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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中国
香港与大陆
命運自主不等於獨立 追求民意不代表開明
作者:練乙錚

滬港通不通,愈吹愈奇怪,本地當權派最新的講法是港人很急很想通,北京卻「吊高來賣」,條件是特府先收拾佔中(聽起來好像特府忽然非常不願意清場)。其實「恨通恨到發燒」、最有求於香港的,是大陸金融資本。君不見,為吸引投資者把資金往這條金融直通車上放,滬港通又宣布了新招:香港投資者可得到為期三年的大陸投資溢利稅豁免;本地機構投資者得到的優惠則同樣可觀。誰決定給這些好處的呢?國家財政部、稅務總局、中國證監會、國務院是也。誰在急,很清楚。誰把實情反過來說,替佔中硬清場找藉口,也十分明顯。

 

陳衡哲:一個寓言故事

 

佔中發生以來 ,在佔領區出現不可勝數的訴求帖語當中,至為突出、招致中共喉舌大肆撻伐的一句,就是「命運自主」。在上一代人的詞彙裏,有一個同義的說法更簡潔:「造命」。六十年代初,筆者念中學一年級的時候,國文科教本裏有民初作家陳衡哲女士的一篇以「散文詩」形式寫成的寓言《運河與揚子江》,短短六百字,把「造命」的意義表達得淋漓盡致。與其用筆者生硬的文字介紹,不如把寓言的前半部節錄:

 

揚子江與運河相遇於十字路口。
 

河:你從哪裏來?

江:我從蜀山來。

河:聽說蜀山險峻,峭巖如壁,尖石如刀,你是怎樣來的?

江:我是把他們鑿穿了,打平了,奮鬥着下來的。

河:哈哈!

江:你笑什麼?

河:我笑你的謊說得太離奇了。看啊!似你這樣柔弱的身體,微細的流動,也能與蜀山奮鬥麼?

江:但我確曾奮鬥過來的,況且我從前並不是這個樣子,我這個軟弱的生命,便是那個奮鬥的紀念。

河:真的嗎?可憐的江!那你又何苦奮鬥呢?

江:何苦奮鬥?我為的是要造命呀!

河:造命?我不懂。

江:你難道不曾造過命嗎?

河:我的生命是人們給我的。……

 

跟着的對話更有意思,其中一句,深刻地道出「造命」和「給的」之間的分別;那句話筆者不想在這裏大不敬地替作者畫龍點睛,留給大家自己花點時間上網翻查原文。然而,從上面的引文看,寓意已經很清楚(當然,大運河是我國古代偉大建設,在陳衡哲筆下成為「快樂的奴隸」,卻肯定沒有詆毀之意;作者只不過拿它的一部分特徵擬人化說事)。

 

陳衡哲是屬於胡適、魯迅等的那一代文人,對「造命」意義的感覺尤其深刻。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古老文化和社會風俗對個人的壓迫依然沉重,例如婚姻自由還是處於無與有之間。胡適接受了包辦婚姻,從一而終;魯迅接受了,委屈多年之後卻反悔了,女方當然比他更慘。陳衡哲一意「造命」,比兩位男生撇脫得多,十七歲時即堅決拒絕了一次舊式婚姻,一度成為獨身主義者,後來才自願嫁了化學家任鴻雋(後來的中研院化學所所長)。陳是中國第一位女教授(北大歷史系、兼授西方文學),也是第一位用白話文發表創作的作家。

 

可惜,那一代的國人以為送別了社會對個人的壓迫,卻不期然迎來了更大更黑暗的共產黨全方位箝制;「個人」沒有了社會意義,變成污穢詞。在1949年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年輕人結婚,先要得到工作單位的領導同意;生兒育女懷孕之前也先要掛個號,有了名額、領導批准方可行事。所以,在同一個共產黨領導之下,香港人今天講特首選舉要有一個提委會替黨把關作政治審查,乃是十分符合「國情」的自然事,本地一眾當權派努力替黨做很多有理化工作去粉飾,其實並沒有需要。同樣,年輕一代港人接受不了這種包辦式的政治安排而作出反抗,也一如民初人爭取命運自主、婚姻自由那麼合理必然。

 

不同的是,幾十一百年前的家長縱古老石山,面對兒女爭取婚姻自由固然不高興,也鮮有與下一代來個徹底決裂的,並不因為兒女要命運自主而指控他們連父母也不認了。但是,今天的港人與共產黨的關係不一樣,港人一爭取「造命」,共產黨就指控說是搞港獨。

 

其實,政制自主和政治獨立並沒有必然關係,就如同爭取婚姻自由和否定親子關係是兩回事一樣。「獨立自主」兩個概念畫上等號一氣講,其實是俄共發明、中共沿用的一個成語,本來有正面意義,但中共在香港卻把它變成一根打人的棍子:你要自主就表示你搞獨立;中間的推理就是「裏通外國」,而這個推理並不需要什麼堅實的證據。這個罪名很好用,陳衡哲也是受害者,因為她是留美的(Vassar College、 U. of Chicago),她的一子二女也留美,而且都非常優秀,文革的時候因而兩次給抄家,受盡折磨,1976年初去世,沒熬得過毛氏天下(蒐集了一些關於陳衡哲後人的資料,可能只合「老坑」閱讀)。
 

然而,自主和獨立這兩個本來沒有必然關係的概念,卻有可能真的黏合。共產黨無端指控要求命運自主的人是搞港獨,肆意打壓,令萬千民眾離心,甚至當中真的會產生港獨。學聯要上京討說法,卻進不了香港機場離境閘;政權如此拒人於千里之外,怎叫港人不離心?一離心,「命」就更要由自己「造」了。運河流到北京便成為死水,揚子江卻是流出東海,無窮無盡不回頭;這個地理意象,無意之間揭示了一個甚有可能發生的趨勢。運河與揚子江相遇的十字路口,竟似是今日香港。

 

篩選還是普選?「認命」還是「造命」?

 

習近平:中共比西方更「追求」民意

 

APEC北京會議期間,習近平與奧巴馬盡心了「瀛台夜話」;習提到中共「在追求民意方面,不僅不比西方國家少,甚至還要更多」。這句話可圈可點;起碼從量的方面來說,習的話很可能正確。這有好幾個原因。

 

首先,大陸人口比任何西方國家都起碼多幾倍,人多事多意見多,民意的量當然也應該比西方的多幾倍。這是民意的「供」方,習近平說的是「求」方(「求」,是他用的字眼)。在平衡點上,供量等於求量,所以自身的供應愈高,求量也隨之愈大。這是很簡單的道理。進一步的問題是:在這個平衡點上的追求,真的比西方的高?筆者估計的答案:是。而且就算看人均量,大陸政權對民意的追求及為此所花的資源,也很可能比西方高。

 

第一個原因,在於制度的資訊效率。先作一個類比。

 

自由經濟和共產經濟是兩個不同的制度,之間的一個最重要分別,乃制度的資訊效率。同一個經濟裏,如果要同樣滿足人們的喜好和需要,自由經濟制度之下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做決定時所需的資訊,要比共產經濟少得多,因為自然的市場價格本身包含了大量資訊,單看價格及其走勢,已經可以做出絕大部分正確的經濟決定。

 

相反,共產經濟制度脫離市場原則,沒有可茲依賴的自然價格,生產者和消費者就需要用其他低效的管道取得資訊;既然低效,必須量多,以補質的不足。如果資訊成本太高,就乾脆單一化生產,人人都穿深藍色棉布衫褲。這是資訊經濟學ABC,也是共產經濟於上世紀終於失敗的底因。

 

政治制度也一樣。民主體制好比一個意見市場(「意見」可能是簡單的情緒或不甚具體的要求,也可能是成形的政策意見)。民間有不同需要,政黨就得想辦法整合、折衷,然後提出政策主張。最能代表最大多數民意的政黨就上台執政;因此,政策相對民意而言是自動優化了的。政治競爭便是這個優化的動力。專制體制沒有這種競爭,在位者恒在位,民意不能由人民選擇領導人及其所代表的政策體現出來;所以,要知道民意的話,專制的在位者必須花更大力氣,從零開始。換句話說,比起民主體制,專制體制滙集民意的效率低,事倍功半,正如習氏所說,常常要「幾上幾下」。

 

這個體制的一個危險在於,當追求民意的成本太高(錢銀成本、面子成本、當權者利益成本等),領導者就會索性搞決策獨裁。近日在香港政改事上北京表現出的態度,就充分體現這種傾向。

 

除了體制的民意求取效率,還有一個因素要考慮,就是追求民意的作用。在專制體制裏,民意不僅要知,還要防。「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要有效地防,「民之口」出的是什麼,一定要知道;不知道的話,會亡黨亡國。因此,專制政權要收集大量民意的誘因十分巨大;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大陸的網軍那麼多,打小報告的動作那麼綿密,維穩辦的經費那麼龐大,喉舌集中一兩個但耳目卻遍布全國如恒河沙數。這都是民主體制裏不必有的事(西方國家大量收集民間情報的主要作用在反恐反洗錢)。民主體制之下,一切負面的民意,都是有利某些政黨、不利另外的政黨的;負面民意能夠推翻的,只是某一執政黨,而不是整個民主體制。歷史上還未有一個有大部分民眾支持、大部分民意授權的社會運動是徹底推翻一個民主體制的;那樣的運動推翻專制制度卻是常事。

 

舉一個新鮮熱辣的例:最近大陸發動了一個相當大規模的「收集民意」工作:《遼寧日報》用了半個月的時間,派人到瀋陽、北京、上海、武漢、廣州一共五個城市的20多所高校,混進教室旁聽了近百堂課,專門留意教師對時政的態度和言論,寫出13萬字的詳細報告,得到的結果顯示,大學教師「對中國睚眥必報」的現象十分嚴重,由此「看到了網絡上、社會上誣衊辱罵祖國等負面情緒的一個源頭」。由此可見,一個新的「反右」運動風雨欲來,而且又是以知識分子當中的負面民意作起點。上一次是引蛇出洞,這一次是更主動的深入虎穴,為的都是要知道民意、保衞政權。這種事,民主社會既不會有,也毋須要做(香港可能很快會有)。

 

體制不良,收集民意要九牛二虎之力;民意危險,不清楚、不防範的話,不僅亡黨亡國,死到臨頭也懵然不知。因此,專制政權花在收集民意的資源,按人均算也大有可能比西方社會多。習近平說這個,大概沒錯。不過,這種對民意的重視,對人民的好處不大,更不代表開明。

 

但是,習還說:西方的政黨只代表特定的某些階層或某個方面,故收集民意有選擇性;中共是全民黨,所以收集民意更全面。習這個說法很浮面,顯然不了解人家的國情。個別政黨固然可能只代表某些階層或特定群體,但在激烈競爭條件底下,不知己知彼就不能勝選,所以政黨除了自己搞民調,更要依賴大量中性或超黨派的民調。像特區政府那樣只看「自己人」搞的民調,以致出了2003年7.1的50萬人上街才大驚失色的失誤,民主國家的政黨是不會犯的。反而是,在專制政權之下,下級黨政機關有極大誘因矇騙上級,令政情不能上達。不說其他,毛澤東十分強調做調查研究,但大躍進期間死了幾千萬人,卻是下級幹部為了討好上級而大量虛報事實和民意所造成的;下邊的民眾大量餓死之際,幹部還一直逢迎領導,層層向上面報告民眾的革命意志如何熱火朝天。「輿論一律」之下,speak truth unto power沒有可能,因為代價太大。習氏的「更全面」說,說來動聽,但過不了事實關。這點,他應該是最清楚的。

—— 原载: 香港《信報》
本站刊登日期: Sunday, November 16, 2014
关键词: 命運自主 獨立 民意
專題: 香港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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