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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動態】近日港讯一扎
作者:东亚民情研究社等
朱耀明牧师70大寿 港府前高官泛民齐贺

「占中」发起人朱耀明昨假沙田筵开26席庆祝70大寿,「占中」另外两名发起人戴耀廷和陈健民亦是主角之一,是晚收到的初步捐款有28万8800元,将用作支持民主运动。

戴耀廷祝福朱耀明身体健康,因为朱稍后将出任「占中」行动组召集人。

多名泛民人士也出席朱牧寿宴,包括真普联郑宇硕、民主党李柱铭、何俊仁和张文光、公民党梁家杰和陈淑庄、民网学者、支联会及教协等,还有医管局前主席胡定旭、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郑汝桦亦有出席,她说是在社福场合认识朱耀明夫妇的。

大会设置大型生日卡,写出「70个喜欢朱牧的理由」,晚宴开始先播放片段,介绍朱牧由孤儿到参与「占中」的历程,还安排5名朱牧朋友上台发言,其中张文光称,六四事件后很多民运人士来港,朱牧曾在黑天鹅夜总会接触民运人士,还到领事馆协助寻求庇护,朱有次为民运人士送机后当场大哭。



香港民主党12日发表声明 指吴康民的建议已含筛选成分 

民主党的声明全文如下:

今天,民主党留意到前港方人大代表召集人暨亲共时事评论员吴康民建议由本港三名女从政人士参选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当中包括本党主席刘慧卿议员。
吴康民的建议只是个人观点,反映某些主观意愿,无制度依据,民主党亦不认同这一类近乎钦点的方式,点名个别人士参加各级民主选举。

就2017年行政长官的选举,民主党是争取一个符合国际标准而无政治筛选的普选,令不同政见人士皆可以争取成为候选人,而不是一个只容个别党派入闸的选举制度。



港人不能一错再错
 
罗庄宝

「争取民主如果没有梦想,与一条咸鱼有何分别?」其实争取民主就好像足球赛,从一开始的外围赛,奋战到八强、四强,都要怀有强大而坚定的信念和信心。反观现时的泛民主派人士,每每瑟缩,往往退让底线,自己揭开底牌,先败一仗。真普选联盟日前公布,以「三轨提名」方案作为惟一的2017年特首产生办法建议,但真普选联盟召集人郑宇硕前后两日的发言,正正把自揭底牌的事实摆出公堂。正如一场足球赛,未开赛就把全盘计划和战略公开,输,是正常的。

民主派从前的勇气、信念不再,原因不是对手强了,而是不够团结。泛民政党一说坚持「公民提名」单轨方案,又有一说「三轨提名」方案「非缺一不可」,自乱阵脚!建制派和政府以至中共,则在旁「食花生」,不花费吹灰之力,就把原本难以击倒的对手,弄得一盘散沙。又有如一场足球赛,一班球员因为私人恩怨,而令球队输掉一场重要赛事,值得吗?

泛民主派部份人士因为考虑到个人的政治前途,而放弃香港市民的整体利益,背弃选民和支持者。子曰:「乡愿,德之贼也。」正正就是那些自私自利的鼠辈的写照,一小步也是代表人民,但他们却宁可原地踏步,更自乱阵脚,最后满盘落索!在民主的路上,我们不能再原地踏步;时日无多,团结奋起、坚定对抗才是出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争取民主如果没有梦想,与一条咸鱼有何分别?

在政改的路上,我们不能再依靠背负良心的「狐群狗党」,只有坚持惟一的底线,才是对付敌人的最大武器。论语有云:「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人民只会站在正义一方,未来的路怎样走下去,就让人民来演绎。引用德国浪漫主义诗人海涅名言作结:「我相信进步。同时我又十分相信,人类具有决定幸福的能力。」




港府官员劝市民对政改不要挑剔 先“吃了再说”
 
东亚民情研究社

据香港《东方日报》报道,正在北京访问的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引述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张荣顺表示,二○一七年能否实现特首普选,关系到香港是稳定还是动荡,「不是开玩笑的」,促各方务实理性讨论政改。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则以「百人口味好难调」做比喻,强调难有一个政改方案可满足所有人,最重要是「有饭开」,先落实普选特首目标,呼吁各方不合口味也「吃了再说」。

谭志源出席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的政改谘询公听会时,指「无规则不成方圆」,重申香港政改必须依法办事。他又指公听会上对特首普选方案有许多不同意见,「百人口味好难调」,令「煮饭」的人很难做,他认为最重要是「有饭开」先落实普选目标,呼吁各方即使最终方案不合乎自己口味也可「吃了再说」,否则大家都「肚饿」就问题更大。
行政会议召集人林焕光于另一场合指,政改能够向前行相当重要,促各方以「玉成其事」,而非「玉石俱焚」的态度处理。他又指真普选联盟提出、包括「公民提名」的「三轨」普选特首方案,是由很多机构参与讨论得出,政改谘询专责小组应仔细研究。

行会成员张志刚则认为,真普联的三轨方案似乎纯属「开天杀价」,不是所有泛民的底线,相信并非「谈不拢」。他形容现时中央与泛民关系,可能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还要差,呼吁泛民「合作」改善与中央关系,不应只着眼一七年某人可否「落场」选特首。




梁振英捅自由党蜜蜂窝 麻烦大了
 
王俞

家中阳台多了个蜜蜂窝,当然要从速处理,但处理必须清脆利落,干手净脚,否则捅了蜜蜂窝,又没法清除掉,麻烦只会更大。港府处理自由党留下手尾,现在正落入这种两头不到岸的窘境。

自由党屡屡跟本届政府抬杆,成了建制派里的蜜蜂窝,梁班子近日出手清理,以全体司局长集体缺席该党党庆为警号,示以颜色,施以压力,逼其「听话」一点。可是,港府的行动证明失败了。前日立法会财委会上,自由党全面反咬,先是加入炮轰堆填区前期工程拨款,复再企图否决五亿元渔业发展基金拨款,分明以行动告诉港府:你搞我唔掂,以后麻烦更大,等着瞧吧。

建制派中人称,这是自由党反击的第一响枪声,火药味浓得令人呛鼻。扩展堆填区触及将军澳居民利益,关系新界东票源,自由党拍枱开炮尚说得通,渔业发展基金只涉区区几亿元,公众亦没有争议,自由党却穷追猛打,咬住不放,五名立法会议员轮流发言狠批,令本来行礼如仪的拨款议程足足拖了两小时。这个议事堂奇景,许多前线记者错过了,建制派议员却看得清清楚楚,担心港府与自由党这样斗下去,迟早出事。
堆填区拨款就是例子。据闻环境局本来胸有成竹,直到眼见自由党反枱,顿失五票,才知形势危急,最后为免拖慢其他拨款项目,急急撤回拨款申请,铩羽而归。自由党要「玩下去」,港府以后数票更为拉紧,只能把该党五票归入反对派一方。

两虎相斗,必有一伤。处理自由党问题如果唔汤唔水,留下手尾,等如自找麻烦,自制炸弹,看来朝廷已不能再袖手旁观。早传朝廷会召自由党上京予以「规劝」,但至今未见行动,难道怕公开「照肺」,形象难睇,大家也落不了台?若然真是,何不私下召见,说清说楚。问题总要处理,否则只会不断恶化,到时双方更难落台,蜜蜂窝更难清除。




政府部门争抢地王,拆穿“地从何来”伪命题
 
《东方日报》

酝酿多年的湾仔三幢政府大楼搬迁计划终于有了眉目,其中入境处总部将搬至将军澳,腾出的地皮将用来兴建甲级写字楼,这对被讥为「盲抢地」的港府而言,简直是雪中送炭。见微知着,香港并不是没有可供发展的土地,而是当局未能地尽其用,尤其是政府部门霸占大量市区黄金地皮,更是严重浪费。

早在二○○八年,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已宣布湾仔三幢政府大楼搬迁大计,经过多年拖延,如今才选址将军澳兴建新入境处总部大楼,估计六年后才能入伙。日后湾仔三幢政府大楼全部搬迁,腾出的地皮达十四万三千多平方呎,由于这块地王交通便利,加上坐拥无敌海景,一旦推出市场,肯定大受欢迎,估计地价可达三百一十五亿元。

显而易见,湾仔三幢政府大楼搬迁计划一旦落实,将营造「多赢」局面,一来新大楼更加宽敞,可满足服务量日益增加的需要;二来推动新区经济及社会发展;三来增加库房收入;四来更重要的是,腾出来的黄金地皮有助纾缓市场对甲级写字楼的渴求。众所周知,眼下香港不仅住宅楼宇供不应求,楼价高不可攀,甲级写字楼同样是物以罕为贵,租金升幅比住宅更大、更惊人。有调查显示,去年头九个月,本港主要写字楼租金升幅介乎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八十五,当中以出租率达百分之百的港岛东升幅最大。

其实,政府部门霸占市区靓地比比皆是,湾仔政府大楼也许只是冰山一角而已。位处铜锣湾黄金地段的警官俱乐部便是另一个典型例子,该俱乐部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面积一万一千平方米,享有一线无敌海景,本为警方社交联谊及会议之用,惟近年已沦为高级警官的「大Sir俱乐部」,使用率一直偏低。因应港铁沙中线发展,警官俱乐部明年将拆卸,如果这块地皮改为发展酒店等商业用途,地价估计高逾二十四亿元。但令人莫名其妙的是,政府决定动用三亿元原地重建警官俱乐部。当局一方面为「地从何来」发愁,又要填海,又要「见缝插针」,还要「毁人家园」发展新界东北,另一方面却将珍贵地皮留给少数权贵使用,制造「土地面前人人不平等」,真是岂有此理。

港英时代,大量土地被拨作发展私人会所,虽然不公平不合理,惟因当时土地资源不如现在缺乏,所以争议不是太大。时移世易,在住宅及商用写字楼供不应求,房屋问题不断恶化的今天,政府仍维持殖民地特权,坐视铜锣湾警官俱乐部、粉岭高尔夫球场等权贵会所为少数人服务,何止不合时宜,简直是制造民怨。
事实一再证明,所谓「地从何来」根本是伪命题,撇开本港百分之七十五土地尚未发展的事实不提,光是政府部门及数十家私人豪华会所霸占的土地,已是相当可观。香港不是缺少土地,缺少的是有魄力、有承担、有作为的政府。


排外情绪计时炸弹正在倒数 谁懂得拆?
 
【信报】

被视为特首梁振英重要支持者的全国政协委员罗康瑞,日前在一个公开论坛有的放矢说了一番话,发表「民主非灵丹妙药论」及「行政立法胶论」等。但最值得重视的是,他对港人排外(排斥内地人)情绪与日俱增的忧虑。罗康瑞指部分人包括年轻人,近一两年倾向把不满的矛头指向内地人及内地新移民,认为他们抢奶粉、争福利、占产科床位、逼爆商场,把香港弄至面目全非,令港人像失去了自己的城市般。他担心这种隔阂与排外心态会令怨愤加深,进一步激化两地矛盾。

罗康瑞的观察其实不算独到,这股排斥内地人的情绪早已在街上、网上表露无遗。问题是从特首梁振英到建制派政团及政治人物都不敢面对这现象,甚至不敢承认这份中港民间矛盾,往往顾左右而言他,只强调两地唇齿相依,渊源深厚。罗康瑞算是少数肯正视、承认中港矛盾及排外情绪的建制派骨干人物。特区政府若想消融中港矛盾,减少磨擦,令施政较畅顺,则从特首到主要官员均有必要像罗康瑞般承认问题,讨论问题,进而找寻梳理排斥情绪的办法。

只要比较一下市民对终审法院在一九九九年及去年底两次裁决的不同反应,就很容易看到这股巨大的变化。一九九九年一月,终审法院以宽松的解释处理港人内地子女居留权资格,裁决宣布后,政府估计将有一百六十八万内地居民符合资格成为香港永久居民。当时虽有声音抱怨法院不顾社会承受力作出判决,但矛头并没有指向内地居民或新移民,更没有什么「蝗虫论」。

去年底,终审法院裁定申领综援的七年居留限期违宪,社会却完全是另一款反应。裁决一出,网上报上骂声四起,矛头直指新移民及单程证制度,一些协助新移民的团体及社工被批为「港奸」,甚至法院也被轰不懂法律乱判。然而,实质上因今次裁决结果而「受惠」的新移民只不过几千人(新申请大约千多宗),涉及的额外公帑开支仅数亿元,跟一九九九年的一百六十八万人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偏偏这一回市民反对之声却激烈得多,一面倒得多,民情之转变,实在差天共地。

再加上较早前有声音要求收回单程证审批权,收紧自由行政策,反对简体字,抗议新界东北发展规划,那份对内地人的抗拒感急速膨胀,跟内地文化的隔阂无比清晰,政府高层绝不能再视若无睹。

香港自开埠以来都是个移民社会,广东省各县以至外省民众一波接一波涌进,一九四九年、六十年代初至七八十年代,透过不同方法来港的数以十万计,但在如此巨大的人口压力下,排外情绪并没有市场,倒是在有配额、有控制的情况下,港人对内地居民及新移民反而充满不满和厌弃,背后原因为何,肯定相当复杂,也积累了一定时日,不可能简单算在梁振英当了特首,又或北京可能加强控制头上,其他社会经济心理因素同样有必要考虑。有学者就提出「不对称融合」的观点,指二〇〇三年以后香港大开中门无条件拥抱内地市场人流资金流,彻底改变了中港关系格局,限制了香港及港人的选择,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权落在内地政府与民众手上,积年累月下来,港人自然感到城市面目全非,不是味儿。

这样的说法未必足以涵盖整个问题,但至少是个切入点,至少可以作为梳理排外情绪这个足以破坏中港关系计时炸弹的起点。特区政府不能再落后于人,更不能再对排外怨气视而不见,避而不谈,不然大量深层次矛盾固然无法化解,一般的政策如人口政策、综援改革、城市发展也将会因政治化而寸步难行,茫无开展头绪。




历史转捩还看普选特首
 
何汉权

时代在变,至于变的内容是否可以促成社会更大的「进步」、更多的「包容」,以至更能保持社会稳定?抑或任何妥协的「进步」、「包容」和「稳定」均要标签为保守退却?在在都在香港上空盘旋,令人躁动不安!

英殖年代,近个半世纪多,香港是行政主导,政治无战线,校园内,特别是中小学的学习领域里,几乎是政治的绝缘体;九七回归,教育局艺高人胆大,设立通识必修科,理想高远,学生要文理兼备,亦要培养对万事万物的批判力,而政治又是众人之事,角色不同,看法有异,批判大行其道,于是,指点政府施政的好坏,学界出席率已愈来愈高,且有向上势头。

检视普选经验

由普选特首至全面普选立法会,双普选已是城中政治生活的焦点。历史说话,英殖年代,简单直接,行政主导,民意和民选只是装点而已,约定俗成,大家在民选民权上是无欲无求,能安居乐业就好。九七回归,一国要有两制,对接过程比想像中复杂,香港要普选,西方简单直接的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普选制度,能在两制下通过,一国未必能面对。这与英殖年代,英人在祖家早有简单直接的普选,却不会在香港落地实践,异曲同「衷」!背后的都要顾及香港的主权国,要如何有效管治,免得牵一发动全身。

平情而论,从无到有,2017年普选特首,在投票日的投票站内,可以投下自己的一票,选出管治香港的特首,这与过去只有1200名选举委员才有权选特首的情况,是明显的突破,开始有点当老板的味儿,港人应该珍惜,并要促其实现。因此,在提名的起点上,在「民主内容」的程序上、候选人的数量上、中央行使任命权上,以至特首候选人能否有政党的背景上,各政治团体彼此应有同理心、有多赢思维,以共商港事与国事、造福下一代为最大的目标,从而制订有香港特色,并符合一国两制的普选方案。

历史带来香港很多机遇,造就这里是全中国土地内,几个领域的首善之区,这里是金融、法治、航运及服务业的中心,若能有兼顾一国两制、具香港特色的普选制度出台,相信也可以此成功经验,作为全国的模范城市。

有意见认为唯有毫无妥协、毫无筛选、一人一票的西方普选的倒模选特首,方能挽救香港政府的弱势。就此,笔者也须提出亚洲的国家或地区普选的历史经验,以美国为马首是瞻的日本,普选之下,内阁频换,来去匆匆,虽未有内乱,但经济与民生建设却明显落后;台湾已是具备十足配套的全民普选地区,选举一个接一个,全民普选而来的李登辉、陈水扁与马英九总统,统治的认受性与有效性又如何?

至于由美国控制的伊拉克、菲律宾等国家,西方式普选亦全面开展,而由普选而来的暴力伤亡情况怎样?那里的政府管治、民生发展的级数品评又如何?还有是独立自主的印度,早有西方全面普选,这个国家的贫富大悬殊,特权阶级如何堂堂正正出现,能符合国际标准,众多的普世价值实践状态又怎样?至于泰国的总统,同样是一人一票民选产生,但几乎隔年就有流血的内斗内乱,旁人是摸不着头脑。

注重四大原则

说政治与民主,英国人智慧值得借鉴,自从十三世纪初有《大宪章》之后,英国国内「少谈革命」多谈「改革」,最重视的是有效的、保本双赢的「妥协」行动。

由此思考,个人认为,2017年符合一国两制普选特首应设的几点原则:
 
一、把过去只有1200人的选选委员人数扩大,至于扩大人数究属多少,四大界别增幅比例如何,可在政改谘询期量度民意,再作决定,而该增加认受性与代表性之选举委员会,将摇身变为「提名委员会」,职责是提名特首候选人。
二、「提名委员会」提名候选特首的门槛票数亦以提名委员会总人数,按比例制订,但门槛不能过高,以符合过去两届特首选举,泛民党派都有候选人出线,但为免滥竽充数,特首候选人上限不能超出四人;
三、参选特首者、报名及当选的首项必须遵守的条件,就是要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基本法》,这是管理香港,实践一国两制的特首的首项使命,别具意义。
四、最终由香港市民一人一票选出的候任特首,仍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正式任命,方能或为应届之香港特首,履行管治香港的职责。
必须要郑重再提出,香港市民有机会、有权利一人一票选出香港的最高行政长官,这在香港历史上是破题的第一次,是十分重要的转捩点,能好好活用历史的转捩,社会的进步,还是可以预期的。




当新闻机构成为新闻主角
 
江丽芬

一群经常在报章撰文、月旦时事的评论员,近日打算组织起来,成立协会,为新闻自由发声。这个协会虽然尚未成立,但今个星期传媒人又再成为新闻主角;传媒的风风雨雨近年特别多,相信会陆续有来,将来协会要发声明的机会肯定不少。

传媒中人对自处的行业可谓又爱又恨,不是指从业员待遇普遍偏低、工时长等老问题,而是传媒可喻为第四权、社会公器,既可监察政府施政,左右大局,却又随时可被利用,公器私用,以达到个人的政治目的。

因此,无党无派的评论员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协会,要为言论自由和空间发声,其志固然可嘉,但与此同时亦替他们担忧,因为何谓「独立」,实在难说得清,当中不排除掺杂混水摸鱼者。说到底,纵使传媒公信力近年一再下跌,被批评如何烂、如何不值一哂,但还是一把利刀,不少人均想透过不同方式加以影响,挪为己用。

老总「调职」 可大可小

所以,本周《明报》突然爆出总编辑刘进图被撤换「移位」,另有传闻指大马老板张晓卿将会空降一名与香港不相干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籍人锺天祥出任老总;消息来得突然,令《明报》编采员工感到震惊,也引起社会关注。可是,若想深一层,其实大家也不必感到突兀。

身为马来西亚丹斯里拿督的张晓卿于1995年购入《明报》。当年,《明报》刚受到「席扬被捕事件」冲击,面对股权再次易手,加上回归迫在眼前,报馆内外与今天一样,忧虑这份定位为知识分子的报纸将沦为政府喉舌。

还记得,张晓卿入主后不久,《明报》社论开宗明义说要办一份中国人的报纸,但社会往后对该报立场猜测不绝;也记得,已故支联会主席司徒华1997年前应邀为《明报》写专栏时,首篇便提到外界质疑《明报》是否转軚,亦质疑邀请他写稿是充当挡箭牌,但他愿「舍命陪君子」,也愿报馆编辑部老编是君子。

转軚声中瞬间已过了差不多二十年。这些年,《明报》整体还算保持批判和中立的办报风格,即使笔者早已从《明报》中人转为同行竞争者,即使对其报道有时亦不以为然,但没否认它还是一份值得信任的报纸。

《明报》中人常说,报纸能够保存编采独立,因老板张晓卿身处大马,而且不是大马首都吉隆坡,而是较为偏远的地方,若北京对该报报道有任何不满、要投诉,也要储起来,待见面才一次过说清,正因如此,政治压力经时间与空间「过滤」后,对报馆的冲击亦得以纾缓。所以,十多年来报馆上下得享编采独立。

除了基于老板的地理阻隔,另一个原因相信是因为张晓卿一直没派自己人「空降」编辑部。

不过,以往没有管,不代表日后不会碰,《明报》今次的人事震荡,让大家再次引颈张眼,看看这张报纸往后将如何取态。

「睇住」说法 可圈可点

有意见认为,今次《明报》换总编辑纯属内部事务,是个别媒体的人事调动问题,毋须大惊小怪;也有意见认为,在未有充分了解总编辑继任人的情况下作评论,并不公允。
可是,《明报》员工和关注今次换人事件者却担忧,在内地投资愈来愈进取的报馆老板突然撤换老总,而且还要在政改讨论启动之时、香港政治环境纷纷扰扰下,「空降」一个大马人掌管该报,于报纸营运的常理不合。

代表张晓卿来管理《明报》的世华执行主席特别助理,前编务董事翁昌文前天会见《明报》管理层时解释,张晓卿希望可以「『搵个人同佢倾得到』,culture(指香港文化)又不同,我已被香港人同化了。一开始,老板叫我来『睇住』《明报》,睇住有好多方法,有些人prefer通过他(总编辑)、有些prefer自己来,这个人(锺天祥)prefer自己来,他有这要求。」

要「睇住」《明报》,这说法实在可圈可点。看新加坡及南洋报刊过去如何处理与政府间的关系,以及如何看待传媒的角色,就不难明白《明报》编采人员的忧虑。

更何况,香港还有内地在背后。这个星期,笔记碰巧听了一个外国记者在内地采访的座谈会,提到他们要自由采访的困难,若报道中国内地负面消息,随时不获入境签证。
有与会者指出,身在外国的中国领事馆更曾向一些国际大报施压,要求撤下对中国的一些负面报道,只是不得要领。内地对传媒的态度从来都只许小骂大帮忙,毕竟中共自诩她「革命」胜利的原因,一靠枪杆子,二靠笔杆子。传媒就是笔杆子。

在这个大环境之下,香港近年有任何风吹草动,不论真真假假抑或未曾发生,总会令人担忧言论自由有自我收窄之虞。

所以,首当其冲的《明报》人由采访者变成受访者,实在可以理解。只是,传媒人愈来愈由台后走到台前,成为新闻主角,这样的传媒环境还算是正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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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Sunday, January 12, 2014
关键词: 占中 普选 朱耀明
專題: 香港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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