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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清王朝」到「紅色王朝」─讀唐德剛《中國革命簡史》
作者:嚴家祺
    唐德剛的《晚清七十年》風靡大陸,今年台灣遠流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舊著《中國革命簡史》。這是唐德剛用英文寫的著作,雖然是「舊著」,但從未出版過。這本書由美國紐約市立大學城市學院教授古蒼林翻譯、聯合國中文處夏沛然審校。他們兩位都是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會員。
 
  《中國革命簡史》一書的副標題是《從孫文到毛澤東》,從大清王朝的崩潰寫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作者準備在這本書的最後一部分寫「國民黨政權的衰落與崩潰」,但沒有完成。
 
  讀完這本書,最深的印象是,作者站在遠離中國的地方,力求獨立於國共兩黨的立場來看待孫中山和毛澤東的革命。有以下四點值得注意。
 
  客觀地敘述清末「海外民運史」
 
  第一,《中國革命簡史》客觀地敘述了清末孫中山、黃興等人領導的「海外民運」史。
 
  英文書籍一般稱孫中山為Dr.SunYat-sen,《中國革命簡史》英文稿亦如此。但唐德剛以為「中山」一名,是來自孫一度用過的日本化名之一的「中山樵」。孫本人從未自稱中山,他生前習用「孫文」。所以本書譯者也把Dr.SunYat-sen譯為「孫文」。孫中山是中國大陸對「孫文」的稱呼,語言習慣用法是不易改變的,為了符合極大多數中國人的習慣,所以本文仍然沿用「孫中山」這一名稱。
 
  中國「海外民運」起源於一八九四年孫中山在夏威夷創立的「興中會」,最早入會人數有二十多人,一年後,發展到一百五十多人。一九○○年後,慈禧太后推行「新政」,宣佈自由發展實業為合法,獎勵資本家興辦企業,派出大批學生出國留學。慈禧太后的改革開放使孫中山的「海外民運」毫無起色。「興中會」成立九年後,當孫中山回到檀香山時,發現他的小團體已不復存在。一九○四年孫中山到美國大陸,由舊金山跑到紐約,發展「興中會」會員,僅發展到一人,籌款分文未獲。在這年風雪交加的嚴冬,孫中山住到了紐約貧民區的一間單人房中。一九○五年,孫中山到日本,結識了當時年僅三十一歲的黃興,幾個海外民運組織在七月三十日這天合併成立了「同盟會」。「同盟會」有「團體會員」和「個人會員」之分,據唐德剛說,當時「興中會」加入「同盟會」的只有孫中山、梁慕光、馮自由三人。黃興領導的「華興會」,第一次加入「同盟會」的有九人。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同盟會」的正式成立大會在一名同情中國革命的日本國會議員家中舉行。孫中山出任「同盟會」總理,「同盟會」創辦了機關刊物《民報》。
 
  「同盟會」創建未及兩年,孫中山和黃興內鬥不斷,日本政府受到滿清政府的壓力決定驅逐孫中山。為了促使他早日離境,日本政府給了孫中山五千日元,一個同情孫的日本人又加了一萬日元。唐德剛在《中國革命史》中說,孫沒有和「同盟會」總部人員商量就接受了這筆錢,離開日本時,只留給《民報》兩千日元,也讓「同盟會」在東京的大多數會員和幹事感到憤怒。章炳麟一大批人要求撤換孫的總理職位,指責孫「挪用公款,背棄革命」。到大清王朝滅亡前一年,「同盟會」的分裂達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一九一一年四月,黃興在廣州發動起義,遭到了慘痛失敗,數十人陳屍街頭。
 
  這麼一個老大的「大清帝國」,並不是百十個「海外民運」分子可以動搖的。問題是,大清王朝在滅亡前,政府官員腐敗不堪,沒有能力解決自己的問題,把國內所有「動亂」歸咎於「境外敵對勢力」孫中山、黃興。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前,他始終不渝地鼓吹「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提倡「三民主義」,在海內外有很大的影響力。辛亥革命爆發時,孫中山在美國丹佛市,他是在報紙上看到武昌起義消息的。武昌起義爆發後二個半月,孫中山才回到中國。當時的清政府,把國內的每一次起義和「群體事件」,都歸咎於孫文、黃興這樣的「境外敵對勢力」。這樣,孫中山的影響力就轉化為權力,孫中山回中國一個星期,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孫中山是國共兩黨的「黨父」
 
  第二,《中國革命簡史》清楚地說明了孫中山是國共兩黨的「黨父」。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袁世凱宣佈國民黨為非法組織,把三百五十多名國民黨籍議員逐出國會,國民黨的領袖有如在滿清時的革命低潮期,被迫流亡日本。唐德剛說:「再度流亡日本後,孫中山開始萌生了使自己成為一個獨裁者的想法。他要求追隨者絕對的、盲目的服從。他的專制主義得到以陳其美為首的一群黨內上層領導人支持,國民黨於是變成了中華革命黨。」一九一四年七月八日,中華革命黨正式成立,孫中山出任總理。唐德剛說,中華革命黨的「組織大綱事實上是一個一黨專政政府的藍圖」,「中國革命因此從共和主義和代議政府的意識形態,轉向專制主義和一黨專政的意識形態。」後來,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中國國民黨二大時,汪精衛當選為黨的新總理,蔣介石進入中央執行委員會,有十四位共產黨人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候補委員,其中有李大釗、毛澤東和鄧穎超。
 
  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有許多成分是學習列寧、斯大林得來的,但實際上,國民黨和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都起源於孫中山在一九一四年創立的中華革命黨。
 
  西安事變是「紅色王朝」興起的原因
 
  第三,毛澤東的革命是中國歷史上傳統的農民革命,不過穿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外衣。由於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依然是一個農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十分有限。毛澤東革命的後果,是消除了大清王朝後的分裂割據狀態,達成了中國大陸的統一,建立了一個新王朝──「紅色王朝」。
 
  在國民黨一黨專政下,共產黨是非法組織。國民黨政府對紅軍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圍剿,最後紅軍不得不進行長征。共產黨為長征付出了巨大代價,六個蘇區失去了五個。原來數目龐大的紅軍從三十萬縮減到三萬。唐德剛說:「根據蔣介石在一九三六年底的估計,要徹底消滅這一小股赤匪,只需二到五周。如果沒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突發的西安事變打斷了他的軍事行動,蔣也許已經大功告成。」西安事變蔣介石被釋後,長達十年的「剿共戰爭」即告停止,蔣介石承認了「共產黨」的合法性。唐德剛說:西安事變「為共產主義在中國提供了新的生機」。
 
  《中國革命簡史》一書近最後部分是《共產主義在戰時代擴展》。
 
  唐德剛說,西安事變使共產黨「第一次獲得合法地位,中日戰爭給予它進一步擴展到機會。」在西安事變時,共產黨統治其首府延安附近大約六個縣。「到抗戰結束時,紅色政權宣佈已建立了十九個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擁有六百三十五個執行政令的縣政府,管理人口八千六百萬。共產黨的正規軍從一九三七年的五萬人擴展到一九四五年的九十一萬人,還有民兵二百萬作為後盾。」
 
  清後33年是兩大王朝的「間隙」
 
  第四,《中國革命簡史》對中華民國時期的國土的分裂割據狀態有清晰的描述,從一九一六年袁世凱去世,到一九四九年,這是清後三十三年兩大王朝之間的「分裂割據間隙」。
 
  中國幾千年歷史有「兩大循環」──「王朝循環」和「分裂統一循環」。在秦始皇以後,一個王朝滅亡和另一個王朝興起時,都有一個「間隙」。我們注意到,三國時期、南北朝時期、五代十國時期是明顯的「分裂割據時期」,事實上,宋末、元末、明末也有一個或長或短的「分裂割據時期」。從北宋一一二七年滅亡到一二二七年的一百年,是西夏、金和南宋並存的「分裂割據時期」。元末,一些農民起義軍建立了「大漢」、「夏」、「大周」、「明」等割據政權,到朱元璋統一中國,有三十多年的「分裂時期」。明末農民大起義,席捲大半個中國,前後持續三十年,不同的農民政權、北方的滿族政權和搖搖欲墜的明朝政權,在一些時期內,事實上呈現「分裂」狀態,不過一些農民起義軍還沒有「割據」就被消滅了。
 
  毛澤東建立的「紅色王朝」,沒有實行舊王朝的「世襲制」,名義上是「共和國」,實際上,政治制度仍然是秦始皇專制制度一套。「大清王朝」和「紅色王朝」之間,也有一個「間隙」,這就是從「大清王朝」滅亡後五年開始到一九四九年「紅色帝國」建國的三十三年。
 
  孫中山提倡「共和」,實際上轉瞬即逝。辛亥革命後,「共和時期」在宋教仁被暗殺後就結束了,時間只有一年多。袁世凱當政,本質上是「大清王朝」改名換姓後的延續。袁世凱稱帝死後十年,是北洋軍閥、地方軍閥、流動軍閥,加一個依附於軍閥的孫中山的「分裂割據時期」。在一九三二年三月至紅軍長征前,「滿洲國」佔據中國東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則佔據贛南、閩西一帶,面積相當於歐洲的馬其頓,比阿爾巴尼亞略小。「中華民國」佔五個半省,人口一億。紅軍長征,使「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移動到了陝甘寧蘇區。中華民國事實上處於分裂狀態。在農業佔主導地位、市場經濟不發達的情況下,大清王朝的滅亡,不可能建立民主共和的政治體制,只能重演「分裂割據」循環。所以,在袁世凱死後三十三年,直到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建立「紅色王朝」,是「大清王朝」和「紅色王朝」之間的「分裂割據間隙」。
 
  辛亥革命後,中國建立了一套全新的「議會民主制度」,但這個制度,用唐德剛的話說是「把新制度強加於一個沒有改變的舊社會之上」。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中國的社會經濟狀況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的政治制度卻是舊的、古老的、秦始皇開創的「專制王朝」制度。私人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中產階級的壯大,社會經濟狀況的變革,必將以不可阻擋的力量推動政治體制的變革,古老的「王朝循環」必將結束。歷史發展到「第三千紀」,中國已經不是傳統的農業國,高速鐵路、高速公路、衛星導彈技術的發展和潮水般的農民工、人口流動,使得閻錫山、張作霖、陳炯明、龍雲這樣的地方軍閥無法再生。中國不存在蘇聯那種四分五裂的危險。台海兩岸的和平統一,也將結束「分裂統一」的循環。
 
  《中國革命簡史》全書言簡意賅、條理分明。唐德剛十分重視人的性格、心理對歷史事件的影響,他對袁世凱復辟帝制、西安事變、毛澤東崛起原因的分析,使讀者在「政治複雜性」中看到政治現象中「簡單」的一面。唐德剛是一位傑出的散文大家,譯者從英文翻譯為中文時,保留了唐德剛的語言風格。唐德剛已於二○○九年去世。我在一九八八年在夏威夷召開的《民主與社會公正》研討會上認識了唐德剛,後來在美國多次見面,他的一張大硬木桌子,我用了整整二十年。最近從佛羅里達搬家到華盛頓郊區,因太重、太大,不得不送給了佛羅里達朋友。但唐德剛的思想和為人,永遠留在我心中。
 
寫於二○一四年七月十三日

—— 原载: 《争鸣》2014年第8期
本站刊登日期: Saturday, August 2, 2014
关键词: 唐德剛 中國革命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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