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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日報專訪余英時】拒絕變順民 寄語港人:不要放棄
作者:冼麗婷

 


链接:https://hk.news.appledaily.com/wonder/realtime/article/20180318/57946191

 

 

余太太陳淑平說,丈夫是個開水泡飯也沒問題的人。

 

他童年時候曾於安徽潛山縣官莊鄉居住。群山環抱,與密茂松杉為伴,小河山坡可安度一天,有時濃綠中祥躺草地,聽鳥語蟬嗚。年少讀書時期流行的共產鬥爭思潮,他不感興趣。

記者二○一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到美國普林斯頓訪問八十八歲余英時。冬天大學區公路旁樹林,像清癯的學人。進入距離大學不到十分鐘車程的郊區樹林,車上谷歌衛星定位首先認出榮休教授的門牌; 清明樸拙之氣、飽學無求初始之心,只有人,才能感應。

 

屋小地大,雪後淺淺青綠一排竹林,伴在屋後。聽說這裏春天會有爛漫山花,五月天,白點淺褐色小鹿會來訪。腦裏留着幾多人、幾多年的想像了,還未踏出眼前現實,突然另一輛房車來時小路駛進來。女司機一張尖幼的臉胚,一直看着我們,車子駛到余宅屋邊泊好,不會有誤會了,她是余英時太太陳淑平。

想過好多趟踏入屋裏見主人的禮節,這一刻,只能立刻下車,適時跟余師母相認問好。記者早到約一小時,師母好想先招呼我們入屋,但教授說好上午不見客的,結果,師母再問一次,回頭還是對大家說:「他說按原定兩點半見面。」

猶勝哈佛贈款

余英時在香港中文大學成立前的新亞書院畢業後,到美國哈佛完成博士學位,他在廣西出版社《現代學人與學術》裏〈我走過的路〉一文說,哈佛六年半,安心讀書,接受嚴謹學術紀律訓練,糾正了他一九三七至一九五五年間(即國內與香港讀書的日子)自由散漫、隨興所至的讀書作風。

當年哈佛燕京學社資助新亞書院院長錢穆編寫「朱子學案」,其後錢穆保薦余英時到哈佛讀書。錢穆後來感謝哈佛對新亞的協助,對方如此回應:「哈佛得新亞一余英時,價值勝哈佛贈款之上多矣」,此話記於錢穆《師友雜憶》。

史學鴻儒,余英時佇立美國學術界六十多年,約在一九八六、八七年從一位剛喪夫的女主人買下這物業,夫婦棲息樹林小屋三十多年,誤把浮雲當樹林(mistake some clouds in the sky to be forests on the horizon)的人,他都見過。他所說的儒家詩書寬大之氣,實則是品與學的大道理。在學術最深的範疇裏,沒有地域分野,只有精神氣度的分野。

正義感敲中心靈

拜訪鴻儒,心若登山,余宅是普林斯頓樹林平地小屋,沒有通靈小鳥引領,不可能知道那裡是智慧源頭。陳淑平像是余英時身邊一隻鳥,在旁邊繞來繞去。他的客人,在她吱吱細語下,知所進退。若果不是訪客平庸,總不會有老生常談。最記得女主人在訪問尾聲,站在大門裏,一邊看着余英時先生在屋外拍照,一邊淡如水在記者耳邊說,「他最重要還是sense of justice(正義感),是不是,那是學不了的?」

當時候,記者也正看着余先生,沒有正面望師母,聲音回韻「sense of justice」,像吹了一口氣似的,敲中心靈。余英時的正義感有跡可尋,他十三歲聽到鄉中營長貪污情節,非常氣憤,寫下一張狀告,結果惹禍上身,幾乎被營長抓去立刻槍斃,要躲避到族兄家裏去。

不要看余英時批評直率到位,他處世有人情,記者從電話至見面,處處感受得到。幼讀四書、《戰國策》、《史記》及唐詩,十歲多一點,看到私墊老師跟年輕寡婦鬧戀愛,秀才寫的兩句情詩,他一直記得:「春花似有憐才意,故傍書台綻笑腮。」

小書齋藏大學者

鄉間小孩子已成八十八歲歷史學家了,記者首先在「小書齋」旁邊第一次跟大學人見面,他的笑容言談很快便讓人心安,大家坐在客廳開始訪問。穿着長黑裙及靴子的余師母,慢慢打點,擺好香茶,拿着圓型紅嘴大水煲穿插各人之間,周章熱水,還能聽到對談重點,靈巧可愛。

人與人,尤其兩個人之間,像余英時說,有時講平等是沒意義的,儒學與民主自由關係他都看透,但兩個人相處,經常argue,如果投相反票,豈非永遠沒有結果?所以最重要還是take care(關心)的問題。

余英時能以現代學術方法詮釋中國傳統思想,論文四百餘篇,書稿萬千,按余太太確認,就是從來沒有寫過她,「那是我們之間的事情嘛。」活在大學者身邊,陳淑平在美國讀書後教中文,從沒想過要筆耕,「不不不,啊,一個已經夠了。」

做學問是關於思考,思考,一定要有自由。能跟余英時面對面交談,比閱讀他的書,自有不同驚喜。阡陌有情,相交走過的人太多,他這一代人,誰跟誰見過面,聽得人眉飛心跳。余英時這個人好看,因為,他的一生,永遠有經典人物穿插其中。

師承國學大師

首先,錢穆與胡適,跟余英時的治學生涯,近距離得很。國學大師錢穆是他老師,而父親余協中留學美國時,早跟胡適有交往; 岳父陳雪屏,在蔣介石執政時期任台灣省教育廳廳長,其後任行政院秘書長,與胡適深交。有這樣的養分薰陶,治學明理,余英時心裡沒有權威。他在《重尋胡適歷程》一書,為中國現代追求民主自由學者治學歷程找脈絡,其中更為傳說中胡適沒有完成博士論文翻案。話說有一段時間,在美留學的胡適,經常陶醉在自己的精彩演說,疏於治學本業,康內爾大學教授拒絕批出博士研究奬學金,結果他轉到哥倫比亞大學。跌這一跤,令胡適痛定思痛,專心讀書完成論文,心裏也暗暗感激兩位對他當頭棒喝的學者。

「胡適我沒見過,我是看他的東西看得很熟,很小就受到影響這是真的。」余英時說。

「他不是也在美國嗎?」記者問。

「他在美國,我無緣無故去看他,沒道理嘛?我不大、我沒有看名人的習慣。哈哈哈哈。」

「他跟你爸爸有交往嗎?」

「他有交往,我父親看過他,在美國的時候。我最早看他的字,就是他寫給我父親,在我們鄉下,搬家搬到鄉下去了,胡適的詩,是他寫的。」

「還存在嗎?」

「現在沒有了,也沒帶出來嘛。和胡適的關係,因為都是安徽人,有一些交往,不過不多。」余師母問記者記得那首詩否,像是採訪準備的第一條考題。

「記得。但我不會唸,唸得不好。」記者好想唸出來,余教授馬上就唸出口了。

「風過鏡平湖,湖面生輕皺,湖更鏡平時,畢竟難如舊。為君生一念⋯⋯好像是甚麼,下面大概記不清楚了,有召即重来,還是甚麼,八句,一查就查出來了。」

分清學術與先生

胡適那首詩《嘗試集景不徙篇》,原來內容有十二句:「飛鳥過江來,投影在江水,鳥逝水長流,此影何嘗徙?風過鏡平湖,湖面生輕皺,湖更鏡平時,畢竟難如舊。為她起一念,十年終不改,有召即重來,若亡而實在。」

 

聽舊時人事,開心記錄,不知會否是歷史花絮。余英時尊師重道,治學好惡,卻又非常獨立的。話說他喜愛胡適,偏偏老師錢穆不喜歡胡適。「他們不同嘛,他說胡適攻擊中國文化,甚至共產黨引進都跟他有關係,所以錢先生面前,我根本不談胡適。後來他看我寫胡適,也不滿意,哈哈哈。不過他也沒有跟我說一句話,沒有當面說過我,他表示知道我在寫胡適。我學術是學術,先生是先生,跟錢穆做學生一定要罵胡適?那沒道理嘛。我對胡適也有批評,不過那不重要。」

余英時還對記者說,老師錢穆不會寫詩。余師母問:「他寫過嗎?」余教授答:「寫過,很壞,不成詩。」會寫詩的人,容易得人歡心。至於有人樂於做「余粉」,原因太多了。余英時送記者兩冊英文新書《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學者Josephine Chiu-Duke and Michael S. Duke寫的序,引證「余粉」不是虛構。書序評說余英時是「同代人中最出色的中國思想史家」,認為他有傳統士風,以言以行,為眾人之益,改善時弊,不遺餘力。「 the epitome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shi-intellectual who never gives up his efforts to ameliorate social ills and improve public well-being, whether through words or actions」。序言又指出,在一般華文讀者群裏出現不同的「 Yu Ying-shih fan clubs( Yu Ying-shih fens tuan 余英時粉絲團)」。

余英時做研究有自己的基本觀念,不崇拜任何人,也不需要粉絲。「我只是看這個人,理解這個人在歷史上有甚麼地位,有甚麼作用。不是說我佩服他,要做他粉絲,我一直沒有粉絲,不做粉絲,也不要別人做我的粉絲。我很感謝別人願意做我的粉絲,但我是不鼓勵的。」眾人笑了。

「不鼓勵,要告訴別人了。但是他們還是看你的書看得很開心。」記者跟教授想法一致。

「那就表示大家意見很相似。」

中國為何一百年來搞不好民主

「是,真的。很多問題,有時候我思考過了,沒有答案,但是看你的文章就找到了。為甚麼中國一百年都搞不好民主,因為『五四』不是已經開始很久了嗎?但是為什麼到今天還沒有呢?」

「是啊,所以我覺得最基本的原因是社會組織的問題。中國在政治上倒沒有organized,西方organized

church有很大力量。雖然基督教後來也有反民主反人權的東西,可是他成為一個組織力量以後,就有各種變化了。文藝復興、宗教革命以後,各種新力量都起來了,都通過教會。」

他說部份英國人就是因為反抗國教才移民美國,美國民主自由,也是歐洲開明時代的變革走出來,西方走向民主社會了,但中國沒有這樣的內部組統織。「他現在全力反基督教,把所有教堂都毀掉,把十字架拉下來。最近在陝西(或山西)發生這個事情,本來在浙江嘛,很多。」

余英時在《人民與民主》中〈民主觀念和中國菁英文化的式微〉一文分析過,中國一百年來民主沒有取得進展的原因,二十世紀中國菁英文化的衰退可能是其中之一,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菁英運動最後一次壯舉,如Alfred L.Kroeber名言,那曾經是「一群天才」的年代,可惜五四以後中國陷入危機、革命及戰爭,四十年代以後,菁英文化明顯衰落,民主觀念也扭曲了。

承傳,是世世代代的問題。普林斯頓面對面問道余英時,即時問,即時回答,大學者用事實透析心中道理,不要求逢迎,若有自己觀點,他更加喜歡。鴻儒學術著作約五十九本了,做學問至此,他還謹慎存疑,「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因為沒體力到圖書館找資料,他對記者說,已放棄研究唐詩與佛教的關係。對此他不感到可惜,也不要學生做他的工作,「學生畢業後就是朋友,他們自己走自己的路,不能要學生做我的工作。中國學生有的喜歡歷史,但不喜歡詩,不喜歡佛教,原因不知道。不是中國文化傳承的問題,中國文化太大了,東西太多,做不完的。」他認為總會有人慢慢做,日本人做得多得很,而且有的非常好。

「道假眾緣,復須時熟」,余英時治學傳世,不強求一己心意。他著名的哲學思想理論,以天人合一看傳統中國的軸心突破,他將中國軸心時代的突破和西方作對比,余英時認為中國在突破後的超越精神世界是內向的,可以簡稱為「內向超越」,與西方突破後的「外在超越」是兩條不同的文化道路。中國的超越世界——「道」——是「天人合一」的產品,即由人將作為價值源頭的「天」收入「心」中,所以在「內」而不在「外」。

他不信上帝,但儒家跨越宗教世界與人間世界,他視為一種信仰。

「我這基本也是儒家未知生,焉知死, 對不對?」他不否定宗教,也也尊敬別人的信仰,相信世界有一種不知道的力量,「我最近(幾年前)在《論天人之際》提到這個問題,你們看到這本書沒有?那是我最後一本書。」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史學家似遠還近,錢穆《國史大綱》,中學時代拿在手裏、看在眼裏。今天眼前活生生學者,正是錢穆愛徒。余英時原於北京燕京大學讀書,一九五零年元旦到香港後,在桂林街新亞書院考入學試,錢穆親自出題目,要他用中英文寫下看書心得之類的內容,老師看了試卷,立即取錄,最終成為第一屆畢業生。有一位培正中學退休中史老師、中大校友對記者說。最想知道余英時對中國及香港政治發展的看法。

習近平要做毛澤東

「中國共產黨決定用強力制服香港,香港屬於主權之內,外國人沒辦法幫忙。」他人在紐約,看香港都看一個局,「鄧小平時代他很顧忌國際意見、批評,一手硬,一手軟,講人權就軟一點,現在他兩手都硬,根本就不接受你的人權,也不接受民主,也不接受自由,但你沒辦法,香港一大困難就在這裡頭。」

「怎樣走下去?」

「走下去,我認為他內部會有問題,但甚麼時候我不敢說。我相信共產黨內部也有人不同意他這樣的做法。因為,現在習近平要做毛澤東,所以習近平的思想寫進憲法了,是不是?他要走一人專政,任何人不能批評他。我大陸的朋友,包括記者,如有對領袖有批評,馬上就把你抓起來。有人提建議,最近北京一個有名律師姓余的(余文生)剛剛被抓,他建議要多選幾個人做國家主席,不能一個人,就抓起來了。」

以小馭大,香港可以如何自處?「你要有人文修養,你才能抵抗共產黨。你不能靠暴力,你暴力暴不過他來,他有軍隊你怎麼辦?用槍你不就完了嗎?我認為任何政權,再強大也不能永遠專制到底,像他現在想做這個情況,所以他遲早會出問題。」

對共產黨沒任何幻想

他沒有看香港報紙,但他明白情況變化不大,「共產黨只有越來越緊,這個你挺清楚的,你只要抓住基本的情況,我對共產黨沒有幻想,換句話說。許多人都幻想,也許習近平上台一定會好一點,結果越來越壞。本來大家對江澤民不滿意,後來覺得江澤民好,胡錦濤時代大家又期望胡錦濤比江澤民好,實際上都是廢話,他的一黨專政不會放棄的。」他以歷史從未有過的新權貴階級來形容共產黨。

「很多人給共產黨賣力,整個家庭、個人前途都靠共產黨,他這是一個新的統治階級,你們也許記得從前南斯拉夫吉拉斯(Milovan Djilas)有一本書講新階級《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共產黨變成是一個New Class。中國共產黨89千萬人是一個真正的統治階級,是從前中國沒有過的,皇朝時代也沒有的。皇朝的官是從考試來的,考試是有相當公平的,你們沒有某種知識,你考不上,做不到縣官,做不到中央的官,皇朝全國的政權是公開的。」

現在的權貴階級,所有國營企業都在共產黨手上,沒有真正的巿場,私人巿場並不存在,這些企業跟資本主義完全不一樣,由國家控制,擁權的是共產黨的人,「你現在發財的人也好些是共產黨的親戚、朋友,關係很深的。所以你要看這個郭文貴,你知道郭文貴嗎?郭文貴是把他內部的情況,很徹底的報導出來。」億萬富豪郭文貴在美國之音「爆料直播」,內容涉及他對中國高層腐敗的指控,還提到自己為北京追捕的逃亡貪官提供幫助。「私人跟他合作你要聽話到底才行,你一不聽話,馬上變敵人。許多有錢人都關在監牢裏,或者殺掉了。你看富商被殺的有多少,被關被殺。」

「你從歷史去看,共產黨現在這個情況,你說的權貴階級是從來沒有的?」

「中國沒有過,外國也沒有過。哈哈哈,我們看到的希特勒或者史太林都沒有這樣的地步,都沒有到共產黨的地步。」

余英時說國內提倡科技,人文教育根本不提倡。到新一代,還有更難想像的問題。現在中國年輕人支持民族主義,余英時看是普遍現象,也不只是中國有。馬克思主義已經破產,沒有號召力,現在是偉大中國到哪大家都要受尊敬,以這樣的民族主義煽動情緒。

「我看到一個很有趣的情況就是,他們有錢,很多年輕人都去外面、去英國去美國去唸書,腦袋沒有改善?為什麼?」

「沒改。去外國讀書的都是特權的家庭,你知道?不是一般老百姓呀。」

「但你都是念書嘛...

「不一定啊不一定,他到美國以後覺得不能像中國一樣得意,就團結起來,以中國為號召。澳洲現在是大問題,澳洲中國人兇的要命,只要老師在班上說什麼話,對共產黨不好,他馬上起來攻擊。美國現在也開始發生這個現象,他現在打入各大學,孔子控制學院,一個大的武器。所以芝加哥已經把這個孔子學院控制現象取消了,還好,知道孔子學院不是開玩笑的,他一進來以後馬上就控制。達賴喇嘛不能請來演講,誰請達賴喇嘛演講,共產黨就起來兇 ,他這個民族主義已經發展到全世界了。」

共產黨能到今天這樣,余英時說,就是美國幫忙的。今天,美國又把中國當頭號敵人,因為美國吃虧吃很多,「跟共產黨打交道你永遠佔不到好處,只有吃虧的,只有幫他的忙,等到你要他幫忙,他就絕對不幫你忙。」

中美關係,從上世紀初開始,都是跟着政權利益走。五十年代中美冷戰時候,余英時正在哈佛讀書。美國著名「中國通」學者費正清(Fairbank)一九五五年在哈佛大學建立東亞研究中心時,余英時剛好入學。費正清在二戰及國共內戰期間,曾親到中國採訪,跟中國共產黨有很好的關係。余英時在廣西出版社《現代學人與學術》中,寫過〈 費正清與中國〉,也跟這位著名學者交往過。

「我上過費正清(Fairbank)的課。我在哈佛念書時候,他是教授,他教中國近代史,所以他專門研究一課,研究清代文獻。」在政治上,當時以中國研究而聞名的費正清親共,余英時不會跟他討論政治立場問題。外交世界,是敵是友,會隨時勢利益轉變,但在學術事業上,余英時永遠不向拿權一方賣賬。

「他後來89年以後徹底改變了。」記者說。

「他非改不可嘛。」

「他很傷心嗎?」

他不是傷心型的人,哈,他是很理智的人,他是calculating,他希望美國怎麼跟中國打成一片,把中國從蘇聯搬到美國,他是這個打算。因為共產黨以前在延安時代,非常捧美國人的,想他向美國說中共很民主自由人權,國民黨反人權反民主反自由,所以他們就相信國民黨推翻以後,代表農民的就是共產黨。他以為得到政權以後我們要趕快承認,把台灣丟掉。89年之後,就慢慢也知道。文革你就沒辦法掩飾的,文革你不就懂了?怎麼會有這樣一個國家呢?」

在歷史上,費正清對國共兩黨的立場及分析頗受爭議,最終,八九年以後,費正清修改中國通史。「他對台灣也改變態度,後來承認中共以後認為台灣不能丟。美國要保護台灣,他完全改變了。他根據美國利益,他不是個人問題。美國利益來講,台灣不能再落到共產黨手上,整個太平洋,美國就沒辦法存在了,所以我說他不是感情性的改變,主要是理智上對美國有利的考慮。他以美國利益為中心。他美國人嘛。」

「可是他不是一個學者嗎?」

「學者來講,我們不是特別推重他。他早期研究只是中外貿易,後來他變成美國推動中國研究的重要人物,領袖人物。領袖人物也就影響很大,常常到國會坐鎮。比如Kissinger 要去中國,就找他商量,問他的意見。他告訴他,中國人喜歡別人來朝拜我,所以你最好去,總統去朝拜他,這招當然就成功了嘛,毛澤東聽說美國總統參拜他一定答應。」所以尼克遜訪華國宴,費正清是其中座上客人。據學界所說,費正清當年在哈佛的中國研究非常有地位,而余英時在哈佛的老師楊聯陞也因為中國研究而成為鎮校之寶。

「所以他也是很政治化的。」

「是,但我認為這不是他對共產黨好壞的問題,個人他也沒有什麼交情,沒對哪個人有特別交情。在抗戰時期,我看見郭沫若給他寫信,希望美國人知道中共是講民主自由人權的,國民黨是壓制人權的。所以這是很好玩的事情。」眾人笑了。

「你看到這種學者你還是願意跟他交往嗎?」

「交往,沒關係。他有一回還要我幫他改他的中國通史。我拒絕了,因為我跟他的意見觀念太不同。」

費正清希望跟余英時合作的,是關於東亞史裏的中國部份,當時余英時已轉到耶魯大學,費正清特意去拜訪他,但余英時認為兩人在歷史上的意見太不相同,謝絕了。

立足西方史學界,余英時沒有把浮雲當樹林,他對中國儒家思想與西方民主思想關係,有自己一套分析。他說儒家很廣闊,提出民主憲政的康有為是儒家,胡適也是。「但儒家沒有提倡民主,不過儒家可以接受民主,接受不同的觀點,儒家不是說人人說一樣的話。」這樣的思想能否在香港、在台灣發展,他說只要一個地方有學術自由,就可以發展。在他而言,大陸發展的儒家是口號,「他們要的儒家就是服從上面,那不是儒家,okay ?

他認為共產黨提倡的儒家跟傳統儒家不同。「共產黨現在是利用儒家,他現在拼命提倡儒家,他提倡儒家跟歷代朝皇帝提倡儒家的意思是不一樣的,是叫你服從,不要反抗。實際上儒家也有反抗在裡面,他們就不管了。」

「古代的時候不也是一樣嗎?」

「也是一樣,從前有儒家的觀念,有些事情,就是道德在政治之上,換句話說。不是道德服從政治,是政治要服從道德。所以中國叫道統,道統在政統之上,以前朝代基本上遵守道統。」道統與政統,以理先行。「你要罵一個皇帝,最厲害就是罵他無道。無道昏君,道是一個人應該有的,做一個人就要有人道,在儒家的觀念中,人道跟天道是通的。」

余英時認為,重視道德的儒家,痛恨殘爆,批評君主,但也不想推翻君主,孟子也強調這立場:「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那是他認為儒家早期發現人類所擁有的最高級的情感。「我的意思是,儒家在人的日常生活中幾千年來滲入了,要有同情心,人要能同情,孟子講得最清楚,想到自己的孩子也想到別人的孩子,叫推,儒家叫推己及人,跟民主自由想法是一樣的。美國新的自由主義就是這樣講的,講人最大的敵人是殘忍,cruelty。」

在教授看來,孟子雖然沒有講人權, 但有人權的意識。「儒家沒有人權觀念,但有人權意識。比如孟子講一個政府好的話,老百姓要生活沒有問題,要受教育,這些都是人權嘛,他講的實際上是人權。沒有人權觀念但有人權事實,所以這是儒家為什麼到現在還起作用,胡適在美國用英文講,對儒家很推重的。」

余英時反對中國人不適合民主制度之說。孔子重視仁,對人很尊重,儒家不提倡個人主義,但主張個人修養,也有批判考,內化成為西方式的人文修養素質,對民主很重要。「政治上的領袖沒有文化道德修養,那做不好的,只是為利益而做,所以西方把儒家看成humanism,人文主義,歷代皇帝利用儒家,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儒家講天命,不主張推翻皇朝,儒家主張皇帝做錯,跟天意見不合的,我要批評你,他有批評的一面,批評是儒家歷史上很重要。」

從人性到學問,余英時容不下虛假,以他的個性及經歷,不喜歡共產黨是很容易理解的。他在《二十一世紀雙周刊》(20172月號)的回憶錄說過,他的族兄,也是官莊鄉唯一醫生,因為不肯被擺佈,被共產黨人割喉殺死,余英時趕到之時,屍首仍放置井口旁。在意識形態上,余英時對共產主義有研究,但他認同英國哲學家John Locke所說,私人財產是文明的基礎。六四時候,余英時表妹張先玲兒子王楠死去,他誓言以後不再踏足中國,其後,他推動成立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庇護民運人士,包括劉賓雁等。近年的余杰及陳光誠,到美國後也跟他有聯繫,基本上,他六四後批評中國共產黨的態度沒有改變。

好些中國流亡的人,在在存念着余英時。幾多人出版書籍,都得他寫序言。余杰寫《劉曉波傳》,收到余英時傳真十多頁序言,看得非常感動。余英時的行為,跟他走過學問之路,完全相配。

牽動文化界圈子

記者出發普林斯頓前,短訊博學大狀兼真心「余粉」劉偉聰,請教他送甚麼小禮物好,他轉而請教牛津出版社的林道群,就牽連到無限的文化學術圈子了。結論有趣,最終記者由攝影師帶領下,在紐約布魯克林區(Brooklyn)港式茶餐廳買了兩隻可愛的燒鴨脾去探余英時夫婦。

話說嚴家祺探過余教授一趟,他寫文章,說余太陳淑平,為了探望車禍後的蘇曉康太太傅莉,曾每周兩趟乘火車及計程車到維珍尼亞州。那裏有位烤鴨店老闆,也是歷史專家和政論家,敬仰余教授,特地造好燒鴨,跨州送往余府。今趟記者跟余英時談燒鴨,放在歷史裏頭,他只想起四九年以前的南京。

「我記得從前南京的燒鴨很有名的,我很喜歡。」余英時說那是四九年共產黨以前的南京。「燒鴨可以說是我喜歡的食物之一,但是我並沒有特別說我要吃燒鴨,我對吃很有限,從小就沒吃到很多甚麼東西,在鄉下嘛。你喜歡吃東西都跟你小時候有關係,每一個人都一樣。」

其實師母有各種各樣的食譜,在特別日子或是節日,她也會用焗爐弄烤鴨。教授對太太的傑作,全盤接受。

「哈哈哈哈,她做甚麼我都喜歡,很喜歡。」

「他很隨便的人,給他開水泡飯都沒有問題。」

一世不長,一日更短,人總得找到一段能夠做好事情的時間。余英時從香港就習慣讀書的夜生活,挑燈閱讀,因為喜歡晚上安靜,從小就習慣了。「我從20歲左右,尤其在香港念書時候,整夜不睡覺的,我們夜裏不睡覺的。」

人不運動哲學

「做甚麼?」

「寫東西啊,我在香港寫很多東西。」教授現在習慣晚睡,每天看書,寫東西,看電視,工作到晚上一時至兩時,所以早上不願意見客人,就是起來了也不願意馬上見客人。

「我後來看錢穆先生,1960年吧,那時候他在Yale給我寫過一封信,他勸我不要太晚睡覺,像梁啟超,這樣活不長啊,哈哈,我也沒聽他的話。」話說梁啟超當年在日本天亮才睡覺,五十多歲便辭世。余英時活到八十八歲了,當然有自己一套養生看法。

「你看我現在都快90了,我走路甚麼的還沒問題嘛,運動的人也不過如此,哈哈哈。」余英時除了歷史思想文化睡覺理論自成一家,也有一套不運動哲學,被師母評為強詞奪理。

「我說你每一天花那麼多時間去運動,把我念書做事的時間都耗掉了,你抓不回來啊,是不是?⋯⋯你有把握活那麼長,是不是?越活得久,腦筋就不靈光了。」

「但是你很靈光啊,你是怎麼保持?」記者問。

「沒有辦法,就是自然如此。沒什麼訣竅的,沒什麼養生⋯⋯,我的意思是,要花那麼多時間在運動上,為了延長生命,還是為什麼呢?」

「為了寫作。」

「我能寫作就不需要嘛。」

香港的價值

中大榮休教授金耀基說余英時年輕時非常秀氣的,現在長胖了。兩人七十年代於中大相識,一見如故。這麼多年,他對香港有感情,都跟自由想法有關。余師母陳淑平說:「你住過甚麼地方都會有(感情)嘛。他沒有興趣的就是共產黨政權統治的地方,不是那個地方,而是那個地方被共產黨統治了,就沒有自由了,也不能隨便思考了,也不能跟朋友隨便說話了。我想,你不會喜歡,我也不喜歡。」

陳淑平不要別人看丈夫很大學問,也不一定要意見相同。天天生活在一起,她很明白這樣一個余英時:「他就是喜歡唸書,喜歡寫東西,他有很多自己的看法,雖然他的看法跟外面大多數人常常不相同,可是這是他基本的價值,事實上,他在香港已經養成了。」

六十八年前香港已能孕育余英時思想,香港人對自己的價值與力量,還需要懷疑嗎?


攝影:曾漢楝

—— 原载: 蘋果日報
本站刊登日期: Tuesday, April 10, 2018
关键词: 余英時 順民 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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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百年 影响中国国运的六次抉择
“奥斯陆自由论坛”在台北开幕 主讲者针对中国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