不幸此時還有一批擁孫 的議員,真有志以廣東為正統,要在非常國會內通過一部在北京便已開始擬定的憲法。政學系認為此風不可長。在暢卿一度策劃之後,政學系小試牛刀,來個「總缺 席」,憲法會議便頓時流產了。這實是政學系以集體行動正式公開杯葛政敵的第一次。

當民國十二年十月曹錕賄選時,政學系遂為反曹的主力。在四百八十個投曹錕票的「豬仔」之中,政學系的領袖們皆不與焉。所以不論政學系的功過如何,這一點還是值得史學家贊揚的。不過「豬仔」們的靈魂,雖衹值五千元一頭,但是當議員還有不做 豬仔的自由,五千元光洋,受不受由你,而政學系諸公不但不受且敢捋虎須而公開反對,這都表示政學系這批領袖們,雖都是善於縱橫捭闔的政客,但是他們也還有 相當操守,和相當獨立的主張,為人處世有所為有所不為,這又豈是一味罵軍閥時代一無可取的後世「委員」和「代表」們所可企及!?

蓋中山於民國十二年初驅逐陳炯明,重組大元帥府之後,廣州已是與政學系有舊怨 的清一色孫系人物。他們絕不許政學系人物來廣州作祟。加以這時中山已實行「聯俄容共」。年輕的一輩更把政學系看成北洋軍閥的幫凶,是反革命分子。政學系領 袖們因而又作了投奔無門的喪家之犬。直至國民黨於民國十六年「清黨」之後,他們遂又在國民黨下,生起根來。

在國民黨掌握大陸政權的後期,派系紛立的局面之下,「政學系」實是炙手可熱的最有力量的派系之一。在這些小派系中,「政學系」的資格也是最老的,因為國民黨 當政時的派系,除它之外,其余全是一九二四年改組以後才產生的,而「政學系」卻是一個「齒與黨齊」的元老組織。但是他和另一個「元老組織」的西山派又有不同。雖然西山派的成員,都是「元老」,但西山派本身的組織卻是一九二五年才出現的。再者西山派在一九二七年垮台之後,死灰也不再復燃,「新陳代謝」就更談 不到了。它(「政學系」)雖然始則有形,繼則無形,但是它自始至終卻是一個顛扑不破的政治團體。抗戰勝利初期,其中野心領袖們(據一位深知內幕老前輩告訴筆者),曾醞釀 組織新黨掌握中央政權呢!

這一著雖未實現,而「政學系」在國民黨及國民政府之內其力量至少可與另一有力派系的‘CC’相頡頑。

可 是CC系在許多方面卻難與政學系相抗衡。蓋CC系雖然干部遍天下,包辦甚或把持了無數個政黨小單位,但它卻是個「有兵無將」的團體。它的散兵游勇,雖然到 處樹敵惹忌,但是「大官」實少得可憐,就是陳立夫先生自己祗在最後才做了幾個月的立法院副院長。所以星象家如替CC系算個命,一定要說它缺乏‘正官正盈!

政 學系可就不然了。數數它的領袖們,可說內有宰輔,外有封疆。據國民黨的傳統說法,政學系的成員沒有「簡任」以下的小官。所以他是個「有將無兵」的團體。他 們祗與高級的正敵,決勝於千裡之外;而不在大學的學生宿舍,或小職員的公共食堂內,對人家橫眉豎眼地表示特殊惹人討厭。所以政學系給予一般人的印象便是這 一團體是一大批做大官、享厚祿的「治世能臣」的組織。事實上,自民初國會政治搞起,直至今日作「廚房內閣」為止,它在國民黨內的影響較之其他任何派系實有 過之而無不及。

所以將來史學家如一秉春秋之筆來論斷國民黨的史實,如認為該黨功在國族,則政學系實在應該「配享太廟」;相反的如果認為國 民黨禍國殃民,罪在不赦,則政學系實在不能祗算是「脅從」!但是政學系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呢?這也是個有趣而值得研究的問題。不過要研究「政學系」可也不是 一件簡單的事,它的歷史、人物、組織、政治權術;它代表了什麼利益;甚至它的「階級性」都太復雜了。筆者也斷不敢以「二手資料」冒昧來作一項「Case Study」,祗想就書本知識,來一探這一派的起源,和它以往在國民黨當政中所活動的大略而已。但願我們沾「言論自由」的光,先為這個問題畫個 輪廓,好讓其他專家或「個中人」來以事實填補罷!

我原來一直以為祖父在日本留學時己結識孫中山先生参加同盟會,在孫中山先生親自主持成立的同盟會廣東分會和國民黨廣東分部中擔任要職,是反孫派趁孫中山先生離粵之時殺害﹜他,想不到結果竟是被「擁孫派」所殺!

故我認為中國歷經數千年綿長的封建專制统治,整個國家社會完全被暴力和權力所征服,從來都是「殺人頭」(武力征服一切) 而不是「數人頭」(普選和議會政治)從上到下、从裏到外,完全沒有半點西方政治那種和平協商和妥協包容的傳统和習慣。相比之下,中國的政治實在是太殘酷和血腥了!也可說完全沒有西方政治的文明;只有「中國特色」的野蠻和暴戾。特別是當時數千年的封建社會剛剛解體,資產階級民主社會新秩序還未能建立,一切都處在混亂之中。這時候,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仇殺行為,在全體中國人,即使是所謂「革命者」中的影響就肆無忌憚地表現出來,莊嚴的政治舞臺居然成了殺戮戰場,我的祖父不幸就成了這種封建仇殺的受害者。殺人者有軍閥、國民黨;共產黨也深受其影響,在革命的過程中不斷地用肉體消滅的辦法對付不同意見者。正如張國燾先生在《我的回憶》一書中所說:「……這表現了中國政治人物缺乏民主素養,動輒以槍斃和暗殺手段對付反對者」。若國人不彻底改變這種「有槍便是草頭王」、「槍桿子裏出政權」崇尚武力的惡習和野蠻的政治生態,中國就永無民主憲政之日。

此外,盡管長期以來中國统治者從蔣介石的軍政訓政憲政到今天中共宣稱「五不搞」,都一口咬定中國人口多、素貭低不適宜實行民主憲政,其實不然,近百年前,中國己有一批擁護民主憲政的憲政派「政學系」他們己經在缺乏民主基礎的中國勇敢地踐行民主憲政和議會政治了。如果當日中國人民能齊心合力促使各種政治力量各黨各派大家放下武器,一起坐下來在議會大廳共商國是,以投票表決國家大事,以普選去體現民主,中國就將幸運地避免了其後一百年接踵而來的許多民族災難,我們也早己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人民一樣享受自由民主的快樂生活了。可惜,歷史永遠沒有「假設」。我們中國人什麽時候才能學聰明一些,從自己的歷史中吸取教訓,少走一些彎路,早日實現憲政民主和議會政治呢?中華民族最大的歷史悲哀莫過於找不到自己發展的方向,從國民黨到共產黨,從孫中山到毛澤東都尊崇黃埔軍校「創建了革命的武装」,殊不知從黃埔軍校創立的那一天開始,中國人就被不懷好意的外國勢力引向了一條萬刼不复的「使用武力解决政治紛爭」、「槍杆子裏出政權」、不講道理只鬥拳頭的暴力道路,從此,中國的政治乃至其他一切都只講暴力不講道理,以至和世界的民主潮流越行越遠。


回顧歷史,紀念百年辛亥革命,最令筆者遺憾的是國共兩黨迄今仍以其「革命史觀」去看待辛亥革命、民國史以及完全否定其中的「政學系」政治活動,中共官方將其定性為「反動政客」;國民黨則稱之為「北洋軍閥幫凶」。是不對的,因為這種史觀完全屬「政治治史」非「客觀論史」。若站在世界歷史向民主方向發展的觀念看:今天台灣的政治也說明了:百年前宋教仁、黃興等先輩所主張的議會政治確是一條正確的民主憲政之路,他們創建的「政學會」確是中國歷史上順乎世界潮流的民主政治組織,其中的許多人包括我祖父在內,雖然都是些官僚政客,但無可否認他們確是中國最早一批對民主憲政和議會政治有正確認識的政治家(「政客」一詞在中文語境中是貶意詞,可是在英文語境中卻是與「政治家」 同一詞為Politician,是個中性詞,即以政治為職業的人,他們對世上各種政治制度有比其他人更多的了解和更深的研究就不足為奇了,絕不可因為他們是「政客」就否定他們的政治主張,他們當年反對暴力革命、主張議會鬥爭「動口不動手」、實行歐美式民主憲政,至今仍有巨大的現實意義,仍然是我們中華民族孜孜追求的普世價值和崇高目標 ,對此,「唐文」評論說:(請注意對「武斷而膚淺」的共產黨及其「階級鬥爭」史觀的批評)

由前文 所述,吾人可知「政學系」原為民國初年,北京國會內議員們所組織的一個政團。這種政團實是民主國家國會形成期間所共有的現象。美國國會成立之初,政見不同 的兩位領袖杰弗遜、漢密爾頓二人便各自糾集黨羽,在國會內形成兩個政團,而開美國兩黨制之先河。政學系早年的領袖,亦均一時之選,在國會內集合同志,組織 一政團,本是很自然的事。

不過大凡一個民主政團,必有其代表性。美國早期的杰弗遜集團所代表的是小農、小手工業者和負債階級。他認為「中 國的小農制」應被視為美國農村建設的目標。他們主張把「工廠放在歐洲」以免資本家和大商人,混到美國農村社會來作惡。漢密爾頓則是代表新興的工商業和債主 階級。他們憎恨所謂群眾。所以漢密爾頓說「群眾是野獸」。這是美國革命後所自然形成的兩種社會力量,因而在國會內,形成了兩個政團來代表他們。

試 問我們所討論這個「政學系」代表當時中國社會上什麼一種利益呢?回答這一問題,祗有武斷而膚淺的共產黨人,才敢胡說。好學深思的社會科學家,就未便信口開 河。因為一個政黨如果代表某個階級或某種社會力量,其方式祗有兩種,一是某政黨的成員是某階級產生的;二是先有惡勢力的組織,然後與某階級勾結以取得援 助。所以它的政策與作風是有其賡續性。吾人如檢討政學系,便發現他們並不如此。不特此也,就是當時最反動的「交通系」,較保守的「研究系」和最激烈的「中 華革命黨」,乃至南北各派軍閥,都不代表任何社會力量,任何階級,或任何帝國主義的利益。

大陸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馬勇先生《辛亥革命是對法國大革命的超越》說: 

「晚清十幾年的立憲運動發展走的是精英政治路線,人民衹是給一張選票,給這 些政治精英合法的權力,並不是讓人民都介入政治。而孫中山和後來的革命者都是動員人民。政治不能這麼玩,政治永遠都應該是職業政治家手裡面的東西,但是職 業政治家的合法性來源於人民投票。……應該相信人民的判斷。就是選上了一個壞人,人民仍然有辦法把他選下來。而 且中國當時走的精英政治路線,人民選的就是諮議局議員和國會議員,並不需要人民去一人一票選大總統。我們當時走的代議制,和美國的制度有很多的相似性。衹要是真誠的 代議制,真正的代議制,在基層放開權力就行了。

民初最有機會走上歐美式西方民主議會政治之途半途夭折,「政學系」走民主憲政議會政治道路的理想末能實現,主要原因在於缺乏民意基礎,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向何處發展最根本取決於人心所向及客觀環境,雖然政治精英分子找到了一條正確的路,可是整個國家缺乏民主基礎,沒有實行議會政治的條件,要走上民主憲政的道路仍祗是空想。請看「唐文」對此的評論:

不過吾人可不要小視民初那些議員,尤其「政 學系」那批政客。他們當初都是「許身革命」的志士。「驅除韃虜」、「建立民國」,他們都有過汗馬功勞。他們不是祗知舉手喊萬歲的「豬仔」,而卻是夠得上與「‘中山先生」、「克強先生」稱兄道弟的特立獨行的人物。處於民初混亂的局面下,生存上對職業的要求;道義上對國家的責任感;加以性情上又是「不甘寂寞」 (否則當初也不會去搞革命),在在都迫使他門非搞政治不可。但是搞政治又代表不了任何社會力量和階級;在上又沒有一個「睿智天縱」的「聖主」可以去效忠。 袁世凱、段祺瑞一批武夫,又遠非這些以「政治家」自命,而確有「濟世之才」的人物所能甘心低首的。四處不著邊際之時,他們的行動就祗受兩種力量支配了。第 一是個人切身的利害;第二便是個人的政治信仰。

若論政治信仰,則他們都是搞「驅除韃虜、建立民國」起家的。 他們都是時代的產兒,跳不開時代所給予他們的觀念。這一時代有為有守的人都認為議會式的民主政治,是「民國」的最高原則。他們反對過滿清大皇帝,也反對過 洪憲新皇帝。對孫文要改變的民主基礎來「慎施命令」的寡頭作風,他們也照樣不能接受。

論起切身利害來,那他們都脫離不了中國士大夫「學而優則仕」的老傳統。在公則輔翼聖主,福 國利民;在私則榮宗耀祖,升官發財。所以政學系裡面的分子,最大的政治欲望則是內閣總理,和各部總長,或外放作巡按史、民政長。他們之間沒有想做皇帝的 人。因為「自古帝王多無賴」,他們都是書生出生,還未下流到「無賴」的程度。

要之,人類社會的政治制度不外兩 端。一系自上而下的極權政治。人民之福端賴聖主明君之施與。另一則為近代的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一切取決於人民之投票。我國早期政學系之可悲,便是他們生存在一個上不沾天、下不著地的非牛非馬的政治制度中。「政學系」內的一批政客,都可說是「治世之能臣」,聖明在上,他們都可輔翼天子,調理陰陽,可惜他們 遲生了數百年。再說,如果中國當時民主政治有基礎,他們也可代表階級利益,作民主黨魁,嘩眾取寵。不幸他們又早生數十年,甚或數百年,終至長才不遇而淪為 一官僚政客的政治集團。

雖說中國當時沒有民主基礎,他們無法施展搶抱負,實現民主憲政的理想,唐德剛先生說他們「不幸早生了數十年乃至數百年」,但筆者始終相信,「江山代有人材出」和八十年、一百年前相比,今天全世界的民主潮流更加勢不可擋,中國人民的民主意識民主訴求都空前高漲,一定會湧現出更多民主憲政派的志士仁人,我們古老而寵大的祖國總有一天會融入世界民主文明的潮流,實現幾代人的民主憲政夢想。

不錯,民主憲政、議會政治需要民主基礎,其中包括國民的民主素質。我們羨慕歐美國家的人民能享受民主憲政,羨慕他們國民的民主素質,但是,這一切都不是與生俱來或從天上掉下來的,這些國家也是從中世紀的封建社會演變而來的,他們今天所享有的民主憲政是他們努力爭取得來的,今天能發展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也是他們勇於實踐,一次一次的「民主演練」而得到的結果。所以我們中國人想擁有如他們一樣的民主憲政就一定得像他們一樣努力去爭取去演練!事實上,我們並非完全沒有機會,也並非完全沒有踐行演練過,清未民初就是一次很好的機會和演練。請看大陸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馬勇先生《辛亥革命是對法國大革命的超越》所說:「孫 中山多次講到,要提高人民的素質,要教人民怎麼開會,怎麼投票,怎麼選舉。1894年的時候,中國人確實不知道怎麼開會,但是到了1912年的時候,中國 人太知道怎麼開會了,因為有了十幾年的民主憲政的訓練。

所以說,辛亥革命是對法國大革命的超越。

因為這場革命不僅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而且避免了內戰和血腥。我認為這是中國智慧的最高體現,合乎人民的根本利益。」

今天,中國人民的民主演練在台灣還在繼續進行著,而且一次比一次成功,全民受到很大的鍛鍊,民主素質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在都說明了我們中國人絕非天生不配搞民主,絕非世世代代都要受專制奴役,百年前我們的先輩己經嘗試過了踐行過了,今後也一定會有真正實現和踐行的機會。我們至今還被世界上最強有力最野蠻的獨裁專制政權統治著,這是我們的不幸,但是將來也可能成為我們的驕傲和榮耀,因為我們有機會和這個最強大的專制政權較量,親手去埋葬他們,不論對中國人民還是對世界人民都是最大的貢獻,在世界歷史上都是最光輝的一筆! 

為此筆者呼吁海峽兩岸以至海內外學者繼續唐德剛先生、雷嘯岑先生等對「政學系」的研究,給予正面的評價,摘掉其不實的「反動政客」(中共方面) ;「北洋軍閥幫凶」(台灣方面) 的帽子,還原其「中國最早提倡並踐行民主憲政及議會政治的政治組織」本來面目,讓中國漫長艱難的民主之路有一個方向,讓後來者有一個敬仰和效仿的榜樣,全中國的民主憲政及議會政治才有實現夢想的一天。

参觀完畢,王先生告訴我,為迎接辛亥革命百年紀念,2010年政府撥款整修「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去年的升級改造還大量增加廣東咨議局舊址在百年歷史長河中的地位介紹,對曾經設在這裡的重要機構和發生在這裡的重大歷史事件進行展示,讓觀眾了解廣東咨議局舊址的過去和辛亥革命民初的歷史。

據介紹,從去年開始,來廣東咨議局舊址參觀的觀眾人數大增,從平時幾十人、節假日100人左右,增加到現在平時500人以上、節假日不低於1000人次。在上千份留言中,不少人表示,廣東咨議局舊址是了解中國革命歷史的一個重要窗口。

這讓我感覺到了人心不古,讓我看到了中國民主化的希望,中國的民主憲政和議會政治必將有實現的一天。基於地緣、經濟和文化等原因,在百年前中國發生的首次民主革命--辛亥革命中,廣東人曾作出過巨大的犧牲和貢獻,百年後的今天,盡管處在「大一统」的中共專制管治下,廣東的經濟文化發展、在接受外來文化,西方文明影响方面、在中共不得不為之的「改革開放」中、在全國仍然處於領先的地位,筆者期望在即將來臨的新的民主革命中,廣東再立新功,為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為彻底埋葬形形色色的專制政治作出更大的貢獻!



註:
 
(1)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日)深町英夫《近代廣東的政黨、社會、國家——中國國民黨及其黨國體制的形成過程》

(2) 沈曉敏《民初袁世凱政府與各省議會關系述論》

(3) 王漁《林伯渠傳》

(5) 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二輯區仲堅「滇桂軍在粵互爭權力發生戰爭」

(6) 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二輯區仲堅「『政學系』在粵擴張勢力的開始」

(7) 1923年5月30日加拿大《大漢公報》「槍決容伯挺詳情」

(寫於2012年8月1日-14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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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Sunday, October 21, 2012
关键词: 中國 議會政治 廣東省咨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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