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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一站之后呢?
作者:杜导斌

据说“千呼万唤,不如街头一站”是友人滕彪说的。自从进京后,一直想见而没有机会见到滕兄,对此话真实与否自然也就无法核实。在此,我就权当是滕兄说的,是在与滕兄商榷。
 
我并不反对将宪政理论付诸行动。早在十一年前,在《宪政的道理在书中,宪政的道路在脚下》一文中,我就曾提出过以街头政治推动宪政由书成事,因此受到当局迫害,《宪政的道理在书中,宪政的道路在脚下》是审讯中的重点,并被列为26篇罪证文章之一。这十一年,我陷入“出了书房进牢房,出了牢房回书房”的轮回中,根本没有将主张付诸实施的可能。不仅我一个人如此,十一年后,中国的宪政民主仍然停留在纸面,未能成为事实,不能不说让人失望。
 
即使我算得上行动主义者——起码也算得上口头行动派,我对“千呼万唤,不如街头一站”仍然不完全赞同。
 
千呼万唤,指的是说话和写作,指的是言论,街头一站指的是集会游行示威,指的是行动。不论是联合国人权公约,还是中国大陆现行宪法,都是将言论自由与集会游行示威自由并列,既不断定四者间存在高低级差,也不将言论自由视为妨碍行动的因素。言论与行动本不矛盾,两者并存不悖。主张行动不需要以否定言论为前提。“千呼万唤,不如街头一站”的命题,却把言说贬低为无数话语的价值小于一次行动,在言论与行动、并从而在言说者与行动者之间划分高低,显然是有误的。即使在今天的中国,言论的重要性是否一定比行动的重要性要低?恐怕也难有定论。现在言论自由和抗议行动自由都受到严重限制,争取言论自由有时还付出比抗议行动自由更高的代价,即使不说更重要,起码可说同等重要,没必要强调后者就否定前者。与此对应,行动派与异议人士,也没有必要相互排斥,或一定得比个我高你低。
 
我对那些积极行动起来的公民是非常尊敬的!他们在用自己的勇气努力拓宽强权压制之下公民权利的空间,今年的靖江律师被扣事件,安徽合肥小安妮就学事件,都有数百公民和律师到现场集会抗议。最近两年,在具体个案中,公民联合起来以施压于当局的公共事件越来越多,公民的勇气、热情和参与人数不断增加,事件参与者逐渐趋于理性,非暴力抗争行动做得越来越专业。与此相对应,当局尽管仍然坚持打压参与者以维护所谓的稳定,但打压残酷程度逐渐有所降低,呈现出向法理回归之势。抗争和压制两个极端呈现出逐渐向理性靠近,而不是向激烈反抗与残酷镇压两个极端推进的苗头,应该说是中国公民社会正在发育和趋向成熟的表现。
 
尽管行动的空间和行动者的人数与激情在不断增长,不过,我们对行动仍然不能估计过高。就算是在印度、美国、东欧、北非等地屡屡取得成功,非暴力抗争,或说公民不服从运动在中国当今的活动空间仍然非常狭窄,别说是全国性成功,就是个案要取得成功,概率也高度不确定。也许不应该把行动是否取得成功的责任全推给行动者——行动的价值就在行动本身,而非以结果为价值判断标准,然而,行动派也确实应该作些思考和调整。行动派的行动已颇有几年,直到今天,并未能够改变大局,很少能改变某种规则,没能建立一个正式(隐形)的团队,没有组织过一次像样点的游行示威,也没有拿下一个县乡村政府。行动而无效果,行动的价值也就难以体现。如果行动不能取得效果,行动就有退化为口头行动的可能。
 
在共产党仍然有足够资源应对抗议行动的情况下,公民的集会游行示威等行动要想取得效果,确实相当困难。从行动的角度说,共产党正是靠行动起家的,组织集会游行示威以搞垮国民党是共产党的强项。以强权的长处攻击强权,其防守必定得心应手,要想有所成功,自然难上加难。类似“千呼万唤,不如街头一站”式的思维把底层抗争定义为只有上街一途,则可能自我限制了民权政治发展的其它可能路径。
 
不管以结果作为判断标准是否唯一真理,行动派人士从结果的角度思考一下大概是不会有错的,合肥近五百义士行动过了,西单“四君子”也上街站过了,可站过之后呢?专制政权有没有应声倒地?有没有成千上万的民众起来响应跟随?小安妮有没有如愿在合肥上学?当局有没有答应立即公示财产?都没有。吊诡的是,西单“四君子”街头一站之后,竟然得靠微博等网上的千呼万唤来声援,而不是更多的举牌哥出现在西单。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
 
地球人都知道,专制独裁政权必垮,地球上却没有一个人能准确的说,它会在什么时候垮。谁也难说哪个事件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谁也难说公民不服从会像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成功的巨大的公民行动会在持续不懈的小型公民抗争之后发生。街头一站是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它的目的也不一定非得是一举实现民主,但当强权集中大量资源在街头严防死守,街头行动未必是目前实现目的走向成功唯一路径的情况下,是否应该拓宽思路,在坚持和支持街头行动者继续走上街头的同时,想想是否还可以从其它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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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Friday, May 3, 2013
关键词: 街头运动
专栏作家: 杜导斌 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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