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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历史——回应“《记忆》编辑部关于亦虹《光荣的荆棘路》一文的来信”
作者:亦虹

前不久,国内《记忆》杂志主编吴迪致信《华夏文摘》以及《纵览中国》要求刊登他对拙作《光荣的荆棘路——杰出的历史学家王友琴》的回复。《记忆》认为拙作文中的一句话“难怪后来有人会问,《记忆》是不是拿了宋彬彬的钱”,是“混淆视听”。吴迪在来信里言之凿凿地说王友琴是“拿钱”说的起源(“始作俑者”),来信的口吻和措词也暗示我从王友琴处获得这个说法。

 

我觉得有两点首先需要明确:

 

第一,“《记忆》是不是拿了宋彬彬的钱”这句话,既非我的原创,也非我从王友琴处得来。这句话其实来自吴迪自己的文章。在2013年1月《记忆》92期的《记忆主编告读者》里,吴迪写到,“曾有多位学人这样询问《记忆》:你们是否拿了宋彬彬的钱?”(注1)

 

第二,“《记忆》编辑部关于亦虹《光荣的荆棘路》一文的来信”的主要部分“记忆之路——兼谈王友琴”,非因拙作而写,实乃前面提到的《记忆主编告读者》,其写作和发表都远在我的文章之前,这次只是换了一个标题。

 

吴迪以及他所主持的《记忆》与王友琴的分歧,在于红卫兵对“恐怖的红八月”及其起始点卞仲耘之死的责任。而宋彬彬,则是红卫兵的著名代表人物。

 

王友琴对卞仲耘之死的关注和研究超过三十年,她的《卞仲耘之死》明确地写到卞仲耘“死于红卫兵暴力”(注2)。《记忆》47期叶维丽的《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注3),把王友琴的《卞仲耘之死》说成是王友琴编织的“好故事”,宋彬彬、刘进等人的对话录与47期其他文章也认为红卫兵和宋彬彬对卞仲耘之死没有责任。他们的理由是:

 

1.   师大女附中直到1966年8月5日,还没有“红卫兵”。

2.   师大女附中在1966年8月5日存在权力真空。

3.   宋彬彬在卞仲耘被群殴时,不但没有参与,并且作了劝阻。

 

让我们看看下面的历史记录:

 

1966年6月1日师大女附中第一张大字报是刘进、宋彬彬、马德秀贴出的。1966年6月3日工作组入主师大女附中,原校领导“靠边站”的时候,宋彬彬不仅是工作组建立的全校“革命师生代表会”副主任,也是“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是工作组长,在8月5日之前他已经离开师大女附中。1966年7月31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宣布成立,宋彬彬是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1966年8月5日,宋彬彬位于师大女附中的权力中心。

 

在《记忆》47期刊出之后,师大女附中学生张敏以敏一泓的笔名发表了《卞仲耘之死案钩沉与省思》。她在文中写道:“宋彬彬说卞仲耘被群殴时她在现场,没有参与,还作了劝阻,对此说法,我部分存疑。以我对当时情况的了解,如果刘进、宋彬彬、马德秀一同或者其中任何一位,当时大喝一声“不要打了!”以她们标志性的地位和影响力,一定有很多同学会跟着制止打人,卞仲耘当天有可能保住性命。但我在场的大操场殴打全过程,没有人出来喝阻。” (注4)

 

早在2007年,师大女附中学生陶洛诵就发表了《师大女附中学生陶洛诵2007年证词》。她在证词中写道:“宋彬彬是红卫兵的头头之一。8月5号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校长和梅树民、汪玉冰主任跪在操场高台上被打的时候,宋彬彬正好站在我身后。我听到她说:‘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 (注5)

 

在卞仲耘被打死13天后,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献了红卫兵袖章。此后,在师大女附中校园里红卫兵还打死了附近饭店的一个18岁的女服务员。从8月下旬到9月上旬,北京的红卫兵打死了1772个居民。

 

卞仲耘是否死于“死于红卫兵暴力”,王友琴的《卞仲耘之死》是好故事还是好历史,读者自会分析比较,作出自己的判断。吴迪在《记忆》92期公开指控王友琴造谣,则须拿出证据。“王友琴昔日的朋友透露”,“ 编辑从这些人处得知”之类的含糊说法,不足为凭。

 

《记忆》因为不发王友琴四万六千多字的文章“从此得罪了王友琴”这种说法也不足信。王友琴的《卞仲耘之死》多年前就已经发表,用吴迪自己的话说,“已经家喻户晓。即便《记忆》付阙,也无损于王友琴对文革研究的贡献”;像《记忆》这种靠主编“自掏腰包”勉强支撑的电子刊物不发王友琴的文章,王友琴会像吴迪说的“气愤填膺”?

 

吴迪说“何蜀代表《记忆》向王约稿,希望她允许《记忆》摘选她的《文革受难者》中写卞之死的文章节选用上”,然而王友琴“说了近一个小时,主旨就是要求发她的《学生打老师:1966年的革命》全文”。假设吴迪上述说法是真的,我们就会得到下面的推论:王友琴不记得《卞仲耘之死》才是“她的《文革受难者》中写卞之死的文章”;王友琴不知道自己两万字的《卞仲耘之死》才是对卞仲耘之死清楚而详尽的记录;王友琴“要求”在“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发表她那篇四万六千多字的,写全国几百所学校红卫兵暴力的文章!这些推论,显然都是错的。

 

杂志跟人一样,当有品格和灵魂。我的理解是,历史杂志的品格应该是尊重历史,历史杂志的灵魂应该是公正。宋彬彬作为打死校长和校外服务员的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主要负责人的部分,还有宋彬彬作为登上天安门城楼给“伟大领袖”带上红袖章的部分,必然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架上。宋彬彬已经是历史性的标志人物。“宋要武”标志着一党专制和个人崇拜导致的一个时代的疯狂,标志着人的原罪在一个疯狂的年代何等容易转化成外在的恶;“荣誉校友”宋彬彬,则标志着“宋彬彬们”的不肯忏悔。同时,宋彬彬也是一个渡过了中国现代历史河流的真实个体,我们可以尝试理解她的行为和选择,我们也知道她会有自己的挣扎和困惑。然而我们必须清楚,可以理解的行为也可以是错误的行为,挣扎之后的选择仍然可以是致命的选择。宋彬彬可能没有直接动手殴打卞仲耘,但这并不等于她没有“参与”红卫兵学生打死卞仲耘的暴力事件。作为师大女附中“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红卫兵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她必须承担领导责任和道德责任,至少也应该向卞仲耘遗属道歉。宋彬彬对“参与”卞仲耘事件的否认,宋彬彬通过《记忆》频频传递出来的推脱责任的信息,“宋彬彬们”拒不忏悔的态度,负面地影响着中国的现在和中国的未来。1966年8月和9月,卞仲耘“一个人的命运成为很多人的命运”。四十六年后的今天,如果我们仍不否定文革,如果我们仍不彻底反思,我们的后代就仍有可能面临同样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任何对宋彬彬、吴迪不负责任行为的姑息,都不仅仅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行为,更是对我们的后代不负责任的行为。

 

 


 

1:吴迪《记忆主编告读者》

 

http://linbiao.org/forum/viewtopic.php?f=14&t=1577

 

2:王友琴《卞仲耘之死》

 

humanities/uchicago.edu/faculty/ywang/history

 

3:叶维丽《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

 

http://linbiao.org/forum/viewtopic.php?f=14&t=903

 

4:张敏/敏一泓《卞仲耘之死案钩沉与省思》

 

http://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10/08/201008191258.shtml

 

5:陶洛诵《师大女附中学生陶洛诵2007年证词》

 

http://bianmurderers.i.sohu.com/blog/view/150342303.htm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Monday, July 8, 2013
关键词: 王友琴 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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