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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改革:党政分工和政教合一 —— 从梵蒂冈走段长路来理解本国
作者:丁学良


俄国十月革命创建的极富特色的那套体制,是整个20世纪被社会科学界研究最多的一家异类政体,也即与西方代议制宪政根本对立的“它者”,由此而发明的体系分类(systemic
typology)更是五花八门。稍微阅读过相关的大学教科书的人都知道,从概念建构角度回顾,最有影响的当然要数“全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亦译为“极权主义”)。

加一个“后”说明不了新问题

直到如今,仍然有很多评论家试图以此概念来描述和分析目前的中国体制,至多再加上一个前缀Post-“后”。这种冠名法本身就透露出,使用“后全/极权主义”的评论家有几分犹疑不定,甚至陷入苦恼的困惑,因为他们没办法在目前的中国体制与早先在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的体制、中国在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前的体制间完全划等号。早先那套体制与目前体制之间的相同处和相异处,都不可以一笔抹杀。而若是把所有这些异同处综合进一个逻辑清晰的概念框架,又超出绝大多数著名的和普通的学者——华人洋人皆包括在内——的智慧和技能。这丝毫不是在讲笑话,笔者曾努力收集过去十多年间,英文出版物和主流媒体上对目前中国制度的性质界定,起码有18个之多(丁学良:《中国模式:赞成与反对》,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增订版第112-
113页)。这恰恰表明学术界的困惑和挣扎,而笔者撰写这些评论,也正是为着在这个世界性难题上努力钻一个小孔,露出些微的亮光。

另一种学术界的尝试,是从比较历史学的视角,把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那套体制,与世界上多处曾经存在、并且在有些地区还继续存在的一种体制作对照,这便是“政教合一”制度。那些从来没有在1917年以后的俄国和1949年以后的中国生活过的人,如果认真阅读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科尔奈的大作,他们读到的是:在所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该党严密控制着国家机器包括行政系统、军队、警察、法庭;这个党国从上到下由一部官僚机器(The
Nomenklatura)进行协调操作;这个党国并且控制着所谓的“群众组织”即各界社团;这个党国还控制着国民经济。这种党国一体的超级体制坚持和推崇唯一的意识形态,以它来作“自我合法化合理化(self-legitimation)”的论证宣传。任何批驳这个党国体制具有无比“优越性”(此乃官方意识形态之核心)的人,都是该被镇压的敌人(Janos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8-130)。

富有特色的现代版政教合一

读了这些,读者自然会联想到的,是启蒙运动和法兰西大革命之前的欧洲“政教合一”体系;更加相似的,是穆斯林世界现存的几个政体如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其政权和神权互相缠绕、互相补充、互相支撑;既管控俗务世界,又管控精神世界;既有金钱官位犒赏铁杆部属,也有权威纪律惩治异见之徒。最要紧的是,既能够自己及亲属享尽人间骄奢淫侈,又能够引经据典宣称他们独占这些特权上合天意下合民心;你若不顺从,政教合一体制有无穷手段对付你及家人。

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很快就建立起政教合一的体制,并不太难理解。东正教在该国近千年的传统,已经为政权和神权的连体留下深厚土壤;依此传统,沙皇的绝对专制权是神授的。列宁立下的“阶级暴力和革命恐怖合乎历史必然法则”的原理,经由斯大林的持续制度化——他本人受过的唯一教育是在东正教教会学校里——,终于近乎完善。毛泽东从1937-1938年开始步步模仿,1949年后建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政教合一体系(潘佐夫、梁思文:《毛泽东:真实的故事》,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22章)。

超级体制的超级困境

十月革命创建的多家政教合一的体制,管制的力量非同小可,施政的困难也是非同小可。曾经有过多起从体制内作出大幅度改革的企图,主要原因是客观压力(内外危机)和主观动力(理想主义)的接驳,其中两大案例最值得回顾。

第一是1950年代开始的南斯拉夫改革。为了对抗斯大林帝国的威胁,使自己争取到本国民众的牢固拥护,南斯拉夫共产党内的一些理想主义者试图回到马克思时代的架构,以“共产主义者联盟”取代严密等级制官僚化的共产党。“联盟”是自愿为公众服务的共产主义者的平面联系,不享有特权;其成员不按照工作单位组织,而是按照本人的居住地组合;不用上班时间而是用业余时间为社会公益作无偿服务;所有的工作单位里不设立党支部党委,让工作单位成为纯粹的专业和功能部门。这样一来,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入党自肥、官僚主义、特权阶级、官民对立、外行领导内行等等的党国一体政教合一的典型弊病,都会逐渐被铲除。“南共联盟”力争把自己转变成完全不同于列宁斯大林模式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和“走向个人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的正道。可惜试验了十几年,吸引了众多西方知识分子的热情关注,却没有坚持下去。

第二是1970年代尾开始的中国改革。在胡耀邦和赵紫阳主持第一线领导工作期间,党政分工是重要的改革内容,目标是:让党专注于管党务,包括党的思想工作、纪律、党员操守、党员的学习、党组织的健全发展、党和共青团及其它社团的互动、党费管理、党的政策研讨、党的愿景等等,也就是让党不必深陷于每日每时对行政和经济的管理细节,让党主要发挥思想观念的引导作用、宏观和长远政策的构想和设计、对群众的鼓动和榜样作用。这样一来,行政部门就可以按照既定的政策依法操作。党是大脑,政府是身体主干,各司其职,党组织不要去干涉行政部门的日常运转。遗憾的是,这一缓慢而重大的改革随着胡赵两位的相继下台而终止。

在笔者的研习框架里,以上的两起改革尝试,相似于欧洲中世纪末开始的政教分离:教会脱手世俗行政管理,只专责于引领民众的精神生活和心灵世界。世俗政权从此以后不再老是依靠“君权神授”来合法化统治,而是越来越靠实际政绩和自下而上的社会利益及民意输入来支撑。若无此一政教分离,欧洲就不会有随后的政治进步和宗教宽容,导致多元文化和民选政治的壮大(K.H.
Silvert, ed. Churchs and States, New York: American Universities Field
Staff, 1967)。

仅仅起步的政教分离

假如南斯拉夫和中国的上述改革基本达成,其后续效应将是深刻和全面的。很可能由此途径,政府首先、共产党然后将依法运作、依法执政;公民社会变得愈益自主;文化领域包括信仰和宗教生活更加宽容多元。若此,南中两国就走上了政治演变的良性大道,党国体制和政教合一将会作出历史性的调整和让步,宪政远景步步接近。

而且我们不要忘记,多半也是因为有了政教分离,教会和宗教团体逐步远离了政治斗争,宗教生活的自主性愈益确立。显而易见,现在的天主教会在全球有13亿左右的信徒,并不是靠着任何政权强迫维持的,而是凭借信仰本身的力量。考虑到梵蒂冈体现了一个长逾千年的传统和基于这传统的世界性机构,快要庆祝成立100周年的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内心里既很羡慕又很困惑:为什么天主教会能够达到这两个奇迹数字呢——信众超十亿,长存逾千年?要是本党也能同时达到这两个奇迹数字,“千年盛世”,那有多好哇!中共19大期间若是有代表提出这个问题来讨论,那是极有意思的,笔者相信它会引发一系列深刻反思和开放性展望。

可惜这纯粹是假设。敢于这么思考的中共人士还有,敢于这么提问的却没了。那些在胡耀邦和赵紫阳费力推动党政分工的真改革时期,活跃于体制内的有理想的党员和干部(他们是1949年后最开放的党干群体),已经在1989年夏秋之后的党内斗争中少数被清洗、多数被边缘化了。在1990年以后的多年里,他们虽然极少有被提拔重用的机会,但还是力图发出重启改革的呼吁,此起彼伏一直挣扎到中共18大前夕,期间由于党内接班危机突发而颇具声势。可是在过去的五年间,这几代人凋零了,他们中最年轻的也过了60岁,不再有上升的机缘。尤其是党内纪律的日加严厉(此乃列宁主义的法宝),他们连在公共空间发声的余地也被剥夺。这就是为什么近来我们再也读听不到认真严肃的改革倡议从内地传出来;充斥于耳的,只是谣言纷飞。

为什么中共不能够像梵蒂冈一样,接受政教分离的改革,以此换得“千年盛世”呢?这个大难题,容后再探讨。

写于 2017年10月7日

—— 原载:
本站刊登日期: Saturday, November 18, 2017
关键词: 政治改革 党政分工 政教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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