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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瓜分中国?——裴敏欣《出卖中国》
作者:余杰


                                   出卖中国(网络图片)

裴敏欣与刘晓波、习近平一样,都是五十年代生人,当过知情,上山下乡,耽误了数年青春。习近平以初中文化程度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此后一边当官一边通过权力运作得到清华大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共建政以来惟一拥有博士学位的党魁,尽管其博士学位含金量爲零;刘晓波是在恢复高考之后靠自己的能力考入大学,并成为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中国自己培养的文学博士,然后由文学批判进入政治批判和人权活动,成为当代惟一身在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最终以生命殉道;而裴敏欣则在八十年代初大学毕业后赴美深造,获得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此后在多所美国一流大学和智库任职,致力于中国政治经济、中美关系及开发中国家的民主化研究。

三个五十年代出生的博士,人生旅途迥异。习近平成为新一代独裁者,刘晓波成为知行合一的反抗者,裴敏欣则走上寂寞的学术之路。我曾经设想,在中国民主转型啓动的那一刻,如果刘晓波这样在国内坚持奋斗的人权斗士,与裴敏欣这样长期在西方学界从事研究工作、熟悉民主化理论且持续关注中国问题的华裔学者合作,中西合璧、取长补短,必定能将中国这艘体量过于庞大、难以掉头的大船带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之佳境;而习近平这个作恶多端的共产党“亡党之君”的终局,恐怕连溥仪那样当一个小老百姓的奢望都无法实现。

即便在中国笙歌鼎沸的时代,裴敏欣也对中国未来充满悲观预测。他认为:“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中国的现实,现在中国要比一九八零年代富好几倍,有些问题(如温饱、交通、能源与住房等)的确有很大的改进。但是有其他问题(社会安全体系、社会公正、公民权利、食品安全、医疗保健系统与教育等)变得更爲复杂,甚至无解。”他没有像章家敦那样贸然提出“中国崩溃论”,但明明白白地指出,历史留给共产党的时间不多。他的论据有三:第一,非产油国一旦人均国内生产毛额依购买力调整后达到六千美元以上,专制政权就无法维持;第二,历史上,连续当权最久的政党苏联共产党只有七十四年;第三,中国每年约有七百万大学毕业生,只有一百万左右获准加入共产党成为特权阶级。遭排斥的六百万大学毕业生无法享有党员才有经济机会,势必觉得挫折。在未来十年内,这些人增长到几千万,成为政治反对党的储备人才库。他得出结论:如果历史可供借镜,中共执政的时间最多只剩十年。在北京的官员想无限期保持现状的机会并不大。他们必须开始思考如何优雅地及和平地转移权力。可惜,习近平对这样的警告置若罔闻。

其实,比以上三个论据更严峻的事实是:中共已然病入膏肓,这个病就是腐败。裴敏欣在《出卖中国》(更准确的书名应当是《瓜分中国》)一书中,通过分析二百六十例“共谋型”的腐败案件,从微观层面描述了中国的腐败市场的基本运作规则和机制,本书的实证贡献了中国官商勾结,官员共谋,警匪一家,和司法执法腐败的黑暗面。中共御用经济学家胡鞍钢、林毅夫等人宣称,腐败是中国社会进步必不可少的代价,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甚至发表题为《公开官员财产,对防治腐败没有好处》社论,赤裸裸地威胁说,公开官员财产将带来巨大的危险:“有无数爆发性焦点在后面等着,中国社会将陷入一场我们难以自控的意识形态争鸣和动荡。”然而,裴敏欣有力地反驳了这些似是而非的观点说:“权贵资本主义已经把政府机关弄得积重难返,中国政府虽然在外表上强而有力,实则已经衰弱不堪。”

腐败使得中国政府走向黑帮化

总部在德国柏林的非政府组织“国际透明组织”每年发布年度“全球清廉指数”,中国在排行榜上一直处于下游位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经在记者会上驳斥说:“‘清廉印象指数’评分和排名与中国反腐败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现实情况完全相背、严重不符。中国反腐败工作取得的明显成效自有人民群众的公正评价,不以国际透明组织‘清廉印象指数'为标准。”中共当局从来不接受国际社会的任何批评性意见。

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腐败就不可能得到遏制,裴敏欣指出:“威权体制下经济发展容易导致权贵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是统治菁英控制了巨大的经济资源和对产权的绝对定义和支配权。”在本书中,作者用很大的篇幅讨论国有企业的腐败,即便在西方民主国家,一旦某些领域和行业是以国有的方式运作的,也必然导致腐败和低效,民众怨声载道,如邮政、铁路等等。而在中国,大多数中国国企的公司治理是很粗陋的,“中国的国企领导就像土皇帝一样在他的王国内为所欲为”,在习近平取消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之前,很多国企的领导早就可以无限期连任了。本书也讨论了警察、法官等执法人员的腐败,“执法人员和黑社会勾结不难理解。黑帮老大虽然好用暴力犯罪,但正如生意人想勾结官员,黑社会一样想勾结警察”。

从很多披露的腐败案件中可以看出,黑道治国已经成为中国的一种“新常态”。“最糟糕的情况下,这种由官员、生意人和黑社会组成的腐败网络会控制地方政府,把地方政府变成黑道治国。地方菁英的集体腐败还会加剧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在菁英勾结并滥用权力的地方,民众和地方政府的矛盾会更激烈,更容易引发群众事件和暴力冲突。”因为权力的高度集中,每个层级的党委书记若腐败,则其统治区域必将走向全面腐败,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裴敏欣分析说:“真正黑帮老大的危害性反而不如专制的党委书记。这些贪腐的党委书记只会把重要职务给向自己行贿的人,再让这些人去危害社会。”

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冯军旗曾在河南新野挂职县长助理,深度访谈数百名官员,对县乡干部任用升迁体制作出细致研究,触及了政治领域最核心的地带。他发现,在这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一千多人的农业县,竟然存在二十一个政治“大家族”和一百四十个政治“小家族”。在庞大的“政治家族”网络中,更有一些秘而不宣的“潜规则”:有的官位“世袭”,或是几代人,或是亲属连续稳坐同一官位;有的裙带提拔,凡是副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至少拥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普遍的规则是“不落空”现象,干部子弟们的工作会随着单位盛衰而流动。更可怕的是,政治家族之间并不割裂,往往以联姻或者拜干亲的方式不断扩大,“几乎找不到一个孤立的家族”。如此的门当户对,如此的龙生龙、凤生凤,除了阻断草根百姓上升通道之外,政治家族化使官场生态更恶劣。冯军旗更发现,一百六十一个政治家族把持了新野大大小小的政府部门。政治家族子弟向纪委、组织、公检法、县委办等核心部门聚集,同时向外部延伸——由血缘和姻缘编织的关系网络能延伸到南阳、河南省会郑州,甚至北京。这些家族虽然不一定都“黑道化”,但对权力对垄断“固化”了,这一现象显示地方治理全然溃败,也印证了裴敏欣的判断。

一党独裁下的反腐运动不可能成功

习近平的“选择性反腐”,未改变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也未让普通民众获利。中国经济发展是政治模式得以持续的关键所在,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是房地产业,这恰恰又是腐败最严重的领域,裴敏欣发现,“中国的私人财富大多聚集在房地产业和矿业这些勾结腐败丛生的产业”,在现行体制下,这些领域不可能杜绝腐败:“中国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勾结,从蓬勃发展的住宅市场榨取最大的利益。由于地方政府和北京之间的默契,中国各省,直辖市获得近一半卖地的财政收入。换句话说,高房价是当前中国财政体制的必然结果,因为高房价即是变相的税收。”

在本书中,裴敏欣使用的腐败案件的材料,多半来自胡锦涛时代及习近平第一届任期前半段,他对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观察是:“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特色在于其分散性。”这是一种“多层次寡头制”,“各个行政区都有一小群和地方党政领导依附在一起的菁英”。他认为,在初期阶段,“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是比较开放的”。确实,很多出生贫寒又野心勃勃的人物,不择手段、攀龙附凤,有时也能进入这个通常“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圈子之中,如萧建华、叶简明、郭文贵等人,无不是“崛起于陇亩之中”,充当权贵的代理人、白手套,自己也由此富可敌国。

然而,在习近平第一届任期后半段,这种“分散性”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习近平在政治上集权,必然对依附于权力的资本菁英群体重新洗牌。官方经济学家张文奎宣称,当局要清除一批危害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稳定的“粉红色财团”,这是对萧建华、吴晓晖、叶简明等坐拥数千亿、数万亿财富的大鳄落马的官方诠释。所谓“粉红色财团”,就是那些虽然有一定背景和资源,但还够不上“深红”的财团,不是拥有“铁券丹书”的“铁帽子王”。比如,安邦的吴晓晖是邓小平家族的“前孙女婿”,既然有一个“前”字,那麽猎杀他不会让那些真正的太子党们感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习近平确实是在“打虎”,但打掉的每个大老虎都是精心挑选的目标,最多只能涉及“粉红”集团,而不能危害“深红”集团——因为习近平本人就是“深红”的代表人物。

这种“选择性反腐”只涉及权贵阶层内部的财富再分配、再平衡,跟广大“吃瓜”群众无关。英国萨塞克斯大学腐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霍夫(Dan Hough)指出,以习近平反腐行动的高调程度来看,反腐的实际表现却不佳。而“透明国际”组织亚太区负责人普利帕特(Srirak Plipat)普利帕特指出:“我们对中国的腐败问题依旧忧心忡忡。……中国起诉腐败官员的做法并非解决腐败问题的长久之计。政府需要作好预防工作、加强惩罚力度、改善法律法规与国际标准接轨。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要重视治理腐败问题的根源,因为如果只是不停地追踪坏人,那么真正解决问题将遥遥无期。”就连习近平的“打虎将”王岐山都承认,“自己给自己动手术”几乎不可能。

腐败使得中国政治经济变革前景黯淡

中国高校自贸区研究联盟二零一八年年会上,谈到自贸区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语出惊人:“第一是中央部委没有动力,第二是改革的热情总体上已经消退”。张军认为,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很多改革方案并没有得到落实。“我想每个政府办公室的每个科员都有能力来阻碍一项改革”,“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做出改变的确是非常难的事情”。

就连官方智库都承认“改革已死”,西方更是彻底改变三十年多年来的对华政策。此前,西方普遍认为,帮助中国发展经济、融入经济全球化,就能让中国产生强大的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必然有民主和法治等诉求,这样中国的民主转型就会水到渠成。然而,这个理论已被事实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中国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大都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和智慧,而是依附于权力,裴敏欣指出:“不要天真的认为这些私人企业家在得到财富和政治权力之后就会从权贵资本主义转向自由资本主义。凡是已经在小圈圈里头的人,自然向保有特权和原来的制度。然而权贵资本主义的特权利益是以牺牲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利益爲代价的。”

在本书中,裴敏欣不断强调一个核心观点:寻租的私人企业家和政治菁英的紧密结合使得自由资本主义前景黯淡。“这种联盟具有排他性,因为这样才能保障成员的租金并代代相传。其结果不是自有资本主义,而是寡头的亲贵资本主义。中国民主化的道路绝不会是平顺直线发展。如果说自由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助于民主化,那麽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深化会让民主转型更加困难和混乱。”他甚至认为,即使旧政权被推翻了,也不会立刻迎来自由民主。权贵资本主义的余绪——高度的贫富差异、地方黑道治国、权势大亨的盘踞——会让那些在旧政权时代获得巨大非法财富的人在摇摇欲坠的新民主体制中享有极大的政治影响力。更何况,中共对民主力量如人权律师、独立教会、NGO组织的疯狂打压,使得中国社会的健康力量几乎遭到摧毁。当共产党弃船逃走的那一天,根本找不到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的人来爲这艘千疮百孔的巨轮掌舵。

因此,裴敏欣对中国的未来相当悲观:“由于菁英勾结必然让少数人致富并扩大贫富差距,即使腐败的专制政权倒塌了,社会条件还是不利于巩固民主或建立自由民主体制。如果这些勾结网络在专制统治崩解后还能生存下去,他们就能在威权时代的政治秩序中取得相当有利的位置,危害新生的民主。俄国和乌克兰在过去二十年民主巩固的失败经验可能会在中国重复上演。”中国未来的情形甚至比俄罗斯和乌克兰还要悲惨: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先进行政治改革再进行经济改革,寡头们是在改革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他们冒充改革派,使得改革被扭曲变质;中国恰恰相反,“六四”之后三十年的畸形发展,形成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反对一切危及其权力和利益的改革,他们不是改革的动力,而是改革的阻力。中国目前并无任何力量约束、制衡这个群体,所以中国一开始就注定了不可能有指向公平正义的改革。


—— 原载: 民主中国
本站刊登日期: Sunday, May 13, 2018
关键词: 裴敏欣 出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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