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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是萬惡之源
作者:李大立

100多年前「一個幽靈在歐洲上空俳徊」,「共產黨宣言」宣稱「共產黨的目標用一句話概括起來,就是消滅私有制。」徹底消滅私有制,全面實行公有制,1949年中共篡政後步蘇俄后塵,在城市里沒收資本家的工厂,一切私營工商業,小至路邊小店,沒收一切房屋私產,由政府重新「分配」,在農村沒收地主富農一切土地房屋財產,分給「貧下中農」,數年後由互助組,合作社進而「人民公社」一切土地收歸國有。結果如何呢?

    

      結果就是城市里肅條冷落,連一間路邊小面店都要國營,店員懶懶散散,沒人安心工作,顧客稀稀落落,不但消費程序繁复,費時失事,還要看服務員一付晚娘冷面孔。工厂裡工人懶洋洋應付上班考勤,為的只是月底那一小點微薄的工資,完全沒有任何生產主動性,積極性,大家紛紛把工厂里任何有私用价值的生產資料偷回家去制作家具,家庭用品.....使得整個國家生活日用品奇缺,無論什么東西,吃的用的一律憑票供應,共產主義沒建成,倒是先建成了一個「票証王國」。「解放」几十年,所有大中小城市,除了「蘇聯展覽舘」几乎沒有任何新建築,大城市全靠舊政府留下的一些高樓大廈撐門面,普遍一家三代四代擠在黑暗狹窄的小平房里,年輕人旡房結婚,上海還曾發生為婚房鬧出人命的悲劇。

       農村情況更甚,中國廣大農村數千年的「各家自种各家田,收獲各搬家里囤」的生產秩序被共產黨一朝徹底打破,實行所謂土地全部收歸國有,農民集体上工記工分,年終分配糧食現金的人民公社法則。結果全体農民都成了無地的不自由的農奴,可說是完全沒有任何生產積極性。

現時有對當年中國農村「人民公社」非常生動真實的描寫:早上隊長書記吹哨集合訓話分工,農民社員懶洋洋開工,書記隊長回家抱老婆「學毛著」去了,或者去隊部泡茶閑聊「研究工作」,全額工分照記一分不少,到年終書記隊長分最多。請看現時文字資料對當時農村情況的記載:

      1958年「大躍進」後,由于实行平均分配,许多社员在家装病,三请五请不出门;劳力多人口少的户本来是生产上的主力军,但收入减少最多,因此他们劳动情绪消沉,休息多干活少,不满地说,“共产党没良心了,说的是按劳分配,实际是谁苦战苦了谁”;有的管区有48个人拄上假拐杖不参加劳动;耕地不能及时翻好,致使出现荒地的现象(有的村竟1,500亩地都没耕);同时肥料少,农具缺,水也不足。这与上级想象中的“大跃进”恰恰构成了鲜明的对照。[1] 

      
上述反映的情形不仅是太谷县一个地方的现象。例如,在广东新会也出现了“四多四少”:吃饭的人多,出勤的人少;装病的人多,吃药的人少;学懒的人多,学勤的人少;读书的人多,劳动的人少。有人称当时的人民公社为“三化”:“出工自由化、吃饭战斗化、收工集体化”。各地的劳动出勤率普遍下降了五、六成,劳动效率和劳动质量也普遍下降。基层干部受到影响也消极起来,甚至随波逐流,对1959年的更大跃进缺乏信心。在全国许多地方,备耕工作重视不够,肥料准备不足,耕畜养护不好。[2] 不少地方发生了宰杀和停养牲畜、禽畜的严重现象,如山东省耕牛死了四分之一,广东不养猪了等等。据李锐回忆,在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上,陶铸说:“九年惨淡经营,真是毁于一旦”,750万农户,70%以上养猪,一吃一死,都不养了;李云仲在金县一个生产队调查,去年有猪300多口,今年只剩了9口,鸡鸭去年几乎杀光了。[3] 

      
总的来说,在农民们眼中,19589月“公社化”以后是99%的缺点,东西也不分你我乱拿;公社化俨然就是“共产主义”,一切都归公了;公社化搞食堂,干部假借查卫生的名义到处搜寻粮食,致使群众害了怕,觉得社会变了样;上面是“一平二调三收款”,下面是“一愁二怕三紧张”;群众思想混乱,害怕共产;有“十五气”,第一气领导干部“带了疯气”,人们心里有一股怨气,可是又不敢说,觉得自己就是个受气疙瘩,吃了一年的钉子;人们开始半信半疑,觉得世道不对了;领导上说话不算话,群众对政策也不相信,开始和党脱离;无论是派任务还是调劳力、物资,都顶,形成上下顶牛;并开始哄上头,据说是,干部哄群众,哄一成,群众哄干部,哄九成。……[4] 江西省委党校甚至有80多个县委一级干部在1959年初的“鸣放”中也提出:中央通过的两个有关公社的决议是“心血来潮”[5]。 

     
经历过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农民实际上已经明白,“集体经济”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从此农民们与共产党离心离德,开始了他们的“反抗”和“坚决抵抗”(毛泽东语)。这一反抗的最主要方式就是“怠工”或“变相罢工”,不生产或是不多生产,表现为出勤率和劳动效率的普遍下降,以及人为造成的田地荒芜,施肥、灌溉和耕作水平的下降。从另一方面讲,在农村经济高度“国营化”的情况下,农民也产生了依靠国家和依赖上面的思想。换言之,在国家“共”他的产的同时,他们也梦想着“共”国家和别人的产。这一时期农民的另一个反抗方式就是瞒产私分。从1959年初的情况看来,瞒产私分是相当普遍的,但不如以后的“三年困难时期”那样严重。 

    
无论是怠工、不生产,还是瞒产私分,都是“大跃进”和“困难时期”农民行为的共同特点。显而易见,1958年的“大跃进”事实上把政府和农民逼到了对立的位置上,也可以说双方已经“正式开战”。而在以后的3年里“两军对垒”的结果,自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毛泽东在国际上的声望也大为折损,从此他再未尝试争夺国际共运主流阵营领袖的地位,而是针对国际共运的主流阵营发动了“大批判”。 

       
結果就出現了人類文明史前所未有的19591962年的三年大飢荒,活活餓死了3800萬人,究竟“大跃进时期”导致多少人死亡?目前官方的人口统计显示:1958年全国人口为65,994万人,比上年增加2.22%,较前几年增长率为低;1959年为67,207万人;1960年为66,207万,减少1千万整;1961年为65,859万。实际上这几年的官方人口统计数据是不真实的。《当代中国的人口》一书首次指出了“三年困难时期”官方的人口统计数字不真实的问题。此外,当时很多列为“正常死亡”的人口中,很大部分实际是饥饿致死的。例如,在甘肃,“死了人还不敢说是饿死的”,对死人区分正常与非正常死亡,“是很难分清楚的”。[6] 

     
《当代中国的人口》披露:1959年的人口数字是“浮夸风”盛行之下有意多报的结果;1960年人口的减少数实际上比公布的1千万多;据1964年的人口普查资料回推,1961年的人口数应当是64,508万人,比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少1,351万人;这样3年累计人口减少数为1,486万人。如果考虑到人口的出生、死亡和由此决定的人口自然增长情况(这与前几年相比也有很大变化),这一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当有数千万之多。[7] 另据一项对农业劳动力的统计,1961年比1957年农业劳动力减少了2千万人。[8]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唯一一次认真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尝试结果,是执政党最后不得不断了实现这一理想的念头,在1970年代末期局部重新回到了农业集体化之前的原点。然而,中国的农民为了这一试验却付出了数千万条生命,但又有谁向死者表示过悔意呢? 

      相反,執政共產黨在其太祖毛澤東死後,意識到老毛那套胡作非為己經使「,國民經濟衰落到崩潰邊緣」,他們的一党專制獨裁政權岌岌可危,不得不改弦更張,在城市裡恢复私有制,開放民營,結果呢?短短二三十年,城市面貌煥然一新,你開一間飲食店,我開一間服裝店,街道上一下就熱鬧起來了,死气沉沉的局面一下就活過來了,高樓大廈如雨後春筍拔地而起,高架橋有了,地鐵有了,超市也有了,甚至小汽車也走進了尋常百姓家。什麼原因發生如此巨變?這就是私有制的威力!

    

     鐵一般的事實,旡情地無可爭辯地証明了:馬克思共產主義消滅私有制只是一個脫离現實,與人性相悖的空想,它給人類帶來了空前的災難,中國49-78年的經濟大倒退,59-62年3800萬餓孚的尸骨給它下了最好的注腳。

 

 

 

 

 

 

9/11/2017香港

 

 

附注:

[1]见晋中地委关于以算帐为中心的整社试点工作的报告,太谷县档案:3154;太谷县档案:3158,第4111213141922242635404551528893101127130139页;还参考对胡二娃的访谈(19949月)。

[2]《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127128131页;在湖南,据说农民作了一天活,身上没出汗,见《庐山会议实录》,第372页。

[3]见《庐山会议实录》,页1562648等。

[4]太谷县档案:3158,第1282132718486512812933461262832132页。

[5]《庐山会议实录》,第42页。

[6]“甘肃省农业合作制简史,《甘肃省农业合作制大事记》,甘肃人民出版社,兰州,1988,第2438页。

[7]《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69页。

[8]《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第558页。

《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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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Tuesday, November 21, 2017
关键词: 公有制 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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