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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雨傘運動:告別政治冷感的年代
作者:鄭煒 袁瑋熙

「雨傘運動」持續兩個月,帳篷、標語、街站、討論小組和民間藝術,依然滿佈佔領區。無疑,佔領行動衝擊了固有的制度和價值,亦阻礙了部分市民的生計和規律,但這次佔領的模式、訴求及論述,卻是香港社會史上彌足珍貴的資料,值得仔細研究。單單指摘外國勢力介入、泛民主派煽動、或年輕人因缺乏向上流動而躁動,不足以解釋為何大批人甘於犯法、冒被捕的風險走上街頭、風餐露宿,也難以梳理觸發這場運動的深層矛盾。

 

故此,我們團隊於10月20日至26日,在金鐘、旺角和銅鑼灣佔領區以問卷形式訪問了1562人,回應率為97%。我們首先劃分數個區域,分早、午、晚3個時段,要求助手按指定間隔隨機取樣,確保樣本涵蓋佔領區內的長期留守者、義工和日間參與者。我們亦按組別進行了30多個深入訪談,尤其針對物資站、防線的長期留守者,以彌補量化研究的不足。

 

年輕一代的覺醒

 

初步結果令我們相信雨傘運動將成為香港政治生態的分水嶺。首先,參與者以年輕一代為骨幹,61%為29歲或以下,24%介乎30至39歲,相比政府公布的人口統計數據,參與者明顯年輕一大截(表一)。另外,雨傘運動雖被認定為學生運動,學生組織的確也在運動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但學生其實只佔26%,反而白領和自僱人士佔58%,構成參與者的大多數(註一)。教育方面(表二),有逾五成受訪者擁有學士或研究院學歷(55%),比例大幅超越全港的平均數(16%)。這印證了運動主體是廣義的中產和高學歷的青年。

 

佔領運動的另一特點是吸納了一批社運生力軍:有15%受訪者此前從未參與示威、集會或請願。鑑於2003年以來的社運已動員了不少市民,這個增幅頗為驚人。(註二)這批生力軍以年輕人為主,當中24歲以下的佔大多數(56%)。與此同時,社運史顯示他們絕大部分曾參與七一遊行、六四集會和佔中投票(表三)。值得留意的是,他們有63%曾參加反國教科運動;相比傳統示威,那是一個民間自發、要求持續投入的「類佔領」運動。這反映出現佔領運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既動員了新血加入,承繼了過往社運的骨幹。

 

去中心的組織形態

 

佔領運動展現出新的組織形式和論述。首先,參與者對這場運動的忠誠度和投入度極高,有着持續抗爭的傾向。我們的問卷於10月下旬進行,但近四成人在9月22日罷課周已參與運動,逾五成則在9月28日警方使用催淚彈後一周加入。參與者往佔領區的次數也頗頻繁,11至20天的佔37%,21天以上佔22%;平均逗留時間頗久,停留1至6小時有近七成,超過6小時則有三成,更有逾五成人曾留守過夜,留守8晚以上也佔了當中的27%。另一方面,佔領行動雖然造就了政治動員的優勢,但同時也帶來局限。在10月4日後新加入佔領的人數不斷下降,說明了當公權力不再向現場直接施壓後,佔領本身無法透過持續動員補充新血。

 

再者,佔領的空間造就了多樣化的參與,並打破傳統的抗爭模式。最突出的是有五成受訪者曾捐獻物資,而物資站也詳細記錄物資的來源和數量。換言之,現場民調顯示熱心市民自發捐獻才是佔領區出現大量物資的主因。除了小部分人是閒逛外(7%),其他人均以不同方式投入運動:如閱讀、討論、聽講座(58%)、說服親戚朋友(45%)、藝術創作(35%)、參與義務工作(35%)及鞏固防線、衝擊(19%)。這些自發、橫向、多元的參與形式與以往遊行集會截然不同——佔領所創造的空間和時間維度,不單引發了群眾的高度投入和持續參與,同時亦減低了參與者對領導和組織的依賴,衍生「沒有大會,只有群眾」的現象。

 

當傳統組織的認受性備受質疑,佔領運動又未能迫使政府讓步,參與者大多願意付出更大成本,投入持續而自發的日常抗爭(everyday resistance)。一方面,近四成意見認同繼續議會抗爭(38%)及遊行示威(37%),說明訴諸代議政制的抗爭模式仍有一定市場,未因激進的行動而被揚棄。另一方面,亦有多數意見認同將抗爭帶進社區(52%)、發動不合作運動(60%),部分更傾向以佔領不同目標爭取未達成的訴求(17%至27%)。屆時公民抗命和不合作運動將走進生活,公民覺醒和社會分化也將交替出現;一旦日常抗爭成為常態,亦必然會挑戰傳統組織如政黨和社團的角色。

 

是「下流社會」,更是民主政制

 

回到根本問題,是什麼原因令一些人從不參與政治活動或間歇示威的人,一下子走出來「非法」佔領?流行說法是年輕人欠缺向上流機會,因難以置業、就業或創業而感到躁動不安,驅使他們參與佔領。誠然,受訪者中自認為中產階級下層或基層的構成了最大群體,佔樣本近七成(69%),結果與早前中文大學陳韜文教授和李立峯教授的觀察脗合。另外,有近五成的受訪者是租住(14%)或自置(33%)私人樓宇,但他們當中卻有逾五成自認為屬於中產下層或基層。由於私人樓宇一直是量度中產的重要指標,當住屋條件和階級認同出現錯置,反映受訪者正在或預測向下流動,而這種迹象不單出現在學生組別,在白領和自僱人士、高學歷人士當中也相當普遍。

 

然而,民生問題是否「雨傘運動」的起因?我們的問卷嘗試梳理箇中複雜而重疊的誘因,結果顯示政治訴求依然是參與運動的主因:首要原因是爭取真普選(87%),其次是認為政府未有正視示威者訴求(68%)。雖然催淚彈是佔領運動的導火線,但不滿警方處理手法卻不是令參與者持續下去的主因(51%);改善民生和擴大政策討論空間亦非參與者看重的訴求。

 

為何這個向下流的社群會着重民主,而非民生?在深入訪談中,雖然不少人對前途感到悲觀、認為個人欠缺發展機會、對置業困難、中港融合帶來的種種問題感到無力,但他們普遍認為「派糖」不是治本的辦法。他們指出民主政制才是解決民生議題的關鍵,必須爭取民主公平的政治制度,才有機會討論徹底的社會改革。一位長期留守的學生對我們說:他以前從不關注政治,但反國教科運動令他體會到公共政策的深遠影響;過後他經常旁聽諮詢會,也嘗試在網上提交意見書。但這些參與反過頭來令他希望改變一個保障特定利益的體制。「如果沒有真正的民主,政府是不會聆聽市民意見的,諮詢只是『做秀』而已,市民根本沒有影響決策的能力」,他如是說。

 

無論結局如何,「雨傘運動」已為香港政治運動揭開了新一頁,其成因、發展和影響,均有待我們一一發掘和探討;這幾十天的經歷,也將大大改變參與者對政治參與的看法。佔領運動固然為本地經濟民生帶來一定成本,亦產生了種種複雜的法律爭議,但若果我們漠視佔領所透視的政治經濟學問題,抗爭運動不見得會就此消失,香港也只能繼續內耗。

 

註一: 練乙錚先生曾引述「公民議會」於金鐘的現場民調,其結果是學生只佔受訪者15%,專業人員佔26%、經理及行政人員佔16%、教師佔5%,反映參與者具專業及中產背景。

 

註二:香港大學的民意調查發現18%受訪者曾參加佔領運動,顯示被動員的參與者不在少數。

 

作者鄭煒是倫敦政經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袁瑋熙是牛津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博士候選人

—— 原载: 香港《明報》
本站刊登日期: Saturday, November 29, 2014
关键词: 雨傘運動 政治冷感 年輕一代
專題: 香港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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