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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亦虹《光荣的荆棘路》一文的来信
作者:《记忆》杂志
编按:  本刊曾转载亦虹的“光荣的荆棘路——杰出的历史学家王友琴” 一文。不久后收到国内《记忆》编辑部来信,要求本刊也发表他们的信件与文章,以示平衡。本刊回函说明系转载自《华夏快递》,请他们先向首发刊《华夏快递》提此要求。若华夏刊发了其信与文,则本刊将照例刊载。 现在《记忆》来函说明华夏已然转载了其信与文,则本刊依诺在此转载《记忆》致本刊函、文。 有关此事,若相关各方觉得应有所回应、澄清。本刊提供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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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先生大鉴:
 
      文革是集人性恶德之大成的社会运动,它为各种变态、偏执、极端的心理和思维提供了广大的舞台。乃至个别批判文革的文章都不能脱离这种异端的思维模式,例如亦虹的这篇“荆棘路”。国内外的一些读者来信,希望《记忆》再次正面回应亦虹文章的挑衅。
 
       6月11日,北京的民间文革研究刊物《记忆》收到国内友人来信,传来贵刊《纵览中国》一日发表的署名亦虹的文章,该文章在赞美王友琴女士的历史研究同时,贬损在中国境内艰难地进行文革史研究的民间学者,并在文中再次做出“《记忆》收了宋彬彬钱”这样无聊、无据的设问。
       读过亦虹这篇“荆棘路”,有学者来信指出:“这些挺王的人根本就没有搞懂什么是历史研究,什么是故事。还是站在政治正确、道德正确的“革命立场”上看问题,完全没搞懂叶维丽他们谈论的内容是什么。王实际上代表了一批人的这样的看法。”
       另一位学者的信更一针见血:“我们也可以请王友琴女士讲讲在师大女附中高一时的同班同学邓芳(方)在1966年8月5日那天的经历和审查三种人时期的事情,这么多年来,她为什么一直不讲?!  ”
       既然贵刊刊载了亦虹传谣指摘《记忆》的文章,我们希望贵刊也能够刊载我们讲事实的文字,让读者来判断历史研究中的是非曲直。
        详见附件。
        此颂编祺!

                                                                             《记忆》编辑   戴为伟谨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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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记忆为亦虹文章致信陈奎德先生    

 
尊敬的陈奎德先生,您好:

 

2013年6月10日《纵览中国》刊载的《光荣的荆棘路——杰出的历史学家王友琴》一文中,作者亦虹设问:“《记忆》是不是拿了宋彬彬的钱?”我们不得不指出,这是混淆视听。

这种说法的始作俑者是王友琴,原因是《记忆》编发的一些文章,指出了王友琴的疏漏。《记忆》主编吴迪(启之)先生在92期《记忆主编告读者》中就此做了详细说明(见附件一),《记忆》前合作者何蜀先生也就此专门写了文章(见附件二)。

另外,亦虹对王友琴的评价也值得关注。且不说“连接上帝与人”,“学术功力深厚,处理史料审慎,吃得了苦,耐得住寂寞,不畏强权,坚守信念”,“一个正直的灵魂,一颗勇敢的心”,“最全面,最客观,最富于人类良知和勇气”这类颂词多么肉麻;仅从其标题“光荣的荆棘路”就可以看出,这位作者忘记了一个基本常识。

王友琴是在美国研究文革的,她的工作得到了包括港台在内的西方主流文化的支持和赞赏,她的书能够在香港出版,并且一时洛阳纸贵,证明了这一点。她在国外享有盛名,在国内成了贵宾。外有余英时为之作序,内有北大等高校邀请其讲学。她走的是一条充满了掌声与喝彩的鲜花之路。

真正的荆棘路,在国内的坚守原则的文革研究者脚下。因为他们拒绝成为两副面孔的犬儒,所以,他们无法既在体制内做学术骨干,又在学术界充当正人君子。他们被主流文化排斥,在学界没有理解,更没有经费。他们被国安视为危险分子,信箱被查,博客被封。他们的文章无处发表,著作无法问世。他们唯一优于王友琴的地方,是无须靠打越洋电话找人搜集资料。

媒体乃天下之公器,请贵刊发表此信及两个附件,以正视听。

顺颂编祺!

《记忆》编辑部

201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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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2年1月《记忆》92期的《记忆主编告读者》
 

 

《记忆》主编告读者

启 之

 

一、我为什么要办《记忆》

 

到了2008年,我已经有两本书无法在大陆出版,被枪毙的文章则可以编成另外两本书。其中的《内蒙文革实录》已经等了17年,而《毛时代的人民电影》也竣稿六年,这些书籍文章耗费了我大半生的心血。我想过多种办法,试图通过买书号、改书名、删内容让它们在大陆问世,都无功而返。我也试图通过个人的博客让这些文字见见世面,但刚贴上几篇自以为还不犯时禁的小文,就被叫停。我被逼上了梁山。

那是2008年上半年,我想为自己,也为享受着共同命运的人们搭建一个说话的平台。一个人不行,我请重庆党史刊物《红岩春秋》的前副主编何蜀加盟。办了个电子刊物——《记忆》。当年9月13日,发出了创刊号。

迄今,《记忆》已刊发了92期。其中有不少专辑,如“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1-3”,“北京四中文革专辑1-3”,“清华大学文革专辑1-2”,还有“武斗专辑”、“婚恋专辑”、“抢枪专辑”、“九一三专辑”等。

 

二、《记忆》的运作

 

    创刊之前,我担心稿子不充足,跟何蜀说,等咱们攒够了三期的稿子再出创刊号。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记忆》甫一问世,稿子就纷至沓来。2008年是每月出一期,到了2009年,为了避免积压稿件,我们就改成了半月刊。虽然每期字数不多,只有六至七万字,但是组稿编稿回复来信,也很耽误时间精力。当时我还没退休,既要上班又要编刊,实在忙不过来,2011年又改回了月刊。

与朋友聊起《记忆》源源不断的来稿,我总会调侃一句:《记忆》能办成这样,全靠党的帮助——人们想说话,官家不让说。人们憋得难受,只好跑到这个不付稿费的地方一吐为快。

2011年12月,何蜀退出《记忆》,另办《昨天》。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拟了一个招聘启事,对应聘者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自愿义务,不要报酬;第二,对当代国史,尤其是文革史有一定的了解;第三,有较好的写作、编辑能力。这个招聘启事没在《记忆》上登出来,是因为戴煌先生的女儿戴为伟主动加盟。

令我担心的是,戴为伟患有免疫系统疾病,曾几度病危。去年春节前,她应香港文革出版社之邀,到海南为戚本禹的录音做整理录入,干了十天即犯病。至今熬药喝药仍是她的日课。

办刊需要联系作者、迎来送往,查寻资料、参加社会活动,而我不善于也没时间做这些。尤其是腰椎神经受损,使我两年多不良于行。去年更是卧床不起。直到住院手术方才缓解。在我病重期间,戴为伟拖着病体,既要做编辑,还要搜集复印资料,十分辛苦。有位知情的朋友跟我开玩笑:“人家是病夫冶国,你们是病人办刊。”

 

三、《记忆》的费用

 

办《记忆》完全是义务,编者不但没有任何收入,还要往里搭钱。比如,投稿人从外地来,编者要请人家吃饭。到文革资料收藏者的家里借阅资料,要给人家送点薄礼,请人家吃顿饭。美国溪流出版社出了《记忆精选》,只给了两本样书。编者要复印几十本送给作者,复印与快递费只能由编者自己出。台湾秀威出了《林彪事件:“九一三”四十年后的回忆与思考》以五十本书抵税,寄书钱同样是编者掏。2010年11月,香港联合出版社出了一本钟雪(任建新)写的《联动娃娃——文革初期拼争纪实》。周七月寄给我一本,为了联系作者,我复印了十本送人。其中一本,通过徐小棣送给了刘双(朗钧)。《记忆》最大的开销是资助民间的文革研究者和收藏者,去年七月清华开会,《记忆》为民间人士提供了路费,出了数千元。

人们有一个普遍的误区,以为办《记忆》要花很多钱。有不少人问过我,你们的经费从哪来?去年中秋的时候,林豆豆的夫君张清林先生还给我电话,问《记忆》是什么公司办的?每年要用多少经费?我跟他解释,《记忆》不是公司,也不是什么组织,只有一二闲人义务。它的花费很少,除了复印、邮寄资料、购买图书花些钱外,没有别的开支(当时清华还没开会)。张先生半信半疑。

丁东、邢小群伉丽是《记忆》的老朋友和最坚定的支持者。丁东见多识广,思想新,点子多。遇到疑难,我常向他请教。我以为,他们知道《记忆》的基本情况。可是,前不久,邢小群还这样问我:“小戴给《记忆》做编辑,每月挣多少钱?”可见,人们对《记忆》的误会有多深。

有些人跟《记忆》索要香港图书的复印本,有些人跟《记忆》索要光盘等资料。好像《记忆》是公家开办的,好像这些资料都是白来的。他们不知道,《记忆》花出的每一分钱,都是编者自掏腰包。戴为伟自加盟以来,为了资助民间人士、收购自印书和复印文革小报传单,搭了不少钱。

我知道,这不是长远之计。任何事业,要想长久,都不能靠少数人的奉献。《记忆》最想做的是两件事,一是为民间研究者的学术成果和文献资料提供一个问世的窗口,二是帮助青年人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以便吸引更多的80后、90后关心历史,不忘文革。这都需要钱。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记忆》不能接受国外大学的资助,也不能像《华夏文摘》那样在刊上募集善款。那么,它的经费从哪里来?坦率地说,我也不知道。我们能做到的,只有自掏腰包。大宗的开销,我们掏不起。“九一三”四十周年学术会议的复印费、快递费、交通食宿费只能由与会者自理。

有鉴于此,我给《记忆》做了这样的定位:它是一个“面向民间,面向青年,面向同仁(业余研究者)”的小众刊物,而不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公益单位。它是一个独立言说的平台,而不是一个布施资料的慈善机构。我们不付稿费,但要求高质量的稿件。我们自愿出钱出力,但并不因此而觉得自己占据了道德高地,更不会求着谁关心文革研究。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参加,但不求着谁阅读《记忆》,更不指望海外名流、国内大家屈尊赐稿。

 

四、关于《记忆》的谣言

 

有多位读者问我,你们《记忆》为什么不登王友琴的文章?这又是一个误会。事实上,我们最早也最想登的就是王友琴的文章——2010年3月,为了出“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一”,何蜀代表《记忆》向王约稿,希望她允许《记忆》摘选她的《文革受难者》中写卞之死的文章节选用上。[1]本来《记忆》一向是要求首发的,破例摘选王的文章,一是为了全面反映“八五事件”。二是表示对王文的重视。王没有给何蜀回信,而是打了越洋电话,说了近一个小时,主旨就是要求发她的《学生打老师:1966年的革命》全文。

王友琴来电话时,何蜀所在的重庆正雷雨大作,何很担心接电话不安全,告诉王,我们这里在打雷了。王不管,坚持说个不停。何蜀向她解释:《记忆》一期总共才六七万字,你这篇文章就有四万六千多字,要是发你的全文,就要挤掉别的文章。再说,你的这篇文章网上早就有了,《记忆》再登全文,似无必要。但是,王友琴不接受何蜀的解释,不但坚持己见。还在电话里指责王年一、徐友渔、吴迪、冯敬兰、卜伟华、刘进、叶维丽等人。

在这种情况下,《记忆》只好抱憾割爱。聊以安慰的是,王文已经家喻户晓。即便《记忆》付阙,也无损于王友琴对文革研究的贡献。

然而,《记忆》却从此得罪了王友琴,直到两年后的2012年7月18日,王友琴见刘进时,对《记忆》当初没有全文发表她的“学生打老师”,仍旧气愤填膺。其实,即使当时发了王文,王友琴仍旧会气愤填膺。因为这一期发出了与王友琴等人不同的声音,提出了新的史料、证据和观点,并指出了历史研究中常见的误区:把故事当成了历史。

尽管“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二”(2010年5月23日,总49期)将朗钧(刘双的笔名)的长文列为首篇,并摘选了王容芬、童话等人的文章,刊发了刘双整理的《卞仲耘案文献资料索引》。但是,各种谣言和荒唐的说法仍旧纷至沓来:《记忆》拒发王友琴的稿子,《记忆》拉偏架,为老红卫兵说话;《记忆》是毛左,为文革翻案……。余之等等,不一而足。

关于《记忆》的谣言,在“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三”(2012年1月31日,总80期)刊发后上升到了诽谤的高度。所有的恶意中伤全集中在一点——《记忆》拿了宋彬彬的钱。今年一月,刘双在发给三十多人的电子信中,以调侃的语气说,《记忆》在“年终小结”中批评的造谣者就是王友琴。而他认为,《记忆》确实也拿了宋彬彬的钱。因为《记忆》为宋彬彬说话。

其实,不用刘双自作解人。自从王友琴去年回京后,就曾有多位学人这样询问《记忆》:“你们是否拿了宋彬彬的钱?” 《记忆》编辑从这些人处得知,此说的源头来自王。

据王友琴的昔日的朋友透露,她之所以出此下策,是因为这一期发表了宋彬彬的长文《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以及刘进、叶维丽、乌扎拉等人的文章。宋否认王友琴长期以来对她的指控,叶维丽则对“八五事件”做了详实的分析,批评了王友琴。乌扎拉则在《文革研究杂谈》一文中,披露了这样一个事实:王友琴在海外发表的关于19668月下旬到9月初逐日打死人的官方统计数字,是北大教师印红标1993年从北京市档案馆用了一个暑假一字一句抄出来的。后来,在王的索要下,印将其交给了王,而王在引用这些数字时,对这些资料的来历只字不提。

另外,《记忆》在此后刊发的李红云和范世涛的文章,对谣言制造者也是一个新的刺激——李、范在提供新的史料、新的观点的同时,指出了王友琴在史实上的错误。

有人说,王友琴是最早提出“学生打老师”的人,她对文革研究有贡献,你们应该尊重她。还有人说,王友琴人在美国,隔着大洋研究文革不容易。就算是史实上有些差错,也不应该揪住不放。

此言差矣,第一,有错必纠,是治学的原则。纠正王友琴的失实之处,并不是否定她的贡献。第二,治学中的困难,不能成为拒绝批评的理由。如果因为她在美国,她的著述就获得了豁免权,那么,就没有了正常的学术批评。第三,有些情况,恰恰因为她在美国,才更便于调查核实。可是,她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将错就错。第四,《记忆》是一个学术平台,只要是讲理的文章,都应予发表。何况在创刊之初,《记忆》就声明,本刊发表的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显而易见,上述说法的背后,是不允许人们发表不同观点,不允许人们提供不同史实。换言之,是只准一言堂,不让别人说话。

不由得想起最近发生的“南周事件”。2013年1月7日,广州人为南周说话,为言论自由上街。一幅照片上有一个小女生,举着这样的标语牌:“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个字,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王友琴、刘双都经历过文革,并且在研究文革,相信他们比这位小女生更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事实上,对王友琴著述中的失误,《记忆》所揭示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师大女附中前教导主任刘秀莹、前中央民族学院教师郑仲兵、旅美作者、“文革受害者纪念馆”网站的创办者林达等多位人士早已指出过王著中的失误。王晶垚先生则说得更明确:仅在卞仲耘一案中,王友琴的相关文字就有62处失实(王老说这话时,刘双、徐小棣、戴为伟在场)。而这些信息之所以汇聚到了《记忆》这里,是因为长期以来,王友琴讳疾忌医,以权威自居的态度,使好心提醒她的人普遍感到失望。

《记忆》没有刊发纠正王著错误的诸多来信,是对王友琴的爱护——我们希望有一天,她自己制作一个勘误表,并将其公之于世。“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这样既可避免继续以讹传讹,又可修复她自己的形象。

 

五、一点体悟

 

在众多同道的支持下,在安全部门“接待规格”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记忆》磕磕碰碰,如临如履走到了今天。为了生存,《记忆》减少了发送名单,不再召集学术会议,谢绝与国外大学合作出书。

四年间,因识见低浅、能力薄弱,缺点不足多多。尤其是在何蜀退出之后,校对质量下降,遗漏、误植等差错增加。一直想找一位不跟我要工资的编辑,帮助校对,没找到。由于人手、财力和语境的限制,好多想办的事情没有办成。有的即使办成了,也留下不少遗憾。

小车不倒只管推,硬着头皮干下去吧。毕竟还有人需要《记忆》:美国的数所大学将它收入东亚图书馆,有关机构将它收入“当代国史数据库”,在《记忆》上发表过的文章,近两年一直在结集出版。去年是《林彪事件:四十年后的回顾与思考》,今年是《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和《水木风雨:从清华历史到清华精神》。《记忆》既已传之海外,存之久远,我们也唯有高悬鞭策以自警,以驽马之力,成不舍之功。

四年来的办刊经历,使我对生活有了一个新的体悟:不做事,你好我好;做事就会得罪人,就会挨骂,就会蒙冤。不过,话说回来,与“砸烂你的狗头”比起来,今天的骂实在是小小巫。而即使蒙冤,也总有说明白的时候。不像过去那样,非得死后才能昭雪。

201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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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何蜀先生为王友琴所造”记忆拿了宋彬彬的钱“的谣言写过的一封公开信

 

《记忆》前合伙人何蜀的有关说明

 

本来,我对所谓“《记忆》收了宋彬彬的钱才为宋彬彬说话”的谣言是不屑一顾的,相信“谣言止于智者”。不过,既然此事已经引起《记忆》的一些读者的关注,作为《记忆》的前合伙人与当事人,我不得不出面说明一下我所了解的有关情况。为什么?因为涉及到我。

我从2008年参与创办《记忆》到2011年底退出《记忆》另办《昨天》。其中编发的有关北京师大女附中的三个专辑:专辑1(总第47期,2010428日),专辑2(总第49期,2010523日),专辑3(总第80期,2012131日),都是我参与编辑的,前两期还是由我排版的(80期出刊时因我已退出,由吴迪排版)。因此,说“《记忆》收了宋彬彬的钱”,等于说我也收了宋彬彬的钱。我若不做出说明,岂不像是默认了?所以我必须郑重说明:绝无此事。

在我参与办《记忆》期间,也曾不止一人向我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你们办《记忆》要花多少钱?

我的回答都是:不花什么钱,主要是自己花时间。

其实我这个回答是不准确的。吴迪在《〈记忆〉主编告读者》中已经说明了,还是要多少花一些钱的,如复印书籍资料,快递邮寄,接待一些作者,开研讨会等等(这些事都是他在北京操办的,我在重庆离那“政治文化中心”远,就比较超脱,所以认为不花什么钱。至于跑路花时间之类他都忽略不计了)。

戴为伟为《记忆》帮忙搞些编务,做义工,就跟现在一些志愿者为环保、为扶贫、为这样那样的善事做义工一样,不但没有什么工资,还得自己贴钱贴时间精力。近年来,各方面的这类义工越来越多,人们普遍已经能够理解了。

办《记忆》,办《昨天》,我们想的都不是要为哪个人说话,而是只想尽可能地抢救历史记忆,促进文革研究。只要不带偏见认真读过《记忆》的那三个师大女附中专辑,都可以明白我们并不是在为哪个人说话,而是在力图澄清史实,还原真相。

说起来,我对宋彬彬就有一个认识变化的过程。文革初期,她是高干子女,我是“黑五类”后代;当她给毛泽东戴袖章,被以“宋要武”之名宣传得家喻户晓的时候,我正在筑路工地上被当作“反革命”监督劳动。后来得到的有关她的信息全是说她“要武”、“杀人”、“保湖北省委”之类,因此一直认定她就是一个典型的“联动分子”。所以,当我得知宋彬彬在卡玛拍摄的纪录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中不承认她曾经用过“宋要武”这个名字的时候,就认为她是在公开撒谎,我找出了自己收存的当年文革传单原件:署名“宋要武”等的《在武汉致北京、武汉革命同学的公开信》,自己花时间把它转录成电子文本,传给了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的编辑华新民,请他公布出来以正视听。于是,此文就发表在2005222日出版的华夏文摘增刊420·文革博物馆通讯255期上。直到编辑《记忆》的师大女附中专辑时,先后读到有关文章,了解到宋彬彬的陈述和她的几位同学的回忆与调查,我才明白了一些事情的真相,明白了原来历史文献中的“白纸黑字”也并不都等于“铁证如山”,史料背后往往还有更复杂的甚至完全相反的情况。这样,我逐渐纠正了头脑中久已形成的一些成见。我相信宋彬彬、刘进她们所做的解释、说明,因为合情合理,合乎常识。文化大革命给我的一个教训就是:政治狂热、政治偏见,往往会让人丧失常识判断的能力。

在我几年前读到清华附中红卫兵宋柏林日记《红卫兵兴衰录》时,曾在读后感中写过这样几段话:

“我惊异地发现,宋柏林这样的清华附中红卫兵核心组成员,高干子弟的代表人物,他当时的许多思想感情,对社会的许多基本认识,对‘革命理想’的狂热追求,‘自觉革命’的真诚努力,甚至对一些文艺作品的好恶,竟然都跟我这个当时平民出身的‘黑五类’子弟出奇的一致!”

“宋柏林这部日记使我想了许多。我深深感到,尽管我们家庭环境不同,社会地位不同,人生遭遇不同,但我们确实是同时代人,受的都是一样的教育,喝的都是一样的‘狼奶’。我们的价值观、审美意识、知识结构、思维模式等等,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也许,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动的社会条件之一吧?”

总之,我们要做的正事还多,不必去为那些谣言费神。相信众多的读者会有自己的分析评判能力。

2013216日于重庆风江阁

 

 

 



[1] 下面是当时何蜀致王友琴电子信:友琴:您好!我们正在筹备出一期卞仲耘案专辑,想把你那篇《文革受难者》中写卞之死的文章节选用上,另外有几篇不同观点的文章。不知你意如何?盼示。致礼!何蜀  2010-04-19

—— 来稿照登
本站刊登日期: Monday, June 24, 2013
关键词: 亦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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