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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死善道,循善取义——读赵越胜《燃灯者》
作者:余杰
一九七五年,跟领导几经争取,当时还是“半文盲”的小青工赵越胜,作为所在工厂的“理论骨干”,有机会参加“工人专职哲学进修班”的课程。也就在这个进修班上,赵越胜遇到了“来向工人阶级汇报学习心得”的、尚戴着“反动学术权威”帽子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周辅成,遇到了生命中的“燃灯者”。第一次上课,“目光澄澈,表情开朗安详”的先生深深吸引了求知若渴的学生。一段“从游之乐”的佳话由此展开。多年以后,旅居巴黎的赵越胜写出了怀念老师的《燃灯者》一书,被誉为“再现一代大师的风骨与情怀,两代学人精神相续的心灵史诗”。

学富五车的老师,为什么会接纳并无学术根基的青年工人当学生呢?赵越胜的解释是:“自当局四九得鹿,紧追苏联,院系调整,改造大学,又以洗脑为万事之先,以致大雅无作,正声微茫,詈词横行,邪说盈庭。及至文革,校园皆成战场,师生半为寇仇,荼毒心灵,夺人性命,一至斯文涂炭,为华夏千年所罕见。在此暴虐之邦,先生心中寂寞啊。碰到能谈及学理的机会,先生便不愿放弃。”在那蛮荒粗鄙的时代,即便是一株小小的向着光的方向生长的幼苗,老先生亦倍加珍惜与呵护。周辅成在狭窄的书房中给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学生“开小灶”,那间简陋的书房也成了赵越胜享受精神盛宴的地方。多年以后,他的回忆让人感到美好的时光宛如昨日:“离开先生家已是夜幕初垂。清冷的天空有几点寒星。天酷寒,我却浑身灼热,心中兴奋满溢。不为他事,只因先生授我一席话,借我几册书。以往,多少渴望冀求,晦暗不明地蜷曲蛰伏心中,而今先生的智慧和学识点亮烛火,通浚阻塞,唤醒了一个青年的精神生活,让他懵懂的内心世界疏朗清明起来。”

 

 

失去战场的战士和失去讲台的老师

 

作为“民国遗民”,周辅成一生中的“美好时光”仅有两段:一是共产党未夺权之前的民国时代,即便在抗战的硝烟中,他亦能弦歌不辍,著述育人;二是“文革”结束后直到八十年代后期,他把一生所学倾囊相授给被荒废十多年青春的学生。其余的日子,便都是“不好的时光”了,如赵越胜所说:“先生这一代人在反右、文革期间所经历的,前是先辱后杀,后是辱而不杀,再后,自教读书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觉其辱,甚而以辱为荣,反辱同侪,竞相做辱人者的同道。清流尽扫,士林心死,其哀何之?先生知其辱而保其辱,守其弱而砺其志。信大道如砥,虽身不能至而心向往之。”怨天尤人无补于事,逆流而上方是君子丈夫。

一九八七年,在邓小平掀起的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周辅成受学生胡平牵连,被迫提前“退休”。胡平是中国民运当之无愧的理论家,当初参与海淀区人大代表的选举,从而成为官方的眼中钉。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周先生四处为之担保。后来,胡平流亡海外,成为“国家的敌人”。于是,有司发话说,培养出这样的“反动学生”,老师也有责任。此时的北大,早已不是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上峰既然下命令,周先生只好离开讲台。周先生被排斥于教学之外,是中国学界损失,但直接受影响的,是他的学生。周先生的学生万俊人在访美时对大师兄胡平说:“当年那些事的是非不去说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因为你,先生不能上课了,我们没有机会在先生门下读博士了。”胡平听了,潸然泪下。

与失去战场的战士一样,失去讲台是老师最大的痛苦。没有想到,两年后还有更大的痛苦等待着周辅成: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杀,带给他更大的创痛。由于《燃灯者》这本书是在中国出版的,赵越胜在回忆老师当时的心境时,亦只能点到为止:“一九八九年六月再见先生已近月末。天气闷热,令人窒息。”也正是在那时,周辅成劝赵越胜出国,因为在国内什么都干不了。老人说了一番决绝的话:“四十年了,中国读书人吃尽苦头,前三十年是唾面自干,自我羞辱。后十年开始想做出点人样子来,给斯文挣回面子。我活不了几年了,再不能任人家拎着脖子耍来耍去了。”

二零零九年,周辅成去世的时候,北大校方毫无表示,与之相比,差不多同时去世的季羡林尽享哀荣。学者肖雪慧在《浊浪翻涌中的一股清流——周辅成先生百年诞辰学术座谈会小记》一文中写道:“去年周老、季羡林先后去世,两位老者学识、人品的高下,人们心中有杆秤。但北大校方似乎已经习惯于看政治权势眼色行事,对周老去世表现出很不体面的沉默,几乎与此同时,却随‘弘扬国学’的官方意图起舞,高调配合,大办‘国学大师’丧事。”

大师与玩偶,如果放在权力的天平上,往往是错位的。周辅成很喜欢南宋诗人黄庭坚的一段话:“士生于世,可以百为,惟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或问不俗之状,余曰,难言也,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临大节而不可夺”的独立的知识人。这样的人,如今偌大的神州大地上还剩下几个呢?

 

 

爱而不公正比没有爱更可怕、可恨

 

晚年的周辅成,虽然失去了讲台,却还保有书斋。在书斋中,他没有一天停止过思考和写作。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多年,他思考的核心议题是“何谓正义”以及“如何实现正义”。在赵越胜看来,先生读亚里士多德便遵循亚氏的主张“我们探讨德行是什么,不是为了知识,而是要求成为善人,否则探讨的努力就全无意义”。在希腊哲人那里,政治权利乃是公民个人内心的正义要求。真正的智者不会从统治者的角度讨论政治。他们所支持和维护的真理与正义的标准,常常是在现世被视为无效、无益、无利可图的。

作为中国当代伦理学的奠基人,周辅成一语中的地指出:“我以为二十一世纪的新伦理学,首先不是把仁或爱讲清楚,而是要把公正或义讲清楚。爱而不公正比没有爱更可怕、可恨。……正义论或伦理学中正义问题,从根本上牵连着政治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由此,我们或可明白何以罗尔斯会继《正义论》之后,再作《政治自由主义》。”罗尔斯的学术理路,被他用如此简短的一句话就概括出来。

“公义”问题当然不仅局限于伦理学领域,也是政治学、经济学乃至神学议题。其实,“公义”恰恰正是目前华人教会在真理教导上的一个盲点。上帝的公义和慈爱是并行不悖的,圣经中说“存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可见“公义”在“怜悯”之前。如果没有公义,怜悯就成了肤浅的作秀。用德国神学家潘霍话的话来说,没有公义的爱是“廉价的恩典”。回避公义问题的教会,也就失去了光与盐的特质。

而周辅成对“正义”问题的关切,并不限于抽象的学术层面,而是关乎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基本人权。赵越胜回忆说,二零零九年,周先生去世前几个月,两人通电话,周先生谈兴很浓,对他说:“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大人物只关心自己的小事情,而小人物的大事情却没有人管。大人物的小事情就是升官、出国、捞钱、安置子女。小人物的大事情就是生老病死,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社会缺乏公义啊。大人物要注意了,小人物的大事情办不好,大人物的小事情也会出麻烦。一个社会缺乏正义,必定要出问题,人类几千年历史就是这样走下来的。”这些看法都是卑之无甚高论的“常识”,可惜中国学界已经失去了言说常识的能力,大家都假装对“房间里大象”视而不见,反倒是由一名九旬老人口无遮拦地说出来。

一九八九年之后,周辅成不再对共产党抱有丝毫的期望。如何判断一个政府的好坏呢?周辅成的判断标准从康德而来:“我读了一辈子康德的伦理学,精义是什么?是‘批判精神’,其实批判精神只是康德哲学的工具,康的哲学的中心是‘人是目的’。凡讲基本人权,讲人性的政府,即使有点错误,也可以挽救,而凡是无视人权,挑动人的仇恨,残害人的精神活动的政府,即使它做了一两件留名历史的大事,也仍然是坏政府。”尽管政府已全然败坏、无药可救,但个体仍然可以在黑暗的国度中活得有尊严、有理想,赵越胜对老师的评述是中肯的:“邦有道,先生闻鸡起舞,邦无道,先生鹤衣散影。内心守死善道,终不忘循善取义。”

 

 

人民自愿被奴役,暴君遂横行霸道

 

在“文革”后期充满血腥味道的空气中,周辅成和赵越胜这对师生,在北大一角的陋室中,交换着对暴君毛泽东的看法。“所有的中国人都崇拜毛泽东”,是一个共产党炮制出来的神话。实际上,早在中共建政之初,就有许多知识分子看透了毛暴君的本质。从林昭到杨小凯再到刘晓波,一代代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并未臣服于暴君的精神控制之下,他们勇敢地指着他说:看哪,这个丑陋的、没有穿衣服的暴君!

周辅成对残酷的宫廷斗争不感兴趣,对毛整人的厚黑手段也不以为然,他的思考聚集在这样一个焦点之上:毛何以成为毛,民众与毛之间的“互动”是如何形成的?

赵越胜回忆说,希腊先贤中,先生极尊梭伦。正是梭伦,在僭主庇西斯特拉图尚未得势时,警告追随他的“群众”:“你们真是重视奸徒的言行,跟着狐狸走。”僭主掌权之后,又是梭伦说:“僭主政治尚在准备之中时,较易阻止它,当它已经成长壮大,要去除它则是更光荣伟大的职责。”随后梭伦回到家中,在平静中继续作诗指出雅典人的过错,“是你们给了僭位者力量,让自己沦为卑贱的奴隶”。

“多数人的暴政”与“暴君的暴政”是相通的,换言之,暴民是暴君的温床。而暴民是由愚民演变而来的。两千年专制的阴影挥之不去,中国的根本问题不在于“暴君之暴”,而在于“愚民之愚”。那么,如何才能启愚民之蒙呢?周辅成特意推荐赵越胜读《愚人颂》,并指出该书有三大主旨:立身人道、宣扬宽容、批判专制。先生还把拉波哀西的《自愿奴役论》的未刊译稿给赵越胜阅读,告知“仅此一份,别无副本”。先生又说,托尔斯泰是流泪读这文章的。

在《自愿奴役论》中,拉波哀西劈面就提出问题:“我只想弄清楚,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乡村,这么多城市,这么多民族常常容忍暴君骑在自己头上。”虽然暴君“多半来自全体人民中间最胆怯和最软弱无力的人”,但失去自由意志的民众偏偏认为暴君无比强大。拉波哀西绝望地看到:“人民丧失了理解力,因为他们再也感觉不到自己的病痛,这就已表明他们是奄奄待毙了。甚至现在的人,连热爱自由也觉得不自然。……人们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自由,所以要唤醒他们把自由收回来,是困难的。他们甘愿供人驱使,好像他们不是丧失了自由,而是赢得了奴役。”

师生在通信中讨论这些星光灿烂的典籍。周辅成在给赵越胜的信中说:“作奴隶不可怕,人因不可抗拒的原因而沦为奴隶的情况时常会有,但记住不要自愿做奴隶。读书思考就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沦为奴隶而不知。”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对“奴隶”和“奴才”的二分法:被迫为奴者,终究会有反抗的那一天,如同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一样奔向自由;而“奴在心者”,就成了万劫不复的奴才,他们对于被奴役的命运安之若素,甚至乐此不疲。

 

 

为什么没有从希腊走向希伯来?

 

周辅成是希腊文明的热爱者,赵越胜在书中记述了不少先生如何带领学生阅读希腊原典的细节。早在一九三八年外敌入侵时,先生便撰写了题为《中国文化对目前国难之适应》的文章,文章指出:“古代希腊人虽然一个也没有了,但只要人类还存在着,他们那些寄托其理想的活动力之文物,流传下来,就会给我们后人以莫大的启示、鼓舞和慰籍。我们很可感觉到几千年前的人类精神文化,那些天才的灵魂与人格,与我们息息相关,并对我们殷切关照。”周辅成对希腊的热爱,与后来从希腊城邦制度中寻找民主资源的顾准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周辅成未能再走一步,从希腊走向希伯来,将“两希文明”融会贯通。也许因为在其求学的二三十年代,西学的主流已经蜕变为理性主义和进步主义,而加尔文主义、清教徒传统以及古典自由主义却遭到了边缘化。所以,在周辅成看来,克鲁泡特金的精神是欧洲文明的根本,即爱人、自由和牺牲。他说:“人道主义在西洋流行已经两千年了,但西洋人的精神仍循着这条大路前进。西洋人提到爱自由,总是心志焕发。有人说西洋人是宗教精神维持的,我觉得说得笼统了,应该说是由广大的爱所维持的。”其实,比起“基督教精神”来,“爱”才是一个“笼统”的、甚至大而无当的说法呢。“公义”与“爱”、“自由”与“秩序”、“恩典”与“律法”的美好的平衡,并不能在乐观的人道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里面找到,而只能在《圣经》中找到。周辅成先生终究未能戳破这层薄薄的窗户纸。

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恰恰跟后来苏俄的布尔什维克暴政以及毛泽东“人人皆可成圣贤”的狂想之间有着某种草蛇灰线的联系。正是受这一思想脉络的影响,周辅成对法国大革命基本持肯定的态度,而对英美保守主义传统保持疏离,他“不赞成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批评,说法国大革命是平民为争取做人的权利而发起的革命,柏克站在传统英国保守主义立场批评大革命,偏见很深”。年逾八旬的周辅成受赵越胜之邀去巴黎访问,对法国大革命的诸多遗迹颇为心仪。有一天,师生二人在傍晚去了巴士底狱旧址,老师说白天还要来一趟,以拍照留念。这个细节正可昭示出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人大都具有浓得化不开的“法国情结”。

《燃灯者》这个名字是《圣经》中的典故。耶稣说,人点灯,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我注意到,书中有一处写到了《圣经》:“一九八三年七月酷暑,几天前和先生约好去看他,顺便还几个月前借走的《新旧约全书》。那时《圣经》不好找,先生说读国学要通六经,读西学要读《圣经》,授我他常用的那册旧和合本,包着白色道林纸皮,已被先生翻阅得起了毛边。我知道这是先生常在手边浏览的书,便抓紧时间粗粗读了一遍,想着赶紧还先生。”遗憾的是,周辅成先生未能接受《圣经》为生命的源泉,未能确信唯有在《圣经》中才有全然的美与全然的善。若有《圣经》的支撑,他的生命之光必将燃得更亮,照得更远。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Friday, December 14, 2012
关键词: 赵越胜 燃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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