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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珍珠:原來故鄉是他鄉
作者:余杰

 

 

    從血統和出身看,我是美國人;但是從同情心和感情來說,我是中國人。

賽珍珠

 

    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年輕的院長約翰·洛辛·布克的家,離金陵大學和市中心都不遠,一切都很便利。房子是由灰磚砌成的標準的教師公寓。[1]

    “房子太大了,看起來有那麽一點不雅致。”布克夫人描述説。跟出身美國農家、毫不注重美感的“理工男”丈夫不一樣,富於文藝氣質的布克夫人願意花費時間和精力裝飾新家。她在房間裡擺滿了花很少錢買來的零碎東西:寬闊的柳條椅、低矮的中式黑檀木桌子、上過釉的陶瓷碗罐、藍色的中式地毯和黃色的窗簾。她還把一捆褪了色的絲綢染成不同的顔色,製成很多墊子。她是一名出色的園丁,在後花園遍植鮮花,還有來自美國的石竹花和紫羅蘭,她驕傲地告訴朋友:“這裡滿是明朗的陽光和鮮花。”[2]

    這裡更多的是川流不息的客人——學者、作家、旅行者、休假的教授以及在語言學校學習漢語的美國年輕傳教士,有人在此一住就是半年。布克夫人的妹妹格蕾絲嫁給了一名房客——傳教士語言學校的傳教士。濟濟一堂的午宴和晚宴在後花園較高的露臺上舉行,客人可以望到高高聳立的紫金山。這個家成為南京外國人社群中著名的沙龍和“最有知識分子特徵的家”。

    與父親和丈夫一樣,布克夫人也是美國長老教會派遣的傳教士。她親自照看嬰兒,經營大家庭,招待丈夫的客人,還在金陵大學以及東南大學教授英語課程。每天早上,她都蜷縮在窗戶邊的墻角下讀書。專程前來探訪她的作家愛麗絲·霍巴特回憶說,她永遠不會忘記布克夫人寬敞、舒適、淩亂的起居室裡堆得到處都是的書籍,“這些書籍給人一種印象:這件屋子的主人一定品味非凡”。[3]

    在此期間,布克夫人開始嘗試寫作,她爲作品署上父親爲她起的名字:賽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她的父親賽兆祥是美南長老會派到中國的傳教士,一八八七年來到江蘇鎮江,隨後北上前往清江浦傳教。賽兆祥的夫人卡洛琳在中國共生了四個孩子,有三個都死於當時無法防治的“熱病”,於是她被送回美國西維吉尼亞休養,其間生下唯一長大的女兒——賽珍珠。一八九二年十月,賽兆祥夫婦帶著四個月大的女兒回到清江浦。後來,賽兆祥調往鎮江,賽珍珠在那裡長大成人,學會了漢語,然後她母親才教她英語。她從乳母王媽、家庭教師孔先生及小夥伴那裡獲得了許多有關中國民風民俗的知識,也締結了跨越種族的深厚友情。

    一九零七年,十五歲的賽珍珠離開鎮江前往上海和美國學習。一九一四年,完成學業後,她回到鎮江,任教於教會學校崇實女中。一九一七年,她嫁給來華宣教的農業專家約翰·洛辛·布克。一九二一年,他們在南京開始了一段新的生活——如果不是一九二七年三月發生“南京事件”,這對夫婦平靜而有些單調的日子或許會永遠持續下去。

    賽珍珠八歲時,中國北方發生義和團暴亂,許多西方傳教士和中國基督徒遇害,南方因督撫們採取“東南互保”策略而未陷入動亂,她只是听大人們講過義和團駭人聽聞的暴行。這一次,她親身經歷了向死而生的考驗,對生命的價值有了新的認識。一九二七年,九死一生的“布克夫人”華麗轉身為“賽珍珠”。

 

“我雖行過死蔭的幽谷,也必不怕遭害”

 

    一九二七年二月初,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席捲南方數省。賽珍珠的妹妹、妹夫在湖南岳陽的教會受到左派暴徒攻擊,一家人逃難到南京。然而,很快南京也被戰火波及。

    三月二十一日,北伐軍對南京發起猛烈攻擊,孫傳芳的軍隊以及前來援助的奉軍潰敗了。美國領事最後一次提醒所有美國人離開南京,賽珍珠一家選擇留下來——因為父親患病行動不便,丈夫也不願放下正在完成的農學論文。

    戰鬥持續了三天。三月二十四日淩晨,槍聲終於停下來。賽珍珠八口之家聚在一起吃早餐,以為危機已經過去。剛過八點,他們的裁縫突然間闖了進來,他嚇得渾身發抖,叫嚷説:“快跑!快跑!他們正在殺洋人。”正是在這一天上午,他們的密友、金陵大學副校長文怀恩(John Elias Williams)被士兵槍殺。成隊的士兵正在搜查洋人的房子,逮捕住在裡面的洋人。

    大門外響起敲門聲和吵鬧聲。千鈞一髮之際,院子後面墻角裡那扇小小的後門打開了,賽珍珠僱傭的奶媽魯媽跌跌撞撞地奔了過來,這名忠心耿耿的農婦讓他們躲藏到數百米外她租的房間去。南京事件中的很多倖存都是因為得到中國友人的保護和幫助。比如,美南長老會的傳教士理查德等一行五人就躲藏在一家開水店後院的稻草堆中,得到開水店女老闆及僕人的掩護。[4]

    於是,全家人帶著三個小孩子,跟著魯媽連走帶跑。他們穿過後門,沿著崎嶇的道路經過一片菜園、池塘和墳地,來到一排依墻而建的土房子前。魯媽帶著他們躲進她租住的小黑屋。那間屋子高十英尺,寬八英尺,屋裡只有幾件簡單的傢具。

    一整天,大家都沉默不語,如同雕塑般一動不動,緊張地听著外面的槍聲、吵鬧聲。賽珍珠患有智障的大女兒卡洛爾前一天剛過七歲生日,小女兒詹妮兩歲,妹妹格蕾絲的兒子約基也是兩歲。他們清晰地聽到,數以百計的士兵們蜂擁走過他們藏身的這排小屋。姊妹倆心照不宣:“比死更糟的是,看到孩子們落到這群瘋狂的人手中。” [5]但基督徒不能自殺,她們還有其他的選擇嗎?後來,她們才知道,英國領事被殺死,領事夫人被輪奸至重傷,還有上百名外國婦女被北伐軍士兵強姦。[6]

    此時,金陵大學的一名中國同事敲門來告訴他們,情勢危急,凶多吉少,但他將盡力幫助他們。他再來時,有一隊士兵跟隨他,難道他是告密者嗎?他告訴他們,帶隊的軍官要求他們回到學校,跟其他外國人集中在一起,這樣安全更有保障。

    賽珍珠一家將信將疑卻別無選擇地跟隨這隊士兵出發,沿途都是成排的士兵和被燒毀或正在燃燒的房子,士兵都很年輕,“每張面孔上都寫滿稚嫩、天真……可能是喝過酒的緣故,紅紅的眼睛透出野性的眼神。他們回過頭來瞪著我們,發出令人恐懼的笑聲,因為他們看到了長期欺壓他們的洋人也有失勢並遭受侮辱的一天”。[7]

    三月二十五日,星期五,在金陵大學被集中監管的數十名外國人獲准離開。他們蓬頭垢面,筋疲力盡,經受了幾天的煎熬後,從金陵大學步行七英里來到長江邊。一些抱著孩子的婦女,比如賽珍珠和格蕾絲,乘坐由紅十字會提供的馬車前往江邊。

    一對穿着北方軍軍服的士兵經過他們身邊,向相反的方向走去,他們是國民革命軍的俘虜。那天路上的相遇準確地預示了中國將來發生的事情。中國即將進入一個新時代,但那是不是一個“更好的時代”,賽珍珠與絕大多數中國人一樣,對此一無所知。

    美國水兵幫助他們登上一艘美國驅逐艦,並向他們提供晚餐。賽珍珠無法吃飯,也無法睡覺,整個晚上都在讀小說《白鯨》,那是她逃走時隨手抓住的一本書,卻正好應對著她此刻的心情。布克則帶上了他的論文,他只對論文感興趣。賽珍珠的書稿放在閣樓的書桌上,之後再也沒有找到。

    國民黨宣傳部門大事化小地將暴亂稱為“南京事件”,把責任推給北方士兵、共產黨和平民暴徒。然而,現場目擊者的描述證實,實施搶劫的士兵都操著南方口音,穿國民革命軍的灰色軍服,在國民革命軍官的統一指揮下,按照協商好的計劃驅趕外國人,鼓勵當地居民們和他們一道闖入外國人的住所擄掠財物。[8]

    一九二五年開始的“大革命”,使中國進入“主義”的時代。[9]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宣傳機構將“反帝”的觀念灌輸到官兵及民眾心中,經由國共兩黨支持的“非基督教運動”,西方傳教士被妖魔化。黨軍所到之處,與西方傳教士正面接觸時,順理成章地認為既然可以在“老區”打壓這些洋鬼子,在“新區”搶劫乃至殺戮,也算不得什麽大事。

    很多傳教士在回憶錄中表示,一九二五年是傳教事業遭遇重大挫折的開端,黨軍北伐更是帶來毀滅性的打擊。一九二七年,在福建邵武地區醫療宣教工作三十多年的美國傳教士福益華(愛德華·布里斯)因為救治北洋傷兵,差點被南方革命軍軍官槍殺。“那個廣東人拔出了手槍,打開槍栓,在不到五步遠的地方瞄準了向他挑戰的愛德華的腦袋。愛德華等待著,一言不發。最後,那個軍官沒有開槍,因為他手下的南軍傷病也需要醫療服務。”[10]

    正是在普遍排外心態的影響下,湧入南京城的國民革命軍士兵專門搶劫、殺害外國人。而事實上,國民黨高層在策略上已有轉變,蔣介石既然決定與蘇俄絶裂,就必須與英美列強修好。此時,“國民黨意識形態的剛性維度與柔性維度出現了某種因不一致而造成的緊張關係”,這或許就是南京事件發生的根源。[11]

    因為外國領館等處遭到洗劫、人員被殘殺,英美軍艦爲保護僑民離開,炮轟南京城,跟國民革命軍發生小規模的軍事衝突。共產國際趁機發表文章,“以英美帝國主義者為首的‘文明國度’野蠻人的‘慘無人道的暴行’”證明“必須在中國進行反帝鬥爭”。[12]對中國而言,雖然蘇俄也是“外國”,但蘇俄及其走卒共產黨成功地煽動起中國人強烈的“不包括蘇俄在內的排外情緒”。正是這種非理性的排外情緒,使賽珍珠後半生無法再次踏上中國的土地。

    賽珍珠一家到了上海,上海也在風雨飄搖之中。國民革命軍是否進軍租界、廢除條約,無人知曉。在上海停留十多天後,全家人乘坐一艘小汽輪,經過二十六小時的海上顛簸,從黃海到達日本長崎。他們在距離長崎三個小時的度假勝地雲仙租了一棟房子,那裡宛如世外桃源。賽珍珠説,望著寧靜、安全的松林,她覺得南京發生的一切似乎是一場噩夢,“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越來越記不清其中的一些細節”。[13]她從日本人身上學到一種秩序感和控制力:他們乾淨整潔、彬彬有禮,他們做的午餐小巧精緻。她絕對不會想到,十年後日本會與中國全面開戰,她將全力支持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鬥爭;戰爭即將結束時,美麗如畫的長崎將被美國空軍投擲的原子彈摧毀。

    那一年,賽珍珠三十五嵗。這次患難的經歷卻讓她獲得了心靈自由,她有了離開丈夫、重新生活的想法。布克博士不是“壞人”,卻吝嗇、冷漠、缺乏生活情趣、不關心孩子(特別是患有智障的長女)、一頭扎在農業研究中。她與他如同隔著一道冰雪砌成的高墻,“有時候我對自己二十五嵗到三十五時期的生活感到鬱悶,因為大部分時光都浪費了。……現在看來,我當時處在一種奇怪的潛水狀態。就好像困在一個被隔絕的小牢房裡,沒有人也沒有東西進來,似乎不能同任何人交流。”[14]在那些逃難的日子裡,她甚至不記得丈夫在做些什麽,丈夫與她咫尺天涯,“婚姻對我來說已經變得不那麽重要了。他有他自己的生活,而且沿著自己的生活軌道過得很好。我也要準備過我自己的生活了”。[15]

 

中國是“古典美人”,還是“現代巨人”?

 

    一九二七年秋天,賽珍珠全家返回上海。南京國民政府向西方釋放了足夠的善意,大量邀請英美人士前來幫助中國的現代化。冬天,布克獨自一人率先回到南京,開始重建農學院。賽珍珠心有餘悸,不願回去。直到次年六月,她才被布克說服,帶著一家老小回到南京。

    面目全非的南京像一座中世紀的城市,缺乏現代公共衛生和排水設施。到處都是士兵,他們把擄掠一空的房子當作營地,把花園當作廁所。此時造訪南京的留美學子蔣廷黻發現,南京處於百廢待興的狀態:“南京城好像很蕭條。圍繞這些破敗景象的是高聳的城墻,它好似嘲笑人們的愚蠢和不幸。南京的朋友們所談的也是共產和反共產的問題。……學生,從小學到大學,倒蠻有勁頭。他們遊行。示威、演說,參加革命。”[16]

    賽珍珠一家是第一個返回南京的外國人家庭,他們發現家被洗劫得“像中國人吃飯的碗一樣干淨”。廚房做過馬廄,臥室裡的地板被燒,花園被毀,連凸窗也被人卸走。這棟房屋甚至充當過收治霍亂病人的軍隊醫院。賽珍珠僱了一隊泥瓦匠、木匠、油漆匠,給房子鋪上沙子,用刺鼻的消毒水擦拭每一處角落,再把整個房間粉刷一遍。

    在賽珍珠的操持下,如同廢墟般的家恢復了生機。家人的關係卻破裂了。賽珍珠與布克宛如陌生人,布克與岳父賽兆祥發生公開爭吵。這一場爭吵預示著西方影響中國的兩個模式的衝突:基督教與科學,誰才是拯救中國的靈丹妙藥?

    作為農學家的布克認為,幫助中國從事農業技術改革最重要。此前傳教的策略走偏了,“幫助中國農民,使他們能夠自助,才是基督教的工作”。他敦促傳教團體停止修建與當地不相稱的教堂,不要試圖把外來宗教強加給中國人,取而代之的是提供他們真正感興趣的東西:先進的種子和農藥,爲互助性儲蓄計劃提供擔保,改進公共衛生水平。“幾乎沒有哪個牧師能僅憑一張嘴讓他們自立生活。當中國的農民不再依靠國家時,建立自主發展的教會就變得非常容易了。”[17]

    然而,賽兆祥認為布克的“科學救中國”是一種異端邪說。這位七十五嵗高齡、大半生都在中國生活和傳教的老人,不屈不撓捍衛一生的事業。他撰文批駁女婿,堅持認為,比起農業技術來,中國更需要福音,“中國農民六十年前的生產方式也比美國人的生產方式先進。至於說施肥和提高作物產量,他們無疑比我們做得好”。

    賽珍珠並未參與這場激烈的爭論。她卻以宏偉的《大地》三部曲間接參與了這場沒有結果的爭論——她認為科學和基督教都不能拯救中國,中國不需要外來的拯救,可以發掘自身蘊藏的力量重新崛起。她在《教務雜誌》上發表文章,放棄喀爾文教義中有關原罪、預定、揀選的觀念,並否定傳教事業:“我們有意或者無意踏上異國他鄉的土地,我們在心中説著要無私地奉獻一切。我們沒有……嘗試著去理解我們與之打交道的文明……我們內心很厭惡,但表面上還裝作喜歡的樣子。”[18]不知道她過世的父親若聽到此言論將作何感想?賽珍珠晚年爲父親寫的傳記名為《戰鬥的天使》,對父親“精神上的帝國主義”既有質疑也有敬意。

    一九三零年二月,《大地》在紐約出版。賽珍珠借鑒中國傳統小說簡略記述英雄事跡的特點,描寫了廣闊大地上幾代人的故事,她在人物性格刻畫上著墨不多,重點是全景式、寫實性的描寫,以及狄更斯式的、瑰麗的想像性描寫。[19]《大地》呈現了對西方讀者來說新奇無比的東方世界,很快躍居美國暢銷書排行榜榜首,是二十世紀惟一一本能在《出版家週刊》暢銷書排行榜連續兩年居冠軍的小說。一九三二年,賽珍珠憑藉此書獲得普利策獎。一九三八年,賽珍珠成為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女作家——四十五年之後,才有第二位美國女作家托尼·莫里斯獲此殊榮。

    賽珍珠將出版社郵寄來的樣書給父親看,幾天後父親還了回來,出於禮貌稱讚了小說的封面,事實上他沒有興趣讀完整部小說——如果他真讀了,這位拘謹的傳教士會爲其中若干性愛描寫面紅耳赤。布克博士忙著自己的研究和教學,也沒有讀長篇小說的興致和時間。

    一九三二年,四十歲的賽珍珠回到美國,她已是舉世矚目的名人。在紐約最奢華的華爾道夫酒店,她第一次出現在代表紐約知識界精英的兩百名貴賓面前,穿着美麗的晚禮服,不施粉黛,略帶羞怯。

    在另一次同樣在華爾道夫酒店舉辦的規模更大的論壇上,賽珍珠嚴厲批判美國教會在中國的傳教事業,批判傳教士的種族、道德和宗教的優越感。一石激起千層浪,教友們紛紛寫信譴責她。不久,她從教會辭職,她本人的基督信仰只剩下薄薄的一層文化色彩。

    一九三五年,賽珍珠與布克離婚,並與早已相愛的出版人理查德結為伉儷,她找到了愛情,愛情以及文學的巨大成功讓她看上去年輕了十歲。作為那個時代稿費收入最高的作家,賽珍珠不僅可以爲患有智障的大女兒支付在特殊學校的教育費,還設立了專門幫助孤兒、混血儿和殘疾兒童的“賽珍珠基金會”——這個基金會至今仍在全球數十個國家良好地運行著。

    賽珍珠到紐約常常入住華爾道夫酒店,她在套房中思如泉湧地寫作,如女王般接見記者和仰慕者。無論她對中國懷有多麽美好的想像,大概不會想到這家代表美式豪華生活的酒店,有一天會被中國的“粉紅色財團”安邦集團買下。如果賽珍珠還在世,會不會對安邦董事長吳曉暉“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的于連式的故事有興趣呢?農家子弟吳曉暉所走的道路,跟《大地》的主人公王龍和阿蘭截然不同。[20]

    《大地》是一個傑斐遜式的故事:賽珍珠和傑斐遜都相信,農村生活是美好的、都市生活是可怕的。王龍和阿蘭這對夫婦在農村辛勤耕作,照顧子女,珍惜社群關係,但外來力量迫使他們離開家鄉大地。在城市裡,他們看到人性淪喪、人性敗壞。後來,他們回歸“大地”,找回了農民的價值。[21]吊詭的是,在美國被劃入激進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賽珍珠,呈現中國卻用一種保守派的、反現代化的方式,這兩者居然完美地融和在她身上。她希望中國永遠保有“內斂堅韌之美”,如“最後的儒家”梁漱溟所堅持的那樣,中國文化優於西方文化,西方需要到中國“取經”。[22]

    在賽珍珠筆下,維繫中國鄉村秩序的是完美、和諧的“儒家社群主義”,就如同朱熹描繪的景象:“俾士人、鄉人、父老時集會,教誡子弟,使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篤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恤,以成風俗之美……”[23]或許,正是這種反現代化、反城市化的立場,深深打動了正在急速現代化、城市化的美國讀者彷徨無措的心靈,他們在賽珍珠書寫的中國發現了已經消逝和正在消逝的鄉村的美國。他們未必對中國有興趣,借此緬懷的乃是自己父輩和自己童年的生活。於是,賽珍珠和她的美國讀者同時構成了“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的一部分。[24]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今天日新月異的中國,沒有人羨慕王龍和阿蘭的田園牧歌式生活,人們只羨慕吳曉暉一夜暴富的終南捷徑。雖然吳曉暉走向了毀滅,但風光一時也算轟轟烈烈。那個農業社會尚未完全崩解的中國,只可能存在於賽珍珠的記憶中,不可能再現於她的視野裡。或者換一種說法:對賽珍珠來說,中國永遠只是令她傾倒的“古典美人”,而不可能是令她疑惑的“現代巨人”。[25]

 

中國是“好土地”還是“坏土地”?

 

    一九三四年,好萊塢當時五巨頭之一的米高梅,決定把《大地》搬上銀幕。賽珍珠對西方著作中描寫的中國人,包括好萊塢銀幕上那些由白人化裝成的“黃臉”形象不以爲然,她提出《大地》中的華人應該全部由中國演員、或者美籍華裔演員扮演。但是,《排華法案》使得好萊塢的華人演員有如鳳毛麟爪。而且,因為白人演員、意大利裔的保羅·穆尼是內定扮演王龍的男主角,當時好萊塢受到“海斯條例”限制,不能在銀幕上出現“種族混婚”的情節,所以女主角也得是白人演員,由奧地利女演員露易絲·蕾娜飾演阿蘭。

    米高梅一度邀請當時最有名的華裔演員黃柳霜出演女配角——淫蕩的歌女荷花。黃柳霜不願出演這個角色,她對導演説:“你怎麽能讓我,一個華裔,在一個全部都是歐美人的演員團隊中,扮演惟一一個不值得同情的中國人的角色?”[26]最後,《大地》中主要演員幾乎全是白人,主要場景是在加州搭建的“中國村莊”拍攝完成。

    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剛剛爆發不久,電影《大地》轟動上映。電影的宣傳文字稱:“偉大的銀幕把當代最重要的小說改編推出……這部電影是賽珍珠從一名男子、他的女人、他的民族所嘔心瀝血創作出的宏偉大戲!”影片投資兩百八十萬元,賺回三百五十萬元票房,但因成本過高,實際損失九萬六千元。不過,這部電影獲得美國電影學院頒發的最佳電影、最佳導演、最佳攝影、最佳剪輯、最佳女主角等五項奧斯卡獎,成為好萊塢的經典之作。[27]

    第二年,賽珍珠榮穫諾貝爾文學獎,她是用英語寫作中國題材獲此獎的西方作家第一人,此“第一”至今仍是唯一。賽珍珠的文學成就被高估,但就影響力和作品銷量而言,她已登上西方作家的頂峰。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在頒獎語指出,“賽珍珠為西方世界打開一條路,使西方人用更深的人性和洞察力,去瞭解一個陌生而遙遠的世界”。然而,正如電影《大地》所呈現的中國,乃是一個“高度美國化的中國”;賽珍珠以極度真誠的態度描述的中國,是其“中國幻象”的一部分——無論她多麽愛中國,她仍是美國人,或許正是她太愛中國,只看到中國“好”的一面。

    儘管賽珍珠後來“背叛”了傳教士的事業,但她無法全然擺脫從小形成的清教徒的價值觀。她筆下的中國農民,宛如當年乘坐五月花號到美洲的清教徒。賽珍珠的作品善意地誤導著美國人和西方人對中國的認識——“就和賽兆祥牧師和他的同僚寫回去的虛幻的傳教報告,是美國數百萬教徒對中國幾近全部的資訊來源一樣,《大地》也是大都是美國人能讀到的惟一一本有關中國的書。就在華特·迪斯尼創造米老鼠等可愛角色的同時,賽珍珠創造出‘高尚的中國農民’,他們主要的吸引力就是他們代表著美國的價值觀。”[28]賽珍珠筆下“高尚的中國農民”,只存在於她的想像中,從來不曾在中國大地上真實地存在過。毛澤東是另一個版本的、窮凶極惡的農民的代表,毛對《水滸傳》的理解遠比將《水滸傳》翻譯成英文的賽珍珠深刻。

    真正的中國農民大都是文盲,不可能閱讀賽珍珠著作的中譯本;中國知識階級通常對農村的中國充滿嫌惡,不願接受賽珍珠對中國特別是中國農村的“美化”。魯迅對賽珍珠的作品不屑一顧,批評賽珍珠用“四海之內皆兄弟”命名《水滸傳》之英譯本,“山泊中人,是並不將一切人們都作兄弟看的”(另外,有中國留學生試圖勸說賽珍珠不要翻譯《水滸傳》,否則的話,西方讀者會認為他們國家的文學遺產描寫的中國人是野蠻的、沒有開化的);林語堂雖然受惠於賽珍珠的推薦才進入美國文化市場,卻因為賽珍珠不願借錢給他而導致友情破裂——這又是中美文化衝突的一個典型案例。

    賽珍珠的代表作被譯為《大地》,丟失了英文原名The Good Earth中的“好”處和善意。一九三八年,從中國抗日前線考察歸來的英國詩人奧登用英國式的幽默從這“好”處下手,在其報導中稱他所看到的中國為“the Bad Earth”。這引起過賽珍珠的憤慨和反擊。[29]

    賽珍珠大可不必對奧登口誅筆伐,奧登像她一樣對中國抗戰充滿同情。一九三八年二月至六月,奧登與合作者衣修伍德訪問抗戰硝煙瀰漫的中國,見到諸多國共要人及文化界名流,並親赴前線採訪。六月十二日,離開中國之前,面對日軍侵略後混亂叢生的上海,衣修伍德引用路易·艾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結束了他們在上海、在中國的旅行:“我知道從哪兒重新開始,始於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七年為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並宣布上海設立“特別市”之始。[30]那一年,也是賽珍珠自我覺醒的轉折點。

    奧登的中國行與賽珍珠擦肩而過。賽珍珠寫完《大地》後,放棄了基督信仰和傳教事業,急劇轉向西方左翼陣營,此後積極參與女權運動、反種族歧視運動,極少談及宗教信仰。而奧登完成《戰地行》之後,在西班牙和中國戰場的經歷使他認識到戰爭的殘酷和政治的醜惡,原本沒有宗教信仰的奧登發現了宗教信仰的力量,尤其對在華傳教士在艱難條件下保持從容鎮定非常欽佩。旅居美國後,奧登反省從前的人生觀,對此前創作的很多作品產生質疑,不願意把西班牙內戰期間寫的《西班牙》一詩收入詩集,一度在他身上迸發的左翼激情戛然而止。[31]奧登皈依了基督教,雖然他的思想中仍帶有齊克果式的存在主義。此後,長住紐約的奧登與居住在費城鄉下的賽珍珠幾無交集。

    雖然對中國的“好”與“坏”認識迥異,但奧登與賽珍珠有一點是一樣的:他們在中國底層社會發現不可摧抑的生命力。奧登有一首名為《中國士兵》的詩歌,向戰死的無名士兵致敬,中國詩人查良錚(穆旦)將其翻譯爲中文:“他被使用在遠離文化中心的地方,/又被他的將軍和他的蝨子所遺棄……他在中國變為塵土,以便在他日//我們的女兒得以熱愛這人間,/不再為狗所淩辱;也為了使有山、/有水、有房屋的地方,也能有人煙。”深受奧登影響的“九葉派”詩人杜運燮寫了一首《草鞋兵》與之唱和:“你苦難的中國農民,負著已腐爛的古傳統,/在歷史加速度的腳步下無聲死亡,掙扎……//但你們還不會驕傲:一只巨物甦醒,/一串鎖鏈粉碎,詩人能歌唱黎明,/就靠灰色的你們,田裡走來的‘草鞋兵’。”[32]至少,這兩首詩都可看作是《大地》的濃縮版。

 

為什麼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將她當作敵人?

 

    經歷過南京事件的賽珍珠,對縱容官兵搶劫殺人之後又謊話連篇的國民黨政府當然不會有任何好感。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賽珍珠已經發現,國民黨沒有真正打算進行社會和教育改革,新政府在社會各界的失望和質疑中舉步維艱。賽珍珠如此評論蔣介石:“他是行伍出身,有軍人的思想,無論是從性格還是經驗來看,他都不適合擔任一個國家的領導。……他對現代民主政府一無所知。” [33]她的很多老朋友加入南京政府,但她失望地看到曾經充滿理想的革命者一旦掌權,很快墮落得像這個國家從前的統治者一樣殘暴:政治腐敗,橫征暴斂,殘酷鎮壓反抗者。

    一九二八年,當賽珍珠回到南京時,南京正在展開大規模的現代化建設,以使之配得上新的首都的身份。第一台推土機壓過之後形成了寬闊、筆直的大街。大片的居民區被拆毀,來自革命軍隊的官員現場監工,圍觀的人們沉默著,眼睜睜看著賴以生存的家園變成一片瓦礫。賽珍珠不無諷刺地説:“那一天,國民政府讓它的對手共產黨贏得了第一場勝利。”[34]

    賽珍珠與蔣介石有過“一面之緣”,儘管不曾有一句話的交流。那是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國民政府爲孫文舉行隆重的“奉安大典”。葬禮結束後,賽珍珠登上新修的大理石臺階,正好看見蔣介石從祭堂走出來。他目光炯炯,直視前方,大步走過大理石地板,在門廊下站住,俯視山腳下的村莊。“我離他很近,以便觀察他的臉。那太像一章老虎的臉了,高高的額頭微微向後傾,耳朵向後貼著,寬闊的嘴巴似笑非笑,總透出一股殘忍。他的一雙眼睛最吸引人,又大又黑,閃爍著無所畏懼的光芒。這種無畏並不是來自於睿智或者沉著堅韌的品質,而是老虎的無畏,自恃強大,不懼任何獸類。”[35]以儒家哲學家和虔誠的基督徒自居的蔣介石,不會喜歡這樣的描述與評價。

    幾年以後,當《大地》攝製組申請到中國拍攝時,國民黨宣傳部認為它醜化中國而橫加阻撓。最後,害怕激起美國輿論反彈的宋美齡下令放行。當劇組帶著拍攝完成的膠片回國時,卻被歹徒往片盒上倒硫酸,致使在中國所攝部分保存下來的只剩下十分之一。蔣介石的“獨裁無膽,民主無量”在此事件中暴露無遺。

    當賽珍珠榮穫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國民黨政府明令駐瑞典大使不得出席賽珍珠的諾獎頒獎典禮,雖然這是歷史上這第一個與中國有關的諾貝爾獎頒獎儀式——一如共產黨政權在二零一零年抵制劉曉波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國共兩黨真是孿生兄弟。

    抗戰期間,正在美國訪問的宋美齡對賽珍珠多年前的反蔣言論仍然耿耿於懷,對賽珍珠剛在《生活》雜誌發表的批評南京政府抗戰不力的文章更是惱羞成怒。對外裝扮出溫文爾雅的基督教模樣的宋美齡,用非常滑稽和“小氣”的方式打擊賽珍珠——她讓親國民政府的《生活》雜誌發行人不要刊登賽珍珠的文章,她以為可以像控制中國的輿論一樣控制美國的輿論。後來,國民黨敗退台灣之後,在解除解嚴前的三十八年間,賽珍珠的所有著作都成了禁書。

    賽珍珠的思想觀念屬於西方左派,但她與一般傾向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西方左派不同,她不曾對共產黨抱有幻想。她知道共產黨對農民比國民黨更加殘酷,她的“魯媽”們、她童年的玩伴們以及跟隨她父親的鄉村基督徒們,在共產黨統治下不會有好日子過。她不相信土改和大躍進的宣傳,她知道大饑荒的災難之後,夜不能寐。共產黨政權也不會將賽珍珠當作斯諾那樣的“中國人民的朋友”,她被套上“美國反動文人”、“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急先鋒”的大帽子批判和侮辱,她的著作在中國也成了禁書。

    賽珍珠不僅在海峽兩岸同時被視為“敵人”,在自己的國家也腹背受敵:她因為對國民黨政府貪污腐化的批評,而受到親國民黨並反共的“右派”政治勢力的冷遇;她又因為對“共產主義”持“不同政見”,而遭到極左派知識份子的唾棄。

    中國閉關鎖國二十三年之後的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尼克森宣佈訪問中國。已經八十歲並受病痛折磨的賽珍珠希望隨團訪問中國,甚至制訂了一個龐大的寫作計劃。她給每一個能幫助她成行的人寫信或發電報,包括尼克森總統和周恩來總理——周的故鄉就是賽珍珠早年生活過的清江浦,周的族人中就有賽兆祥曾為之施洗的中國基督徒。

    然而,尼克森和季辛吉不認為這個常常批評他們的老婦人有什麽利用價值,周恩來也不願給自己增添麻煩。在尼克森的中國之行結束之後三個月,賽珍珠收到中國派駐加拿大一位級別較低的外交官對她簽證申請的回覆。對方措辭粗魯地寫道:“你的所有信件都及時收到了。考慮到長期以來你在作品中對新中國人民和領導人所持的歪曲、醜化和污蔑的態度,我授權通知你,我們不能接受你訪問中國的申請。”不過,以周恩來一慣的滴水不漏的外交手腕,在拒絕其簽證申請的同時,又托尼克森轉送給賽珍珠一套精美的漆器作為紀念禮物。[36]

    “我一生到老,從童稚到少女到成年,都屬於中國。”在此打擊之下,賽珍珠一病不起。一九七三年三月六日,在被中國拒簽十個月之後,她於孤獨地離開了人世。火化時穿著她最愛穿的絲綢旗袍。死亡也許是保持她引以為自豪的“逆差”的唯一方式:她在中國生活的時間長於她在美國生活的時間。

    遵照賽珍珠的遺願,人們將她安葬在她費城郊外青山農場的一棵百蠟樹下。斜臥在草地上的小小墓碑,沒有出現她家喻戶曉的英文名字,只留下了她備遭冷遇和羞辱的篆體中文名字“賽珍珠”。據說是出自她的親筆,就像一枚陽文的印章。她好像只願意像一個中國人一樣回歸“大地”。

    比賽珍珠長一輩的司徒雷登,也是出生於來華傳教士家庭,其聞名於世不是以長老會傳教士的身份,而是以燕京大學校長和美國駐華大使的身份。司徒雷登以《原來他鄉是故鄉》作為其回憶錄的書名,以此表達對中國的一往情深。而賽珍珠的一生,雖然同樣對中國一往情深,卻不得不將這個書名顛倒過來——“原來故鄉是他鄉”。她以為是“故鄉”的中國,對於她來說其實永遠都是陌生的“他鄉”。



[1] 金陵大學的前身是一八八八年由美以美會在南京創辦的匯文書院。一九一零年,美國基督會和長老會創辦的兩所書院併入其中,改建成金陵大學堂。一九一五年,金陵大學開辦農林學院,中國政府給予大力支持,關閉了在北京的林學院,將學生轉交給金陵大學農林學院。十年之後,金陵大學農林學院擁有一百二十名學生和七十八名教師,成為中國最有名的農林技術專業人才培養基地。參閱何曉夏、史靜寰《教會學校與中國教育近代化》,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頁204。

[2] 希拉里·波林斯(Hilary Spurling)《賽珍珠在中國》,重慶:重慶出版社,2011年版,99-100。

[3] 希拉里·波林斯《賽珍珠在中國》,100。

[4] 黃岭峻《誰是一九二七年南京事件的肇事者?》,《史學月刊》,2011年第9期。

[5] 希拉里·波林斯《賽珍珠在中國》,頁126。

[6] 据上海《申報》報道,南軍攻擊各國領事館,日本陸戰隊員後藤龜喜被流彈所殺,根本少作右腹部及臀部爲槍擊傷(即為後來在中日戰爭期間擔任駐蒙方面軍司令官的根本博,根本博在戰后受蔣介石邀請到台灣,成為白團成員,幫助防守金門及台灣),本村少佐右前上腕爲彈貫通;英國醫生史密斯已斃命;美傳教士文怀恩等人被殺。

[7] 希拉里·波林斯《賽珍珠在中國》,頁126-127。

[8] 控制北京的奉軍首領張作霖查抄蘇俄駐北京大使館,繳獲大批秘密文件,其中一份共產國際給蘇俄駐華使館武官的訓令中稱:“必須設定一切辦法,激動國民群眾,排斥外國人……為引起各國干涉,應貫徹到底,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搶掠和多數殘殺……”半個多月後,蔣介石在上海“清黨”,發佈了對南京事件的禍首——第二、第六軍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和林祖涵(林伯渠)的通緝令,但這兩人早已逃之夭夭。

[9] 思想史家張灝以“主義時代”的興起爲“轉型時代”的下限,並以一九二五年爲標誌。在五卅運動中,“黨”的動員與“主義”的宣傳等形式都集中出現了。“主義時代”興起之後,原先那種充滿危機與混亂,同時也是萬馬爭鳴的探索、創新、多元的局面,逐漸歸於一元,被一套新的政治意識形態所籠罩、宰制。參閱王汎森等《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年版。

[10] 小愛德華·布里斯《邵武四十年:美國傳教士醫生福益華在華之旅》,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版,頁244-245。

[11] 黃岭峻《誰是一九二七年南京事件的肇事者?》,《史學月刊》,2011年第9期。

[12] 郭恒鈺《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年版,頁302。

[13] 希拉里·波林斯《賽珍珠在中國》,129。

[14] 希拉里·波林斯《賽珍珠在中國》,128。

[15] 希拉里·波林斯《賽珍珠在中國》,130。

[16] 蔣廷黻《蔣廷黻回憶錄》,長沙:岳麓書社,2003年版,頁116。

[17] 布克的想法跟晏陽初的“鄉村建設運動”相似。他後來出任南京國民政府高級顧問,參與製定農業政策。他領導的金陵大學農學院成為全球最大的農學院,農學院的全體教員占金陵大學全校員工的一半以上。他主持完成並於一九二七年出版了三卷本的《中國土地利用》,該書被《紐約時報》譽為“毫無疑問是迄今為止對中國人生活隊各個方面隊最細致的研究”。布克在第一卷的第一個註解中承認,妻子創作的《大地》與自己的研究工作有“共生關系”。參閱希拉里·波林斯《賽珍珠在中國》,170。

[18] 希拉里·波林斯《賽珍珠在中國》,頁163。

[19] 希拉里·波林斯《賽珍珠在中國》,頁155。

[20] 吳曉暉:安邦集團前董事長,出生於福建農家,與鄧小平孫女鄧卓芮結婚而成為顯赫一時的“駙馬爺”。安邦以驚人的速度擴張,其收購華爾道夫酒店的舉動,使得讓美國總統到紐約時“出於安全原因”不再入住這家酒店。習近平上臺後清理“粉紅色財團”,吳曉暉被踢出鄧家,鋃鐺入獄,被控詐騙六百五十二億人民幣,被判十八年重刑,沒收個人財產一百零五億。

[21] 詹姆斯·布萊德利《中國幻相:美國亞洲劫難的歷史真相》,台北:八旗文化,2016年版,頁117。

[22] 參閱艾愷《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的兩難》,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3] 狄百瑞《亞洲價值與人權:儒家社群主義狄視角》,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頁68。

[24] 參閱艾愷《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5] 薛憶溈《獻給孤獨的挽歌:從不同的方向看“諾貝爾文學獎”》,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26] 魏時煜、羅卡《霞哥傳奇》,香港:中華書局,2016年版,頁67。

[27] 魏時煜、羅卡《霞哥傳奇》,頁68。

[28] 詹姆斯·布萊德利《中國幻想:美國亞洲劫難的歷史真相》,171。

[29] 薛憶溈《獻給孤獨的挽歌:從不同的方向看“諾貝爾文學獎”》。

[30] 嚴潔瓊《诗人奥登:1938年中国行摄录》,見“騰訊文化”網站。

[31] 嚴潔瓊《诗人奥登:1938年中国行摄录》,見“騰訊文化”網站。

[32] 杜運燮、張同道編選《西南聯大現代詩鈔》,北京:中國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頁136。

[33] 希拉里·波林斯《賽珍珠在中國》,136-137。

[34] 希拉里·波林斯《賽珍珠在中國》,142。

[35] 希拉里·波林斯《賽珍珠在中國》,143。

[36] 希拉里·波林斯《賽珍珠在中國》,頁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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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Monday, July 9, 2018
关键词: 賽珍珠
专栏作家: 余杰 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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