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ltural China
Book Review
文化中国
书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 序余杰《螢火蟲的反抗:這個世紀的知識分子》
作者:曾建元
余杰是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門民主運動以後,北京大學校園裏新一代的學生風騷人物。在國家刻意封閉資訊和強迫人們遺忘的情況下,余杰以其極其敏銳的觸覺和歷史的眼光,依靠一如考證般的細膩工夫,立足於北大,而擎起如椽巨筆,以書寫架接起近代中國綿延不絕的知識分子反抗傳統。其實,在他十六歲那年,一九八九年六四的時代風暴,已在他青春的面容上刻劃下一道道歷史的傷痕,這是他提前完成的成年禮。兩年後,一九九二年,這一位四川少年,從激烈的入學考試中脫穎而出,如願進入北京大學中國語文學系,他用他的筆,一個字一個字地在一度因世道不仁而荒蕪的人心中勤耕,開闢出感性、理性和良知的一方天地。這位成名甚早、人所稱羨的北大才子,筆下可不是風花雪月,卻是那河嶽日星。這樣的才情和器識,恐怕只有在苦難的中國大地方能鍛鍊得出來,而卻也終究無法見容於當道小人與黨國鷹犬爪牙。余杰無法在中國謀職,只能用筆殺開生路,未被判刑,卻被監禁在自己家裏。儘管如此,他「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仍堅守氣節,誠實生活。然則神州大地既無以立錐,和許許多多的流亡者一樣,出走中國,早已是他的宿命,但出走中國,挾宇宙蒼冥的力量以反擊黨國邪靈,為中國人在世間保守真愛與公義,則當是他應上帝召選的天命。

和中國民運的前輩王策一樣,余杰碩士論文《《知新報》研究》的研究對象也是梁啟超。梁啟超追隨康有為參與戊戌變法,失敗後流亡海外,組織中國維新會,並創辦《清議報》和《知新報》為機關報,倡導共和立憲,鼓動社會風潮,王策推崇其改良主義精神,余杰則視之為近代中國第一代流亡作家。康梁的事功和言論有其歷史條件,王策和余杰則皆各自選擇和發揮了自身的特質,王策縱身投入現實的政治行動,余杰則毅然決志投入了覺世的寫作事業,由純文學進入文學批評,再走向人文思想和政治評論。自一九九八年第一本結集的《火與冰》開始至今,四十歲的余杰竟已擁有了四十本著作,題材多樣且產量驚人,筆下有如千軍萬馬,雷霆萬鈞,質量直逼梁啟超,而寖寖然成為「這個世紀」的時代之聲。所以,關於流亡,余杰並不以之為苦,而是甘之如飴。對他而言,是從身心被禁錮閉鎖的狀態逃亡,在尊重創作自由的世界裏找到安身立命的歸宿。余杰特別欣賞德國作家托馬斯•曼(Tomas Mann)在離開納粹德國時說的一句話:「自由在哪裡,祖國就在哪裡」;他也很敬佩余英時對遊說他回中國去「看看」的那些人所說的一句話:「我沒有鄉愁,我在哪裡,中國文化就在哪裡」。壯哉斯言。本書中的高爾泰、阮銘和高行健,都在離開中國後找到真正的家園,也都在臺灣讓他們的著作和言論不再被肢解和剜挖,而終於有了最真實與完整的呈現。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永久告別蘇聯統治下的拉脫維亞故國,也無意於擁抱猶太人的國家以色列,寧可憑藉英國,發揮影響力,做自由思想的捍衛者。蒲寧(Ivan Alekseyevich Bunin)則在心靈中重建詩情畫意的俄羅斯,在彼處永享幸福、自由和平等。余杰亦然,或則優遊於天地之間,更能以母語盡情書寫夢想的中國。他胸懷日月星辰丘壑江河,那些為虎作倀迫害他和無數善良百姓的權貴官僚和走狗鷹犬,總有一天都將身名俱滅,而余杰筆下風骨嶙峋桀驁不馴的各國知識分子典型,則將萬古留芳。

本書雖然寫的是各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風範,其實是余杰的自況自許之作。余杰在本書中首列劉曉波,他是余杰在胡適、雷震、傅斯年、殷海光、彭明敏等臺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群體之外,在中國最為推崇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劉曉波歷經六四的磨難,長期為中國大陸黨國體制所孤立,因發起〈零八憲章〉而繫獄,而在獲得諾貝爾和平獎(Nobel Peace Prize)後躍升成為中國大陸公共知識分子在國際上的象徵。余杰和劉曉波過從甚密,惺惺相惜,視之如兄長,亦為砥礪精神志節的導師,追隨劉曉波於獨立中文筆會和〈零八憲章〉運動,更曾為劉曉波著書立傳,儼若獄中遭噤聲的劉曉波的代言人,而甚至比劉曉波本人更能精準地表達了他的思想。舉例而言,關於臺灣與中國的關係,余杰便為劉曉波辯誣,澄清劉曉波本人是支持臺灣人民自決的;而關於中國憲政改革途徑,劉曉波則贊成制定新憲法,但〈零八憲章〉是面向當前的中國大陸社會的,他必須負責地考量中國大陸人民所能接受的程度,這是責任倫理,由是我們知道,劉曉波不再是橫空出世的思想家,他是一位入世的政治家。

余杰推崇劉曉波在非暴力抗爭理念上的堅持,他則以另文介紹由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首倡的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余杰對於暴力政權的非暴力抗爭,乃是帶有宗教精神的,不屈不撓,無怨無悔,而劉曉波則更是支撐他度過軟禁和刑求苦難的信心和力量來源。余杰以南非前總統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對比劉曉波的激情與沈穩,也以此寄望劉曉波在未來中國的民主和平轉型和社會和解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更對美國領導的國際民主社會大聲疾呼,「促使劉曉波這位諾獎得主成爲未來民主自由的中國的引導者,是在東方贏得中國這個潛在盟友的第一步」。

其實曼德拉和劉曉波政治人生和領袖性格的形成,是極其相像的。他們都曾經激進和熱血、自我和驕傲,但他們最終都理解了自己的命運是一種召選和應許,只是生長在不同的國家,面對不同的時代和環境,各有其條件和限制。劉曉波的前妻陶力和兒子劉陶因為難以承受身為劉曉波家人的巨大社會壓力而遠離,妻子劉霞雖與之心心相印,不離不棄,卻在獄外的社會大牢和家中受到監控和騷擾。在這一點上,妻兒始終身邊陪伴的余杰,儘管曾經共同行走過死亡的幽谷,而今在美國重建家園,毋寧是幸福的。他寫劉曉波的愛情格外令人心疼和感慨。他又寫捷克前總統哈維爾(Vaclav Havel)《獄中書──致妻子奧爾嘉》(獄中書簡:致親愛的奧爾嘉Letters to Olga)裏無聲卻又無所不在的妻子奧爾嘉(Olga Havlove),那也是余杰在自傳體小說《香草山》之外,對妻子劉敏和自己家庭的感激和珍愛的隱喻表達。

余杰下筆犀利,眼光獨到,月旦人物,往往一針見血。好比他寫龍應台,龍應台出任文化部長後,便自我矮化,投筆繳械,自命為官員,應當屈從於中國國民黨執政的中華民國政府扈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余杰提醒她,她之所以能夠成為受到期待的文化部長,是因為她的知識分子性格,余杰也藉著提醒龍應台,勸告臺灣朝野,臺灣國家利益的設定應有價值和國格的底線,不能臣服於不義和邪惡。像哈維爾領導下的捷克,面對流氓國家,從不迴避人權的議題,而當小國一旦成為受尊敬的國家,便是民主國家陣營必須固守的前線陣地,這才是臺灣長遠的國家利益。以知識分子的立場維護臺灣的國格,這恐怕是龍應台應當為臺灣發揮的貢獻,而這也是我們為出任內政部長一路到行政院長的江宜樺教授感到不捨與不值的地方。余杰又舉趙紫陽為例,在遠離權力之後,也才開始有機會靜心讀書思考國運和體會官場冷暖,而終於對馬克思列寧主義(Marx-Leninism)大徹大悟,認識到自由主義、議會民主和美國模式才是中國文明崛起應當走的道路。對權力保持戒慎恐懼,又或者對權力和權力者進行批判,是知識分子的天職,龍應台和趙紫陽的例子,充分說明瞭個人置身於權力中的渺小和脆弱,這也是蔣中正、蔣經國統治下,雷震、彭明敏、黃信介等人品格之所以高貴的地方。所以我們在敬佩那些前仆後繼的濟濟愕愕之士之餘,不要忘了民主制度的追求,讓大眾都能參與公共對話,自由議論,而讓公民社會的自主性去避免國家權力集中的風險,才能根本確保人類持續的進化。

作為臺灣人,我對於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對於臺灣的特別期許而深深感動,他對余杰說:「臺灣反而有可能解放中國大陸,用民主自由價值給大陸的人民帶去希望和真正的解放」。余杰的著作無法在中國大陸出版流通,他為冉雲飛、次仁唯色、王力雄、趙常青、許志永、陳光程、王功權、茅於軾等人所做的聲援,就難以在當地社會獲得響應和影響到決策。所幸還有臺灣,讓余杰的書在華人世界被看見,然後有機會被帶進中國大陸,讓受難的人們知道有人關心掛念著他們,不要對生命感到絕望。我們能因此而為生在臺灣不感到慶幸嗎?對於臺灣的未來,能不生退此一歩即無後路的警惕嗎?

余杰以螢火蟲的反抗比喻知識分子的光影。毛澤東於一九三零年一月在閩西古田賴坊針對中國工農紅軍流竄山區後的革命形勢寫了一封長信給林彪,當中引用了古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深深鼓舞了所有共產黨人的士氣。晉人有以螢囊替火者,螢光當然亦可以燎原。就讓我們以這句話相互勉勵,並且回嗆共產黨吧。


民國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十時半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法官職務宿舍
 
作者系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暨客家研究中心特約副研究員,華人民主書院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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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Thursday, November 28, 2013
关键词: 余杰 螢火蟲的反抗:這個世紀的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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