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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中国“国家形象”问题
作者:夏明
中国政府已举国动员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十一国庆”那一天,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红旗如潮;军队从武库里拉出最新的装备展示在在世人面前;士兵踏着开步在长安街上行走。中共党政要员集聚在天安门城楼上,享受权力的高峰体验。他们想要追求的是“一个崛起在世界舞台上繁荣的大国闪亮登场”的戏剧效果。为此,国家的宣传机器已经运转到白热化的程度,竭力塑造出“国家强大、共产党英明、人民幸福”的“精彩亮丽”的“国家形象”。

在这样一个“举国上下欢快的日子里,”世人都应有点成人之美的恻隐之心;此时谈论中国的任何问题都会不合时宜,并只会招来“反华分子成心捣乱”、“国际反动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大帽子。只是,六十周年的国庆本意一是庆祝“解放”,二是庆祝“人民共和”;想到许多的异议人士、上访冤民、少数民族人士和无辜的中外人士为此要被“监控”甚至逐出京城;众多的作家、艺术家和新闻记者,众多的网站和网民都要被“和谐”;甚至几十万的京城鸽子也必须关进囚笼;我想许多人都很难会找到“解放”的感觉,也难有“人民共和”的心境。我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下,想在“国庆”之际谈谈中国的“国家形象问题”,而我的重点是在“问题” 上。

其实国家形象问题很简单:看国家形象就像看女人,美与不美一眼便知。比如,身着旗袍的张曼玉或身着长裙的梦露,无论用东方标准还是西方标准都会被公认为美。但我们碰到一个问题:审美是否有相对性。用土话来说就是,“罗卜青菜、各有所爱”;用洋话来说就是,“Beauty is in the eyes of beholder(美女存在看观者眼中)。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审美对象经常会拥有美丽以外的东西(比如权力和利益)来影响或甚至强迫审美主体来称赞审美对象。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叫它为“邹忌的困境”。在我们耳能详熟的《邹忌讽齐王纳谏》一文中,邹忌尽管“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 但自以为不如城北徐公美。他“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然而复问其妻、其妾和其客,皆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邹忌暮寝而思,豁然开朗:“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他并由此想到自己的国家:“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最高领导蒙蔽甚深。私利、畏惧和好处让红墙内的“私王”,王城根下的“畏王”,四海之内的“有求于王”;如果为政者没有邹忌的清醒而沾沾自喜于“其妻、其妾和其客”打照出的“高大全”形象,那倒真是还不如历史的反祖现象所能达到的智力水平了。

恐怕是因为中国的领导人已习惯复问自己的“妻妾食客”来定位自己的形象,所以他们时常会对“洋鬼子们”的大惊小怪而莫名惊诧。比如,中共看好的下一代接班人习近平今年年初到了墨西哥就有了烦恼,他发现,“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中国)说三道四。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 所以,本文不是从《人民日报》的“中国形象”专栏去窥视中国国家形象。我是要从国际上流行的几组统计数据来量中国国家形象的“三围”,一是要教中国的“国家形象设计师”认准“关键指数”,做到有的放矢、事半功倍;二是要为中共领导解释“习近平烦恼”的国际根源;三是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大庆之际,自比邹忌纳谏,若中国未来能美体瘦身,亭亭玉立于世界,也算一位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惜活到26岁我离开中国时都从未行使过公民投票权)对祖国(记着:中国不等同于PRC)的一点回报吧。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数据

对一个国家的第一印象来自该国的经济。在谷歌(Google.com)搜寻系统(首先说明我是在美国纽约做研究,搜寻系统不存在“绿坝”、“和谐”诸如此类的问题)打入“人均国民收入”(GDP per capita),首先出现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收集的《世界事实手册》(The World Factbook www.cia.gov/library)。在收录的228个国家和地区中(香港、澳门和台湾单列),根据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以列支敦士登(人均$118,000)为首的几个欧洲小国和石油富国荣登榜首;新加坡排在第九位($51,500, 美国第十位($46,900)。香港($43,700)排在第十四位,台湾($31,100)第42位,澳门($30,000)第44位。中国($6,000)排在第133,与阿尔巴尼亚并列。俄国排在第73位,墨西哥第81位,伊朗第87位,巴西第102位,古巴第108位。而世界的平均水平是$10,400。紧排在中国前的国家有:阿尔及利亚($6,900,乌克兰($7,400,牙买加($7,500),厄瓜多尔($7,500)和突尼斯($7,900;而紧排在中国后面的有埃及($5,400)、危地马拉($5,300)、吉布提($5,300)和不丹($5,200)。记得在少年时曾听到过马季(也许是姜昆,原谅我的记忆)的相声:“站在西地洼,望着亚非拉;东有尼加拉瓜,西有危地马拉。”基本上这也就是中国人在人均国民收入上的国际处境了。

联合国社会发展统计

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对联合国的统计一方面会提供较多和较全面的合作,另一方面也可以施加较多的影响,对中国官方而言,数据应该较为客观可信。在联合国公布的《人类发展报告2003年版》中,根据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建立在三项指标上的综合指数:寿命、知识教育和生活标准),中国在175个有数据的国家中名列第104位,属于低中水平。与中国为伍的国家包括在前的斯里兰卡、亚美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佛得角(第100-103位)和殿后的萨尔瓦多、伊朗、阿尔及利亚、莫尔多瓦和越南(第105-109位)。根据《人类发展报告2007-08年版》,中国的位次提高到第81位(共有177个国家的统计数字);从1975年到19801985199019952000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从0.530,升到0.5590.5950.6340.6910.7320.777;可以说,中国获得了可喜的进步,进入中等水平。与中国为邻的国家前有哥伦比亚、乌克兰、萨摩亚、泰国、多米尼加和伯利兹(7580位)、后有格林纳达、亚美尼亚、土耳其、苏里南和约旦(第8286位)。我们熟悉的国家日本排在第八位,美国排在第12位,新加坡和韩国分别排在第2526位,古巴和墨西哥排在第5152位。俄罗斯排在第67位,巴西70位,委内瑞拉第74位。但根据国际收入贫困线,在2007-08年,中国仍有9.9%的人口生活在每天一美元以下,34.9%的人口在每天两美元以下。值得注意的是,10%的最穷困人口只获得全国收入的1.6%20%的人口只获得全国收入的4.3%;而富裕的20%的人口占有国民收入的51.9%,最富的10%的人口占有全国收入的34.9%。换言之,富有的20%收入要比贫穷的20%多出12倍,最富的10%比最穷的10%收入要高20多倍。中国的基尼系数是46.9。与自由放任的美国(更不要说欧洲的福利国家了)相比,富有的20%比贫困的20%要多出八倍,最富的10%比最穷的10%要多出15倍;美国的基尼系数是40.8。中国更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

世界银行的治理指数

世界银行下面有一个“治理重要性(Governance Matters):世界治理指数”研究项目(http://info.worldbank.org/governance/wgi/index.asp),根据以下六个方面的指标来量化跟踪分析世界各国的治理质量:“言论和责任”(Voice and Accountability,主要讲人民有没有发言权,政府有没有政治责任)、政治稳定、政府效能、管制质量、法治和腐败控制。在附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从1996年到2008年中国治理指数的国际评估和变化。表中有两项指标:一是治理指数从最低的-2.5到最高的+2.5,分数越高越好;另一是指数得分的百分位数,也就是说在一百个国家里面,中国治理指数的百分位数。如果中国的百分位数是5.7,也就意味着有94.3%的国家在中国之上。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各项指标中,中国在政府效能上得分最好,依次是管制质量和法治。尽管中国政府奉行“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政治稳定的得分也只是在中下水平。当然中国政府最不愿接受的还是它在言论和责任上的得分:百分位数最低分4.8到最高分12.5;换言之,在百分之中,中国拿到了十分甚至更低。让人更为忧虑的是,所有的得分近年来都有下滑的趋势,尤其在腐败控制和政治稳定上都出现了明显的问题。

政体指数(Polity IV

1970年代起,美国政治社会学家特德-格尔(Ted Robert Gurr)创立了“政体研究项目”,今天此项目已演变为“政体第四研究项目:1800-2008世界政体特征与转型”(Polity IV Project(http://www.systemicpeace.org/polity/polity4.htm),由乔治-梅森大学和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两位政治学教授主持。该项目已经涵盖163个国家。它把所有政体量化在-10分(世袭君主制)到+10分(稳固民主制)的21个格度上,根据行政权力的招募、对权力的限制、政治竞争和权威体系的制度化特征将它们分为“专制政体”(Autocracy -10-5),“虚民主”(Anocracy,或叫“不自由民主”,-5+5)和“民主政体”(+5+10)。从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在1990年后随着苏东共产党政权的垮台,民主制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超过专制政体,成为人类的主要治理模式。

政体指数对中国的政权从1946年到2008年也有勾画(见图)。在图中,红线实线表示内战动荡分裂时期(“派系冲突期”),黑的虚线表示大的过度转变期,绿的实线表示中国的政权指数。总的说来,从美国政治学家的世界比较研究角度,60年来中国的政权指数从建国时的-8分一直走到文革跌到-9分,近三十年保持在-7分没有任何变化。在世界民主化潮流的两波中(二战后的二十年和七十年代后的二十多年),中国专制政体“我自岿然不动”,也算六十年来的中国奇迹了。

 

自由之家的自由指数(Freedom Index

如果说政体指数用“程序性民主”(Procedural Democracy)从制度过程来勾勒民主,那纽约的自由之家则更多从“实体性民主”(Substantive Democracy)来分类比较全球的政治体系。它的自由指数不仅考量一国是否有民主选举,也考量该国民众是否享有政治和社会权利。在政治权利(PRpolitical rights)的指标体系里,它有十个问题,得分从04分,主要涉及该国领导是否有选举产生、选举是否公平竞争、是否有贿选、政府是否公开、负责和透明、人民是否有集会权、是否反对党可以存在、少数民族是否享有自治。各国得分从17分,低分为好,高分为差。在公民权利(CLcivil liberties)指标体系里涉及十五个问题,比如,媒体是否自由独立、宗教组织是否享有自由、司法是否独立、法律面前是否人人平等、是否可以自由组织工会、机会是否平等、公民是否可以拥有私有财产等。根据与前面同样的原则,给予1-7的评分。从1972年到现在,自由之家给全球192个国家给予评分,来监测全球的自由状况。下面是中国的得分情况(见表)。

 

 

从表中可看出,纵向来说,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来一直没有走出“不自由”状态。“政治权利”保持最低分,在八十年代中国政治的“小阳春”年代略有进步,得6分;“89天安门镇压”后回复到7,而且从此纹丝不动。“公民权利”由于市场化的推进有在八十年代有一点点进步;九十年代又反复,到新世纪略有改善。横向来看,2009年共有42个国家列为“不自由”,中国是一个。与中国一类的国家(得PF:7CL:6分)有:白俄罗斯、乍得、古巴、老挝、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津巴布韦。比中国还要糟糕的国家(得7-7分)有:缅甸、赤道几内亚、利比亚、北朝鲜、索马里、苏丹、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透明国际腐败指数

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非政府国际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成立于1993年,致力于推动政府的廉洁和透明,每年它都发布全球腐败指数。CPI(清廉指数)采用10分制,10分为最高分,表示最廉洁;0分表示最腐败;8.010.0之间表示比较廉洁;5.08.0之间为轻微腐败;2.55.0之间腐败比较严重;02.5之间则为极端腐败。在2009年的年度报告中有180个国家和地区得到评估(www.transparency.org)。根据十一个独立机构的十三种报告和资料信息,邀请各国的专家和商界人士提供评估,然后透明国际的研究人员对各国从最廉洁到最腐败排名,在2008年的腐败指数排行榜丹麦名列榜首,新加坡名列第四,新西兰和其他北欧国家进入前十名。香港排在第十二位,日本和美国并列十八。中国和保加利亚、马其顿、墨西哥、秘鲁、苏里南、斯威士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并排在第72位。

 

从过去十四年中国腐败指数来看,无论党和政府提出了何种反腐措施,中国始终未能

走出“腐败比较严重”国家行列。过去的几年腐败度还有反反复复,警示中国腐败时刻有反弹恶化的危险。中国要进入清廉国家之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过去十几年的长期徘徊又说明光靠短期政策、没有制度突破,中国在反腐和廉政建设上要有质变的可能性很小。

失败国家指数

设在华盛顿的和平基金会和《外交政策》季刊从2005年后开始发布失败国家指数(Failed States Index)。所谓失败国家是指自然灾害频繁、紧急危机不断、政府瘫痪崩溃、法律和秩序被破坏、无力捍卫国家领土独立的国度。今天的典型例子有索马里、刚果、阿富汗、海地和赤道几内亚等国家。根据12项指标,给予0-10分的评分,总分可到120分;分数越高,国家失败度就越高。90分以上是红色警告类,60-89分是橙色预警类,30-59分是黄色温和类,三十分以下的绿色是具有可持续性发展的平安类。

 

 

中国的情况一直在分是橙色预警类(见表:失败国家指数:中国,2005-2009)。2009年中国得分84.6,是有失败国家指数以来中国得过的最高分,在2005-062008-09两次跳跃后,中国正在滑向红色警告线。经济、人权、人口迁徙、国家安全公安部门都出现了恶化的趋势。如果知道排在中国前面的五个国家依次是:阿塞拜疆、安哥拉、摩尔达瓦、菲律宾、科摩罗;在后的五个国家依次是:以色列西岸、土库曼斯坦、赞比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印度尼西亚,我们对中国的处境也就有个国际比较了。总之,中国还不是一个失败国家,但近来的发展不容乐观。在过去五年中国闯入红色警戒线的可能性是在增加,而不是在降低。

世界十大专制者评比

最让我吃惊的是,我的学生在我的比较政治的课堂讨论上,突发奇想,用Blackberry手机搜索到“世界十大专制者”名单(http://www.parade.com/dictators/2008/)。而且这个由纽约的《Parade》杂志进行的评比在美国大学生中还非常有名。该杂志创刊于1941年,主要是报道知名人物的周刊,集新闻、娱乐、信息和休闲于一体,470家报纸帮助随报每周发行,发行量现有三千三百万份,读者达七千二百多万(53%女性,47%男性)。下面是它评选出的2008年世界“最坏的十大专制者”及其当选理由:

 

  1. 金正日,北韩,掌管世界上最残酷的政权;
  2. 奥马尔-巴希尔,苏丹,达富尔地区继续保持成为暴力的温床;
  3. 丹瑞,缅甸,命令士兵向游行抗议人群开枪;
  4. 阿卜杜拉国王,沙特阿拉伯,压迫妇女第一人;
  5. 胡锦涛,中国,控制所有媒体和打压宗教;
  6. 穆加贝,津巴布韦,失业率奇高,食品供应奇少;
  7. 萨伊德-哈梅内伊,伊朗,国家官员在公共场合执行绞刑;
  8. 穆萨拉夫,巴基斯坦,终止实行国家宪法;
  9. 卡里莫夫,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对公民施予酷刑;
  10. 阿费沃尔基,厄立特里亚,国家没有选举、没有宪法。

值得指出的是,在2005年上任仅三年,胡锦涛就荣幸地当选该年度“世界十大专制者”的第五名,翌年换到第六位次。在2009年的名单中,穆加贝跳至第一位,把胡锦涛往后挪了一位。不过我估计,在今年的“十一”游行后,胡锦涛的位次在明年的评选有望更进一步。

通过上面西方国家最流行的八套数据体系,到底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呢?或者说,国际人士、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呢?这就是国际社会给中国的素描: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有大量的贫困人口,人均收入属低下水平,腐败现象还很严重,国家治理体系还很脆弱,民主建设尚未见端倪,国家的稳定和秩序都有走向恶化的征兆,国家领导人还未摆脱世界最坏的专制者形象。

现在我们应该明白西方民众是如何看中国的了,也应该明白他们的“偏见和恶意”从何而来了。可惜,中国官方御用的形象设计师们从未看到这一点,而是去花大钱或在海外侨团中做工作,或在海外打造孔子学院,或在海外收购和扩展中文媒体宣传。他们没法理解一个根本的道理:国际舆论已经形成了一套评价中国的实力和勾勒中国的形象的成熟和复杂体系。要想在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一个让世人尊重、倾慕、赞扬和爱戴的国家,就必须赢得全球国际舆论,全球公民的“心和脑”。美国作为世界最富的国家,也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小布什政府下也搞得满面灰层,就是因为违背了这个道理。

那中国政府在“十一”的北京摆出了“和谐家园”、“锦绣中华”、“同一个世界”、“依法治国”、“民主政治”等方阵,是否国际社会会认同“风景独好的神州” 这一评价呢?我想从民主的价值体系观之,胡锦涛在游行阅兵典礼上的“三个万岁”(“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正好完整地点明了任何集权运动和专制政权都有的“三位一体”:国家、党和民众。当几十万民众抬着领袖(包括现今在世的和当政的)的画像、高唱着 “国家”的歌曲、向他们的领袖致敬时,这些仪式正好提供了弗洛伊德所说的“认同机制”(Identification mechanism)来“把力比多(libido,被压抑的性冲动)转化成为领袖与追随者、以及追随者们相互之间的纽带关系。”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Adorno)在《弗洛伊德理论和法西斯宣传模式》一文中写道的:

法西斯分子,甚至到那些小的蛊惑人心者,不停地强调各种程式化的仪式和各种等级差别。在高度理性化和量化的工业化社会中,社会设置越来越不强调等级结构了;而法西斯分子为了心理-控制手段等原因反而构建更多的且没有存在理由的等级体系,并将它们严格地强加于人。需要补充的是,这不仅仅只是涉及力比多的根源。因此,各种等级体系是完全与被虐待的性变态性格产生的愿望相吻合的。希特勒著名的公式-“对上负责、对下用权”-非常完美地将这一性格的内在矛盾情绪合理化了。          

可以说,仅在中国和北朝鲜尚还存在的大规模群众游行、领袖阅兵、群众被强制用仪式来表达对领袖崇拜的“认同机制”,其实质是希特勒法西斯和斯大林极权主义的遗风,它根本体现的是新法西斯主义的逻辑。在全球民主国家已占绝对优势的国际舆论环境下,这一逻辑不可能将中国引领到世界文明大国或“盛世大国”的地位。相反,以这样的逻辑施政,胡锦涛将会继续在专制者的评比中引领风骚。

中国还是一个穷国;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还生活在贫穷中。如果一个政权如其标榜的是“以人为本”的话,那每一个公民的福祉、实惠和真正幸福才是政权决策的中心考虑。当世界经济危机已经加重了中国百姓的生活困境时,中国领导人却把上亿上亿的钱财花在无助于果腹蔽体的事情上,而根本不考虑经济的机会成本和“成本-效益核算”,这样的所作所为就是领导人的“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十一游行阅兵”几天前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做出的政治公报指出“要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并号召:“从领导机关做起,大力整治文风会风,提倡开短会、讲短话、讲管用的话,力戒空话套话。积极运用信息化手段,严格控制发文数量和范围,严格控制会议数量、经费、规模。大力清理检查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切实解决节庆剪彩过多过滥问题,改进各级领导干部活动报道。坚决制止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对作风飘浮、敷衍塞责引发重大事件或造成重大损失的,对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的,必须严肃追究责任。”如果这样的报告公布三天之后我们就看到了旷世未有的“形象工程”,我们真要问一句:这个报告是否是“形象工程”?如此这般,“国家形象”难免不成问题。

2009102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Monday, October 5, 2009
关键词: 也谈 中国 国家 形象
专栏作家: 夏明 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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