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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饥荒记忆的“85后”
作者:范承刚

 

 

湖南双井村中学生刘红丽在采访老人。 (草场地 供图)
 
 
    编者按:不满足于纸面化的历史叙述,一群从未体验过饥饿的“85后”回归乡村,重新挖掘半个世纪前三年困难时期的民间记忆。他们发现,今天吃饱了的村子在某种意义上依旧“饥饿”。拒绝遗忘、进而改造乡村和自我,成为这群年轻人重新思考的命题。
 
 
 
发现爷爷曾“作恶”后,郭睿并不伤心。“获得一个正确的认识,比拥有一个‘伟大的爷爷’要重要。”
 

 
 
找寻饥荒记忆,困难不仅在于历史的遥远模糊,还在于现实的坚硬。不少老人拒绝采访,反对公映纪录片和立碑。
 
 
 
挽救记忆的同时,年轻人将触角从历史延展到乡村当下的环境、教育和空巢老人等问题中来。
 
 
 
经历了半年的乡间寻访,25岁的郭睿终于得到了一个不是太好的结果:在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她的爷爷作过恶,殴打过一个挖野菜充饥的乡亲。
 
 
 
但郭睿并不伤心,她得出结论:“获得一个正确的认识,比拥有一个‘伟大的爷爷’要重要。”
 
 
 
但仅仅在三个月前,郭睿仍在为“好爷爷、坏爷爷”的问题而纠结。她出生于1988年,从未尝过饥饿的滋味,纵使已是南开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祖辈的历史在她看来总遥远得像东方夜谭。“活的历史不在书里,”她说,“而在身边每一个人的记忆中。”
 
 
 
郭睿的认识得益于一项名为“民间记忆计划”的饥荒口述史搜集行动。在富足的年代里,让饥饿的记忆不至于湮没,正是这项计划所想达到的目标。它号召年轻人返回成长的乡村,绕过教科书的单薄叙述,挖掘正在消失的历史碎片。
 
 
 
2010年至今,已有二百余人参与,共采访一千余名老人。依靠超过两万分钟的采访影像素材,这群年轻人制作了十六部纪录片、两部剧场作品,以及两百余份口述记录。
 
 
 
重建一段独特的民间记忆,也是计划发起者、独立纪录片导演吴文光的心愿,“让年轻人重担历史”。
 
 
 
从汉堡包到榆树皮
 
 
 
2013年4月25日,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坐满百人的教室里,“草场地”(民间记忆计划成员的群体名称)的年轻人们放映了纪录片《吃饱的村子》,回溯大饥荒时期的山东省邹家村的故事。一位前往丹麦学术交流的上海教授看完哽咽:“记忆被淹没,你们却在试图直面历史。”
 
 
 
但这样的自觉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对这群“85后”和“90后”来说,久远的饥荒年代曾陌生得像一团雾,甚至连相关的影视作品或小说都很难找到。
 
 
 
另一位成员,天津美术学院学生王海安对于上世纪中叶那场饥荒的唯一了解,是挂在家中猪圈的一块榆树皮。年过八旬的爷爷告诉他,这是“苦日子”时唯一的食粮。日子好了,老人也不忘留一块以纪念昔日之痛。
 
 
 
出生于1988年的王海安对此嗤之以鼻,这个数字媒体专业的大学生,与众多同龄人一样,对乡村感到厌倦,并渴望拥抱崭新的城市生活。他也从未试图了解乡村的历史。
 
 
 
年轻人对历史的漠然一直是中国教育界的难题。一家调查公司曾对北京、上海等重点城市青少年历史知识现状的调查显示:七成受访者不及格。而哈尔滨另一项同题材调查中,个别中学生竟将盛世唐朝描述为一支同名摇滚乐队。
 
 
 
网络作家慕容雪村也曾著文表达了对年轻人的担忧:“他们被可口可乐和汉堡养到了胖得走不动路的地步……遇到争论甚至懒到连上网查一查资料都不会。”
 
 
 
57岁的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常在一些大学上课,他发觉85后乃至90后青年拥有广阔的视角,热衷于新技术与互联网,却对父辈历史知之甚少。
 
 
 
三年饥荒,便是“空白”。土改、文革等题材相继进入电视剧、小说,1942年的饥荒也拍成了电影,1959年开始的那场饥荒在文化产品乃至公众议题中却鲜有出现。许多孩子甚至压根不知道这个时期。
 
 
 
这位喜欢将镜头对准红卫兵、流浪艺人、草根农民的独立纪录片导演,决定做些什么——“如果失去了对历史的观照,是年青一代最大的悲哀”。
 
 
 
2005年,他曾发起村民影像计划,来自全国的10个村民获赠摄像机,用于拍摄一切令他们感到有趣的议题,如村民选举等。村民们第一次透过镜头,表达自己的“声音”。吴文光决定延续这一方式。他开始鼓励学生,返回乡村,挖掘三年饥荒的历史。“草场地”工作室随之成立。
 
 
 
在父辈的记忆里
 
 
 
2010年,包括郭睿在内的首批二十余名参与者回到各自的村庄。
 
 
 
出发前,年轻人对于村庄并不了解,关于历史的知识也少得可怜。参与者罗兵曾求助历史课本,却只发现了寥寥几十字:“自然灾害严重,苏联政府又背信弃义地撕毁两国合作协议。这一切造成国民经济自1959年至1961年的严重困难。”
 
 
 
这几乎是所有参与者最初对这一时期的共同认识。邹雪平说:“老师一直这样教,也从没意识到是否该追问更多。”
 
 
 
而当细节在这些年轻人面前展开时,郭睿也无意中得知自己家庭的另一面:自己的爷爷,在饥荒时曾是生产队长,打过人,作过恶。
 
 
 
郭睿有些不能接受。爸爸曾告诉她爷爷是军人,上过朝鲜战场,刚正不阿,一辈子都为国家工作。
 
 
 
“好像两个完全不同的人。”这个25岁的女孩迫切想要知道:爷爷为何打人?她翻遍了家乡临颍县的县志,却很难找到相关记载。读了七年历史的她最终决定回到乡村,和村里每个老人聊天——用“最笨的方法”,拼凑爷爷的形象。
 
 
 
郭睿还找到父亲。父亲当时沉默了,拒绝作答。
 
 
 
在计划组织者吴文光看来,这群年轻人需要打破长久以来对历史的偏见与误解。“他们父母的记忆是被整理过的。孩子必须要跨过他们,作为孙辈去拼凑其祖辈的历史。”吴文光说,“这注定是一个漫长甚至永无休止的愚公移山式的动作。”
 
 
 
正如吴文光所说,伴随着采访,这群年轻人震惊于苦难细节,也开始自省对历史的淡漠。
 
 
 
最先被参与者邹雪平记录的,是关于食物的记忆:谷糠、树皮、水草、井绳、观音土……最艰难的时候,村里的榆树皮全被剥光,连榆树叶也没有了;苦涩而干燥的食物堵塞了人们的肠道,拉不下屎,只能用手一点点抠出来,或是喝有毒的蓖麻子油,腹泻到脱水甚至痉挛。
 
 
 
人们也因为粮食而相互告发、怨恨或折磨。一对饿晕了的父母为了省口粮,将4岁的孩子扔在屋外冻死;一个老人偷菜被发现,害怕批斗,把手脚捆起来,跳了池塘;村里还掀起了一场如火如荼的运动——“打老虎”(找藏粮食的人),私藏粮食的,都被吊在树上毒打。
 
 
 
出生于1986年的罗兵,回到了湖南茶陵县罗家屋。采访让罗兵感到惊讶:每个老人都告诉他,村里那三年并未遭受任何天灾,粮仓里有足够的粮食,却不能发给社员,“都是要上缴国家的”。
 
 
 
王海安也第一次得知了家族的悲剧:年迈的太爷爷不堪忍受饥饿,带着族谱逃离了村子。而到了1961年,两千人的张高村只剩下八百人。
 
 
 
老人们的讲述,颠覆了邹雪平对历史的认知——她从未想到平静的村庄下掩埋着如此多的苦难。她也开始重新定义记忆的作用:“那些老人的故事,应该说出来,它们是历史的一部分。”
 
 
 
2011年5月,“民间记忆计划”被正式定名。“有些历史的细节散落在民间,就像岩石一天天风化。如果不去见证,又将被遗忘、被掩埋。”吴文光说。
 
 
 
代际鸿沟
 
 
 
在郭睿的再三追问下,父亲最后才告诉她一个名字——郭国志,并且告诫女儿不要找,“你爷爷确实打过他”。
 
 
 
但郭睿还是坚持找到了这个人。对方说:当时他很饿,下地找野菜,时任生产队长的爷爷以为他在偷麦苗,不由分说将他打晕在地,还进了医院。
 
 
 
郭睿感到沮丧。随着采访的深入,得到的事实更加矛盾而复杂。乡亲们告诉她:爷爷对浮夸风表达过不满,差点被批斗;但另一方面他又带头收缴许多家庭的粮食,“甚至有些粗暴”,村民挨饿,他却获温饱。
 
 
 
3个月的采访,郭睿最终同意了一个村民对爷爷的评价:他是个“中等人”——不太好,也不太坏。
 
 
 
“那个时代,每个人都是‘平庸的作恶者’,在那样一个饥饿的年代,没有绝对的善与恶,谁都是有责任的。”郭睿说。
 
 
 
2010年1月至今,民间记忆计划的参与者共采访了来自18个省、130个村子的一千余名老人,年龄从55岁到97岁不等。
 
 
 
无一例外,老人们都是首次面对镜头,讲述半个世纪前的饥饿经历。这也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至今已有21位被访老人去世。
 
 
 
年轻人在北京草场地工作站建立了一面“档案墙”,数百张老人的脸,按照村庄的名字分类排列。“这些记忆为那个年代增添了细节,这样才构成了有血有肉的历史。”邹雪平说。
 
 
 
历史细节让他们震惊,在根据采访材料编排的舞台剧《回忆:饥饿》中,参与者选择了用身体来外化饥饿者的悲苦:舞台上,他们一边叙述采访经历,一边模仿着饥饿者的形象:或是屈膝跪下,或是佝偻着腰,又或是四肢贴地,像毛毛虫一样缓慢挪动,“就像那时的人一样卑微”。
 
 
 
在邹雪平眼里,表演在中国常会收获两种反应:一是习惯性的沉默,“甚至没有看下去的耐心”;一是震惊,“教科书外,还有那么多不知道的”。
 
 
 
在村庄里,参与者同样感受到“见证的艰难”:老人中不乏恐惧者,数十年的运动经历及教育渗透在思想里,让他们害怕“犯错误”或“连累家里人”,拒绝了采访。
 
 
 
邹雪平记得2011年1月,她邀请15位老人到家里,观看2010年拍摄的纪录片《饥饿的村子》。放映完后,邹雪平询问:这部纪录片要公映的话,同意不?
 
 
 
出乎邹雪平意料:所有老人都表示反对。一些老人甚至激动地说:“对国家影响不好!”
 
 
 
邹雪平很惊讶,似乎感到一道隐形而巨大的代际鸿沟。邹雪平将这一幕拍了下来,制作了第二部作品,取名《吃饱的村子》。
 
 
 
为沉默者作见证
 
 
 
随着采访的深入,参与者逐渐有了立碑的念头。
 
 
 
王海安所在张高村,村西有个公墓,百年来去世的村民都埋葬在此。三年困难时期的死亡者却不在其中,“村里觉得晦气、丢脸”。
 
 
 
2011年,王海安决定在村里立块碑,“让这些孤魂有个归宿”。这个大四的学生却一头触碰到了坚硬的现实——他几乎遭遇了所有人的反对。
 
 
 
在村子里,王海安也遭到嘲笑。一名老人甚至用一千元打赌,认定这块碑建不成。老人们对他说,历史早过去了,别浪费钱在死人上。
 
 
 
最终,这个疲惫的年轻人放弃了。
 
 
 
3年来,有近10位参与者想在村中立碑,仅有3位成功。吴文光这样形容年轻人们在村庄里的境遇:“不是散步,而是匍匐,潜入,打洞,现实很坚硬。”
 
 
 
在山东的邹雪平,同样陷入了被家人称为“现实问题”的泥潭。
 
 
 
五十年代出生的父母、七十年代出生的哥哥,甚至连九十年代出生的弟弟,都担心这样的行为很危险,会犯错误,并且认为大学毕业后不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拍纪录片是不务正业。
 
 
 
邹雪平的父亲刚当上村书记。女儿的片子拍出来后,这个老党员惴惴不安:“为什么要把这些不好的事情拿出来说?”
 
 
 
母亲则选择了与女儿谈“经济”:“你上大学花了这么多钱……人家打工一月还两千多块钱呢,你这个工作,够买化妆品吗?”
 
 
 
“这是我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和家人对抗,却也是我叛逆的开始。” 2012年3月,在她长久的坚持下,邹家庄的“三年饥饿逝者纪念碑”还是立了起来。
 
 
 
这块1.6米高、800斤重的黑色墓碑,面向东南,所需的1800元,来自村里37人捐助。碑文中写着:“1959年至1961年三年饥荒期间,本村共41户、165口人,生活极度困难,共有37人因饥饿去世,涉及17户。本村村民特立此碑,以示铭记。”
 
 
 
墓碑立起来那一天,邹雪平细细打量着碑上37个人的名字,感觉与这个村庄的联系更紧密了——那些年轻人不曾目睹的面容,现在有了让后人记忆的一种方式。
 
 
 
重新发现乡村
 
 
 
在吴文光眼里,如今年轻人正“逐渐背离乡土”。寻找“饥饿”,则让他们有了重回乡村的机会。
 
 
 
邹雪平就明显感觉到了自身的变化。以往,“农村人”一直是她回避的词语。直到2010年,邹雪平拍完第一部片子,她才开始学会“正视自己的身份”。
 
 
 
借助摄影机,邹雪平重新凝视母亲,第一次发现了母亲的脸上爬满了蚯蚓般的皱纹;开始熟知了村里每一个老人的名字,也乐于知晓乡里的每一个故事。“我觉得正脚踏实地站在肥沃的土地上,吸收营养。”
 
 
 
回村第4个年头,邹雪平发觉自己不仅是饥饿的记录者,也成了村庄的建设者:她带领着村里的孩子采访老人、建立垃圾站,还在村里设立老人基金,为留守的老人购买食盐、手套和被褥。
 
 
 
她也试图搭建不同代际间沟通的桥梁:邀请老人,给村里更年轻的90后、00后上课。在墓碑前,他们找到当年吃过的树皮、麦子苗、棉花种、野菜叶子,讲述每一样“食物”背后的久远故事。
 
 
 
获得收获的还有25岁的李新民。小学五年级就辍学的她,过去只是吴文光家里一名保姆;在吴文光的鼓励下,她开始学习打字、摄影与剪辑。
 
 
 
“在我的家乡花木林,女人的脑袋是用来背东西,从来不知道可以用来思考。”李新民说,她渐渐发觉了自己的不一样。2013年,她的作品《回到花木林》,入选了印度新德里亚洲女性电影节。
 
 
 
在民间计划的参与者看来,“寻找饥饿”只是起点,由历史跨越至当下,才是计划的生命力所在:他们开始关注当下的乡村问题——环境污染、空巢老人、乡村教育……
 
 
 
2010年,作为民间记忆计划最为年老的参与者,吴文光也回到曾经下乡的地方——云南富民县款庄。在一篇日记里,他这样写道:“辽阔中国土地上的密密麻麻的村子像此刻天上的星星一样,那些年轻的脸藏在其中。他们子弹一样射向那些村子,蚯蚓一样爬行在那些村子……他们肯定也是一样在各自返回的路途中。”
 
 

 


 

—— 原载: 南方周末
本站刊登日期: Saturday, May 25, 2013
关键词: 大饥荒 记忆 85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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