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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湃:從“彭菩薩”到“彭魔王”
作者:余杰

 


 

    列寧的法律沒有什麼詳細的,反動的就殺,他的工人農民,不用報告什麼工會、農會、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紳、地主、資本家殺卻。……准群眾自由殺人,殺人是暴動頂重要的工作,寧可殺錯,不要使其漏網,將豪紳地主剖腹割頭,無論任何反動分子,都毫不客氣的就地殺戮,直無絲毫的情感。

彭湃

 

    日本經過明治維新一躍成為亞洲第一強國,不僅擊敗清帝國,還戰勝歐洲強國俄羅斯,使得清末民初的中國青年將日本當作留學的第一目的地——日本費用便宜且生活便利。[1]一九一七年,在當時主政廣東的陳炯明的支持下,一個名為彭漢育的廣東年輕人東渡日本,尋求救國救民之良方。剛到日本,他就給自己改名為彭湃——這個名字註定了要在民國史中佔有血腥的一頁。[2]

    抵達東京後,彭湃寄宿於神田神保町十番地中華留日基督教青年會館,並在成城學校學習。成城學校是專為中國留日學生開設的預備教育學校,主要為補習日語,兼以其他各種課程的基礎訓練,學制為一年。許多中國留日的文科學生,都曾在此補習功課。[3]因為住在基督教青年會會館,彭湃初次接觸基督教,被基督的博愛精神所吸引,常常到教會參加禮拜。

    天資聰穎的彭湃經過一年預科學習,以優異的成績考上頂級名校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他告訴朋友:“我選定此類專業,為的是將來研究我國的政治經濟,與同道者一起,竭盡全力,秉志改革,方不負遠涉重洋,到此求學之初願。”[4] 同時期留日的周恩來也懷著同樣的豪情壯志賦詩一首:“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不過,周恩來沒有彭湃那麽走運,應考東京高等師範學校以及第一高等學校皆未錄取,只好回天津南開就讀。

    這一期間,中國、日本、亞洲乃至世界局勢丕變,新思潮風雲激蕩,彭湃自不能置身事外。他親歷了日本的“米騷亂”,深受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思想由基督教轉向無政府主義。後來,他讀到河上肇[5]翻譯的馬列著作,並親自登門拜訪這位日本社會主義思想的啟蒙者,當面向其求教。接著,彭湃與同學友李春濤等發起“赤心社”,其宗旨是以《共產黨宣言》為“母本”,以蘇俄革命為“先聲”,“赤心報國”。彭湃又加入堺利彥[6]在東京組織的“宇宙社”,它是好幾個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組成的國際性團體。由此,彭湃拋棄了他認為軟弱無力的基督信仰,蛻變成社會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7]

    一九二七年冬,下野的蔣介石訪問日本,與日本首相田中義一會面。田中解釋日本對華政策的核心是“反赤”,日本擔心共產思潮及組織從中國傳入日本,危及日本的穩定。其實,共產思潮的傳播,更多是逆向的——從日本傳入中國。很多中國人並非直接從蘇俄那裡得到共產思想,而是從作為“二傳手”的日本那裡得到的。彭湃留日期間思想的劇變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一九一八年五月十六日,段祺瑞政府與日本在北京簽訂《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共同對抗蘇俄。中國的左派留日青年群情激奮,在日本掀起抗議活動。在集會遊行中,彭湃被日本警察毆傷並被列入黑名單。

    一九一九年四月中旬,彭湃從中國駐日公使館一位同情學生運動的館員那裡探知,駐日公使章宗祥[8]將於當日下午從東京乘火車回國述職。彭湃大喜過望,約了一批同學,設法擠進火車站月臺,專候章氏上車時舉行示威抗議。當章宗祥經月臺上車時,大群學生憤怒高呼:“打倒賣國賊!”、“打倒章宗祥!”。學生們把一支支小白旗擲向章宗祥。站立在旁的彭湃兀地揮起一拳,直向章氏背上打去。[9]這是章宗祥第一次挨打。一個多月後,北京爆發五四運動,北京學生上演了“火燒趙家樓”的一幕。趙家樓是外長曹汝霖的官邸,在曹汝霖家被學生搗毀之際,倒楣的章宗祥正在此做客,躲避不及,被學生當作曹汝霖痛毆一頓。

    這也是文質彬彬的大少爺彭湃第一次打人。彭湃生長在鐘鳴鼎食之家,從來不知道暴力的滋味,按照他自己的說法:“我的家庭在海豐縣可以算做個大地主,每年收入約千余石租,共計被統轄的農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餘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少不上三十口,平均每一人有五十個農民做奴隸。”[10]這一次,打人的感覺如此奇妙:原本高高在上的駐日公使章宗祥在暴力之下戰栗如羔羊,作為一介學生的彭湃卻因為敢於毆打公使被眾人捧為英雄,暴力輕易改變了權力結構和社會地位。彭湃對暴力產生高度依戀和迷戀,在此後十年的生命歷程中,暴力成為其最高信仰。彭湃掀起的暴力和殺戮,讓其家鄉海陸豐地區成為人間地獄,他本人和他的家族也相繼成為殉葬品。

 

彭湃與陳炯明:從恩主到敵人

 

    如果陳炯明將廣東建設為模範省的理想成為現實,中華民國或許能複製美國模式,走上康莊大道。然而,陳炯明生不逢時,上有號稱“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不惜引狼入室也要武力統一中國、建立中央集權模式的孫文,下有在農村建立“蘇維埃”國中之國、以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翻天覆地的“廣東農民王”彭湃,他左支右絀,窮於應付,兵敗下野,遠走香港,鬱鬱而終,壯志未酬。

    陳炯明支持聯省自治,籌劃重組軍政府,團結西南,建立十二省聯省政府。在地方自治的實踐上,廣東在各省中走得最遠。[11]

    正是在此背景下,早年頗受陳炯明器重、並得到其獎學金資助留日的彭湃,學成歸來後被任命為為海豐教育局長。二十世紀前三十年,很多在外面(省城、沿海通商城市、首都以及東洋和西洋)學成歸來的青年人回鄉當教師,有的成為不適應的“多餘人”,在魯迅和葉聖陶筆下有很多這樣的人物;有的則像彭湃和毛澤東那樣,走向激進的農村革命之路。彭湃回憶説,一開始他“還是發著夢的想從教育入手去實現社會的革命,因召集全縣男女學生多屬有錢佬的兒女在縣城舉行‘五一’勞動節,這算是海豐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參加的絕無一個工人和農民,第一高等小學的學生高舉著‘赤化’二字的紅旗去遊街,實在是幼稚到了不得!”[12]海豐的紳士以為將實行共產共妻,屢屢向陳炯明提出將彭湃撤職。彭湃也對朝九晚五的公職感到不耐,覺得通過教育改變地方實在太慢,要搞立竿見影的農民運動,就負氣辭職了。

    愛才的陳炯明允許並支持彭湃從事溫和的農民運動,他本人早年在家鄉推動地方自治,以為彭湃從事的是類似的改革,他從這個年輕人身上看到二十年前自己的影子。[13]一開始,海陸豐農民協會只是年輕村民保護村莊免受外來攻擊的組織——一副完全正統的樣子。它也為村民提供醫療服務,幫助村民打官司,進行基本的掃盲工作。彭湃小心翼翼不去觸動村民膜拜的神靈,也不鼓勵性別平等觀念,以免造成貧苦農民分裂——貧苦農民最大的夢想是籌到足夠的錢娶個媳婦。[14]但彭湃越走越遠,不僅鼓動農民聯合起來拒絕繳納地租,還武裝農會的農民。

    海豐的地方官和駐軍聯手出擊農會,抓捕了多名農會領導。為了得到陳炯明的支持,彭湃以海豐農民代表之資格,趕到陳炯明的總部去見陳炯明——那時,陳炯明已被孫文請來的外省客軍擊敗,逃離省城廣州,退守惠州一帶。

    一見面,陳炯明就問:“你們弄出亂子呢!”

  彭湃回答説:“亂子不是我們弄的,是他們(指海豐縣長王作新、陳部駐海豐的師長鐘景棠)弄的,陳先生你知道海豐的風災水禍大到怎樣呢?農民苦到怎樣呢?”

  陳説:“大到怎樣,苦到怎樣,也是應當照舊例主佃來分割,斷不能任你們提出三成就三成,難道你是皇帝嗎?”

  彭湃説:“我們不是皇帝,相信你也不是皇帝,地主官廳也不是皇帝,為什麼滿清皇帝的舊例,陳先生都可以把它推翻了,而不是皇帝的分租舊例,我們不可以推翻呢?我們推翻凶年主佃分割的舊例是很有道理的,不是糊塗的!”[15]

    陳炯明被彭湃說服,發電報給海豐地方官,命令釋放被捕的農會成員。然而,當彭湃回到海豐時,地方官仍拒絕放人。彭湃發現,“陳炯明在這個時期已是衰落的時期,絕對不能指揮其部下,不過僅存總司令的名目。並且陳炯明對於解散農會是暗中有關係的,希望他釋放農民是做不到的”。[16]

    此後,在陳炯明與孫文相持期間,彭湃又與陳炯明有過幾次會面。陳炯明希望彭湃留下來,在其司令部當秘書。彭湃拒絕了,他發現陳東山再起的希望相當渺茫,而得到蘇俄金錢和武力支持的孫文政權似乎才是中國未來的希望。

    有一次,陳炯明在機要課室與彭湃等人談論革命,陳說:“中國最大的軍閥袁世凱,業已滅亡;其次是孫中山,哼!孫而不打倒,廣東無安寧日子;現在孫中山居然主張共產,與列寧同一錯誤。列寧是搶私為公,現在中國最適合的是基爾特的主張。”

  彭湃大膽反駁説:“在中國現在不要說甚麼主義,最要緊的是解放全國多數農工群眾的痛苦。如能在實際上主張工農的利益,為中國大多數民眾謀幸福,切實革命的,我們應認他是好的!”[17]兩人之分岐已然無法調和。

    在陳炯明與孫文最後一戰前夕,農會其他領導勸說彭湃再去陳的司令部,以獲得陳的諒解和支持。彭湃攜帶著行李到陳的總司令部。此時,街上警察軍隊大戒嚴,因陳要經過。彭湃等人到了總司令部,看見紳士、官僚、地主、資本家、買辦,“麵團團肚腫腫的一些怪物”,紛至沓來,為陳送行。彭湃看到此情形,“不知幾多火起,恨不能把他一概用機關槍掃光!”[18]

    由此,彭湃更以為同伴主張他到惠州的政策不對,是絕對無用的。此時,正好有勞工同志來,對彭說:“你去後,此間同志一個錢都沒有,飯尚無可食,怎樣活動呢?”這句話反倒更確定了彭的觀念,乃取電紙擬一電以告陳,說:“湃的母親病危在家,要即回家省親。”陳看了電後召彭見面說:“我是從海豐汕尾經過的,你可同我一路。”彭說:“我尚有舍弟的家眷要我帶回去的,所以我從陸路出發。”陳說:“也可以,你母親病好當去惠州。”彭說:“是的。”

    寥寥數語之後,彭湃與陳炯明從此分道揚鑣,“這時我脫離了陳,精神都輕快起來!”[19]

 

農民運動講習所:黃埔軍校的克星

 

    從菲律賓到危地馬拉,二十世紀的一大標誌就是規模巨大的農民起義與革命運動。沒有哪一場農民革命比中國規模更大,直到該世紀末,這場革命仍在被秘魯、墨西哥、斯里蘭卡、尼泊爾以及其他後來的革命者所模仿。[20]中國的現代化,無法繞過的環節是農村的現代化。但如何實現農村的現代化,則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激進的農民運動是方式之一。中國第一個農民運動的先驅,是遊走於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沈定一,接著是彭湃,再接著是毛澤東。沈定一被暗殺之後,彭湃崛起;彭湃被國民黨捕殺之後,毛澤東取而代之。

    彭湃投身農民運動,在海豐縣建立中國第一個農會,向農民宣講他們如何受剝削,如何翻身作主人。農民都認識彭家四少爺,以為他是吃飽飯沒事幹,拿他們尋開心。彭湃換上農民的裝束,到村口為農民表演魔術,以便吸引聽眾。他還掏錢分給農家的小孩,讓孩子回去叫父母出來聽他講話。慢慢地,他有了一些支持者。後來成為中共解放軍元帥的徐向前曾這樣描寫彭湃:“個頭不高,身著普通農民的衣服,腳穿草鞋,不論走到那裡,都能和群眾談心、交朋友,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像一家人似的。在農民家裡吃飯,飯碗上沾著雞屎,他毫不在乎,端起碗來就吃。這一點的確是難能可貴的,我很佩服他。”[21]

    當彭湃宣布與地主家族決裂,把自家的田契、鋪約拿出來當眾燒毀之後,更多佃農相信了他,並稱他為“彭菩薩”。農民們奔相走告,“如果我們的彭湃當了皇帝,我們就有好日子過了”。

    彭湃的所作所為,使他成為本家族的敵人。“有一天我剛從外邊回到家裡來,我的妹妹阻止我不好進去,說母親今日不知因何事哭了一場說要打死你。我初是以為我的妹妹是故意來騙我,跑進廳內果然我的母親在那邊哭,查問起來,因我們在《赤心週刊》做了一篇告農民的話,出版後放一本在我的家裡,我的七弟把它讀出聲來,適我的母親也在旁聽,七弟剛剛讀完了那篇文章,我母親的淚遂涔涔下而至放聲的哭起來說:‘祖宗無積德,就有敗家兒。想著祖父艱難困苦經營乃有今日,倘如此做法,豈不是要破家蕩產嗎?’”彭湃承認:“我家裡的人聽說我要做農民運動,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外,其餘男女老幼都是恨我刺骨,我的大哥差不多要殺我而甘心。此外同祖同村的人,都是一樣的厭惡我。我只有不理。”[22]

    然而,無論怎樣“假扮”農民,彭湃還是不能將自己完全“洗白”成真正的農民——因為他沒有耕種過一天。有一次,彭湃要代表農會去見陳炯明,要走很長的路。某農民打起足綁,攜著長柄紙雨傘,打一支馬燈,叫他上轎,他就怪道:“為什麼備轎呢?”此時,旁邊農友要來送行的就說:“你們不要理,請你坐就坐,我們希望你快些到。”彭說:“既然是這樣,我們當把一點錢交給轎夫的家裡。”某農友說:“通通都是農友,要錢把誰!將來你們回來,農會恢復,那裡你才把錢,我當和你接收!現在,你們已經無錢可用,不要說了!起行!”彭只好“很不快活的坐上轎去”。這轎本不是轎,因為這裡小鄉村是沒有轎的,昨晚他們把抬豬的竹扛綁成小轎,轎夫也不是轎夫而是農友,未曾抬過轎的。彭“一面坐一面不過意,多是坐一坐就跳下來跑一跑”。[23]此一細節說明,在農民眼中,彭湃仍是“坐轎子的人”,而不是他們的同類。

    農民運動之所以星火燎原地展開,是因為清末民初,農村社會趨於崩解。由於朝廷廢除科舉,城市化進程加快,農村原有的社會結構受到很大衝擊,鄉村士紳呈現惡質化趨勢,用美國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說法就是“內卷化”。[24]首先,很多優秀士紳進入城市成為新型知識分子,享受較為現代化的生活方式,割斷了與鄉村的聯繫。其次,很多沒有經過科舉、沒有受過儒家文化訓練的人和家族,逐漸佔有地方上的土地、資本、祠堂、武力(團局)、公產、宗教(包括秘密會社),他們既不受政府控制,也不受儒家道德和公益心之左右,憑藉各種社會力量,為所欲為。第三,因為派系成為地方菁英積累權力的重要憑藉,地方派系鬥爭迅速升高,地方士紳忙於內鬥,相對的便忽略了貧苦農民的生計。[25]隨著農村經濟日漸凋敝,社會矛盾也日漸突出。

    然而,在蔣介石的治國藍圖中,農村卻長期遭到故意的遺忘或忽略。在一九二三年訪問蘇聯時,蔣表示,他反對在農村實行階級鬥爭,他認為村民間與宗族內的情感紐帶緩和了地主與佃農的緊張關係。他顯示出一種“浪漫或懷鄉式的保守主義”。有一些國民黨人傾向於強有力的農業政策,督促政府向農民合作社注資,然而蔣介石並不想冒可能造成社會不穩定的危險——甚至提供外來信貸(這可以大大提高農業產量)也會威脅到鄉村菁英對信貸的壟斷。[26]

    與蔣介石相反,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則將農民運動當作中國革命的突破口。彭湃與陳炯明分道揚鑣之後,來到孫文控制的廣州尋找機會,為剛開始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效力。國民黨改組之後,成立農民部,廖仲愷出任部長,彭湃擔任秘書,實際處理部務。由於廖仲愷的信賴和支持,彭湃隨即在國民黨地區大刀闊斧地推進農民運動。[27]

    彭湃成立農民運動講習所,專門招收中學畢業或相等資格的青年學生(具有諷刺意味,他們與彭湃一樣,大都不是貧苦農民出身,而來自地主、富農或城市資產階級家庭),施以一至三個月的訓練,任命為特派員,或派回原籍,或送到其他地方去建立農民協會。[28]農民運動講習所前後五屆共訓練學生一千七百多人,堪稱農民運動的“黃埔軍校”。其教員包括彭湃、周恩來、瞿秋白和毛澤東等人。在這些學生的協助下,廣東一省到了一九二五年有三十二縣創設了農會,共擁有會員五十萬人。據共產黨人統計,在最多的時候,全國有九百多萬農會會員。縱使這個數字有所誇大,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間,一股農民組織的浪潮確實橫掃過中國南方大部分地區。[29]

    蔣介石失敗前沒有想到的,也是彭湃生前沒有看到的,是一個有悖於常識的事實:規模很小的農民運動講習所成為黃埔軍校的克星。共產黨與國民黨的生死之戰,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農民講習所與黃埔軍校的較量。黃埔軍校的學生兵是北伐的中堅力量,作為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由此牢牢掌握黨軍的軍權,進而把持政權和黨權,使南京政府存活了二十二年;共產黨對農民講習所的壟斷,使農民運動成為共產黨的“獨門絕活”,彭湃的繼承人毛澤東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先擊敗黨內馬列主義原教旨主義派別,繼而擊敗以為控制城市就擁有中國的蔣介石。

    留日的經歷以及二十年代出混跡上海的體驗,讓蔣介石脫離了中國是農業國的國情,將農村問題暫時放在一邊——他的家鄉浙江寧波是東南沿海最富裕的地區,跟來自貧瘠的湖南山區的毛澤東相比,他對農民的困苦較為無感。美國學者沙培德(Peter Zarrow)指出,國民黨是個雜合組織,它奔向權力依靠的是三駕馬車:革命動力、職業化軍隊以及稅收充足的現代經濟部門。在獲得權力之後,第一項被清除,第二項由於軍閥軍隊的滲入而被削弱,第三項受到軍隊的守舊性與財政需求的威脅。[30]一直到失去中國,蔣介石沒有找到重新駕馭這三駕馬車飛奔上路的秘訣。

    在共產黨這邊,作為農民講習所創始人的彭湃遭國民黨捕殺,為毛澤東留下了修煉成“農民運動魔法師”的舞臺。毛澤東比彭湃更加篤信“得農民者得天下”。彭湃的失敗和毛澤東的成功是必然的:彭湃從事農民運動的海陸豐地區,離廣州太近,地勢不夠崎嶇,無法為游擊隊提供隱蔽處,且處於西方勢力強大的沿海區域[31];而毛澤東的根據地處於湖南、江西的崇山峻嶺之間,山高皇帝遠,遠離國民黨的統治中心,蘇維埃模式可以深深紮根。

    可以設想,即便彭湃不死於蔣介石之手,也難逃中共黨內若干次政治風暴——彭湃的殘忍不下於毛澤東,但其權術手腕不是毛的對手。“瑜亮”不可能並存於世——在文革期間,當海陸豐地區的造反派對彭湃家族展開迫害和殺戮時,他們的托詞就是:彭氏後人企圖抬高彭湃、貶低毛澤東,那時,這是可以置人於死地的罪名。

 

讓每個人的衣衫都被鮮血染紅:用馬列主義包裹的張獻忠

 

    北伐初期,彭湃在廣東從事農民運動,任中共中央農民委員會委員。一九二七年三月,彭湃與陳延年、蘇兆徵等一起前往武漢,途徑長沙時,對長沙市總工會和湖南省農民協會發表演講。三月三十日,粵、湘、贛、鄂農民協會代表和河南武裝農民自衛隊代表在武昌舉行聯席會議,組織中華全國農民協會,並推定鄧演達為宣傳部長,毛澤東為組織部長,彭湃為秘書長。[32]可見,彭湃與毛澤東地位相當。

    四月底、五月初,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舉行,彭湃當選中央委員。這段時間,彭湃與毛澤東都住在武昌都府堤四十一號,兩人一定就農民運動的策略做了很多討論,彼此激盪,越發激進。[33]

    南京政府清黨、長沙發生馬日事變,中共遭受重挫。六月初,彭湃離開武漢秘密到南昌巡視工作,住黃家巷五十八號。六月五日,江西省主席朱德培宣佈“分共”。此時,彭湃參加了同僚方志敏和繆敏的婚禮,並即席題詞:“擁護中央政策,方繆雙方奮鬥到底;努力加緊下層工作,準備流血犧牲。”[34]

    武漢政府“分共”之後,彭湃於七月二十七日到達南昌,與周恩來、惲代英、李立三等組成南昌起義等前敵委員會。

    南昌起義挫敗後,彭湃隨軍南下廣東。在八月七日舉行的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上,彭湃缺席當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從而躋身中共最高層。八月十一日,中央臨時政治局決定成立中央南方局,彭湃為南方局委員之一。

    九月十二日,彭湃與周恩來一起率部隊首批進入上杭城。在上杭,前委會議再一次討論了土地革命政策問題。[35]或許,彭湃與當地的左傾的實力派人物傅柏翠有過會面,但兩人對土地革命的見解顯然南轅北轍。彭湃的鐵血政策是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主流:共產國際指示中共“極端嚴厲、絕無顧惜地殺盡豪紳反革命派”,中共中央隨即下達了《關於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要求“儘量殺戮土豪劣紳和反革命派”、“暴動殺盡豪紳反動的大地主”。

    九月中旬,海陸豐兩縣農民發動第二次武裝起義,起義軍進入潮汕,在汕頭成立東江工農自衛隊,以彭湃、楊石魂為正、副指揮。九月底,賀龍、葉挺、彭湃等率部在山湖、湯坑地區與國民黨軍隊激戰,失敗後,彭湃等撤退到陸豐,接著乘船前往香港。

    十月三十日,海陸豐兩縣農民發動第三次武裝起義。十一月初,彭湃回到老家領導暴動,擬定了由二十條殺戮令組成的“革命綱領”,其內容為:

 

    一,籍國民黨者殺。二,反土地革命者殺。三,曾任文武官員者殺。四,曾充民團警兵者殺。五,曾充反動政府機關差役伙夫者殺。六,一切地主土豪者殺。七,討租討債者殺。八,還租還債者殺。九,藏匿契據者殺。十,立妾蓄婢者殺。十一,不服徵兵者殺。十二,當堪輿命蔔者殺。十三,當巫婆媒婆者殺。十四,吸鴉片者殺。十五,慣作盜竊者殺。十六,盲目者殺。十七,瘋癲者殺。十八,殘廢者殺。十九,老朽不能操作者殺。二十,信仰一切宗教者殺。[36]

 

    十一月七日,農會按共產國際規定開大會慶祝蘇俄國慶。會場布置為一片紅色,懸馬克思、列寧像,“在開會前先槍決八九個反動派……在會場焚毀田契多達十餘擔”。彭湃在會上宣布,建立以莫斯科為“赤都”的蘇維埃政府,將城中心的孔廟更名為“小莫斯科紅宮”,東面廣場命名為“小紅場”,模仿蘇俄建立赤衛隊、先鋒隊和共青團等組織,頒布了海陸豐蘇維埃的《沒收土地案》和《殺盡反動派案》。

    十一月十八日,彭湃在海豐縣工農兵代表大會開幕式上發表演講:“共產黨……知道我工農群眾要能解放,除非把這私有制度打破是不行的,所以領導大家起來打倒反革命政府!打倒反對軍隊!殺盡土豪劣紳大地主!把一切契約燒掉!”[37]在次日所做的政治報告中,他更給民眾以美好的承諾:“從此以後,我們日日都是過新年,從此以後,我們若能堅決的殺土豪、劣紳、地租、資本家,把一切的反革命殺得清清楚楚,把一切田契租薄燒掉,明年便可分配土地,後年便可從外國買大機器來耕,大後年便可於各鄉村建設電燈,自來水,娛樂場,學校,圖書館……”[38]然而,這樣的承諾從未實現。

    中國的土匪歷來有“交投名狀”入夥的規矩,如《水滸傳》中説,“但凡好漢們入夥,須要納投名狀,是教你下山去殺得一個人,將頭獻納,他便無疑心”,彭湃也是如此,他向與會代表下達了具體的殺人指標:“各代表回去後,每人至少要殺十個反動派,每個代表必須要領導農人工人去殺多十個反動派,就是每代表負責去殺二十人,三百個代表共要殺六千人。但是還不夠,還剩多多,……必要殺!殺!殺!殺到汕尾港馬宮港多水都變成赤色,各兄弟的衫褲,都給反對派都血濺得通紅。”[39]彭湃暗中吩咐黨員幹部煽動農民殺人:“需要使之參加破壞和屠殺的行動,使他們不可能後退或開小差。誰不和我們站在一起就是反對我們。”被捲入農民運動者因參與了搶劫、放火和殺人而恐懼國民黨復辟,彭湃就順勢要求他們以更嚴厲的“紅色恐怖”來防止復辟。

    農會殺人並非一刀致命,而是公開殘酷虐死以震懾眾人。蘇維埃在群眾大會上公開處決指認的反革命,要求群眾參與屠殺,以鑒別誰是中立和有保留的。農會把砍下的人頭穿繩掛在講臺,讓人們習慣恐怖。農會還召開“人肉宴”,將拒絕吃受害者心肝者斥為“假兄弟”。經過一段時間的恐怖訓練,赤衛隊員們爭著執行殺人任務。彭湃和他的共產主義同志們就這樣成功煽動起階級仇恨,如此可怕的殺戮令連殺人魔王張獻忠都自愧不如。

    十一月二十一日,彭湃宣告成立海陸豐工農兵蘇維埃政府,為中國最早的蘇維埃地方政權。[40]中共廣東省委領導人張太雷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説:“湃兄去(海陸豐)後,幹得非常,沒收土地事,的確與中央決議相符,無可遺憾。”[41]十二月十一日,張太雷等發動廣州起義,建立廣州工農民主政府,彭湃被推選為人民土地委員。廣東省委致信東江特委,指示“準備大批海陸豐農民到各縣去,幫助並指導各縣的農民暴動”,“彭湃同志頂好到附近各縣去巡視一轉”。[42]

    彭湃奉命指揮農民武裝攻打海豐捷勝城、陸豐碣石城、普寧葵潭城、惠來縣城,每克一城必屠殺數千百姓,房屋完全焚燒。共產黨被當地百姓稱為“殺人黨”。到了該政權後期,“反革命”的定義已擴大為:凡是藏匿家族富有成員的財產,均是“反革命”,均有可能被處以死刑。[43]

    當人們被狂熱的信仰動員起來,有其他信仰的人便成為異類、淪為獵物。一九二七年聖誕節,有數目不詳的基督徒被農民武裝集體屠殺——彭湃早已忘卻在日本留學期間曾在教堂聆聽過美妙的聖歌。十二月二十七日,英國軍艦停泊汕尾港外,要求准其搭載在汕尾的英籍傳教士等三人離境前往香港。彭湃指示汕尾區委調查傳教士是否有破壞革命行為,查清後,不准其攜帶有關海豐情況等資料,准其即日離境。[44]

    《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第六章為《農民運動》,其中專門有一節名為《彭湃與海陸豐農民(一九二二—一九二八)》,如此描述當時的大屠殺:

 

    彭湃故意製造的恐怖主義(不可能有憐憫和饒恕的問題,因為那意味著對革命者的冷漠和殘忍)使人聯想到聖茹斯特冷冰冰的推理(彭湃説:“階級正義與受審判的人無關,這是內戰中的必要措施。”聖茹斯特在國民公會上説:“你們這裡不是給一個人(路易十六)定罪,而只是通過一項國家緊急措施。”),但這與農民恐怖主義的虐待狂式的歡慶、豐富和巧妙發揮無關。

    到兩星期過了以後,蘇維埃政府也無需給行刑者以報酬:赤衛隊員(大多是青年農民)非常樂於執行這種令人羡慕的光榮任務。對一個反革命來說,沒有受拷問就被殺死是一種恩典。比那些被砍下一肢,親眼看到被他人煮熟吃掉,然後被殺死的人是幸運的。有些人被大卸四塊,另一些人(例如捷勝地區的一個地方官)被關在一個板箱裡,被慢條斯理地鋸成一塊塊,而行刑者們還不時停下來喝茶休息,以延長其痛苦。折磨這些受害者的農民們感到是在報仇。[45]

 

    彭湃在海陸豐地區有著非常高的威望,事實上他已經成為獨裁者,擁有一切權力。除了中央的職位外,他在地方上的職務是十一月下旬成立的中共東江地區特委的書記。此時中共是第三共產國際的分支,但海陸豐的民眾不會知道蘇維埃政權背後如此複雜的關係,他們參加農會或赤衛隊只是為獲得眼前的利益。

    彭湃領導的廣東農民運動讓莫斯科感到滿意。蘇共領導人布哈林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蘇共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向蘇共中央委員們宣布:“中國廣東省有五個縣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在那裡真正發動了消滅地主的鬥爭,有三、四百個地主被砍了腦袋,在有幾百萬居民的地區內,地主已被肉體消滅。”這裡,布哈林顯然不清楚廣東農運真實的殺人數字——海陸豐蘇維埃政權在農民運動中屠殺了近兩萬人,紅色恐怖使超過五萬居民逃到香港、汕頭和廣州。這時,農民們才知道,彭湃不是“彭菩薩”,而是“彭魔王”。[46]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九日,海陸豐蘇維埃政權被國民黨軍隊擊潰,它只維持了三個月。

 

斷頭臺一旦立起來,誰也無法讓它停下

 

    一九二八年七月,彭湃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同年底又兼任中共中央農委書記兼江蘇省軍委書記。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由於軍委秘書白鑫被捕叛變,彭湃、楊殷、顏昌頤、邢士貞、張際春等五名中共高幹在上海公共租界新閘路經遠里白鑫家中舉行江蘇省軍委會議時被捕。租界當局立即將其移交國民黨當局。周恩來隨即派遣特科殺手將白鑫暗殺,並策畫在彭湃被轉移過程中將其劫走,卻因槍支出現問題而失敗。[47]

    在獄中,彭湃連遭毒刑,腿部骨折,幾次昏厥,仍拒不招供。八月三十日,蔣介石親自下令將其處決。[48]令彭湃失望的是,刑場上圍觀的農民中,除了有人高喊“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這句連阿Q都會喊的“好漢絕句”外,其他人十分冷漠,甚至看得津津有味——畢竟不是每天都可以看到處決人犯的場景,並用饅頭蘸人血饅頭吃。彭湃心中十分痛苦,唸絕命詩一首:“急雨過江東,狂風入大海。生死總為君,可憐君不解。”

    彭湃死了,死而不足以贖其罪,但他家族的慘劇才剛剛開始。

    一九二八年,彭湃被槍決前一年,其結髮妻蔡素屏剛生下三兒子彭洪之後兩個月,在海豐縣城與五歲的大兒子彭絳人一起被國民黨軍隊抓獲,被用鐵絲穿過雙乳,押赴形成,公開處決。彭絳人被救出獄後,被上海大同幼稚園收養。一九三二年,九歲的彭絳人流落街頭,貧病交加而死。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三年間,彭湃有多名家人被國民黨捕殺,其中六人被中華人民共和國追認為“革命烈士”:彭湃、彭漢垣(胞兄)、彭述(胞弟)、蔡素屏(結髮妻)、許冰(彭湃之“革命伴侶”)、彭陸(侄、彭漢垣之子)。

    更慘烈的情節還在後面。彭湃建立海陸豐蘇維埃、殺人無數的一九二七年之後四十年,他所遺留的仇恨仍未消散。當年被害者的後代借文革“全國內戰”展開復仇行動: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五千多人攜帶槍枝進入海城鎮,對彭湃的親屬、戰友及家屬展開復仇和長達半個月的圍剿。一百多人被槍殺,八百多人被打成殘廢或重傷,三千多人被打傷。[49]

    八月二十九日,彭湃的侄兒彭科逃到郊外將軍帽山。一個洪姓男子得知其是彭湃的侄兒,大聲喊道:“我要報仇!”舉起篾刀,刀起頭落,將其頭顱砍下,掛在城東門的電線杆上示眾三日。彭湃的堂弟彭勁、彭湃的堂侄彭株等彭家親屬也相繼遇難。[50]當年,彭湃認為他有權殺一切他認為反動的人,被害者後人殺他的親屬既符合彭湃的邏輯,也符合共產革命的邏輯。

    彭湃九十六歲的老母也未能逃離這場風暴,她被辱駡為“地主婆”、“慈禧太后”,日夜挨批鬥。周恩來聞訊之後,派人將彭母從監獄中接走保護起來。最慘的是彭湃的三兒子彭洪。[51]文革爆發後,彭洪成為眾矢之的。一九六八年七月中旬的一個晚上,兩名造反派將彭洪從家中帶走,送到廣州警備區司令部關押,又被轉移到海豐接受批鬥。彭洪被打得遍體鱗傷,緊綁在一輛汽車上,頭戴用鐵條、鐵絲做的幾十斤重的大高帽,全身塗上黑油墨,在烈日下游鬥。數日之後,彭洪在批鬥中慘死,被砍去頭顱。

    文革結束,廣東省平反“冤假錯案”,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習仲勳將報復彭湃後人事件定性為“是林彪、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一次反革命事件”。[52]這種說法是自欺欺人。

    彭家的家人不敢要求政府嚴懲兇手。彭湃的孫女、彭洪的女兒彭伊娜説:“當時國家百廢待興,我們家人一致認為,要向前看。彭家冤案是‘文革’特定歷史時期出現的問題,不是個人的問題,不應怨怨相報,否則永無了結。但是,黨、國家、民族不可以忘卻這段歷史;我們所有經歷過‘文革’的人們,都應該自省和反思。”[53]這段話說得滴水不漏,似乎胸襟開闊。她偏偏不願或不敢反省祖父以革命為名進行的大屠殺。

    如今,中共將“紅宮”屠宰場辟為革命紀念館、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廣東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在紀念館樹立彭湃的巨型雕像,按照當年海豐縣工農兵代表大會場景排列蘇維埃代表們的坐椅,陳列彭湃和農民運動骨幹們用過的大刀、長矛、槍炮,組織青年學生到此接受革命教育。[54]邪惡的種子,必生長出惡之花——只要中國青年一代仍被灌狼奶,中國就不可能告別彭湃式的大屠殺以及文革式的浩劫。



[1] 清末即有輿論主張中國放下老大帝國的架子向日本學習。如《上海新報》在一八七一年指出,“日本人學習西國諸法後於華人,而華人所學究不若日本人”。《西國近事匯編》指出,中國與日本皆仿泰西,中國“惜未深得其奧妙”,日本則“盡除其舊,泱泱乎霸國之風也”。駐日本外交官、詩人黃遵憲著有《日本國志》,主張中國向日本學習,派遣留學生到日本。

[2] 郭德宏編:《彭湃年譜》(彭湃研究叢書第一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7年版。

[3] 陆精治:《回忆彭湃在日本留学的日子》,見《回忆彭湃》,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 陆精治:《回忆彭湃在日本留学的日子》。

[5] 河上肇(一八七九—一九四六):日本經濟學家、作家、社會活動家。曾被檢舉參加日本共產黨而入獄。翻譯了馬克思的《資本論》,著有小說《貧乏物語》、《第二貧乏物語》及《自敘傳》。其著作和譯作啟發了許多日本及其殖民地青年和中國留日青年,如彭湃、李大釗、郭沫若、李登輝等。

[6] 堺利彥(一八七一—一九三三):日本社會主義者、作家、翻譯家。一九零六年,日本社會黨成立,擔任評議員。一九二二年,加入日本共產黨,旋即脫離該黨,加入勞農派。此後,建立無產黨。翻譯了眾多西方文獻,介紹歐美社會主義思想以及俄國革命,是將西洋烏托邦文學介紹到日本的第一人。

[7] 陆精治:《回忆彭湃在日本留学的日子》。

[8] 章宗祥(一八七九——一九六二):浙江人,早年留日,入東京帝國大學、明治大學學習法律。清末任憲政編査館編制局副局長,翻譯日本刑法。入民國,任法制局局長,並接替陸宗輿任駐日公使。北京政府垮臺後,寓居青島。

[9] 陆精治:《回忆彭湃在日本留学的日子》。

[10] 彭湃:《海豐農民運動》。文於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間陸續寫成,最早以《海豐農民運動報告》為題,刊登於一九二六年第一至五期的《中國農民》雜誌。同年九月,編入《農民運動叢刊》第十九種,初次印出單行本。十月,廣東省農民協會將其更名為《海豐農民運動》,作為“廣東省農民協會叢書之一種”出版,周恩來題寫書名,陳延年校訂,定位為學習農民運動經驗的重要課本。一九二七年一月,國民黨湖南省黨部農民部翻印此書。三月,毛澤東在武漢主持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時又翻印此書作為教材。

[11] 陳炯明先後頒布了「暫行縣自治條例」、「暫行縣長選舉條例」和「暫行縣議會議員選舉條例」。條例規定,縣級政府具有地方部分事務的決策權,縣議會議員有限期,議員本身只是人民的代表,沒有薪酬只有少許公務費用報銷。縣民直接選舉三名縣長候選人,再由省長擇一委任,這是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的結合,可避免地方惡勢力干擾選舉。舞弊違法問題則交由省法院處理,司法獨立於軍政之外。段雲章、沈曉敏、倪俊敏編:《歷有爭議的陳炯明》,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頁34-38。

[13] 早年,陳炯明入讀廣東法政學堂,畢業後回鄉倡辦海豐地方自治會、戒菸(鴉片)局,又籌辦《陸安自治報》。一九零九年,陳氏當選廣東咨議局議員,積極推動各種改革社會與保障人權的議案。參閱陳炯明:《陳炯明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14] 沙培德(Peter Zarrow):《戰爭與革命交織的近代中國(一八九五—一九四九)》,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頁258-259。

[15] 彭湃:《海豐農民運動》。

[16] 彭湃:《海豐農民運動》。

[17] 彭湃:《海豐農民運動》。

[18] 彭湃:《海豐農民運動》。

[19] 彭湃:《海豐農民運動》。

[20] 沙培德:《戰爭與革命交織的近代中國(一八九五—一九四九)》,頁271。

[21] 徐向前提供的這個細節,是為了說明彭湃這個留學日本的高級知識分子與富家子弟,如何放下身段,與農民打成一片;卻從另一個角度呈現了中國農村的衰敗和崩塌:中國農村和農民的極度貧困化,以及農民自身的愚昧與懶惰——貧窮的人,若尚存自尊,也要保持清潔,與清潔對應的是勤勞,而不是富有。在日本及一些伊斯蘭國家,民眾貧窮但保持潔淨的生活方式,與中國農民“破罐子破摔”式的骯髒形成鮮明對比。

[22] 彭湃:《海豐農民運動》。

[23] 彭湃:《海豐農民運動》。

[24] 根據杜贊奇的說法,國家的內卷化是二十世紀中國國家政權擴張與現代化的過程中出現的一種現象,其具體表現即正式與非正式的機構同步增長。正式的國家政權透過非正式的機構推行自己的政策,卻無法控制這些機構。在農村中則可以發現,國家政權的深入,加深了農村領袖與群眾間的分裂。這些農村領袖原來多是舊式鄉紳,他們面對來自國家和群眾兩面的壓力,有的選擇投靠依賴國家的暴力來駕馭群眾,有的則選擇讓位,給予不肖之徒乘虛而入之機,此即農村領袖的「痞化」。

[25]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台北:聯經出版,2001年,頁204-205。

[27]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頁203。

[28]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頁204。

[29] 沙培德:《戰爭與革命交織的近代中國(一八九五—一九四九)》,頁260。

[30] 沙培德:《戰爭與革命交織的近代中國(一八九五—一九四九)》,頁286。

[31] 沙培德:《戰爭與革命交織的近代中國(一八九五—一九四九)》,頁277。

[32] 《彭湃大事年表》,見《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頁393。

[33] 《彭湃大事年表》,見《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頁393-394。

[34] 《彭湃大事年表》,見《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頁394-395。

[35] 《彭湃大事年表》,見《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頁396。

[36] 最有諷刺意味的是,彭湃親手擬定“立妾蓄婢者殺”之條款,他自己卻擁有兩個妻子:在結髮夫人蔡素屏之外,還有一位學生出身的“革命伴侶”許冰。一九二六年冬,彭湃不顧當時的道德標凖,堅持髮妻和“革命伴侶”同住。

[38] 彭湃:《在海豐縣工農兵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見《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頁307。

[39] 彭湃:《在海豐縣工農兵代表大會閉幕式上的演說》,見《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頁310。

[40] 梁尚賢、郭德宏:《海陸豐革命根據地的特點、歷史地位及經驗教訓》,見葉佐能編:《彭湃研究論集》(彭湃研究叢書第四卷),北京: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2007年版,頁604–616。

[41] 《彭湃大事年表》,見《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頁397。

[42] 《彭湃大事年表》,見《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頁398。

[43] 彭湃指揮的屠殺,不僅僅以貧富階級的標準。當地居民此前數百年即存在固有的地方主義、族群主義的矛盾(彭湃本人是不會説客家話的客家人),互相仇視情緒在此刻爆發,轉而宗族之間、地區之間蔓延開來。

[44] 《彭湃大事年表》,見《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頁399。

[45] 費正清、費維愷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頁355-356。

[46] 費正清認為,海陸豐地區貧富差距、地貌與民風與中國其他地方差異不大,之所以爆發有現代特徵的農民暴動,彭湃一九二二年從日本回國以後的行動是決定性的因素,甚至可以比擬一九一七年初列寧藏匿在一節密閉的火車車廂裡從瑞士回國。見費正清、費維愷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頁566。

[47] 黃慕蘭:《黃慕蘭自傳》,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4年版,頁96-101。

[48] 郭德宏編:《彭湃年譜》(彭湃研究叢書第一卷)。

[49] 黄穗生:《彭湃洗冤录:文革期间数千人屠杀彭家后人》,《南方都市报》,2008年5月6日。

[50] 黄穗生:《彭湃洗冤录:文革期间数千人屠杀彭家后人》,《南方都市报》,2008年5月6日。

[51] 彭洪自小父母雙亡,鄉親彭承訓冒著殺頭的危險,將他隱性埋名哺育成人。十五歲時,彭洪成為海豐中學地下黨黨員。中共建政後,彭洪出任海豐縣第一副書記兼縣長。不久,廣東掀起“反對地方主義”運動,彭洪受到批判,被免去一切職務,下放水庫勞動。因為彭家在海豐當地民怨太深,一九六四年,彭洪被調往廣州,擔任華南農學院黨委委員、水稻生態研究所副主任兼黨支部書記。

[52] 編委會:《習仲勛主政廣東》,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

[53] 黄穗生:《彭湃洗冤录:文革期间数千人屠杀彭家后人》,《南方都市报》,2008年5月6日。

[5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汪洋任廣東省委書記期間,特別批示將中國第一個蘇維埃誕生地海豐紅宮廣場納入“全國紅色旅遊經典景區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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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Thursday, January 3, 2019
关键词: 彭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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