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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片被抹掉的记忆
作者:曹小艾
       每年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纪念日都是我最难过的一天。湖北武汉乃至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甚至全世界许许多多地方常常举办各种纪念活动,我的姑妈和表兄妹等等亲戚总是会收到来自政府部门及纪念馆、博物馆、新闻媒体等等机构发来的邀请函或者征稿信,希望他们撰写回忆我爷爷参加辛亥首义的纪念文章,唯独我和三个弟弟,似乎已经被人遗忘。
 
  其实我们姐弟四人早在50多年以前就被人遗忘了,甚至没有人愿意提起与我们的家世有关的一切。
 
  我们是在孤儿院长大的,而这一切都是受爷爷牵连的结果。我的母亲32岁自杀,父亲34岁受迫害致死。很久很久以来,我不知道对爷爷、父亲母亲是应该爱还是恨。现在,我的父母似乎从来都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过,他们曾经在这个地球上生存过的痕迹从物理到精神都被抹得干干净净--他们死无葬身之地,至今我们都找不到他们的遗骸,不知道是被抛尸荒野还是被草草掩埋在那片浸透了他们血泪的土地;父亲原单位销毁了所有有关父亲的档案资料,甚至销毁了父亲撰写的大量文稿;我的三个弟弟都患有“选择性遗忘”,对爷爷,父亲和母亲几乎一无所知;而我,也只剩下一些零零散散的记忆的碎片。
 
  如今我已年逾60,很多昨天发生的事情都已经忘记,童年的记忆却越来越清晰,一些刻骨铭心的场景常常在我眼前挥之不去,让我日夜不安。为了我自己和三个弟弟,也为了逝去的爷爷和父母,我们姐弟和亲属一起,走访了父亲身前的同事朋友,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踏遍了所有父亲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寻找所有能够找到的资料,才逐渐地将这些碎片串联起来。
 
  红色的童年
 
  我出生于1948年12月,母亲在平津战役枪林弹雨中躲在路边一个卖肉的砧案下边生下了我。父亲曹涤尘是武汉大学中文系学生,在学校加入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团体新青社,满怀革命激情携带身怀六甲的母亲,从武汉北上投奔解放区,一路上餐风露宿,历经千辛万苦,辗转三个多月,行程两千多华里,终于抵达怀来县。
 
  我常常在梦中回到我的童年,那是红色的童年,绚烂,朝气蓬勃,热情奔放。
 
  刚刚抵达解放区,父亲看到的一切都那么美好,他热情洋溢地写了几篇文章和诗歌向《人民日报》副刊投稿,很快就受到副刊主编丁玲的回信,约他去面谈,又在报社遇到邓拓总编,他们都很欣赏父亲的才能。后来父亲应召到陶铸主持的北京市南下工作团接受了政审和培训。准备派往《人民日报》副刊做编辑,但是父亲因为爷爷在台湾而感到自卑,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江西老区工作,要将青春和热血献给老区人民。
 
  1950年1月父亲被分配到南昌新华广播电台(后改名为江西省人民广播电台),任副科级副组长(从来无正职)。他很快成为电台草创期间最重要的业务骨干,曾经先后在工作量最大最急需开发的农业、新闻、工业、社评等部门担任主笔。他从不计较级别、名誉、待遇,一心干好工作。他热忱帮助、引导、培养电台年轻人,还参加电台的各种社会活动,增进电台与听众的联系。电台的叔叔阿姨们不约而同地告诉我:“那时我们都是你父亲的学生,他是良师益友,是我们的导师。”一位姓徐的叔叔说:“你父亲是电台最得力的笔杆子,文章写的又快又好,待人诚恳,低调淡定,有很好的口碑和人格魅力,我们大家都钦佩他。”
 
  母亲曾经在清华大学法学院学法律,跟随父亲南下后在南昌市法院任处级法官。我们家住在南昌百花洲八一公园附近。母亲又生了三个弟弟,父母虽然都很忙但是很充实,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光。别人家是严父慈母,我们家是慈父严母,父亲总是笑咪咪地,一有空就给我们讲故事,跟我们一起玩游戏。我只会说冀北方言,父亲就常常学我说怀来土话逗我。
 
  惨淡的血痕
 
  我常常在梦里看见一种奇怪的黯红色,那是一种经过岁月侵蚀而沉淀的颜色,时间越久痕迹越深,有着一种永远洗刷不掉的血腥味。
 
  1955年,全国开展反胡风运动,接着是大规模的肃反运动。父亲所在单位也成立了肃反办公室,父亲曾经看见那位肃反办公室的主要负责人吃公家食堂的东西不付帐,批评他占公家便宜,加上当时父亲在电台业务方面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因此那位负责人早就对父亲怀恨在心。肃反运动开始后,那位负责人从父亲的档案中获悉爷爷辛亥首义后曾经担任过少将旅长,1948年初到台湾;父亲在武汉大学读书时加入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青社,经过地下党同意,曾经在国民党的一个军用仓库担任过三个月的抄写临时工,并于1948年4月到台湾找爷爷,呆了三个月因找不到工作又返回大陆,回大陆后获悉单线联系人牺牲,与地下党失去联络,自己投奔解放区等情况,便将父亲列为运动的重点打击目标。
 
  那位负责人从父亲自己申报的资料中断章取义,捕风捉影,无线上纲,莫须有的给父亲扣上“台湾特务”的罪名,指责爷爷在台湾将儿子曹涤尘收编培训,然后派遣到江西电台潜伏作台湾特务。
 
  那位负责人以“组织掌握”证据来欺骗群众,发动群众揭发检举父亲的“特务”言行,所有与父亲有工作联系的人,熟人和亲戚朋友都被列为调查对象,搞人人过关。在一系列威逼利诱下,一场针对父亲的莫须有的罪名就这样罗织出来了,所有父亲发表过的文章、言论都被无限上纲,在那位负责人的授意下,最初是一次又一次的抄家和批斗会,再后来父亲被长期关押隔离审查。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批斗、追查会日夜不停。电台、报纸、简报、通报、内参纷纷发表消息,称江西省人民广播电台揪出了美蒋特务。张还将所罗列编造的假证言及假案上报主管单位和公安厅,控告父亲“特务罪”,要求立案审判并处以重刑。
 
  父亲一开始很真诚地相信,关于祖父的情况和加入新青社,到台湾的情况都是自己主动向组织说明的,真正的美蒋特务怎么可能主动承认自己曾经到过台湾呢?他相信这一切都经过组织多次审查,一切都会过去。他积极配合调查,实事求是答复问题,一再申明说明他到台湾是地下党批准的。
 
  运动高潮期间,他感觉有理难辨,只好保持沉默,相信最终会真相大白。可是针对他的迫害越来越升级,他感觉到有阴谋。愤怒之中,他在大会上向群众一针见血指出“这样搞运动,是有坏人操纵,是有意识、有预谋、有策划、有组织的以曹涤尘为中心的打击报复。”他曾向省委宣传部及省委等上级申诉,所有这些都无效之后,父亲先后四次直接写信给毛泽东主席。但他的四封信都被层层转回到电台。那位负责人在批斗父亲的大会上,声言厉色地说:“你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我们是一级组织,无论是省委还是中央,谁都只相信我们。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这是无视组织、欺骗党、诬陷电台党组织,罪加一等。你没有别的出路,必须老实低头认罪。”在某些人一手遮天、高压加阴谋的背景下,父亲觉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绝望中他选择了自杀。
 
  一天下午,大会正等提审在押的父亲,但久等不来,突然一个押罪犯的打手,匆匆告诉那位负责人父亲自杀的消息,他立刻宣布:“曹涤尘自绝于人民,企图以自杀相威胁,这是对党的背叛,对人民的背叛!我已找人把他送医院抢救,抢救过来后再继续批斗。现在散会。”
 
  父亲用刀切开了手腕、大腿根、头颅,切开了静脉、动脉血管,大量出血不止,并用刀尖扎向心脏。输血3000多cc还未脱离危险。其痛苦的惨状令医护人员动容。可是自杀仍旧无法摆脱他的悲剧命运,脱离生命危险后他又被押回电台,继续接受批斗。
 
  父亲的遗书已被那位负责人销毁,但电台内部有消息传出,他的遗书主要内容是讲述他追求真理、追求革命的经历,以洗清自己的冤屈。另一部分是对母亲的歉疚和对我们的嘱咐。他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像他那样读大量的书,不要当干部,就当工人农民,以免受到伤害。
 
  1955年,江西省公安厅对父亲“特务罪”立案审查,公安厅派人伪装成台湾特务与父亲接头,被父亲拒绝,又经过内查外调,经过香港辗转向台湾新竹中学调查,证实父亲在台湾期间的确在该中学教师,并未参加所谓的特务培训。因此公安厅和江西省委否决了父亲的“特务罪”。省电台见父亲的“特务罪”不成立,又以“历史反革命”的新罪名再报省委,被省委否决,并决定结案恢复名誉,恢复工作。但是那位负责人拒绝为父亲结案,将隔离审查改为“控制使用”,为后来进一步迫害留下隐患。
 
  父亲虽已恢复工作,但因肃反中受到恶意政治迫害,尽管查无实据,仍旧被电台内部“控制使用”。父亲郁郁不得志时,便寄情于笔墨,开始文学创作和对农村经济问题的调查。撰写了《太平天国》全套四集电影文学剧本,传记文学《岳飞传》,《关于江西农村经济》的论文等共约几十万字,受到有关专家的好评。有的行家说,如果不是赶上运动冲击,应该早已是知名作家了。
 
  1957年,反右运动席卷全国,父亲已经对政治运动心灰意冷,无论什么会议,他都不发言,实在非要他说话的时候,仅仅说一二句应付一下而已。但是那位负责人利用父亲的“反革命”旧案再次煽风点火,断章取义,栽赃嫁祸等手法,无中生有地给父亲扣上“极右派”的帽子。当时《人民日报》等宣传媒体都报道了父亲的“极右言论”,扣上“最大毒蛇”、“最大极右派”三条罪状:指责“电台的肃反运动是根本错误的”;“省电台的党组织形同虚设”;“鼓吹创办独立报纸”,这些罪名中有些话完全歪曲了父亲的原意,有些话父亲根本就没有说过。
 
  1958年1月,那位负责人以江西省人民广播电台的名义,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要求法院对父亲以“反革命罪”立案审查并判以重刑。在全国一片严打的高压气氛下,法院判父亲劳改,后因证据不足取消判刑改为劳动教养。那位负责人仍旧不死心,以莫须有的罪名将父亲打成极右,并报当时负责反右运动的“省直文教五人小组”批准,给父亲扣上了“反革命”和“极右”两项重罪,开除公职,将父亲送往血吸虫重灾区江西余江县邓埠“新生劳改农场”劳改。
 
  
      母亲离我们而去
 
  母亲与父亲是同乡,家道殷实。曾经在清华大学学法律,后转到武汉大学,遇到父亲后很快陷入热恋,两人志同道合,情投意合。母亲深爱父亲,无论父亲做什么,无论父亲受到多少委屈,无论父亲遭遇什么样的困难,她都是父亲最坚定的支持者,她是父亲最大的精神支柱。父亲因为受爷爷牵连行政级别比母亲低,母亲是党员,父亲只能是团员,这些她都默默地忍受,毫无怨言。但是当父亲被诬陷为“特务”“反革命”“极右派”,她受牵连被调离法院,到一所艺术学校管理图书,她忍无可忍挺身为父亲向上级申诉。1957年母亲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发配到婺源山区鄣功山垦殖场劳教。
 
  父母都被押送到农场劳改劳教,我们四个孩子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万般无奈,父母只好将所有积蓄都送给别人,委托南昌郊区农村的一位农民看管我们。可是没过多久,那曾答应看管我们的人家说是坚决不愿带这几个反革命狗崽子。父母没有办法,最小弟弟还没断奶,需吃米汤奶粉,只好辗转于武汉、鹰潭两个姑妈家里暂时寄养,可是姑妈家里孩子太多,生活又很困难,就只好将最小的弟弟送到父亲的劳改农场跟劳改犯一起同吃同睡,白天父亲服劳役,小弟就自己玩泥巴;我和大弟、二弟到妈妈所在的劳改农场跟她一同养猪。
 
妈妈一个人要带我们几个孩子,还要养20头猪。她不仅要自己到山上打猪草,还要煮猪食,喂猪,清理猪圈。稍微有一点没做到,就受到没完没了的责骂。沉重的体力劳动和精神压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她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她很快就病倒了,罹患严重肺结核,经常吐血。可是无论她病得多么厉害,既没有人同情她,也不能丝毫减轻她的劳役。她每天往返要挑几十担猪草、猪食、猪粪,她根本挑不动,只好由我帮她抬。我当时才九岁,母女俩就拖着担子走。不知道多少次我们连人带猪食一起摔倒,抹掉眼泪又爬起来继续拖着担子走。这还不算,妈妈白天喂猪,晚上还要接受批斗。有时我们忙得晚饭都没吃,批斗会就开始了。几个弟弟总是跟妈妈喊饿,分配的粮食又不够吃,只好将猪食充饥。妈妈实在忍受不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加上身体又不好,就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1958年,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天,妈妈拉着我和弟弟们的手说:“我真舍不得你们,可是实在没办法。我离开了你们,也许你们的情况会比现在好,政府会管你们。”说完之后,她让我们到外边玩耍,自己在屋子里上吊身亡。
 
  妈妈就这样离我们而去了,那一年她32岁。
 
  我们姐弟三人抱着妈妈冰凉的身体哭得昏天黑地。我一千个一万个想不通,妈妈最爱我们了,怎么忍心抛下我们呢?我的嗓子哭哑了,眼泪哭干了,看着弟弟们害怕地依偎在我身边,我的心真是肝肠寸断。我不知道我和三个弟弟今后怎么办。我万分地懊悔,悔恨自己为什么会这么迟钝,为什么没有早一点看出妈妈有轻生的念头。可是无论我们怎么伤心,都没有人肯发发慈悲放过我们。妈妈尸骨未寒,农场就专门开了一场批斗会,说她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要清除流毒,任何人都不能对她表示同情。
 
  妈妈没了,爸爸呢?爸爸你在哪里?你能听见我们的呼唤吗?
 
  渗透着右派鲜血的土地
 
  爸爸在江西省余江县邓埠。
 
  那是因毛泽东《送瘟神》二首而闻名全国的血吸虫重灾区。70年代末,邓埠创建了全国最大的血吸虫防治纪念馆--送瘟神纪念馆。毛泽东手迹《送瘟神》陈列在纪念馆最醒目的位置,描述灭螺前的惨景让人动容:“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诗词以气吞山河的气势描述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群众性灭螺运动:“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余江县邓埠是全国大规模群众运动消灭血吸虫病的第一面红旗。1956年2月1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从此邓埠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灭螺工程。当时认为采取深挖深埋的办法能够彻底消灭血吸虫病,最典型的办法是先清理沟岸塘畔的荆棘,铲下表层有螺的草泥,厚度为15厘米至20厘米,再将这些草泥翻过来推入沟底,从无螺区挖来旱土搀上石灰,填入旧沟打实,新土至少要填一米厚,然后再在上面撒一层石灰。旧沟填满后要做上标记,三年之内土地不能翻动,更不能耕种。
 
  一时间灭螺成为余江县“最大的政治”。从1955年冬到1958年春,余江人共发动了3.6万多人投入灭螺战斗,填平了三百多条有钉螺繁殖的旧沟渠和五百多个旧水塘,填老沟347条,长191公里,开新沟87条,长167公里填旧塘503口,搬动土方416万立方。
 
  1958年2月7日,余江县灭螺工程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县委喊出了“乘胜追击,苦战三十天,全面彻底根除血吸虫病”的战斗口号。疫区纷纷贴出决心书、挑战书、应战书……七千人上阵,全县划分为六个战场,三个月内,光是填的旧沟,就可以绕余江县两周。
 
  1958年5月10日,余江县委书记李俊九在《江西日报》发表文章,宣布经过30天苦战,余江县已经基本消灭血吸虫病。
 
  可惜这座占地6,400多平方米的送瘟神纪念馆没有只言片语记录了新生劳改农场的犯人们对灭螺的贡献。因为他们不配享有这个荣耀,因为他们是被强制送往这个血吸虫重灾区接受劳动改造的,因为他们被剥夺了做人的最基本权利。
 
  不幸的是,父亲恰恰赶上了灭螺高潮。父亲是1958年1月1日被押送到邓埠劳改农场的,根据新生农场的记录,从1月至6月,父亲被派往血吸虫重灾区最艰苦的地方灭螺。他长时期泡在疫区最肮脏的烂泥塘中,清理死人尸体,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服超强度的劳役,经常食不果腹,身体极度虚弱,很快就感染了严重的血吸虫病。没有人同情他这样的劳改犯,当时很多人甚至认为这些劳改犯死不足惜,以劳改犯担任灭螺主力是对人民的保护。
 
  父亲感染血吸虫后,不仅没有得到适当治疗,还要继续服劳役,很快病情就恶性发展,肝脾肿大,肠胃及肾脏严重病变,大量腹水,全身浮肿,皮肤透明得像蜡人,不停发烧、咳嗽、血痰、腹泻、呕吐。如此重症,却只能在条件极差的新生农场的所谓“医院”进行所谓的“治疗”。医生诊断为严重血吸虫病原造成的多发性多脏器疾患,以“肾脏炎水肿”为名通知在南昌铁路小学教书的三姑母。三姑立即去找省电台求救,台领导回答“无法解决”。1961年4月,父亲听到了母亲惨死的消息后精神彻底崩溃,年仅34岁就离开人世。
 
  后来我们姐弟四人、奶奶、姑姑曾经多次到新生农场询问父亲遗体,可是新生农场没有人能说得出父亲的尸骨在哪里。据农场的人推测,很可能被扔进了血吸虫灾民的死人坑里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国内各大媒体都报道了祖父在辛亥首义中的贡献,两位姑姑再次询问父亲尸骨下落,这才引起省电台和新生农场的重视,但回信说仍然没有找到。电台一位老人在烧毁父亲遗物时,偷偷拣了一本《哲学笔记》私藏起来,将这本书交给了我们。父亲在这本书的每一页都满了密密麻麻的眉批,我们就用这本书为父亲立了一个书冢和一块碑。
 
  孤儿院里的三六九等
 
  我常常在睡梦中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怖所惊醒。我的双手在空中挥舞,扑向那看不见又令我不断颤栗的庞然大物,我什么也没有抓到,最后眼前只剩下一片刺痛我双眼的血色残阳。
 
  奶奶远在武汉,听到母亲自杀的消息后她非常担心我们几个没有人照顾,执意要到江西来找我们,可怜奶奶迈着三寸小脚,千辛万苦在江西婺源山区找到我们几个孤儿。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奶奶接我们那天的情形。奶奶带着我们到处寻找妈妈的遗体,谁都不知道批斗她的会开完以后把她的遗体扔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祖孙几人只好在一个小山坡上对着一堆坟包鞠了三个躬,向可怜的妈妈告别,然后就跟着奶奶回南昌。奶奶一双小脚,带着我们三个,我9岁,大弟弟7岁,二弟4岁,我们祖孙四人心情万分悲痛,走一路哭一路。记得奶奶请了一个挑夫,担子一头是行李,一头是二弟。奶奶和我们一起步行,江西山多,我们翻过了一道又一道仿佛永远都走不完的山梁,又饿又渴又累。走到有人家的地方或者小镇,奶奶就拿出几角钱向当地农民买点水和食物。走了一整天直到天黑才到了长途汽车站,后来又转火车才到了南昌。
 
  1958年年底,我们三个孤儿先后从劳改劳教农场辗转到了孤儿院,二年后小弟弟也被送到了孤儿院跟我们在一起。刚到孤儿院的时候,日子还勉强可以过,吃的东西虽然不好,但勉强可以果腹,生活也相对比较安定了。我以为我们姐弟四个总算有了安身立命之所了。没想到祸从天降,有一天老师在我的行李箱中翻出了一篇1957年的《人民日报》文章,上边有批判父亲的文章。
 
  直到今天我仍旧说不清我当时为什么会保留那篇文章。也许我把它深藏在箱底,是因为它是我和父母之间最后一点残存的联系。
 
  孤儿院老师从此以后就对我们另眼相看。她恶狠狠地对我们说:“你们的爸妈是刽子手”,“你们是反革命曹家狗崽子四大将”。孤儿们也要填写各种履历表,老师一定要我们填上父亲反革命、母亲自杀,自绝于人民等字样。当时我们特别怕别人提起家庭和父母,也特别羡慕别人有父母的孩子。记得孤儿院中秋节难得发一点月饼。老师把我们的中秋饼分给班上十几个同学吃,以示惩罚。我们姐弟四人学习最好,总是比别人先完成作业。但是由于精神上的压抑,我们姐弟四人性格都特别孤僻。在孤儿院里,我们每天要看老师和同学的黑脸,晚上常常做噩梦。因为严重营养不良,加上心灵受到的伤害,几个弟弟都患上了严重的遗尿症,没有人为他们治疗,冬天他们的被褥每天都是湿的。
 
  我在孤儿院学习成绩最好,但是不让我升初中。后来有一位善良的老师帮我说话,才让我进了郊区一个简陋的中学,学校每月只发给我8元钱助学金,这是我的全部生活学习费用。到1966年文革我就惨了,开始别人不知道我的出身,让我参加了红卫兵。但是没几天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我的家庭出身,硬是强行把红卫兵袖章给扯了下来。每天都有人当着我的面骂我是“黑五类”、“黑狗崽子”,我真是无地自容。那时的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我甚至嫉妒老鼠,它们可以躲到地洞里藏身,而我却无处躲藏,立锥之地都没有。更可悲的是,学校取消了我的8元助学金,完全断绝了我的经济来源。在整整两年时间里,我基本上天天挨饿,实在受不了就隔三差五到姑妈家里蹭一顿饭。姑妈家也不富裕,孩子很多,每次看见几个表兄弟让着我,我真是不好意思。当时大弟弟在农场养鸭子,他自己也吃不饱,我实在没办法了就找他借钱,他就从牙缝里抠出几毛钱帮我。实在没钱吃饭的时候,我就躺在学校的宿舍里一动不动,尽量减少消耗。有时饿得实在受不了,真想去乞讨,又丢不起这个脸。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过来的,那些年处处遭人白眼歧视,我的眼前一团漆黑,感觉自己是社会的弃儿。好不容易熬到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些出生好的留城,我们狗崽子只能下放。别的同学下放都哭哭啼啼,只有我心里特别高兴。不管怎么说,我可以有饭吃了。我在农场呆了九年,一次又一次的招工招生,我总是看着别人离开发呆,一切都与我无缘。招工办的人说:“你这种人,只配在农村干一辈子,为你的先辈赎罪。”1974年有师范专科学校来农场招生,按考试成绩我是肯定能上的。可是还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又被拒之学校门外。招生办的人还说:“别想入非非了。你们这些反革命后代必须接受终生改造。”在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中,我又被认定是等而下之的,因为我的家庭社会关系最复杂的。祖父到了台湾,一定是十恶不赦的。我产生了严重的自卑感,觉得自己低人一头,不敢多说话,生怕一不小心说错话,会招来滔天大祸。绝望中我恨过自己的父母,甚至恨爷爷,我觉得他是我们厄运的根源。如果不是他当年拿枪造反当了少将旅长,然后自己到台湾享清福,父亲怎么会被打成“台湾特务”、“反革命”活活被整死,我们怎么会背上这么大的黑锅,怎么能受这样的活罪。
 
  大弟15岁时身高不到1.4米,身体瘦弱、发育不良,还不如11岁的孩子。他被下放到星光农场,和劳改犯们一起劳动。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每天必须干远远超过他身体承受能力的体力活,每月只能领最低生活费,连吃饭的钱都不够,经常上半月吃光了,下半月靠借贷过日子,饿肚子是经常的事。后来农场看他是在是太瘦弱,只好让他去养鸭子。
 
  二弟三弟都是刚满14岁小学还没读完,就被发送到偏远的穷山沟,开始艰苦的体力劳动,自食其力。一个满劳力一天收入是0.38元人民币,他俩起早摸黑,劳累一天,只能算0.3个劳力,每人每天收入一角一分四厘钱。收工后还要自己砍柴做饭。两个弟弟由于缺乏营养,双脚长期溃烂久治不愈。他们当时正在发育阶段,身体特别瘦弱,面黄肌瘦,瘦骨伶仃。1969年秋天,生产队为了方便山里的孩子,想自己办小学,要三弟当老师。可是被上边否决了,理由是不能让反革命的后代、黑狗崽子教书育人。
 
文革后,全国上上下下出现了知青返城大潮。我们四人在70年代末回到南昌,可是没有一个单位愿意收留。最后求神拜佛好不容易到了别人都不愿意干的废橡胶、环卫、福利院、精神病院做最底层最艰苦的工作,后来虽然社会状况改善,任何人都可以自由报考大学,或者改换工作,可是我们受教育及发展和生存的机会有限,没有一技之长,长期受歧视的生活养成的心理障碍无法逾越,自卑自闭孤独和麻木让我们与世隔绝,既没有人际关系,又缺乏沟通技巧,因此姐弟四人都一直在最底层做最艰苦的工作。
 
 

  武昌城头血染的首义大旗
 
  我们的一切厄运,都是受爷爷牵连的结果。也许是因为害怕,也许是因为怨恨,我和弟弟从来都不曾谈论过他,奶奶和两个姑姑也从来不提,好像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这个人一样。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江西省委统战部、省台办突然找到我们,带我们去看了台湾的电视、报纸、杂志等媒体关于爷爷的报道,台湾的辛亥首义同志会、湖北同乡会先后到江西找到我们,后来新华社、人民日报、全国政协报等媒体都报道了爷爷的消息,我们才知道了一些关于爷爷的事情。
 
  爷爷曹珩,字楚翘。出生于湖北天门县四合乡耕读世家。祖辈几代是省考乡试秀才举人等读书人。他自幼丧父,家境衰落后,靠母亲打工并在族人家里借读私塾。爷爷年仅13岁就在老师、著名革命家李长令带领下参加了张之洞的湖北新军。从此接受了新思潮,成为发动辛亥首义的核心团体文学社的12名发起人之一。1911年10月9日夜,起义总指挥部遭到破坏,起义总指挥蒋翊武逃亡,10夜,首义枪声意外打响,群龙无首之际爷爷按照预先商定的办法宣布了起义的第一个口令,并命令大家以白布缠臂作为起义军标志,毅然率领41标起义军按照原计划攻打藩台衙署、夺取并守卫金库,为辛亥革命提供了资金保障;起义后他率领部队守卫武汉三镇两江制高点、总督府后山;在阳夏保卫战中任湖北军政府督战官,是这场起义军对清廷最艰苦最壮烈战役的主要指挥者之一;他作为都督府高参筹组了黎元洪祭天宣誓大典,负责孙中山视察武汉的接待工作并起草了湖北军政府的一些重要文稿。后来爷爷因厌恶官场互相倾轧,1917年讨袁战争胜利后在少将旅长任上毅然辞职返乡赋闲。抗战期间再次投身战场,1948年初,在生死过命的挚友吕国桢、刘义生热情邀请下爷爷赴台养老。爷爷生性淡泊名利,为人谦和友善,一生清贫如洗,从未做过任何危害国家民族的事情。70年代两蒋父子偶然发现隐居在高雄小岛上的爷爷,曾经亲书条幅和匾额为爷爷祝寿,因爷爷生活困难,专款照顾,拨款置房。爷爷94岁时终老于台湾高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以国葬规格“极为尊崇”安葬。
 
  当我将爷爷、父亲母亲和我们的人生碎片一点一点地拼接起来的时候,我对爷爷的恨渐渐地消逝了。我无法责怪这样一个为了建立共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而又功成身退,完全不计较个人名利的老人。
 
  文革结束后,我们曾多次找过父亲生前所在单位要求为父亲平反昭雪,可是当年迫害父亲致死的主要肇事者仍旧把持着平反冤假错案的大权。他恶狠狠地说:“谁都可以平反,唯独你父亲不能平反。”1979年11月17日,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大潮中,我们收到一纸便函,称父亲是“伪职员”爷爷是“官僚”,将父亲受迫害致死说成“因病身亡”。这个所谓的“结论”仍然用“1957年审查右派标准”作为是否平反的标准,称“曹涤尘确有右派言论”,因此,撤销“反革命”和“极右”帽子。按照这个公函,父亲至今仍旧带着右派分子的帽子。
 
  今天,我仍旧常常做梦,偶尔梦中仍旧会出现一片片黯淡的血红。回首过去,我早已麻木,没有眼泪也没有仇恨。我只是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再也不要被同样的噩梦所惊扰。
 
 
—— 原载: 共识网
本站刊登日期: Saturday, May 10, 2014
关键词: 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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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亦虹《光荣的荆棘路》一文的来信
寻找饥荒记忆的“85后”
创伤与怀旧并存的灾难“后记忆”
历史遗忘与记忆美容
红歌喧嚣中的历史记忆
让记忆抵抗
记忆力的复苏与历史的再发现
通往“崇拜”之路
作为“中国模式”奠基礼的“六四”镇压——许允仁《中华民族的高峰体验和创伤记忆》解读之二
通过疗救性回忆让“六四”重新进入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识
自由与苦难:不同的民国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