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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孝胥:民國乃敵國也
作者:余杰

 


    聊以神州喻唇齒,忍看諸夏廢君臣。

鄭孝胥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的海陸交通已經快速走向現代化。

    旅居天津租界、爲前清遜帝溥儀進講《通鑒御覽》的六十八歲遺老鄭孝胥,在一九二七年這一年,兩度告假回上海“海藏樓”整理家務、探視親友——或許因為南北大戰波及上海,他放心不下這棟經營多年、藏書甚丰的住宅。

    鄭孝胥在日記中詳細記載了這兩趟旅程,一次主要走海路(輪船),一次主要走陸路(鐵路)。

    春天那趟南歸和北返大致如此:三月三十一日,向溥儀“陛辭”;四月二日,登上輪船“唐山丸”號,三時開船;四日夜十時,抵達青島;四月五日,從青島開船;六日夜,至吳淞停泊;四月七日早上八時,泊浦東,到上海市內南洋路才九點。[1]一個月後他踏上了歸程:五月七日七時,從浦東登上輪船“唐山丸”號;八日六時,從浦東開船;九日八時,抵達青島;十二日,到達天津。[2]

    冬天那趟南歸和北返大致如此:十月二十四日午刻,登津浦火車,夜至濟南,宿金水旅館。二十五日八點半,登膠濟火車,晚上七點半至青島,宿東華旅社。二十六日,在青島與友人會晤。二十七日,坐電車到港口登船,十二點開船。二十八日午後四點,到達上海。[3]將近一個月後他踏上了回程:十一月二十三日七點,從上海登上輪船“大連丸”號,八點開船。二十四日十二點,抵達青島。二十五日夜晚,登上膠濟火車,九點開車。二十六日七點一刻,至濟南,即登津浦快車,晚上五點三刻,至天津。[4]

    由此可見,那個時代的旅客,只要可以承擔昂貴的旅費,僅用兩三天時間就能跨越半個中國。而在半個世紀之前,這段旅程至少要花費一個月。

 

滄海橫流事可傷,一角危樓倚斜陽

 

    在天崩地裂的清末,鄭孝胥是少有的文武雙全、中西兼通的奇才。

    鄭孝胥於一八六零年生於蘇州。那時,太平軍的炮火已經迫近,尚未滿月,家人就攜帶這名嬰孩回到故鄉福建閩侯。鄭孝胥自小在這個官宦之家受到傳統儒家教育,天資聰穎,七步成詩,日后成為同光體詩人之翹楚。二十三歲,中本省鄉試第一名,同榜的陳石遺、林琴南皆一時知名之士。他娶了福建船政大臣吳贊成的女兒,並進入同治中興名臣沈葆楨和李鴻章的幕府歷練。一八八九年,鄭孝胥考取內閣中書,以經濟之才,有聲於時,與文廷式、陳三立、張謇等齊名。這一年,他正好三十歲,賦詩自勉:“三十不官寧有道,一生負氣恐全非。”有才華的人,難免自負。有清一代,已是西風殘照,但不掩其“一生負氣”的豪情壯志。[5]

    一八九一年,因李鴻章之子、駐日公使李經方推薦,鄭孝胥東渡日本,充任清國駐日使館秘書,次年升任東京領事,旋調神戶大阪總領事。在東洋三年,與其國士大夫交往,時值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快速走向現代化,鄭孝胥考究日本富強之術,及變法過程,至為詳審。[6]這段出使日本的經歷,使鄭孝胥成為遺老中罕有的“知日派”,也成為他日后出任滿洲國第一任總理的重要資本。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鄭孝胥隨使團下旗歸國。張之洞邀請其擔任洋務文案,後升任洋務局提調。戊戌變法期間,鄭孝胥與維新派人士交往,以道員候補,派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並受到光緒帝召見於乾清宮,陳奏練兵之策。戊戌變法失敗,鄭孝胥南下,輔助張之洞辦理京漢鐵路及鐵路學堂。又參與創辦江南製造局,剔積弊,定章程。他在張之洞幕府八年,被張之洞稱為“吾幕中范增”。[7]

    一九零三年,岑春煊出任兩廣總督,調鄭孝胥爲洋務處督辦、營務處總辦。又督辦廣西邊務,率湖北武建營三千人,駐龍州,穩定了邊疆局勢,招撫了當時還是土匪的陸榮廷。由此,鄭孝胥以儒將風流自詡。

    鄭孝胥又與張謇等人發起“預備立憲公會”,推動立憲運動。他在上海張園發表演講,批判“中國數千年以來皆是家天下之制度”,提出惟有憲政才能救中國,而實行憲政必須以高素質的國民爲基礎:“國民能自尊敬憲法、服從憲法者,其道德日進、資格日高,自然煉成大國人民一種高尚嚴重之風氣,決無輕佻任性暴動野蠻之惡習。若徒有憲法而無尊敬憲法服從憲法之人民,則其國之憲法斷不能獨立,以得世界萬國之信用。”[8]遺憾的是,中國的歷史沿著另一個方向演變。

    辛亥年,鄭孝胥調任湖南布政使,未及上任,武昌變起。清帝遜位詔下,鄭孝胥慷慨憤激,誓守臣節以終。鄭氏舊學造詣極深,經學、文學、書法、詩詞皆有大家風範;亦參與過洋務運動和維新變法,當過外交官,講求時務,精通新學,辦學、帶兵皆有成就。若早生三十年,他極有可能像曾國藩、李鴻章那樣創建豐功偉業。然而,動盪的時代未能爲他提供長袖善舞的舞臺,他未能出任獨當一面的封疆大吏、全面施展其才幹,清朝就在一場意外的兵變中落幕了。

    此後,鄭孝胥隱居上海,築“海藏樓”,取其最佩服的蘇東坡“萬人如海一身藏”之詩句,人亦稱其爲“鄭海藏”。據精通民國掌故的鄭逸梅描述:“鄭蘇勘之海藏樓,在滬西南陽路,地約三畝左右,門前有大柳數株,樓為三層,環蒔花木,樓前為廣場,春櫻秋菊發榮時,主客常遊遊其間。後於場南築盟鷗榭,為飲酒論詩之處。場西又有一小亭,署名思鶴,其弟子朱蓮垞擬購雙鶴貽之,以鄭北上而罷。”經過苦心經營,海藏樓成為上海文人雅士和前清遺老們遊玩觀賞、詩酒流連之勝地。

    前清遗老因断绝仕途,很多人的生计陷入困頓。郑孝胥是經濟條件較为优容宽裕的遺老之一,这源于他颇有经营之道。張謇如此品評上海三位著名遺老:“愛蒼(沈瑜慶)不耐寂寞,又不會經營。子培(沈曾植)頗耐寂寞,亦不會經營。蘇戡(鄭孝胥)既耐寂寞,又會經營。”鄭孝胥為書法家,賣字收入無人能及。《新語林》在介紹鄭氏之時,即雲:“國變後,鬻書海上,歲入數千金。”除賣字之外,他還有很多投資,比較重要的投資有:通州墾牧公司、大豐鹽墾公司、蘇路、浙路、華成保險公司、成範養雞場、綏芬河金礦、東甌礬業公司、道勝銀行俄國國債票、北京自來水公司、政府公債以及上海、蘇州、漢口各地的土地。[9]

    辛亥後十三年,鄭孝胥表面上不問世事,卻一直在尋找幫助清室再起的機會。無論是賣字還是朋友之間唱和,他落筆皆用宣統年號,始終疾惡共和,未嘗書民國紀年。

 

石爛海枯誰不滅,爲君細說落星心

 

    在“大隱隱於市”的十三年內,鄭孝胥蓄勢待發。他冷眼旁觀袁世凱稱帝,又如曇花一現般敗亡;他沒有像其他遺老遺少那樣熱心參與張勛復辟,他對張勛的能耐看得很清楚。北洋政府走馬燈式地換人,逐漸走到窮途末路。

    張作霖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打敗吳佩孚,將已成政治僵屍的段祺瑞捧出來組建“執政府”。因憲法懸置、國會停開,無從選舉總統,段乃稱“執政”,大權掌握在張作霖手中。段祺瑞是鄭孝胥的好友,看重鄭的才幹和名望,竭力勸說其加入新政府。遺老圈子中很多人認為:“如果鄭孝胥成為內閣成員,這個地位將使他能夠保護小朝廷的利益。”人們希望他接受任命,但他拒絕了。段祺瑞自行在報上公布任命鄭孝胥爲內務總長,但這一招也未能奏效,他仍閉門不出。溥儀的英文老師莊士敦讚揚説:“鄭孝胥從不在民國政府當官,也永遠不會這麽做,他不能一身去兼事二王。”[10]

    莊世敦多次在溥儀面前推薦鄭孝胥,“他既是位勇敢、虔誠的忠臣,也是目前中國最傑出的書法家之一”。[11]一九二三年,鄭孝胥前往北京叩見溥儀。兩人一見如故,所謂“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溥儀立即任命鄭孝胥爲“懋勤殿行走”,不久升任“總理內務大臣”。鄭孝胥試圖改革腐敗的內務府,卻在守舊派的杯葛下,很快去職。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馮玉祥發動兵變,佔領北京,軟禁曹錕。繼而闖入紫禁城,撕毀民國優待清室之條約,驅趕溥儀,掠奪宮內稀世奇珍。溥儀被迫移居醇王府,仍不安全。二十九日,莊士敦、陳寶琛安排溥儀進入德國醫院,鄭孝胥再用自己的馬車將溥儀轉送日本使館:

 

    於是大風暴作,黃沙蔽天,數步外不相見。余至醫院,慮汽車或不聽命,議以上乘馬車……登馬車,余及一僮驂乘。……余叱御者曰:“再至日使館!”御者利北道稍近,驅車過長安街。上驚叫曰:“街多華警,何爲出此!”然車已迅馳。余曰:“咫尺耳。馬車中安有皇帝?請上勿恐。”既南轉至河岸,復奏上曰:“此爲使館界矣。”[12]

 

    鄭孝胥為此題詩《十一月初三奉乘輿幸日本使館》,字裡行間不無自誇:“乘回風兮載雲旗,縱橫無人神鬼馳。手持帝子出虎穴,青史茫茫無此奇。是日何來蒙古風,天傾地坼見共工。休嗟猛士不可得,猶有人間一禿翁。”[13]在千鈞一髮的逃亡過程中,鄭孝胥臨危不亂,從此深受溥儀信任。用溥儀的話來說,兩人的親密關係“到了榮祿與慈禧之間的那種程度”。

    隨後,溥儀移居天津日租界,鄭孝胥亦跟隨來到天津,“侍講席者凡七年”。以一九二七年爲例,除了春天和冬天兩次南下上海各一個月之外,鄭孝胥與溥儀幾乎天天見面,他每天都在日記中記載“詣行在”及“進講”,主要爲溥儀講《通鑒御覽》。

    上課的情形,溥儀有生動的描述:“他精神極足,每天半夜兩點起床,練武術,寫大字,然後吃早點,到張園時天還不亮。別人背後叫他夜貓子。……他旺盛的精力更表現在他的講書上。常常在講得激昂慷慨的時候,坐也坐不住,顫巍著站在我面前,唾星亂飛,以至痛哭流涕。”[14]幸虧這是在“行在”,若是在皇宮中,君臣之間禮儀森嚴,絕對不允許師傅手舞足蹈。[15]

    鄭孝胥還負責“行在”的外交事務。他出過主意,要溥儀去和過津的外國王族——英國、瑞典的王子們,以及外國的名流們接觸。鄭孝胥和日本領事、學者、軍人都有交際。“總之,他不放過任何可以活動的門徑,儘管失敗了又失敗,也不管有下文沒下文。”[16]在鄭孝胥的指導下,溥儀給意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送過匾額,是鄭孝胥擬的字,溥儀寫的“舉世無雙”。墨索里尼是鄭孝胥最崇拜的人,他也自比爲溥儀的“黑衣宰相”。當意大利駐津領事轉來墨索里尼回贈的照片,“他興奮得禿頭也發出了光”。[17]

    鄭孝胥也竭力聯絡各方實力派人物,如一九二七年一月七日的日記中記載:“詣行在。召見陸榮廷。”[18]次日,他又單獨會見陸榮廷。陸榮廷曾任廣西邊防軍“榮字營”統領,入民國成為桂系首領,與蔡鍔聯手發起護國運動。一九二四年,陸榮廷受“新桂系”李宗仁等的逼迫下野。此時陸榮廷已是閑雲野鶴,鄭孝胥仍加以籠絡,盼其東山再起,幫助溥儀登基。然而,陸榮廷次年即病逝於上海。

    一九二七年,康有為和王國維先後去世,鄭孝胥對兩人的評價截然不同。四月一日的日記記載:“報言,康有為以廿八日卒於青島,上欲賜恤,陳寶琛諫,謂康宗旨不純,且有‘保中國,不保大清’之説。奏曰:‘德宗賫志抑鬱以終,實受康有為之害。戊戌之獄,他日當付朝議定之。’上然之。”[19]可見,作為“穩健的維新派”的鄭孝胥,對作為“激進的維新派”的康有為不以為然。六月四日的日記記載:“王國維自沈於昆明湖。”次日又記載:“羅振玉爲王國維遞遺折。奉旨:予謚忠愨,賞銀二千元。……清華學校諸生罷課一日。北京各報並記其自沈之狀,眾論頗爲感動。梁啓超亦爲清華教授,哭王靜安甚痛。”[20]鄭孝胥專門爲王國維題寫了一首輓詩:“河清難俟濁難止,留得昆明一湖水。能令湖水共千秋,節義何曾窮此士。泰山之重鴻毛輕,天下孰敢輕儒生?雲中袒背受戈者,誰信由于有不能。”[21]

 

“共氏三世”之説:共產滅共和,共管滅共產

 

    對來自蘇俄的馬列主義輸入中國的危害,鄭孝胥這樣的老派士大夫看得比五四的新派知識分子清楚明白。他評論説:“俄行共產制,舉國皆爲盜賊,至人相食。今猶欲倡世界革命,奇哉!”

    一九二六年,黨軍揮師北伐,鄭孝胥敏銳地覺察到“赤禍如拳匪”。一九二七年,隨著戰局蔓延,他在日記中有不少切中肯綮的評論。一月十日,他寫道:“溫毅夫之兄、父、子皆爲赤黨捕去,毅夫營救甚急。”[22]可見,黨軍所到之處,紅色恐怖便尾隨而至。三月一日又記載:“報言,張宗昌至南京,上海孫傳芳將求去。黨人欲攻安徽,意在斷津浦路,若北軍能自九江、南昌、萍鄉循鐵路攻長沙,彼將如何?”[23]不愧爲曾領兵打仗的儒將,軍事家蔣百里也曾向孫傳芳提出過類似建議,可惜一開始但求自保的孫傳芳未加採納,等到吳佩孚敗亡之後,才悔之晚矣。

    黨軍暴力排外的“南京事件”,宛如小規模的義和團暴亂。鄭孝胥在三月二十六日的日記中記載:“報言,黨軍入南京,攻各國領事館,英領事重傷,英醫士死一人;英、美兵艦發炮攻之,華人及黨軍死傷二千人。”[24]張作霖在北京抓捕李大釗等共產黨,鄭在四月九日亦有記載:“北京圍俄使館,獲赤黨九十餘人,李大釗、劉之龍、賈德耀皆被獲。上海工部局圍守俄領事館。”[25]但是,他未能充分注意到蔣介石在上海清黨的重要性,只是在四月十三日的日記中淡淡地寫了一句:“是日,白崇禧解散總工會。”[26]此後,張作霖在北京成立“大元帥府”,自稱“大元帥”,鄭孝胥視之為中華民國的滅亡,六月十八日寫道:“孫傳芳等聯名通電,推張作霖爲海陸軍大元帥,以今日午後三時就職。憲法、約法皆廢除,共和民國以今日亡。南方黨軍亦一黨專制,自稱革命。”[27]

    王國維有“以共和始者,必以共產終”之名言,鄭孝胥在此基礎上發展出“共和、共產、共管”之“共氏三氏”之說,嘗試釐清現實的困境,提出未來的遠景。“共管”一詞最初源自一九一八年英美兩國提出列強共同管理中國鐵路的主張。一九二三年,山東臨城劫車事件發生,列強主張共管中國的聲浪不絕於耳。[28]鄭孝胥作出預言:“共和生子曰共產,共產生子曰共管。共氏三世,皆短折。共氏遂亡,皇清復昌。”

    針對一九二七年席捲大半個中國的血腥內戰,鄭孝胥在評論中不時加入“共氏三世”之説。一月十四日寫道:“報載吳佩孚布告,所持政策亦剽竊‘排外’、‘護工’之語,張學良、王寵惠論漢口逐英人事,亦以收回租界爲言,彼等皆染赤化,南北主義略同,實皆狂妄無知,殆甚於義和團。天實爲之,以造成共管之局矣!”[29]鄭氏此前一度看好吳佩孚,沒想到吳佩孚也採取類似南方的左派政策,令其大失所望。

    一月二十六日,鄭孝胥引用《順天時報》之報道:“英國宣布陸軍三旅赴上海爲防衛軍,少將敦肯爲司令,印度、馬耳他、香港皆調兵來滬,法、美皆派兵,唯日本稱不同意。共產滅共和,共管滅共產,余言之數年,今將驗矣。上海爲世界第三商埠,並於紐約、倫敦,今爲赤黨所逼,不能不自籌防衛。日來中比,中日皆在北京議改約,此各國見好於北方之象。然度北方轉驕,或有他變,則各國必大失望。蓋自辛亥以來,列國助袁世凱而敗,助段祺瑞而敗,欲助吳佩孚、張作霖而皆將敗;南方既爲俄人所蠱,北方亦漸以排外爲能,將成共管之局,誰能止之乎?”[30]

    六月十日,鄭孝胥又録五月初十《天津日日新聞》上一篇題為《英人提倡共管中國》的報道:“聯合社英京特約通信:据政界要人表示意見,謂中國現局日形糾紛,旅外觀察家曾留心考察一切,以為中國人須候長久時期方能解決內部糾紛。外國欲作軍事的或外交的干涉以解決中國時局問題,乃不可能之事。其唯一方法只有組織國際共管中國委員會,由英、美、法、日、德、意六國各派代表一名爲該會委員,以完全管理中國境內之軍事。各委員之任期爲三年,期內擔任完全責任。首先,由各國代籌二百五十兆元以為行政經費。外交家或政客不得充當委員,委員人才須與美國商務部長賀華氏相仿佛。此外,又組織對該委員會負責之中外混合委員會,使中國人得在上述之會內受訓練云。”[31]雖然鄭孝胥反對“共管”,但這篇報道完全是烏托邦想象——列強哪有那麽好心,自己掏錢出來“共管”中國並幫助中國訓練管理人才,即便最仁慈的殖民者都不會這樣做。

    八月十六日記載:“報言,蔣介石通電下野……赤黨固將瓦解,北方亦將有政爭之變,大勢必趨於共管矣。”[32]鄭孝胥遠觀南方政局,對蔣介石下野一事完全判斷錯了。蔣介石以退為進,赴日與日本朝野談判,並從江浙財閥那裡得到軍費,很快捲土重來。蔣之下野並非“赤黨瓦解”的標誌。

    本年度最後一件大事爲共產黨在廣州發起暴動。鄭孝胥在十二月十三日的日記中記載:“廣州農工作亂,省城陷,焚掠幾盡,俄領事為之首,國民黨張發奎、黃琪翔等皆遁。”十二月十五日又記載:“李福林攻廣州,克之,黨軍宣言與俄絕交。”[33]

    鄭孝胥一生以民國爲敵國,稱之為“竪子亂中國”,更批判辛亥革命説:“辛亥綱紀絶,大臣爲姦欺。傷哉億兆人,投畀虎與貔。”無論北方的北洋政府,還是南方的黨軍,他都恨之入骨——當然,他深知後者危害更大。他反對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也反對北洋政府的五色旗,單單認同清朝的黃龍旗。五月十一日,從青島到天津的輪船上,鄭孝胥遇到一名能講華語的、反對布爾什維克的俄國人。這名俄國人説,他自漢口赴津,“漢口甚亂,數月不見五色旗,見之甚喜”。鄭孝胥卻嚴肅地表明其立場:“五色旗乃招亂之旗,余將舉黃龍旗以滅之耳。”這個俄國人大概很少遇到此類“民國反對派”,只好點頭回答:“誠然。”[34]

 

王道樂土何處尋:從中華帝國到滿洲國

 

    鄭孝胥對民國的敵視,不僅僅是因為辛亥革命斷送了他的仕途——入民國,北洋政府許多高官顯貴都是其故人,他若願意,做總長乃至做總理的機會皆唾手可得。他不認同民國,更多是由其價值觀決定的:他贊同英國和日本式的君主立憲,反對法國革命式的“暴民專制”。

    跟張之洞一樣,鄭孝胥持“中體西用”之説。他不排斥引進西方科學技術乃至憲政制度,但堅持認為中國文化本位不能動搖。民初思想史上一個最重要的特徵是,“激化”的思路一發而不可收拾,五四知識分子對傳統中國文化展開全盤批評和攻擊,同時提倡更深也更廣地引進西方文化。在差不多同時期,和“反傳統主義”相反的一種思潮也出現了——即面對日益增強的西化力所產生的文化守成反應,這個群體主張復甦傳統文化的一些方面,同時堅信中國文化不但和西方文化相當,甚至更加優越。[35]鄭孝胥就接近於這種“文化守成主義”。

    在舊體制的中國,區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標凖是有無文化能力與道德能力。統治的本質,是一種由有德者進行民眾教化的觀念。輔佐皇帝進行民眾教化的官僚,必須具備與之相應的文化能力與道德能力。科舉所試的固定的詩文寫作能力是爲了檢查考生有無文化能力,所試的儒家經書的知識是為了檢查考生有無道德能力。科舉合格者,其傑出的文化擔當資格和道德資格爲社會所認可,具有很高的社會聲譽。[36]這就是鄭孝胥所依托的文化及倫理體系,即便大清淪亡了,這群遺民也絕不放棄這套文化及倫理體系。鄭孝胥願意在商務印書館兼職,推動商務印書館出版古籍、整理“國故”,卻不願像王國維那樣任教於新式大學,儘管他早年參與創辦各類新式學堂,卻看不起西式的大學,他的“守舊”比王國維更徹底。

    作為漢族士大夫,鄭孝胥對滿清王朝保持矢志不渝的忠誠和支持,甚至超過不少心灰意冷的滿族親貴。這種忠誠和支持的動機,跟曾國藩寧願幫助滿人的朝廷剿滅漢人的反叛集團“太平天國”一樣:洪秀全要用西方的洋教取代孔子,作為孔子信徒的儒生不能袖手旁觀;而革命黨人的“赤色”意識形態,比昔日的拜上帝教還要可怕。

    鄭孝胥的國家認同是“中華帝國”,溥儀在回憶錄中寫道:

 

    有時是講我祖先的歷史,有時卻講的是我未來的“中華帝國”:中華帝國,版圖至少也要恢復到聖祖仁皇帝(康熙)朝的規模,那時京城要建三座,一在北京,一在長安,一在帕米爾高原之上……我帝國領土廣大,財富無盡,東北有森林,中亞細亞有石油……要歡迎外國投資,聘用各國人才,實現門戶開放政策,帝國不用花錢,但收興旺之效……[37]

 

    鄭孝胥並不滿足於在關外建立滿洲國。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七日,鄭孝胥與關東軍司令官兼關東廳長官武藤信義在旅順黃金臺的關東廳長官別墅舉行會談。武藤第一次告訴他,滿洲國將向“帝政”制轉變:“滿洲國的基石已日趨鞏固,在明年的第二個建國日,可以實行帝政制了吧。”

    鄭孝胥回答説:“那當然好。只是按照我的想法,是否稍微早了點。對我而言,這確實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只是唯恐自己自滿。中國內地有些人説我,自從成為滿洲國總理後,便心滿意足,好像忘了大業等等。若讓執政登上帝位,我怕自己會因此而過早地沉浸於高興和滿足之中,我還是盼望執政早日在北京即位。”

    長期擔任溥儀隨從翻譯的林出賢次郎在“秘密會見記錄”中評論説:“從鄭孝胥口中說出的希望在北京舉行‘皇帝即位’,是道出了‘復辟清朝’的願望。可是對於關東軍來說,根本從未考慮過在北京‘復辟清朝’,鄭孝胥這樣説實在稍欠慎重。”[38]這也正是鄭孝胥與關東軍立場的重大差異,這一差異導致他後來被免職。

    溥儀在回憶錄中引用鄭孝胥的詩句“燕市再遊非浪語,異鄉久客獨關情,西南豪傑休相厄,會遣遺民見後清”,說明鄭孝胥“不僅要在滿洲實行帝制,還想著回燕京,實現‘後清’的幻想”。[39]

    被迫從中華帝國的立場退卻到滿洲國,鄭孝胥只好用“王道”思想自我安慰,“滿洲國以皇帝爲中心,以王道爲主義”。[40]他言必稱王道,就像傳教士提及基督信仰一般。他將“王道”視為東方民族因應西方列強勢力的國際策略,以“王道”立國又可以消弭種族、階級和舊有的國家之別,“王道”亦可消除革命、恢復秩序。鄭孝胥認為,有了“王道”就可避免現代紛擾不休的政黨政治,以及由此形成的“一黨專政”,從而贏得與南京國民黨政權的競爭。所以,當關東軍戰略家石原莞爾以“民族協和”規划未來滿洲的圖像,考慮組成“協和黨”時,溥儀即表示“實行一國一黨制乃誤國之舉”,強力反對組黨,要求改為“協和會”。鄭孝胥深表贊同,説溥儀的說法“有定見,甚可喜”,也以“孔教不黨、王道無黨”為由支持。[41]

    鄭孝胥倡導“王道”觀念幾近狂熱。他將自己寫的《王道要義》廣為散發,每個來訪者均贈送一冊。一九三八年,鄭孝胥在王道書院作開幕演講,這也是他最後一次公開演講。他夢想在關外締造一個優於關內的“文化中國”和“道德中國”。若滿洲國在文化和道德上勝過中華民國,未來未嘗不可能重新統一中國,那樣的不世偉業甚至超過當年八旗勁旅入主中原。一九三二年八月,鄭孝胥接受日內瓦記者採訪,說出了心裡話:“中國人民他日可合於滿洲國,滿洲國人民斷不能再合於中國。子觀大清之二百七十年與民國之二十年,徵其歷史,可以知矣。”換言之,滿洲國不是一個新的國家,它繼承了清朝的正統,更繼承了純正的中華文化。

    一九三六年,日人來訪,問及溥儀本為清帝,若民國滅亡後是否復職?這是一個敏感問題,鄭孝胥巧妙地回答説,如果中國自願放棄共和制度,“溥儀以滿洲皇帝兼中華,如英王之兼帝印度可也”。[42]這樣的回答,既可讓日本人滿意,也不放棄他的大業和願景。在這個答案中,滿洲國儼然如英國本部,中國則降低爲殖民地印度,在文明的意義上,滿洲國佔有更高的“位階”。

    滿洲國並未施行鄭孝胥的“王道”理想,但其現代化建設突飛猛進。滿洲國是當時亞洲乃至世界經濟成長最快的國家。在日本戰敗前夕,滿洲國的工業規模超過日本本土,從瀋陽到大連的沈大線兩側工廠煙囪林立,城市連成一片,成為“綿長工業區”,瀋陽鐵西區被譽為“東方魯爾”。[43]所謂“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由於關內連年內戰,赤貧的中國人口大量湧向關外,一九三六年一月,滿洲國人口三千零九十七萬,年底猛增到三千七百零一萬,一九四一年達到四千兩百二十九萬。對於“關內”的普通中國人來說,移居“關外”的滿洲國並不用承擔“不愛國”的道德壓力。在此意義上,滿洲國算不算是實踐了另一種“王道”呢?

 

人心漸悔機應轉,殘局誰收劫又來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溥儀離開天津,在關東軍扶持下成立滿洲國。鄭孝胥則賣掉上海舊居“海藏樓”,表示斷絕與中國的聯繫,義無反顧地踏上這條不歸路,即便成為千夫所指的“漢奸”亦在所不惜。

    溥儀晚年所作《我的前半生》一書,體現其被共產黨“思想改造”的成果,對自己以及像鄭孝胥等追隨者竭盡侮辱抹黑之能事。書中談及鄭孝胥,完全是負面評價:“軍、政、黨、皇族、浪人,無一不拉,有縫就鑽。一直到九一八事變,看出了命運主宰權在關東軍手裡,他才以閃電式的速度,不惜任何代價,把第一號經紀人的拍板一把奪過來,成了關東軍的交易對手。”[44]

    其實,鄭孝胥早年出使日本,是“知日派”,而非“親日派”或“媚日派”。在一九二七年,他兩度勸說溥儀拒絕日本方面拋出的橄欖枝。三月八日的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上從容問:“大連可居否?”

    奏曰:“不可。居一國肘腋之下,於外交爲失勢。且他日難避去奉之嫌。天津不宜輕動也。”[45]

 

    在六月二十三日的日記中又記載:

 

    上詢問日領事約談情形。

    奏曰:“今乘輿狩於天津,皇帝與天下猶未離也,中原士大夫與列國人士猶得常接,氣脈未寒。若去津一步,則形勢大變,是爲去國亡命,自絕於天下。若寄居日本,則必爲日本所留,興復之絕望矣。自古中興之主必藉兵力,今則海內大亂,日久莫能安戢,列國逼不得已,乃遣兵自保其商業,他日,非爲中國置一賢主則將啓爭端,其禍益大。故今日皇上欲圖中興,不必待兵力也,但使圣德令名彰於中外,必有人人欲以為君之日。”[46]

 

    由此可見,鄭孝胥並不主張溥儀依附日本,而建議“一動不如一靜”。然而,即便是天津日租界的張園和靜園,也不能讓這對師生安靜地“講古”,時局的劇變不能不影響他們的心境。

    一九二七年之後,國民黨在南京建立的政權日漸鞏固,一黨獨裁、特務橫行;而共產黨農村發起此起彼伏的武裝暴動,“第二民國”民不聊生。關東軍利用九一八事變,驅逐了敗家子張學良,以滿洲爲日本帝國之“生命線”。日本不便將滿洲當作台灣那樣的殖民地直接治理,需要溥儀這個前清遜帝為之站臺。溥儀被民國政府羞辱(馮玉祥部將其趕出紫禁城並偷掘清東陵),亟待報仇與復國。雙方一拍即合。已七十一歲的鄭孝胥,不得不接受人生中最後一個放手一搏的機會。

    即便如此,鄭孝胥心中仍有不足為外人道也的掙扎與痛苦。一九三二年九月九日,《日滿協定書》簽字前六天,突然傳出鄭孝胥對駒井德三(第一屆國務院總務長官)的獨斷專橫不滿,閉居於私宅拒絕辦公的消息。日本軍部爲該事件的處理方案絞盡腦汁,最後定下方針:無論如何也要輓留鄭氏,派岡村寧次參謀副長火速前往長春勸說。但鄭氏譴責駒井的蠻橫,沒有輕易答應。軍部因簽字儀式已迫在眉睫,不便更換總理,答應在簽字儀式舉行後將駒井調任,鄭氏這才收回辭職意向。[47]

    負責簽字儀式的米澤書記官認為,鄭孝胥此舉除了抗議日方的強橫之外,還有別的政治動機:“即畏懼由於簽訂條約而被冠以賣國賊之名,日后被中國四億民眾看作是放棄滿洲的元凶。隨著簽字儀式日漸逼進,經過苦悶思索,決定提出辭職以逃避責任。”

    米澤生動地描述了簽字儀式現場的情形:“我拿著議定書,走進等候室,感覺和我握手的臧民政部長的手顫抖得很厲害,又看到鄭總理臉部劇烈抽搐著,心中的疑問更強烈了。我決定,無論如何要盡快地完成雙方簽字。”

    簽字儀式在勤政殿舉行。首先由武藤全權大使陳述日本承認滿洲國的決定。隨後,鄭孝胥站起來致詞,“鄭總理蠕動著嘴巴,半天說不出話,臉部的肌肉劇烈顫動著,一臉要哭的樣子,五秒、十秒、三十秒過去了,還是沒有發言。讓人充分感到其內心洶湧著錯綜複雜的情緒波濤”。米澤寫道,簽字時,“我像已等得不耐煩似地翻開議定書,沒有讓他先填日期,而是立刻請他簽名蓋章。隨著一個、兩個簽名落筆,鄭總理慢慢恢復了平靜,似乎不會再有發生癲癇的跡象了”。[48]鄭孝胥已然意識到,現實中的滿洲國乃是日本軍部的禁臠,而非他可以實現夢想的“王道之國”。

    才任職半年,鄭孝胥即向溥儀提出辭呈,獲得挽留。“國務總理大臣”的職位,表面上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實際上是“容隱處此,徒靡歲月”。他想幹大事,卻只能管瑣屑小事:“任總理已八閲月,所爲者特司官部吏之事,而疲於奔命,頗自惜其精力消磨於無用之地。”

    一九三五年五月,關東軍司令長官、日本駐滿洲國大使南次郎與鄭孝胥展開會談,宣布由關東局總長長岡隆一郎出任掌握滿洲國國務院實權的總務廳長,並以長岡爲中心進行“內閣改造”。鄭孝胥無法抗拒日方的安排,只能提出一些卑微的要求,“現在內閣已工作三年,閣僚們立下了很大的功勞,因此在讓各位退職時應給予相當的待遇,保住他們的面子,退職以後根據需要給予合適的職務,這次就當暫時休養”。至於他推薦的繼承人蔡運舛,日本方面根本不予考慮。“對鄭孝胥總理有關繼任者的人事提案,南次郎大使用非常簡單的話便打發遮掩過去。作為關東軍司令官,表現了決不會輕易按照滿洲國方面的想法來辦事的態度。”[49]讓鄭孝胥難以接受的是,日方選擇的繼任者是張景惠——張比他更加順從。[50]

    關東軍對滿洲國事務的全面控制,就連《滿蒙問題解決策略》的起草者石原莞爾都歎為觀止。石原曾主張日本直接佔領滿蒙,在一九三零年五月的《滿蒙問題私見》中指出:“我懷疑支那人是否有建設近代國家的能力,不如在我國的治安維持下讓他們自然發展。”[51]七年以後,作為九一八事件始作俑者的石原莞爾重返滿洲國,其戰略觀點已發生了轉變,他主張不擴大對華戰爭,並給予滿洲國自治權。[52]

    退休不到三年之後的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八日,鄭孝胥病逝於新京(長春),享年七十九歲。溥儀下令給予國葬之禮。鄭孝胥不用再經歷第二次亡國之痛——隨著日本戰敗,滿洲國淪為蘇俄軍隊的肥肉,以及國共內戰的戰場,“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的結局何其悲哀。

    鄭孝胥的長子鄭垂、次子鄭禹,同任總理秘書官。一九三五年,鄭垂暴斃身亡,給鄭孝胥沉重打擊。鄭禹在一九四二年任奉天市長,滿洲國解體後,下落不明。直到三十多年後的一九七七年才證實,在日軍大崩潰前夕,鄭禹搭乘保證不受攻擊的遠洋客輪“阿波丸”號,企圖逃命,不料爲美國海軍誤擊而沈沒海底,包括鄭禹在內的乘客全部殉難。[53]鄭孝胥也不用第二次經歷“白髮人送黑髮人了。

 

 



[1]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四),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版,頁2139-2140。

[2]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四),頁2143-2144。

[4]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四),頁2165。

[5] 蔡登山《叛國者與親日文人》,台北:獨立作家,2015年版,頁13。

[6] 葉參、陳邦直、黨庠周合編《鄭孝胥傳》,上海:上海書店,1989版(據滿洲圖書株式會社1938年版影印),頁2。

[7] 葉參、陳邦直、黨庠周合編《鄭孝胥傳》,頁3-4。

[8] 徐臨江編著《鄭孝胥前半生評傳》,北京:學林出版社,2003年版,頁171-172。

[9] 張笑川《鄭孝胥在上海的遺老生活》,見《中國社會歷史評論》2012年第2期。

[10] 莊士敦《紫禁城的黃昏》,台北:博雅書屋,2009年版,頁370。

[11] 莊士敦《紫禁城的黃昏》,頁384。

[12] 鄭孝胥《海藏樓詩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頁324。

[13] 鄭孝胥《海藏樓詩集》(下),頁323。

[14] 溥儀《我的前半生》,北京:群眾出版社,2015年版,211。

[15] 雍正朝明定皇子入學禮節,“師傅受揖,坐而授書”。當過同治和光緒兩朝帝師、後來位居宰輔之位的翁同龢,授課時始終一絲不苟、謹言慎行。高陽《翁同龢傳》,台北:遠景出版公司,1993年版,頁37。

[17] 溥儀《我的前半生》,頁211。

[18]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四),頁2129。

[19]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四),頁2139。

[20]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四),頁2146-2147。

[21] 鄭孝胥《海藏樓詩集》(下),頁345。

[22]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四),頁2129。

[23]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四),頁2136。

[24]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四),頁2138。

[26]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四),頁2140。

[27]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四),頁2149。

[28]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轉型下的清遺民》,台北,聯經出版,2009年版,頁333。

[29]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四),頁2130。

[30]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四),頁2130-2131。

[31]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四),2147-2148。

[32]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四),頁2155。

[33]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四),頁2167。

[34]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四),頁2144。

[35] 艾愷《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頁4-5。

[36] 佐籐慎一《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與文明》,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頁9。

[37] 溥儀《我的前半生》,頁210。

[38] 中田整一《溥儀的另一種真相:秘藏日本的偽滿皇宮最高機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頁33-34。

[39] 溥儀《我的前半生》,頁285。

[40] 葉參、陳邦直、黨庠周合編《鄭孝胥傳》,頁49。

[41]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轉型下的清遺民》,頁345-348。

[42]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轉型下的清遺民》,頁340。

[43] 滿洲國的首都長春是亞洲第一個經過專家規劃設計的現代城市,整個城市掩映在綠海之中,有“城市山林”和“森林之都”的美稱。長春是亞洲第一個全面普及抽水馬桶和管道煤氣的城市,也是第一個規劃地鐵的城市,從一九三八年開始,在長春規劃一百二十公里的環城地鐵和有軌電車道路,還有環城高速公路。長春主要街道的照明和電訊線路採用地下管線,是亞洲第一個實現主幹道電線入地的城市。一九四三年,東北以占中國九分之一的土地和十分之一的人口,生產了占全中國百分之四十九點四的煤,百分之八十七點七的生鐵,百分之九十三的鋼材,百分之九十三點三的電力,百分之六十九的硫酸,百分之六十的蘇打灰,百分之六十六的水泥,百分之九十五的機械,形成了龐大的人造石油、特種鋼等當時領先世界的尖端科技企業。一九四五年,全中國工業總產值中,東北占百分之八十五,臺灣占百分之十,連年內戰的“一窮二白”的中國其餘部分只占百分之五。

[45]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四),頁2136。

[46]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四),頁2149。

[47] 中田整一《溥儀的另一種真相:秘藏日本的偽滿皇宮最高機密》, 49頁。

[48] 中田整一《溥儀的另一種真相:秘藏日本的偽滿皇宮最高機密》,頁50。

[49] 中田整一《溥儀:另一種真相:秘藏日本的偽滿皇宮最高機密》,頁101-102。

[50] 張景惠爲奉軍實力派人物,其資歷與聲望完全不能與鄭孝胥相比。任命張景惠爲滿洲國第二任總理,對鄭孝胥來說,或許是一種羞辱吧。張景惠出身豆腐匠,與張作霖結拜爲兄弟,投身綠林,同張作霖一道建立奉系武裝。一九二六年,張作霖到北京組織安國軍政府,張景惠任陸軍總長。九一八事變後,張景惠成立「東省特別區治安維持會」,投靠日本。一九三二年,又成立東北行政委員會,發表「獨立宣言」,宣布同南京國民政府脫離關係。三月一日,東北行政委員會發表「建國宣言」,宣布「創立滿洲國」,張景惠被任命為滿洲國參議府議長兼北滿特別區行政長官。後又出任軍政部總長,授上將銜。一九三五年五月,張景惠接替鄭孝胥出任滿洲國國務總理大臣,此後一直任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後,張景惠被蘇聯紅軍逮捕並押往伯力。一九五零年,被蘇聯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有一段軼事記載:一九五五年,中共軍委副主席贺龙元帅视察抚顺战犯管理所,与张景惠交谈。贺龙问张景惠多大岁数?改造得如何?张景惠回答:“八十四岁。”贺龙说:“听说你改造得不错,能不能唱个《东方红》呢?”八十四岁的张景惠认真地唱了一遍:“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雖然不可能唱腔優美,贺龙對此卻很满意。若此時鄭孝胥在獄中,斷然不會有如此卑瑣之舉。一九五九年,張景惠在獄中病逝。

[51] 俞天任《有一類戰犯叫參謀》,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頁131。

[52] 石原作為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的副手,拜會了溥儀。他目睹滿洲國的現狀,對關東軍的專制與當初建國理想之間的巨大差距感到驚訝。他建議説:“先發制人的關東軍此刻應趕快收斂鋒芒。軍部應立刻撤回對滿洲國的內部指導,完成滿洲國的獨立。”然而,更激進的東條英機不接受石原莞爾的建議。中田整一《溥儀:另一種真相:秘藏日本的偽滿皇宮最高機密》,頁163-164。

[53] 蔡登山《叛國者與親日文人》,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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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Tuesday, July 17, 2018
关键词: 鄭孝胥 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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