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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蘋果:中大建校前的困乏多情 余英時與錢穆在桂林街
作者:蘋果日報

50年已經過去。香港中文大學1963年創校酒宴一幅賓客簽名紅絹布,墨迹如新,彷彿晃動着當晚燈光人影。原由新亞書院、聯合書院及崇基學院組成的中大,建校史裏超過半過世紀前的辛酸,經過時間的醞釀,精神與情懷已經漸變香淳。像那幅紅絹布一樣樸實,簡陋的環境,矜貴的人材,國學大師兼史學家錢穆墨筆真迹簽字,鎮在上方。因為一個做學問的大名字,一幅絹布沒被丟掉,放在中大展覽館。

對中國與香港來說,1949是一個劃時代數字,解散流離、重新開始,比1989更震撼,也比1997明刀明槍。像洪流一樣的人從內地湧來,不管有錢的、沒有錢的,受教育的、沒受教育的。來了香港的人,有的想着要走,走不了的就只好停留。人與地,靠天合一,來來往往,情留心裏,誰也不欠誰,過去現在與將來,想都如是。

公寓校舍舞廳音樂伴上課

當時南來的大歷史家錢穆,1949年在深水埗桂林街創立新亞書院,但他終老的地方是台北。中國學者來到英國殖民地做學問事業,在沒有靈氣的深水埗辦書院,與殖民精英學府香港大學一海之隔。南來學者學生,靠自己控制命運,艱險奮進,困乏多情,因為他們明白自己要走怎樣的路。
能夠回說65年前的人不多。中大副校長許敬文接受訪問時說,兩年多前,他與校長沈祖堯一行人,從紐約坐兩小時車,走到新澤西州一個小樹林,下車再走三分鐘,見池塘旁邊有一間小屋,裏面住着國際著名歷史學者余英時夫婦。四野無人的小屋,大學者早在1987年買下來,靜靜做學問,靜靜過生活。65年前,余英時一個從燕京大學南下香港的歷史學生,知道大歷史學家錢穆在深水埗辦書院,父親就很願意讓他入讀新亞。從二年級起首,余英時跟錢穆、唐君毅及羅香林等學者上過課,兩年半後畢業,成為新亞書院第一批三個畢業學生其中一人。
上周三早上,記者在長途電話裏問余英時教授當年深水埗桂林街上課的情況。
「我可以跟你描述一下,它是兩個號碼,就是在三樓到四樓兩層,打通了,等於是四個公寓,變成三樓四樓是書院。下面兩層也不是住家,一樓是舞廳。我們上課時給音樂吵得一塌糊塗,不能想像。」在記者的笑聲裏,也聽到教授笑起來。
「那時候你對舞廳好奇嗎?」搞學問的跟搞舞廳的為鄰,一切成往事,盡付笑談。
「沒好奇,我沒有下去看過。」余英時意會記者用意,一邊笑一邊回答。
當時,余英時的父親余協中與太太都在青山道居住,他每天走十多分鐘路程回新亞上課,不用在學校留宿。但部份走難來港的學生,要擠住桂林街宿舍,「不是睡在書桌上面,他們有的住在宿舍,但是很擠的,學生26個人,晚上剩十幾人,有些住在樓梯上,像錢先生出去了,晚上經一樓回家,有時候在人睡着的地方慢慢找空檔才能走上去」。
在這樣的環境裏上課,余英時說當時感覺並不壞,即使課程不實在,但錢穆與唐君毅的名氣與誠意,已經讓學生得到很多好處。「在國內燕京大學是很有名的,但學生多,老師也沒多少工夫多見你,所以有時候你很難說哪一個更好」。
錢穆、唐君毅及張丕介創立新亞書院,以文史著名,在清華大學畢業的羅香林,初期也有到新亞授課。誰想香港深水埗會是中國亂世後人材集結地,余英時作為香港學生之時,沒看過背山面海的中大美景,但天天在深水埗活在大師課裏,萬千驚喜。「錢先生很風趣的,唐先生嚴肅一點,但說話還是滔滔不絕。我也跟羅香林上過一課,我記得他講中國社會經濟史。有位教英文的教授你大概不會知道,他英文非常好,繙譯過《漢書》,研究西方詩也研究英國文學」。
錢穆一本《國史大綱》,是多少代人入大學前都看的。新亞圓形廣場歷界學生名單裏排列第一的余英時,在最貧乏的時候也有最優越條件,他當年看此書,做筆記,之後能直接給歷史家作者過目。他說讀歷史要看出一個道理,要看中國歷史的特性跟外國歷史有何不同,錢穆給他的,是整個指導方向和做學問的方向。「上課以外,錢先生唐先生都歡迎學生到他們辦公室或住的地方,他們也住桂林街,每一個人一間房。我跟錢先生談話多,上課時間倒是不多,因為錢先生常常要出去找錢,許多課都不能上」。

辦學艱苦學者找外快幫補

艱苦的辦學,艱苦的上課,學生付不起錢,聽說張丕介還要把妻子的首飾典當,錢穆與唐君毅也會寫稿賺點錢幫補。余英時所知,錢穆還不時到台灣向國民黨政府教育部弄點錢回來,但那點資助也不過是每個月美金500元,那時一個學期學費也要美金200多元。大概是1951或1952年前後,錢穆到台北一間新蓋學校演講及勸捐,結果因為校舍屋頂塌下被打破了頭,當場還有人死掉。大學者在台灣養傷五個月,1952年余英時畢業也趕不及回來香港。
學者最大的資產,不是把學問當商品去賣,學人最大的資產是氣節。學問與學歷是兩回事,余英時說,錢穆當時想辦教育機構,政府只肯發商業牌,儼如貶為學店。「錢穆先生拒絕,要麼就不辦了。但是教育司跟港督大概都知道錢先生是很了不起的學者,他們心裏有數,最終網開一面,後來香港大學送錢先生博士學位都是港督出面的」。
英國人不會不懂得學術,但在管治權力裏,控制是一個優先的問題。當時新亞書院的學生也有修讀英文的,但程度不能跟香港大學比。余英時當年畢業也吃過一點虧,「中大未成立以前,新亞只是個書院,對教育司來講只是間中學,我出來教中學,教育司不批准,所以我只有資格教小學」。

1973年至1975年回港當新亞書院校長的余英時,當年新亞畢業,在香港教過約兩年小學,後來1955年他有機會到美國哈佛大學修讀博士,之後成為耶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現為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
一個香港,分開於維多利亞港兩邊發展的人,際遇不同。但香港從來是一個靠自己、把握機會的地方。相對於余英時現在成為學者深居新澤西,當年在桂林街教過他的羅香林,1949年南來香港繼續做學問,與妻子帶着四個兒女,鄉居粉嶺聯和墟聯和道十號新蓋的民房,家居簡樸,沒有水廁,生活條件並不優裕。教育署退休督學曾憲森小時候與羅香林兒女是粉嶺玩伴,不時到訪羅家。記憶中,教授跟人分租一個單位,狹窄廳房擺設簡單,有時他被屋裏一兩幅書畫吸引凝神細望之時,外表嚴肅的羅香林就會和藹的問剛上中學的少年人:「你知道這首詩說的是甚麼嗎?」少年人說了幾句,他就會再作補充。無形中,大學者為當年鄉村小鎮添一層書香學術氣息。
曾憲森說,羅香林愛穿西裝結領帶拿公事包,出門之時手總是提着一把黑雨傘遮雨擋太陽,因為每天要步行15分鐘到粉嶺火車站,晃一小時火車到九龍或港島上課,急趕起來,經常要坐單車夫車尾到火車站。每天目的地,先是深水埗的新亞書院,後來變了薄扶林的香港大學。命運是多變的,世上肯定沒有無緣無故的成功。研究客家歷史聞名,羅香林的《中國通史》及《中國民族史》也是入大學前修讀的史籍。他後來是香港大學永遠名譽教授。因為篤信基督教,羅香林夫婦辭世後葬於粉嶺崇謙堂墳場。

忠於理想「笨人」樸實做學問

新亞是中大源流最早的書院,最早期稱為亞洲文商學院。中大現任副校長許敬文1980年畢業於新亞工商管理學院。當年拿着英語科「肥佬」的成績單去港大面試,被教授奚落英文成績太差也敢來文學院,現在回想,「若果當年我進入港大,我想,我最終會是一名中學老師」。這一位新亞人,學商而不想從商,看巿場學是研究人類行為的學問,八十年代很多同學畢業後沒多久便買了綠楊新邨,他在其後七年,先後當助教並於法國與英國留學取得博士學位,1987年才正正式式領第一次薪水。中大人樸實,八十年代的香港繁華盛世裏都各有所為,像他一心向學的人,是樸實裏的「笨人」。但一直都忠於自己理想的「笨人」,某程度豈不又是比人聰明? 
做學問,心境比環境更重要,意志要比處境強橫。余英時當年買「森林小屋」,也不過是因為「沒有別的選擇」,現在駕車到巿中心不過五分鐘,夫婦倆感覺很安全。65年前後,香港都不是他學術視野的重點,他研究中國歷史如何發展一套民主人權的方式,焦點在中國。香港對他只是一種感情,「我對中大對新亞感情很深,母校嘛」。承接史學大師的路,歷史研究是關心一個國家的蛻變脈絡。「我們關心是整個中國政治的發展,也不光是共產黨不共產黨的問題,也不是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問題,是整個中國怎樣走上那條路,是我們新亞希望能做的事情,也是新亞精神的一部份」。
「放於香港現在,新亞精神跟社會政治有沒有關係?」記者問。
「我現在跟學生沒有多少接觸了,我看香港最近的政治變化,我看十年前還是很關心政治的。所以這種精神是香港的,已經不光是新亞,新一代年輕人已經很關心政治,香港可以懂得怎樣控制自己的命運」。
余英時看古代天命之說是天聽於民的民主思想模式,科舉制度則是公平選拔治國人材的選舉初階。歷史圓融,他說新亞精神基本上以學術文化為本位,並不是搞政治的,但是關心政治,關心社會。他贊成用最和平的方法解決政改及佔中問題,「這個香港現在的政府,不能不守信,實現這個比較沒有花樣的直接選舉,公平選舉」。而直接選舉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原則很簡單,「每一個人都有被提名權,每一個人都有投票選舉權,這是最簡單的原則,其實民主並不複雜」。
熟讀歷史,控制命運,錢穆曾是深水埗舞廳上面的書院校長。前人足迹,綿延大埔公路上半個世紀的大學校園,年年3月,半遮半掩隱蔽於茫茫春霧裏。夢想飛行50年,今天一條設計好的中大行山徑有七公里多,太多太多著名學者走過這個面海的沙田山頭。余光中越過霧海,轉一下眼睛就可以寫詩。黃美芸近年還不時在中大打網球,鍛煉自己,好好照顧患腦退化症後在校園居住的丈夫高錕校長。錢穆是精神,謝婉雯是芳香,枯榮有時,一切讚譽獎項,到最後,不過是用來證明做學問求真理的過程,一種亂世、盛世都不曾改變的學習態度,對社會待人的一顆真心。

—— 原载: 蘋果日報
本站刊登日期: Sunday, October 29, 2017
关键词: 中大建校 余英時 錢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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