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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前后的黄遵宪 ——苦雨凄风梦亦迷
作者:周树山


   中国现代化转型,如果从1840年开始,半个世纪后的1898年戊戌政变,算做第一次重大挫败。作为体制内的改革派,黄遵宪正当时代的风浪里,突来的激流涌浪一下子把他打进水中,自此他被王朝体制所抛弃,以衰病之身注视着腐朽的清王朝陷身于泥淖,越挣扎陷得越深,终及没顶而无从施以援手,他的心情痛苦而又复杂。黄遵宪的晚年心境正是一切体制内的改革派遭遇挫败后所共有的,他们并不在意自己的身世荣辱,更在意他们所曾赖以安身立命的体制的生死存亡,但他们已被体制所抛弃,并被视为体制的叛徒和敌人,所以,其内心的痛苦更加深切而无奈。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今属梅州市)人。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从事外交工作,自29岁始,先后出任过驻日使馆参赞,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英使馆二等参赞,新加坡总领事等外交职务,除1885—1889年在国内有四年闲居,修改和缮写自己的著作《日本国志》,结交国内名士,以自己在外的亲身经历和见识,介绍西方的文化、思想和制度外,其在日、美、英等国履行外交使命达十二、三年之久。他的职务并不高,时充文员和属吏,但是,正是由于他长期在外履职的经历,善于学习的独特眼界和处理具体事务的精明干练,使之成为当时最懂洋务的官员之一。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起,清军屡败,外事交际愈繁,可国内靠八股科举而入仕的朝廷官员,颟顸无知,询以外事,无异问道于盲。湖广总督张之洞移署两江,以筹防需人,奏调时在新加坡总领事任上的黄遵宪回国。这年年底,47岁的黄遵宪回到国内。1895年初,黄遵宪至江宁谒见两江总督张之洞。黄遵宪长期在国外任职,尤其英、美等国的经历,使其内心深植平等观念,对于王朝内官员尊卑等级的交往和应酬颇为不屑,康有为记载,其谒见张之洞时“昂首足加膝,摇头而大语。”在权贵和上司面前,毫无奴颜婢膝之态。这使得张之洞很不快,将之“置之闲散”,以一般的幕客待之。黄遵宪对此并不在意,他此时所殷忧在心者乃是外敌的豪横和国事的危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定,即有《哭威海》、《马关纪事》等诗,“存亡家国泪,凄绝病床时”,其感时伤世,家国哀感之情令人动容。其在给友人书中,谈到《马关条约》,痛彻心扉地写道:“新约既定,天旋地转,东南诸省所恃以联络二百余年所收为藩篱者,竟拱手让之他人;而且敲骨吸髓,输此巨款,设机造祸,夺我生业。”慨叹“时势至此,一腔热血,无地可洒”。作为深谙国情而又对外部世界有所体悟的传统读书人,位居下僚,深有报国无门,无可奈何之痛。

   这一年,张之洞委派黄遵宪主持金陵洋务局并与法国总领事谈判办理江苏等五省历年教案。也就在此时,黄遵宪的见识和才能被进一步认识,他的仕途行情看涨。新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奏调黄遵宪赴北洋差委,任总办水师营务处,得到光绪帝的批准,而张之洞以五省教案未结,“若另委他员,断不能如此妥惬……”为由,拒不放人。此时,张之洞又回到了湖广总督的任上,他视黄遵宪为自己的私人幕僚,称湖北新开商埠沙市,宜昌有洋兵击毙地方官员,汉口将添租界为由,上奏光绪帝,请求“准将黄遵宪由臣调往湖北差委,并仍办理南洋五省教案。”光绪朱批“著照所请”后,张之洞即以沙市开埠为由,命黄“速来鄂。”此时刘坤一已回任两江,听到这一消息,亦不放人,并连发两电给张之洞,留黄遵宪在苏州,与日本领事开议苏州开埠事宜。王文韶、张之洞、刘坤一皆是当时权势最大的总督,各自主掌一方,三人为黄遵宪奏请圣上,函电交争,皆欲留黄在手下差委,可见黄声望之重。这时,由于苏州开埠谈判中出现了一些波折,黄为躲开争议,以请假为名去了天津,即被王文韶“委令总理北洋水师营务处并随同办理洋务”。光绪下旨“吏部知道”,算是同意黄遵宪留在了北方。

   但是光绪帝对于黄遵宪的任用另有打算。1896年,黄遵宪49岁,农历十月十二赴京,十三日,光绪帝下旨预备召见,十六日觐见皇帝,十九日以四品卿衔命为驻德公使。光绪帝对黄遵宪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急于变法图强,为国擢拔英才,五天后的二十一日,他再次召见黄遵宪,君臣有变法之议。光绪问:“泰西政治何以胜中国?”黄奏对曰:“泰西之强,悉由变法。臣在伦敦,闻父老言,百年之前,尚不如中华”。光绪帝“初甚惊讶,旋笑颔之。”言及变法,君臣相得,黄遵宪亦有得明主垂顾,尽忠谋国之念。这年十月二十九日,他在致张之洞电中云:“此次来京,召见两次,上垂意甚殷,廿五召见张侍郎,连称 ‘好!好!’惟国事过弱,终虑不堪驱策,孤负圣恩耳。”光绪对其期待甚殷,身为一直沉没下僚的小臣,黄遵宪内心的感奋自不待言!

   不久,总理衙门又改派黄遵宪为出使英国大臣。但这项任命遭到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的阻拦,因黄任新加坡总领事时,坚持检查外国运军械船只,与赫德抗争,故中以蜚语,使不得行。而当时的德国正谋占胶州,恐黄遵宪为使而力争维权,故以官阶小为辞而拒受之。两次出使任命,皆因派驻国异议而作罢,可见清王朝国力孱弱,处处受制于人的窘状。

   身在其中的黄遵宪,短短十几天,仕途如过山车一般,由高峰而骤跌深谷,其内心的波澜和失望可以想见。1897年2、3月间,在给友人梁鼎芬的信中表达了内心的苦涩:“别仅五月,波澜变幻,至不可测度,可谓咄咄怪事。”本来他并没有任驻外大使的奢望,“使车之出,殆非意计所及,而左提右挈,或推或轭,几欲以大权相属。”但英人赫德却出来阻拦“赫赫客卿,素有嫌怨,遂出死力相挤排,一之不已,而又再焉。以中外数大臣之保荐,九重之垂注,不敌一客卿之谮,国事尚可问乎?”对于黄遵宪的任命,或许还有庙堂的排挤和倾轧。赫德提出异议后,光绪帝不怿,问“何以外人遽知之?”是否有人借赫德出面作梗呢?但皇帝对黄遵宪的信重并未动摇,立即说:“黄遵宪即不往英,应改调一国。”但即使如此,也没如愿。光绪帝虽瞩望殷殷,却无可奈何,连任命一个驻外使臣的权力也没有。这是黄遵宪第一次切近王朝最高权力,然而留给他的是极大的落寞和失望,联系自己的前途身世,不由块垒难消:“遵宪平生视富贵汨如,于进退亦绰绰。然而此刻胸中抑郁,为平昔所未经……”皇帝垂爱,许以显位,感奋之情尚未平复,却转瞬成空,真如一场黄粱梦!有人劝黄遵宪就此引退,黄遵宪不以为然,“诚以掉头不佳,有似怨怼,自为计则得矣,其如国体何耶?”此时的黄遵宪,仍置皇上和国家在上,他在京耽留,切近地观察国事和庞大的权力机构运行的情况,皇帝两次召见的荣耀和对他的赞许渐渐淡去,得出的结论是:“居此数月,益觉心灰。”

   第二年(1897)五月,皇帝对他的新任命下来了: 新授湖南长宝盐法道。既然外事难成行,只好在国内找个职位。这个职位当然与中枢权力毫不沾边,但可能也算得一个有职有权的肥缺。此时,变法声势日张,国事尚有转圜之生机,黄遵宪出京履任前,曾向同情变法,辅佐皇帝的翁同龢辞行,乘间就国事进言。他还对日本驻清公使矢野文雄有过一次很私密的谈话,他认为“二十世纪之政体,必法英之共主”。就是说,将来二十世纪世界各国的政体不是实行法国的共和制就是实行英国的立宪制,专制政体将为历史所淘汰。这个想法并非一时心血来潮的胡思乱想,而在心中藏了十多年,从未对人讲过。身为皇权专制政体的臣子有此离经叛道之论,实为骇人听闻!矢野文雄立即“力加禁诫”,警告他不要乱说,以免给自己召祸。

   黄遵宪在美、英等国履职的经历使他成为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他关于各国政体的认知和未来展望,超出所有满清臣子。显然,在思想深处他已是一个彻底的维新改革家,认同向西方学习和变法维新的全部主张。但是,一个地方小官,他能做什么呢?

   这一年,他正好50岁。

   

   

   

   上一年的七月二十五日,他在给友人陈三立的信中,除了告诉对方由张之洞交办的五省教案一律清结外,对半年来,多方奔走,所订苏州开埠的六条章程,全部被日本所推翻,深感痛惜。唯一使他感到自慰的是,由他牵头和推动在上海所办的《时务报》已经于七月初一日正式出版。

   《时务报》是黄遵宪平生所看重的一项事业,在国外任职时,他就感到报纸对开启民智,交流信息,表达政见,监督政府不可或缺。刚刚起步向现代转型的满清政府,由于西方势力的强力进入,近代新闻报业也进入古老而封闭的中国。中国近代的知识人认识到,报纸和现代印刷业能够把自己的声音传达给大众,造成强大的社会影响,改变民众的观念和认知,因此对于办报有着极大的热情。这年三月,他召梁启超,并约与汪康年、吴季清、邹凌瀚诸人在上海商议创办时务报馆事宜。五月,与友人朱之榛信中讲到办报的初衷:“欲以裒集通人论说,记述各省新政,广译西报,周知时事”,以“转移风气”。显然,其办报宗旨乃是为变法维新设一舆论阵地,以开启民智,推行新法。黄遵宪不仅自捐一千元为开办费,还向友人募捐一千余元,由其转给汪康年。显然,黄遵宪是《时务报》名副其实的创办人。

   由《时务报》后来发展成一大争端,造成张之洞阵营与黄遵宪的决裂,主要是因为张之洞这股政治力量与康有为在学术和政治上积不相能的敌意。黄遵宪于1895年九月间结识康有为,那时,康正在上海办强学会,为变法集同道,造舆论。黄遵宪由梁鼎芬代签,首列强学会十六人之中。不久,他往访康有为,与见张之洞一样,昂首加足于膝,纵谈天下事(如坐在椅子上,即俗云翘起二郎腿,随意旷达之姿,示与主人人格的平等。这大概是黄的寻常姿势,因此引起位高权重的张之洞的不快)。后来,黄遵宪评价康有为“聪明绝特,才调足以鼓舞一世。”但是,他与康有为此后再无交往,反倒与康的弟子梁启超成为晚年的知音。一方面,或许缺少与康交往的机会,另一方面,他对康的学术观念和政治主张还保持着距离。如果两人意气相投,彼此倾慕,本可书函往来,但即便在康得光绪帝信重而誉满京城时,黄也与之两不相关。

   康、梁等属于体制外的改革派,其思想更开放,主张更激进,措施更超前(且不论在传统惯性的藩篱中能否得到实行),光绪二十四年(1998)四月二十六日,光绪帝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康有为,张元济等,命康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并授予“专折奏事”的权利,康在政治上的迅速窜红,使张之洞一派的政治势力十分紧张,张至有“康学大兴,可谓狂悍,如何,如何?”之惊呼。在《时务报》创办时,黄遵宪结识了风华正茂的梁启超,盛赞其:“年甫廿二岁,博识通才,并世无两。”并聘其为《时务报》的主笔。用现在通行的眼光看,《时务报》名为报纸,实则为旬刊,每旬出一册,每册二十余页,分论著、恭录谕旨、奏折录要、京外近事,域外报译、西电照译等栏目,学术、时政、新闻尽揽其中。梁启超以博识古今之才调,骤雨挟雷之文笔使《时务报》甫一问世,即风行海内。

   梁启超所带给《时务报》的思想,来自乃师康有为,而这正是张之洞所深恶痛绝的。早在康有为在上海办强学会时,张之洞曾捐款给以支持。后来,康办《强学报》,用孔子纪年,显示其独特的学术与政治倾向。康有为“孔子改制”,和“今文公羊”,等学说,遭到张之洞等很多传统士大夫的抵制,用孔子纪年,被视为“擅改正朔,以图不轨”,张之洞大为光火,故下令停办《强学报》。不久,强学会即遭清廷封禁。强学会活动时间不长,但留有少数余款,张之洞下令用这少数余款续办《时务报》,并由他的幕僚汪康年把持报馆事务。所以,《时务报》开办之初,汪康年出任《时务报》经理。

   汪康年(1860—1911),字穰卿,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十六年为张之洞家庭教师,后入张之洞幕。汪康年在《时务报》中代表的是张之洞一派的立场,梁、汪之间,由此生隙。《时务报》开始时,人员构成,其学术及政治思想差异极大,除梁启超等康派弟子,还有持革命立场的章太炎,后章被康派弟子群殴,甚为狼狈,避走杭州。黄遵宪是王朝体制内的官员,又曾是张之洞一度赏识的下属,按常理他应毫无保留地站在张之洞一边。但是,由于他从前海外任职的经历,所闻所见,其思想更接近于梁启超,他对梁的才华深为折服,与梁又同为广东人,无论从思想倾向与乡谊来说,黄内心是与梁相通的。

   张之洞由于位高权重,视《时务报》几为自家事,经常发电汪康年,指示机宜。后来,黄遵宪调任湖南,成为他的直接下属,对于梁启超在报纸上的言论,严察细审,极为关注。光绪二十三年(1897)九月十六日,他发电湖南巡抚陈宝箴和任长宝盐法道的黄遵宪:

   

   《时务报》第四十册,梁卓如所作《知耻学会叙》,内有“放巢流彘”一语,太悖谬,阅者人人惊骇,恐遭大祸。“陵寝蹂躏”四字亦不实。第一段“越惟无耻”云云,语意亦有妨碍。若经言官指摘,恐有不测,《时务报》从此禁绝矣。……望速交湘省之人,此册千万勿送……

   

   写文章的人如果头顶有这样一个蛮横强硬,不容分辩的长官,真是倒了大霉!你纵有千般委屈,万斛怨愤,也只能咽进肚子里。梁启超在上海作文,《时务报》在上海刊文,张之洞却发电长沙,实际上是指示黄遵宪约束梁启超。黄遵宪回电称:

   

   ……既嘱将此册停派,并一面电卓如改换,或别作刊误,设法补救,如此不动声色,亦可消弭无形。……卓如此种悖谬之语,若在从前,诚如宪谕,“恐召大祸”。前过沪时,以报论过纵,诋毁者多,已请龙积之专管编辑,力设限制,惟梁作非龙所能约束。……

   

   黄遵宪一方面表示服从上司训喻,同时也委婉地表达了不同意见:若在从前,梁文中的话“恐召大祸”,但如今变法时代,一个词就会召来大祸吗?虽然已设了编辑限制梁启超的言论,恐怕梁的文章不是一个编辑所能约束得了的。

   张之洞见此回电,心中不快可想而知。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恐召大祸”那个词的意思了。“放巢”,指“成汤伐桀,放于南巢”,即夏朝的昏暴之君桀被汤所灭后,流放到南巢之地。“流彘”,“流王于彘”也,语出《国语·召公谏厉王止谤》,周厉王暴虐无道,百姓民怨沸腾,召公警告说,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实在受不了了(民不堪命矣)!厉王大怒,命令卫巫监督查举议论时政的人并向他报告,议论者立刻被杀掉。造成国内百姓不敢说话,走在路上只能用眼色示意(道路以目)。厉王沾沾自喜,说,他有了让百姓闭嘴的办法,于是召公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的千古名言,并警告他老百姓的嘴是堵不住的。厉王不听,三年之后,百姓造反,就把他流放到彘地去了。梁启超之文意在用历史典故指君主暴虐的亡国之痛,并非说大清国马上就将有“放巢流彘”的下场。但是,身为清王朝高官的张之洞对此不能容忍,他认为说历史就是影射现实,说历史上的昏君暴君就是说当今皇上,所以有“恐召大祸”之说。

   《时务报》内,汪、梁矛盾的白热化,正是体制内的改革派张之洞和体制外的改革派康有为的斗争,二者的学术观念和政治思想截然不同。汪康年曾在武昌宣称:“梁卓如欲借《时务报》行康教。”这正是张之洞最为担心也最不能容忍的。他以权臣之尊,站在汪康年身后,所以汪康年有恃无恐,非常强硬,根本不把黄遵宪放在眼里。不久,梁启超即被排挤出局,离开《时务报》,到湖南的时务学堂教书去了。

   但此时的康有为也已经进入了体制,有光绪帝撑腰,自是不甘失败。他正在依仗热中变法的光绪,推行他的思想和主张,在朝中也有一些“粉丝”和支持者。于是,在京风头正健的康有为以御史宋伯鲁出面上奏由其代拟的“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折”。光绪帝当日将其折交给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孙家鼐,由他“酌核妥议奏明办理”。孙家鼐并不看好康有为,想把他踢出京去,于是提议,可否由康有为督办官报。光绪批准同意。康有为只好奉旨,离京南下,准备接管《时务报》。康、梁一派虽然能够借势夺回《时务报》这一重要的舆论阵地,但康有为离开了变法的中心,将有被边缘化的趋势。可是,张之洞集团也并不想就此缴械,经过紧张而频繁地商议,决定只将《时务报》的空名交官,自己另起炉灶,改为《昌言报》,接续《时务报》继续出刊。汪康年遵张之洞意,再组班底,出版《昌言报》,采取明交暗抗,釜底抽薪之策。康有为立即发电各地禁止,并通过两江总督刘坤一,上报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将此电呈递后,光绪批示由黄遵宪“查明”“核议”。尔后,光绪帝又下旨,命黄遵宪接任驻日本公使,并电召其即刻来京。黄遵宪此时身体不好,稽留南方,奉旨处理《时务报》事宜。张之洞要回护汪康年,提出《时务报》原系商办,不可由官方全盘接管。但黄遵宪并没有迎合张的主张,他在给总理衙门并要求转奏光绪帝的报告中,缕述了《时务报》开办经过:

   

   先是康有为在上海开设强学会报,不久即停,尚存有两江总督捐助余款,进士汪康年因接收此款来沪,举人梁启超亦有官书局南来,均同此志。因共商报事,遵宪自捐一千两,复经手捐集一千余两,汪康年交出强学会余款一千余两,合共四千两,作为报馆公众之款,一切章程格式,皆遵宪撰定。……遵宪复与梁启超商榷论题,次第撰布。实赖梁启超之文之力,不数月而风行海内外。

   

   这段话已明确地表明了他的立场,他是站在梁启超一方的。他的结论是:《时务报》实为公报,而非商办,由官方接管,顺理成章。黄遵宪的表态,使他站到了张之洞的对立面,割断了和他的老上司多年积累的情感联系,张之洞用评价康有为的话来贬损他,说他“狂悍”。事实上,已把他视为敌对分子。

   创办《时务报》固然为黄遵宪一生重要的事功,也是他为维新变法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但是,在波诡云谲,暗潮涌动的晚清官场,他的命运也是岌岌可危的。

   

   

   

   相比于粤、闽、江、浙诸省以及上海,十九世纪末的湖南是一个保守落后的省份,但那里有一个思想开明,注重实干的地方大员陈宝箴。他对于湖南的治理,有一系列进步的设想,需要有改革理念,真抓实干的官员和他一同把这些设想落到实处,黄遵宪正是他属意的人。黄在日本使馆参赞任上,注重观察日本的政情风俗,了解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写下了《日本国志》这部重要著作,还有《日本杂事诗》等以诗观风俗民情之作。这些著作不仅使朝廷大员和国内士大夫了解世界和崛起的日本,注入了新的理念,有重大的启蒙作用,而且极大地提升了黄遵宪在士大夫中的地位。黄遵宪本就少年早慧,对传统文化有深厚的学养,而且诗名早著,其风华文采,灿然夺目。加上多年在海外履职的经历,和东西洋人打交道,其见识和办事能力都远胜于靠科举起家的冬烘官僚。他当年在金陵洋务局总办任上及受命处理江南五省教案的实绩,已经证明他的远见卓识和务实作风。所以,闻听黄遵宪将来湖南就任的消息,陈宝箴一再电促,希望他早日到职,与其和衷共济,共担湘省治理革新之任。黄遵宪以国事为重,放弃了回籍探亲的打算,六月中旬启程,先上海、再江宁,七月,溯江而上,经湖北,八月入湘至长沙,受长宝盐法道职并署理湖南按察使,开始了他地方官的生涯。

   黄遵宪在湖南不足一年,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他具体办了以下几件事情:

   一是开办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总教习,给守旧的湖南注入新思想。这件事情阻力甚大,官绅子弟入学,闻听梁启超的教学言论和方法,耳目为之一新,眼界顿开,思想极为活跃。参与其间者不仅有梁启超、还有湖南学政江标以及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欧渠甲等走在时代前列的青年才俊。守旧的官绅和腐儒开初不知底里,至回家看到子弟作业,才嚣然大哗,认为离经叛道,蛊惑人心。黄遵宪一方面规范教学内容,一方面坚持输入新思想,办学不动摇,对转移湖南的学术和思想风气作用极大。

   二是试行现代警察制度,开设湖南保卫局,黄遵宪亲拟章程。其责任是“去民害,检非违,索罪犯”。包括了现代警察的职能。保卫局之性质,和现代警察不同的是,它并不是国家权力的工具,而是官、绅、商合办的自治团体,因此自觉贯彻了民主的原则,如保卫局“设议事绅商十人,一切章程由议员议定……交局中照行”。如果所议有违国家法律法规,“其抚宪批驳不行者,应由议员再议”。国家派驻机关和绅商各主其事,并不干扰国家权力的实行,“凡局中支发银钱,清理街道,雇募丁役之事,皆绅商主之;判断讼狱,缉捕盗贼,安置犯人之事,皆官主之。”而对于关涉民生之事,保卫局皆有权处理,如五六七八九各条“凡街区扰攘之所,聚会喧杂之事,应随时弹压,毋令滋事;车担往来,碍行道、伤人物者,应设法安排,毋令阻道;道路污秽,沟渠淤塞,应告局中,饬司事者照章办理;凡卖饮食,物质已腐败或物系伪造者,应行禁止;见有遗失物,即收存局中,留还本人。”保卫局承揽了现代公安、路政、城管、公共卫生等部门的职责,于公序良俗,民生日常,可谓事无巨细,皆有关照。对于保卫局人员,也有明确的纪律规定,其十二、十三、十四、十五诸条:“凡巡查,非奉有本局票,断不许擅入人屋;违者斥革兼监禁作苦役;凡巡查,不准受贿,亦不准受谢;查出斥革并监禁作苦役;凡巡查,不准携伞执扇,不准吸烟,不准露坐,不准聚饮,不准与街市人嘈闹戏谈,违者惩罚。凡巡查,准携短木棍一根,系以自卫,不准打人,并不许擅以声色威势加人。内处同事,外对众人,务以谦和温顺,忠信笃实为主。”这些约束与惩罚规定,如今读来,仍令我们感叹。其第四十四条体现了官绅共治的原则:“本局总办,以司道大员兼充,以二年为期,期满应由议事绅士公举,禀请抚宪札委。议事绅士亦以二年为期,期满再由本城各绅士公举。”这种官绅共治的民主治理模式对于今天的社会治理仍有极大的借鉴意义。由陈宝箴开创、黄遵宪亲自主持的湖南保卫局是地方自治的善政,它取代了原来的保甲团防局,维护了社会治安和良风美俗,得到了百姓的拥护。

   三是在保卫局管理下,全省设立五所“迁善所”。黄遵宪亲拟《湖南迁善所章程》二十四条。规定了管理人员,职权范围和迁善所的职能。迁善所主要是容留失业无着人员和轻微犯罪人员,“延聘工匠,教令工作,俾有以养生,不再犯法。”对于迁善所的日常运行,黄遵宪在章程中皆有明确规定。如每所容留失业和轻微犯罪者八十人,设有房屋十三四间,每间住失业人和犯人各三名,每人应给床铺一张,冬天给棉被、棉袄、棉裤各一件,夏给席一张。失业者和犯人服色,宜各有式样,以示分别。每所聘请教习八人,每名教习要教工人十名,教令工作兼管理监督。其所教工作,如成衣、织布、弹棉、刻字、结辫线、制鞋、削竹器、造木器、打麻绳之类等手工活计。迁善所给失业者以谋生技能,给犯罪者以自新之路,是十九世纪地方社会治理的一大创新。

   四是设立“课吏馆”,欲使候补各员讲求居官事理,研习吏治刑名诸书。这是陈宝箴和黄遵宪在湖南设立的干部培训班,今见黄遵宪亲撰《会筹课吏馆详文》,其宗旨是要培养有实学,接触实际的治理人才。因为靠科举上位的官吏“徒溺虚文而少实际,律例、兵农、簿书,钱谷均非平日所服习,一入仕途,心摇目眩……”更因“仕途杂而官无实学”,因此官场上充斥着“猥琐龌龊”之徒,这些钻营利禄的贪腐分子“揣量肥瘠,行私罔上,无所不为。”成为残民害民之蟊贼。因此,要课以为官之实学。所学内容,大致分为六项,除了旧时官吏传统治理所必知的风气习尚,农桑种植,城池道路的修建,律法判案等知识外,增添了在“海禁日开”的新形势下,如何对经商、传教的洋人交涉等内容,以免“化导无术”造成祸端。

   以上,都是启用地方才俊,有章程,有组织,卓有实效的维新举措。此外,如大张旗鼓地宣传和推行禁止妇女缠足,提出“保护人权”的口号,都令保守的湖南士庶百姓耳目一新。黄遵宪在署理湖南按察使(相当于湖南高等法院院长和检察长)期间,清理积案,治理刑监,释放了一些超期羁押的人犯,审理冤情,甄别错案,处理一些贪赃枉法,玩忽职守的官员。他在南学会发表的讲义中,明确地阐明了他的改革思想,意在“启民智,倡民治”,“去郡县专政之弊”,他的为政理想是“由一府一县推之一省,由一省推之天下,可以追共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轨。”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由古老而陈腐的帝国政治向现代社会转型中,黄遵宪是不尚空谈,注重实干的改革家。他所倡行的改革新政在百余年后的今天对我们仍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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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大清王朝诏定国是,光绪帝决意变法。这之后的三个多月中,大批新政设想和改革措施通过圣旨雪片般降下,似乎皇帝金口一开,全国上下风附影从,大清国就能从内忧外患中挺起身来,度过痼疾缠身,病势危殆的困境。这场由多年垂帘听政被整治得服服帖帖,惊恐怯懦的皇帝主导的改革,历史上被称为“百日维新”。

   处在潮流中的黄遵宪,能臣干吏,思想开明,自然是力图变法的皇帝要依靠的对象。年初,皇帝就曾索要黄所著《日本国志》,力图从这个因变法而崛起的强邻中汲取改革动力,借鉴维新经验。这年六月,皇帝三次下旨调黄遵宪进京,命其为出使日本大臣。七月初,他交卸了湖南政务,初八,自长沙起程,借道上海,欲由沪入京,受任新命。到了上海后,他的身体却出了问题,积疾而转成肺炎,遵医嘱必须调养。于是耽留上海,受命处理《时务报》改成官报事。如上所述,黄遵宪的态度和处理意见得罪了老上司张之洞。

   在波诡云谲,魅影幢幢的晚清官场,稍有疏忽,就可能踩在地雷上。黄遵宪受到皇帝的青睐,加官晋爵,青云有路,和皇帝的变法理念一拍即合,似乎在晚清的政坛上会有一番作为。实际上,他周围荆棘丛生,隐伏着暗礁和杀机。就在他因病耽留上海之时,八月六日,北京发生政变,慈禧太后下令训政。十三日,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于菜市口,康、梁窜逃海外,守旧派复辟后,光绪帝维新诏命概行废止,百日维新匆匆落下帷幕。黄遵宪知事无可为,二十一日,请两江总督刘坤一奏请免去其出使日本大臣,当日即奉上谕:因病开去差使。但是,免了官,黄遵宪的麻烦还没有完,朝廷立即有人上疏,说康、梁等朝廷缉捕的重犯藏匿在黄遵宪处。慈禧太后密电两江总督刘坤一密查,二十四日,上海道蔡钧派兵二百围守黄遵宪住处,“擎枪环立,若临大敌”。汹汹杀气,引起外国不安,从前黄遵宪出使过的英、日两国表示,如对黄处理不公,将约同干涉。二十五日夜,得总署报告,康、梁并未藏匿在黄处,二十六日夜,朝廷下旨,放归原籍梅州。

   短短十几天的时间,黄遵宪由高官险成罪囚,虽然有惊无险,全命而归,但内心却有着强烈的震撼。三年后,他已经远离了官场,只是老病在身的回籍平民,在给陈三立的信中述及别后遭遇时说:“弟平生凭理而行,随遇而安,无党援,亦无趋避,以为心苟无暇,何恤乎人言,故也不知祸患之来。自经凶变,乃知孽不必己作,罪不必自犯,苟有他人之牵连,非类之诬陷,出于意外者。”黄遵宪的感慨其来有自,当政变之初,杀气满京城,人人自危之时,不仅有朝中某御史捕风捉影,对其构陷,且有昔日上司张之洞一伙对其落井下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对黄谈不上私仇,但因黄在《时务报》上对康、梁的立场与他们相左,所以抱憾切齿,不能相容。张之洞亲密幕僚梁鼎芬与黄交往二十年,当年黄入康有为强学会,列名为梁鼎芬代签,与康结识,也是梁居间介绍,梁且赞康为“南阳卧龙”。早在黄遵宪在湖南任上,张之洞以上司之尊,就经常发电陈宝箴、黄遵宪指斥《时务报》言论出格,梁鼎芬因有张之洞撑腰,为汪康年站台,时对黄警告申斥。黄遵宪在湖南任上,政务繁忙,“殊觉日不暇给”。梁鼎芬此时竟致电黄遵宪,指斥他“兄欲挟湘人以行康学”,并以最后通牒的口气说:“国危若此,祈兄上念国恩,下恤人言,勿从邪教,勿昌邪说,如不改,弟不复言。”口气之横蛮无理,已超出朋友交往之道。当黄遵宪被清兵围守,生死未卜之际,梁鼎芬到达上海,不是设法营救黄,而是送去一纸绝交信,其冷血绝情,以至于斯!黄遵宪对于梁鼎芬的做法,不但没有嫌怨,却给以极大的宽容和理解,有诗咏其事:“怜君胆小累君惊,抄蔓何曾到友生。终识绝交非恶意,为曾代押党碑名。”他认为梁鼎芬与他绝交,只是胆小,怕牵连进逆党之中,并非怀有恶意,还为自己与他交往而使朋友受到惊吓感到歉意。但黄遵宪未免太善良纯真了,梁鼎芬一伙不仅与他绝交,而且要把他置之死地,在这个敏感而恐怖的日子里,汪康年接到梁鼎芬一电,内云:“首逆脱逃,逆某近状,逆超踪迹何若?”“首逆”,康有为,“逆超”,梁启超,“逆某”,黄遵宪,他已把昔日朋友黄遵宪列入逆党,关心他的踪迹和近况,为的是进一步落井下石。

   曾经赏识黄遵宪的张之洞,当黄被光绪任命驻日大臣并召其入京时,心中十分复杂,利用京城的内线不断打探消息,隐忍而心怀歹意。当光绪下诏变法时,黄曾参与举荐张之洞进京协助皇帝主持大局并就内政外交向张诚恳进言,后张内召未成。如今,黄内召进京,因病耽留,他担心黄有意迟延,或许会被委以中枢大任。因《时务报》事,他对黄已十分嫉恨,言其“狂悍”。政变后,黄被褫职,被围守,被赶回老家,他皆快意于心。黄发电于他,告知将回籍养病,他没有回复,黄对他已没有任何价值,表面文章他也不肯做了。

   戊戌政变第二年,守旧派疯狂反扑,湖南一切新政皆被推倒,有大臣参劾左宗棠之子左孝同,张之洞发电时任湖南巡抚俞廉三:“去年湘省开保卫局,因保甲局有绅士,大府委左随同办理,一切皆黄遵宪主持,通国皆知,至主民权,改服色等事,尤无影响……”把一切新政责任都推给了黄遵宪。过了两年,两广总督陶模发电张之洞询问黄遵宪所获何罪,欲请黄遵宪去办理学堂,对黄衔恨于心的张之洞发急电于陶:“黄遵宪真正逆党,戊戌之变,有旨看管,为洋人胁释。湖南风气之坏,陈氏父子(陈宝箴、陈三立)之受累,皆黄一人为之,其罪甚重。且其人钻营嗜利,险狠鄙伪,毫无可取……”这样阴狠之言竟出自曾对黄十分赏识和信重的张之洞之口,真令人张口结舌!黄遵宪赋闲在家,张之洞惟恐其东山再起,1902年2月18日,发电军机大臣鹿传霖:“闻有人保黄遵宪,此人确系康党,又系张荫恒党,恶劣不堪,万不可用,务望阻之。”

   专制官场中人心之反复险恶,依黄遵宪真诚之本性,不谀媚,不作假,不营私,不结党,直道而行,焉得久存?政变之后,康、梁被通缉,黄遵宪为梁鼎芬对他进行诬陷致电张之洞给予解释,仍然坦陈梁启超是他的“至交”。并不因其为“钦犯”而远祸趋避,这种坦荡的君子之风,虽古贤人也不过如是矣!

   

   

   

   光绪二十四年(1898)农历九月,为推行改良新政呕心沥血,在地方官任上锐意进取的黄遵宪侥幸脱罪,被褫夺一切官职后,放归故里。其《到家》诗叙其心境云:“处处风波到日迟,病身憔悴尚能支。”离开处处风波的官场,游子归来,有些迟了,所幸虽然有病,尚能支撑。国家祸乱频仍,江河日下,罢官回籍,是福是祸?“老翁失马卜难知”。但无论如何,他已经被黜退出局,成了国家命运的局外人,只能在病患中捱过残年了。他把自己的居处命名为“人境庐”,取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之意,自撰一联有云:“陆沉欲借舟权住”,他知道国家颓败之势已无可挽,神州陆沉,大清将亡,桑梓庐舍,如茫茫大海上的一叶小舟,随波浮沉,晚年只能栖身于此了。

   黄遵宪五十二岁起闲居在家,到五十八岁去世,在人境庐住了六年。六年间,他开头也很关注时局的变化,“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读书人的积习,何况他是在官场上和国内外行走多年的人,自然不能忘情于国事。1899年,慈禧太后有废黜光绪帝的想法,立溥儁为大阿哥,黄遵宪有诗咏其事,指斥慈禧此举是祸国的阴谋,“袖中禅代谁经见?管外窥天妄测量。”明确表示新立的皇储“天下膏粱百不知,”一个纨绔子无法君临天下,承担治国大任。而他的父亲自儿子立皇储后,更是气焰万丈,黄遵宪无情地声讨:“朝贵预尊天子父,王骄甘作贼人魁。”(《腊月二十四日诏立皇储感赋》)朝廷上一片乌烟瘴气,国事愈不堪问。戊戌政变后,一切从前学习西方,开启民智的改良措施都尽行废止,慈禧专断残忍,顽固派疯狂反扑,赞同并参与光绪变法的臣子非杀即黜,朝廷出重金悬赏康、梁之头,顽固派弹冠相庆之余,也在构陷、参劾、举报政治对手,朝野上下,一派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1900年,义和团起,慈禧太后愚妄狂乱,竟依靠义和团向西方列强宣战,引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她和光绪逃走,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国事则更加糜烂,不可收拾了。黄遵宪这一年的心情极其悲愤,但也只能在诗中抒发他的愤懑和绝望了:“博带峨冠对旧臣,三年缄口讳维新。尽将儿戏尘羹事,付于尸居木偶人。”(《初闻京师义和团事感赋》)他直接痛斥慈禧太后乃是“尸居木偶”,三年来,倒行逆施,尽废新法,当年轰轰烈烈的“维新”一词已成忌讳,依靠愚昧迷信的暴民反洋排外,与列强为敌,处理国事如同儿戏。终于造成“皇京一片变烟埃,二百年来第一回。”虽处江湖之远,仍然心系銮阙的黄遵宪回思往日为国为民殚精竭虑的日子,面对眼下江山残破,国事日非的现实,不由悲从中来:“当时变政翻新案,早使忧臣泪满襟。”(《述闻》八首)他终于燃尽了一个体制内的臣子忠君报国的热情,对朝廷和国事心冷如灰,成了一个冷漠而痛苦的看客。

   这一年,两广总督李鸿章,江西巡抚李兴锐都曾邀其出山,黄遵宪知事无可为,一概谢绝。他渐渐地把注意力转移到诗赋文章上去,感时赋诗,与友朋迭相唱和。但真正与他心灵对话的人几乎没有,所以他越发的孤寂和落寞。这期间,他常常陷入回忆之中,回忆旧时的师友和同僚,想起他们的身世、学问和事功,还有与之交往中的一颦一笑……但他们都不在眼前,而且此生再难相见,于是,他作了怀人诗二十四首,抒发了对旧友的思念和内心难以排解的惆怅。其中两首写给了与之在湘同开湖南新政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白发沧江泪洒衣,别来商榷更寻谁?”(《义宁陈右铭先生》),他当年虽是陈宝箴下属,但两人情深谊重,对推行变法新政有着共同的信念。陈被罢官后,两人在舟中洒泪而别。陈悲苦地说,以后怕是难以见面了。黄遵宪还不以为然,认为山不转水转,同在天地间,何以后会无期?分别后,陈、黄不仅没有见面,且音讯杳然(一年后,他听到就是陈弃世的消息了)。他在怀念陈三立的诗中写道:“文如腹中所欲语,诗是别后相思资。”知音之情倾注笔端。二十四首诗分别写给离别后思念的二十四个人,但却没有曾与之交往多年的张之洞、梁鼎芬和汪康年等人,可见抱憾之深。

   和所有致仕还乡的官员一样,他以一个绅士的身份参与了宗族和家乡的社会事务。他主持修订了黄氏的族谱,希望黄氏子孙将来能够立德、立功、立言,光耀祖宗和门庭。他自任家乡兴学会会长,热心家乡的教育事业,开办家乡小学校,发布《敬告同乡诸君子》公启,以在国外多年的经历,强调普及教育和义务教育的重要性,乡间的读书人,各族尊长皆有教育子弟之责。他已选派两名青年前往日本学习师范,卒业归国后将承担地方教育的责任。公启还对教科书、办学处所、经费、课程等项提出设计要求。他编定并抄写了自己多年创作的诗稿《人境庐诗草》,病榻抚摩吟哦之余,不禁悲怀难抑。在致五弟遵楷函中,感叹自己“平生怀抱,一事无成,惟古今体诗能自立耳,然亦无用之物,到此亦无甚可望矣。”对自己的人生充满了失望和无奈。

   人离不开时代和环境。尽管熟读儒家经典的传统读书人渴望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以成就自己完满的人生,但黄遵宪竭蹶于官场,沉沦于下僚,抱经国之志,处无望之世,口欲言而不能言,心有余而力不逮,最后病体支离,衰年浩叹,其无穷的失望和愤懑又有何人能知呢?

   

   6

   

   知者,唯忘年知交梁启超也。

   梁启超比黄遵宪整整小了二十五岁,创办《时务报》时,梁被聘为主笔,二人相识于上海。黄遵宪立刻被梁的过人才华所征服,《时务报》甫一出刊,立刻风靡国内,在知识界和上层官员中引起巨大反响,那是梁启超激扬文字之功。尽管张之洞等人不断地指责和吹毛求疵,但黄遵宪内心里是站在梁启超一边的。由于张之洞位高权重,在《时务报》中梁、汪之争中梁被排挤出局,但黄遵宪立即征得了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同意,聘梁入湘,担任湖南时务学堂的总教习。二人有了更密切的接触,放眼世界,谈诗论学,在新思想、新观念的激荡中,共襄维新大业,领新潮,开民智,二人的心贴得更近,彼此视对方为志同道合的知音。戊戌政变后,梁启超被朝廷通缉,有朝臣说梁藏匿在黄遵宪处,其推断也说明在世人的眼中,黄与梁的关系非同一般。即在人人自危的恐怖日子里,黄也不否定他与梁乃是知交。梁在日人掩护下逃到日本,黄放归回籍,很长时间,二人不通音问,也不知彼此的下落。黄遵宪对梁启超的深切担忧和思念也只能埋在心底。大约是1902年的上半年,黄遵宪收到了梁启超的日本来信,并随信寄来继《清议报》停刊后创办的《新民丛报》,黄遵宪的心情可以用“漫卷诗书喜欲狂”来形容。他立即给梁复了一封长信。此时,康、梁师生在“保教”的主张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梁启超对康有为的“保教说”不以为然,并作《南海康先生传》,对他的老师康有为给以历史定位。认为康是教育家、思想家,引领时代的“先时之人物”。这种实事求是的定位并不能令康有为满意。康有为提出“孔子改制”的论说,力持所谓“保教”的主张,是以孔子的传人和帝王师自命的,孔子没有执掌过世俗权力,因此被称为“素王”,康号为“长素”,乃自诩为当今之“素王”也。他并且武断地提出“六经”皆为孔子一人所作的论说。这些,都不是他的弟子梁启超所能赞同的。黄遵宪在复信中完全赞同梁启超给康有为的历史定位,并且不赞成把孔子立为教主。他说,无论东方的佛教、西方的耶稣教,还是穆斯林的回教,都是把教主的信仰定于一尊而排斥其他,各宗教尚有各自的宗教仪式。但孔子的学说没有西方极乐世界、天堂、地狱之说,他是立足于人道和人的日常,“人人知吾为人身,当尽人道为一息尚存之时,犹未敢存君子止息之念,上不必问天堂,下不必畏地狱,人人而自尽人道,真足以参赞天地。……世界至此,人理大行,势必舍一切虚无元妙之谈,专言日用饮食之事,而孔子之说胜矣。”儒家学说即非神道,亦非仙道,乃是实实在在的人道,孔子因人施教,未尝强人所必从也。“大哉孔子,包综万流,有党无仇,无所谓保卫也。”儒学“既无教敌,又不设教规,保之卫之,于何下手?”黄遵宪还指出,强调“保教”,容易惟我独尊,造成思想和信仰的一元化,排外、自闭和思想专制。戊戌三四月间,湖南保教之说盛行,身为地方官的黄遵宪生怕排外的顽固分子借以攻击入湘的传教士,酿成事端,于是在南学会演说,强调世界各地宗教教旨虽不同,但敬天爱人的宗旨是一样的,完全可以信仰自由,和平共处。所以,他对梁启超于《新民丛报》第二篇提出“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人类普世价值的主张赞赏不已。黄遵宪以他多年东西游历所见,提出中国应学习西方政教分离,他说:“且泰西诸国,政与教分,彼政之善,由于学之盛。我国则政与教合。分则可籍教以补政之所不及,合则舍政学以外无所谓教。”这里已隐含了思想自由的主张,因为西方之教非宗教也,乃是自由的学问,完全与政府及国家权力无涉,所以可补政之不足。而政教合一的中国除了官方定于一尊的思想外,再就没有学问和思想了。黄遵宪的确是我国近代史上的思想先驱,他在二十世纪初提出的观念至今仍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他说,世界各国包括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他在《易》的“泰、否、同人、大有“四卦中得到了破解,圣人于今日之世变,已有先知和预言:即中国必将由君权而政党,再由政党通向民主之路。

   我认为,在同时代中国的思想家中,黄遵宪之先进和深刻是无人可以超越的。这得之于他游历海外的独特经历和好学深思的品格,除此,他的谦逊也是常人所不及的,对于小他二十五岁的梁启超,不仅是激赏,简直是膜拜。在1902年5月的长信中(只留数千字残篇),他深情地写道:“《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罗浮山洞中一猴,一出而逞妖作怪,东游而后,又变为《西游记》之孙行者。七十二变,愈出愈奇。吾辈猪八戒,安所容置喙乎,惟有合掌膜拜而已。”在孤寂的乡居日子里,梁启超的来信对他无异节日般的快乐,他期盼之殷,想望之切,无以言表,一旦得到,如收到心爱礼物的孩子难掩欣然欢跃之情。1902年9月23日,他在信中写道:“三日即奉七夕后一夕惠书,惊喜过望,一日三摩挲,不觉又四五十回矣。”一封远方来信,竟使识多见广,入仕多年的黄夫子如此神魂颠倒!心之所系,岂可以常情度之?他从不以年龄和资历骄人,对年居晚辈的梁启超总是称“公”呼“丈”,自居卑下。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小说报》,和鲁迅一样,比鲁迅更早,是希望用文学唤起民众的自强自立之心,塑造新民,以救中国。黄遵宪为之欢呼雀跃:“东游之孙行者,拔一毫毛,千变万态,吾固信之。此新小说,此新题目,遽陈于吾前,实非吾思议之所能及。……吾辈钝根,即分一派出一活,已有举鼎绝膑之态,公乃竟有千手千眼,运此广长舌于中国学海中哉!具此本领,真可以造华严界矣。”后来,黄遵宪应梁启超之约,广集民谣,自作《幼稚园上学歌》《小学校学生相合歌》等为《新小说报》供稿。黄对梁尊之敬之护之爱之,以至于担心梁过于劳累,身体吃不消,亲自为梁定作息时间表,其关爱之情,令人动容。

   1902年下半年,黄遵宪与梁启超通信频繁,黄每次执笔,则洋洋数千言而不能止。在这些信中,他尽情坦陈自己政治思想的变化,对国家未来前途的展望,臧否古今人物,对自己在戊戌变法中的作为予以深思和反省。他的思想超越于侪辈,至今读来,仍熠熠生辉。1902年12月,他在信中谈梁启超的《新民说》:“公所草《新民说》,若权利、若自由,若自尊,若自治,若进步,若合群,皆腹中之所欲言,舌底笔下之所不能言,其精思伟论,吾敢宣布于众曰:贾(谊)、董(仲舒)无此识,韩(愈)、苏(轼)无此文也。……二百余年,政略以防弊为主,学术以无用为尚。有明中叶以后,直臣之死谏诤,党人之议朝政,最为盛事。逮于国初,余风未沫,矫其弊者,极力刬削,渐次销除。间有二三骨鲠强项之臣,必再三磨折,其今夕前席,明夕下狱,今日西市,明日南面者,踵趾相接,务摧抑其可杀不可辱之气,束缚之,驰骤之,鞭笞之,执乾纲独断之说,俾一切士夫习为奴隶而后心安。其文字之祸,诽谤之禁,穷古所未有。由是愚懦成风,以明哲保身为要,以无事自扰为戒,父兄之教子弟,师长之训后进,兢兢然伸明此意,浸淫于民心者至深。故上至士夫、长吏、官幕、军人,乃至吏胥、走卒、市侩、方技、盗贼、偷窃,其才调意识,见于汉唐历史,宋明小说者,今乃荡然无有。总而言之,胥天下皆懵懵无知,碌碌无能之辈而已。以如此无权利思想、无政治思想,无国家思想之民,而率之以冒险进取,耸之以破坏主义,譬之八九岁幼童授以利刃,其不至引刀自戕者几希。”中国其后的历史被黄遵宪不幸而言中。

   如前所言,黄遵宪是清末体制内的改良派,是戊戌变法的实践者和参与者。他被体制抛弃后,对现实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其认识警策深刻:“戊戌新政,新机动矣,忽而变政,仍以为此推沮力寻常所有也。既而团拳祸作,六飞播迁,危急存亡,幸延一发,卒下决意变法、母子一心之诏,既而设政务处,改科举,兴学校,联翩下诏,私谓我辈目的庶几可达乎。今回銮将一年,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所搜刮之款、所娱乐之具、所敷衍之策,比前又甚焉!展转迁徙,卒归于绝望,然后乃知变法之诏,第为避祸全生,徒以媚外人而骗吾民也。”这个渐进而温和的改良派,终至对朝廷完全绝望,他在1905年给梁启超最后一封信中提出对“革命”二字应避其名而行其实,不必张革命之帜,然而干的就应是推翻满清朝廷的实事了。这个重大的思想转变历经了极其痛苦的过程,这一年,他殷忧在心,溘然离世。弥留之际,恍惚迷离,眼前仍然是梁启超的影子:“君头倚我壁,满壁红模糊。起起拭眼看,噫吁瓜分图。”(《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他的眼睛已经看不清楚了,眼前红红的模糊一片,可他看到的仿佛是梁启超的头倚在墙壁上。他一遍遍擦拭自己的眼睛起来细看,看到的却是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地图。呜呼,寄情之殷,忧国之切,有如此乎!

   我曾撰过《梁启超悲悼菊花砚》一文,此文至此本当结束,就“菊花砚”不得不补叙一节。梁启超的菊花砚为唐才常赠,谭嗣同题铭诗,江标錾刻,梁启超极为珍视。戊戌政变时,此砚遗失,梁启超痛惜不已。1902年9月23日,黄遵宪致梁启超信中云:“吾有一物令公长叹,令公伤心,令公下泪,然又能令公移情,令公怡魂。此物非竹非木,非书非画,然而亦竹亦木,亦书亦画。于人鬼间抚之可以还魂,于仙佛间宝之可以出尘,再历数十年,可以得千万人之赞赏,可以博千万金之价值。仆于近日,既用巨灵山之力,具孟子超海之能,歌《楚辞》送神之曲,缄滕什袭,设帐祖饯,复张长帆,碾疾轮,遣巨舶,载之以行矣!公之见此,其在九月、十月之交乎?”此处所言,菊花砚也。原来,菊花砚失落后,辗转由黄遵宪得之,黄即补铭,由其甥张某刊刻于上,其铭曰:“杀汝亡璧,况此片石。衔石补天,后死之责。还君明珠,为汝泪滴。石到磨穿,花终得实”。铭后署“公之它。”是黄遵宪偶用之名。1902年11月30日,黄致梁书中云:“公欲将浏阳砚(山按:此砚为唐才常所赠,唐浏阳人,故称。)之拓本征诗,此砚之赠者、受者、铭者,会合之奇,遭遇之艰,乃古所未有,吾谓将来有千金万金之价值此也。公之它之名偶一用之,而用之于此者,因取友必端之语也。既已补铭而刊刻之矣,若于拓本中讳此三字,使世人妄相推测,转为不宜。公之自序,但云由武昌或京师不知何如人寄来,殆古之伤心人也。再过二三年乃实征之,更有味也。”本年12月10日,黄致梁书中又言及此砚:“菊花砚近必收到矣。仆前言将”公之它“三字一一拓出,但云不知为何许人也。今公意欲将三字藏过,仆复视字在纸末,藏过亦无迹,未审近已拓出否?仆必作一歌,但不能立限,须俟兴到时为之耳,吾意既表于铭中也。”黄遵宪的《菊花砚歌》吾于其诗中未见,或许没有作。但他对梁启超寄意之深已于铭中表明,他希望梁启超做衔石添海的精卫鸟和炼石补天的女娲,此砚之赠予者、铭诗者,錾刻者皆死于国事,受赠者应继承他们的遗志,用文章唤起大众,塑造国魂,此砚磨穿之时,必是花实累累之际。

   撰文至此,不由掷笔三叹。黄遵宪寄意遥深的梁启超已殁近百年矣,菊花砚尚在否?遗篇千万,国事堪问乎?

   黄遵宪晚年有诗云:

   

   杜鹃花下杜鹃啼,苦雨凄风梦亦迷。

   古庙衣冠人再拜,重楼关锁鸟无栖。

   幽囚白发哀蝉咽,久戍黄沙病马嘶。

   未抵闻鹃多少恨,况逢春暮草萋萋。

   

   百余年来,先贤志士杜鹃啼血之悲情,几人能理会呢?

   

   2018年7月22日暑热中初稿

   7月29日校定于萨尔图安

—— 原载: 《愛思想》
本站刊登日期: Friday, August 24, 2018
关键词: 戊戌政变 黄遵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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