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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 城 山 鬼
作者:孔捷生

 

聞道生在蘇州,穿在杭州,吃在廣州,死在柳州。我的外祖父正是死於柳州,斂葬他的上好“柳木”棺槨早已化為塵土。

我從未見過外祖父,他去世十一年後我才出生,我對外祖父的全部印象就是一個石胎青花瓷骨灰罐,在外婆家廳堂供奉。我是在外婆家長大的,記得一年中只在忌日、清明和大年初一這些日子,那尊靜穆的青花瓷罐才被喚醒。它隔着裊裊香煙端詳外婆、子女和他生前無緣得見的一群孫輩。我依稀記得自己是給外祖父上過香的,只是少時不知青花罐裡裝着怎樣的故事,那竟是大時代的灰燼碎片。

    到我稍長大些,也只知外祖父是國軍抗戰烈士。外婆含辛茹苦帶大了五個遺孤,這三女二子注定要在另一個朝代活下去。在重新編撰的嶄新史頁中,抗日疆場戰死的國軍將士雖不列入階級另冊,卻也無光榮可言。所以我母親及她的妹妹和弟弟甚少提起父親往事,長輩們偶有隻言片語,於我都難以串聯成完整段落。

 
 

    才讀初中便逢文革的我,注定要在動亂中蛻去少年的蟬翼。革命狂飆夷平了無數事物,外婆家的祭祀也停了。關於外祖父往事,長輩們益發沉默,我印象最強烈的,就是記得母親一次提起外祖父時說,“如果他不是抗戰犧牲,我們的日子更難捱。”母親語畢就下淚了。

    十五歲那年我離開外婆家開始知青生涯,返城時廿歲出頭,青春碎片卻已掩埋在五指山熱帶雨林裡,從手到心都結出硬繭。那個陰沉年代已時日無多,我彷彿聽到歷史在窸窣翻頁。不久天下斗轉星移,外祖父的身世軼事不再是禁忌。此時我才知道外祖父是國軍上校,在柳州殉國。

 

    後文革曾有一個特別時段,我就在這個閃爍理想星火的年代成了作家,總覺得自己所見所思都寫不完,無暇追尋外祖父瀰漫着戰火煙塵的故事。直到歷史又猝然轉向,我的命運之舟已漂向河道另一端。以前覺得熟悉的漸變得遙遠,原來覺得陌生的卻影影綽綽拉近,如同宿命紐帶把我牽到從未到過的柳州。柳江日夜流淌,瑤埠古鎮掩映於蟠龍山影之中,這是抗戰時四戰區司令部所在地,外祖父就在此捐軀。

    家族在柳州留下的雪泥鴻爪,還不止外祖父的忠烈故事。1943年,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將軍將一群烈士子女接到柳州,母親被留置在距司令部八華里的中正小學教書。此時我血脈源頭的另一端也蜿蜒到柳州來了——我父親輾轉到了窯埠古鎮教小學,他們還將經過許多烽火年代的磨難才得以結合,而我的降生則更在下一個朝代。

    194411月桂柳會戰,桂林柳州相繼失守,十八歲的母親帶着一群小學生爬山涉水逃到貴州惠水,宛如電影《黃石的孩子》(The Children of Huang Shi又譯《戰火逃城》)之情節。日寇追至貴州獨山,母親和學生又轉徙安順,柳州回不去了。而我外祖父的骸骨依然埋在窯埠鎮陵墓中,直至1948年,我母親才重返柳州將父親骸骨帶回。

    如今祖國於我只是遙遠懷想,而在外祖父來說卻是他的全部,是山河井邑和骨肉親人的存亡,於是使我有了穿越時光隧道去認識他那個時代的衝動。

 

從田埂走出來的大學生

    1900年外祖父葉博融和充滿動盪的新世紀一同誕生,這注定了他生命的短促。

    外祖父家鄉台山古稱新寧,和新會、開平、恩平合稱四邑。這裡與史上厓門海戰處傍近,南宋十萬軍民投海殉國,其中有些倖存者留在四邑生息,其中以台山和新會為多。我不曉得葉姓這一族是否南宋遺民,反正葉姓在台山是枝葉稀零的小姓。然而有一行赤腳足跡走過葉姓順水村的彎窄田埂,一直走入燕京大學,他就是外祖父。

    順水村是窮山惡水。外祖父出身寒門,他父親是教鄉村私塾的讀書人,不幸染有吸鴉片惡習,祖業只有幾分山崗旱田,只能擔水澆地種點番薯瓜菜。外祖父有兩個兄長兩個姐姐,吸大煙的私塾先生沒本事養家,外祖父的兩個兄長早早就到美國謀生。

    台山成為著名僑鄉,源自近代史特別的一章——十九世紀中期北美三藩市和溫哥華先後發現金礦。中介公司簽約大批華工赴北美淘金,包食宿和預付安家費,但要靠血汗工錢償還,這種勞工契約被稱為“賣豬仔”。後來美國修建橫貫東西的大鐵路,引進更多華工,他們主要來自台山。

    外祖父從吸鴉片的父親那裡承襲的惟一良性基因是讀書。作為這一門的留守男丁,外祖父耕讀不倦,然而憑那幾分山崗瘦田實在活得艱難。外祖父喝着稀可鑑人的番薯粥完成了學業。他到台城報考大學是赤腳穿過田埂走去的。其時葉姓上房對他頗為嘉許,便借一枚銀元給他買鞋買新衫赴考。結果外祖父被燕京大學錄取。他上京入學,不知道火車進入哪個省的地界,他才捨得穿新衫。

外祖父在北平讀書的軼事,後人都不甚清楚,只有外婆是家族記憶傳承的樞紐。然而我外婆嫁入葉家,已是外祖父學成返鄉之後,此前諸事外婆亦所知不多。及至我這輩人開始有記憶,被譽為“東方哈佛”的燕京大學已被拆分、肢解、易名,連同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亦在動盪的運動鬥爭中徹底湮滅。

    1925年,外婆由家長做主嫁到順水村,行的是新式婚禮。她在炮仗聲中步入葉家,適逢門前鳳凰木花開如火,金紅花瓣和炮仗紙屑紛然落滿外婆雙肩,這是葉家祖屋最華美的瞬間。外婆是知書識墨的民國女性,很多年後孫輩翻開家族相冊,看到外婆最早的照片,是白衣黑裙蓄五四學生短髮的女子,她的端莊容貌和氣質照亮了葉家的寒門冷灶。

    外婆來自富庶人家,父親是歸國華僑,在台山有田有地,在廣州也有生意和幾處房產。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外婆約莫八歲時生母去世,父親續弦,後母對前面五個孩子很涼薄。外婆一母同胞五兄弟姐妹,大哥在廣州嶺南大學讀書,二哥移民美國紐約,外婆和妹妹下面還有一個幼弟,後來在上海滬光大學讀書,八一三事變時歿於戰亂。總之外婆童年並無快樂可言,幸得長兄憐愛把她接到廣州上學。外婆在路德女子教會中學讀了初中,此時父親和續弦妻子遷來廣州,後母不願見到她,父親便責令她回鄉。

    外婆回到台山教小學,到父命指婚那年她二十歲。已失母愛的外婆其實也缺父愛,父親留給她的印象只有刻板和嚴苛,但他的選婿標準不論貧富只論學歷。外婆和妹妹兩人都分別被指配嫁給大學生。嫁到葉家,外婆開始了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光。

    外祖父從校長司徒雷登手中接過燕京大學法學院畢業證書,這個從田埂走來的青年已成為社會棟樑。讀書既可改變寒門子弟的命運,又賦予他們擔負天下興亡的使命,如同南宋最後的精英在厓山蹈海,鼎鑊與狂濤不改其志。幾十年後,外祖父的精神血脈在我身上得到傳承,這就是宿命。

 外祖父和外婆成婚次年,我母親出生,未幾外祖父被台山師範聘為校長。台山師範歷史悠久,即建立於明朝萬曆四十年(1612年)的寧陽書院。明清兩朝出過很多進士、舉人、貢生。1904年新寧改名為台山,1913年寧陽書院改稱台山師範。僑鄉得風氣之先大興新學,但民間辦學素為中國傳統,台山師範為華僑捐資,鄉紳和宗法樹大根深,校董都是耆宿鄉紳,出錢多的族姓話語權就大。葉姓在台山卻是小姓,民間社會為維繫穩定,其草根自治常有別樣考量。

 

    農耕民族傳下來祖產並非都是恩物,尤其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是中國近代與現代的分水嶺,社會新舊雜陳。外祖父的燕京大學背景又逢新文化運動風雲湧動。他任校長約兩年,不耐於各族姓之間的縱橫捭闔,便離職遠赴美國遊學,住在舊金山他長兄家裡。直到我浮桴海外,仍得到這一房後代的熱心扶助,血緣紐帶和鄉邑情结是一脈悠久的华夏文化。我母親年已七旬才移居舊金山,在唐人街還不時遇到鄉親和白髮蒼蒼的台師校友打招呼:“你就是葉君略(外祖父的字)的女兒?”連我母親都不甚知道的事,在遙遠彼岸卻有記憶承載者,可惜他們如今都凋謝了。

遊學歸來的外祖父胸襟豁然開闊,他拋開種種羈絆搬到省城。倍感欣悅的是外婆,這時我二姨已降生,已育有兩女的外婆宛如回到穿五四學生裝的少女時光,她的生命綻放出華彩。外祖父應聘進入廣州市政府工作,那是陳濟棠主政的黃金時代。中山紀念堂、海珠橋、愛群大廈等著名地標紛紛落成。廣州百業興旺,教育昌榮,外祖父也在中山大學兼課教學。我的三姨和大舅舅都在廣州出生,孰料葉家太平日子已近尾聲。

1935年外祖父調任瓊崖綏靖公署專員,外婆攜子女到海口住了半年。外祖父領着孩子們下海嬉水,一起去看馬戲班演出,這是我母親和二姨對海口的僅有印象。孩子容易記住最幸福的時光,而大人們刻骨銘心的則是別種記憶。這年日寇已越過長城並推動“華北自治。同在這年,電影《風雲女兒》上演,主題曲《義勇軍進行曲》唱響長城內外。我童稚時聽外婆哼過的歌,除了“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北伐軍歌》,就是電影主題曲《義勇軍進行曲》。我母親降生那年正值國民政府北伐,我相信這兩首歌刻錄着外婆最難磨滅的人生片斷。

當我揮別知青生涯離開海南島,帶着烙印和蝕痕返城。那個時代強行灌錄進腦際的鏗鏘歌曲及其話語,正是要花雙倍光陰去磨洗掉的。我卻完全不曉得,外祖父也曾在這塊蕉風椰雨的熱土印下足跡。

外祖父在瓊崖大半年,又被調回廣州市政府。我母親記得那時家中裝了電話,她還記得父親有幾位過從甚密的台山籍朋友,他們年紀相近,都在北京讀過大學。其中麥朝樞(北京大學畢業,後任廣東省建設委員會主任、上海社會局局長、四戰區長官司令部中將秘書長)和葉家關係最深。此外還有梁岱(陸軍大學將官班畢業,後為十九路軍副團長,參加過淞滬抗戰和南京保衛戰),陳劍如(北京法政學院畢業,先後任廣州市政府主任秘書、立法院立委、南京社會局局長)也是外祖父的同鄉兼朋友;他們都是民國俊彥,卻是上個朝代的人物,其風雲故事在我的記憶之外。

我也曾是另一時代的俊彥,時間跨度卻僅得十年,便選擇自我放逐。想起外祖父從燕京大學畢業直到捐軀,“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也不過十年多一點。這令我感悟,生命價值不是用長短來丈量的。

 

大時代的血海萍踪

    如果記憶是一條繩,總有些繩結特別堅牢和碩大,那是國民記憶,由無數個人記憶絞結而成。

1937年七七事變,中國陷入了一場浩大的民族戰爭。和無數同胞一樣,外祖父及整個家庭的命運都捲入狂濤。廣州抗戰史由血與火的大轟炸開篇。從19378月起,廣州遭受長達十四個月的空襲,轟炸密度僅次於後來的重慶。呼嘯而來的日軍機群濫炸鬧市與民居,中山紀念堂、愛群大廈、永安堂等建築,因日機留作地標識別而得以僅存。在轟炸達到最飽和的193856月間,廣州滿城屍骸瓦礫。存留後世的歷史影片與圖集,見證了大轟炸的慘烈,最廣角的一幀照片是從珠江南岸遙拍過去,整座城市翻騰着煙柱,如“龍吸水”般上接蒼穹——這是國家存亡的寫照。

    外婆娘家在廣州百靈路的房子炸塌了半邊。十五年後我出生於這幢戰後修葺的磚木老屋。稚時我和哥哥在閣樓玩躲貓貓,捉小金蜂和“黍米公公”(一種昆蟲)放入小瓶養來玩。老屋每道磚縫都鑲嵌着童年騷動的記憶。那時的我卻不知道砌在其中的烽火痕跡,而這些悲愴歌哭距我不過十五年而已。歷史翻頁太急促和猛厲,長輩忙於順應新時代,無暇和小孩講陳年舊事。我讀完小學和一年初中文革便來了,及至我離開這房子遠行當知青,就算聽過家史一鱗半爪,但人都未長成就踉蹌走進另一個狂暴年代,家族記憶太遙遠了。我十五歲的人生沒有往事,只有眼前一片茫然。二十世紀中國兩大劫難,我只經歷了後一次,如今這幢房子已不復存在,連同它所記錄收藏的種種痕跡都被推到時光隧道的遠端。

    卻說廣州遭轟炸後,外婆便帶着四個孩子逃難回鄉下。葉家清貧,無枝可依,順水村回不去了。台山也遭日寇多番轟炸,只緣這裡有一條華僑出資修建的新寧鐵路。外婆與孩子們在距台城十幾華里的那金鎮草草安頓,出身殷實之家的外婆開始以鹹蝦醬和菜葉粥度日。家國艱危逼出來的堅強貞毅如風中之燭,照亮了外婆往後的大半生。

外祖父是國民政府公職人員,他沒有隨家逃難,而是轉赴珠海抗日,那是打響華南抗戰第一槍的前線。日寇於19382月登陸珠海,遭到唐家灣守備隊頑強阻擊。193810月廣州淪陷,外祖父仍在唐家灣一線打游擊,那是晚清與民國名人唐廷樞(洋務運動代表人物)、唐紹儀(中華民國首任總理)、唐國安(清華大學首任校長)的故鄉。外祖父這段抗戰史是家族敘事的空白,外婆只記得當初勸阻過他去打游擊,未果。外婆在那金鎮生下小兒子(我稱為細舅父),外祖父曾從唐家灣回家個把月,他沒和外婆言及戰事,旋又消失,彷彿遁入珠江三角洲的青紗帳,茂密蔗林在濕潤南風中揮舞着鋒利蔗葉,如同寒芒閃爍的刀叢,隔斷了他的音訊。直至1939年外祖父重新露面,已是四戰區上校軍官,硝煙改造了他的容貌與氣質,眉宇間書卷氣化為果毅與幹練,並凝成我母親最後的記憶。

    外祖父足跡的轉徙和戰局消長密不可分。日寇進攻華南乃因戰時物資輸入只剩下廣東口岸,而粵軍精銳已抽調投入武漢會戰。廣州淪陷和粵漢鐵路被日軍封鎖,又使得武漢保衛戰失去意義。國軍撤出武漢三鎮,日軍也後繼乏力,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各大戰區也重新調整,從武漢會戰撤下來的張發奎將軍接替何應欽任四戰區司令長官,主掌兩廣軍政。如果說張發奎影響了我們整個家族的命運,那麼前面提到的台山人麥朝樞則是其中關鍵人物。

    我小時候沒有聽家人說過張發奎和麥朝樞,文革後卻常聽提起。父母私下習慣稱呼張發奎的綽號“大王”,因為他的簽名之奎字,看去就像大王二字。外婆則習慣稱麥朝樞為麥仲衡。麥朝樞字仲衡,曾任“鐵軍”第四軍政治部主任。張發奎接掌四戰區即委任麥為長官司令部秘書長。麥朝樞和外祖父交情甚篤,又舉薦他任四戰區政治部專員。

    燕京大學栽培出來的外祖父有何學識,我們這群孫輩毫無認知,卻可從麥朝樞那裡延伸出想像。他和外祖父一樣是投筆從戎的文人,先後擔任過國立廣東大學秘書長和上海交通大學教務長。麥朝樞是“第三黨”中人,屬國民黨中鄧演達、黃琪翔、章伯鈞們那一脈,知名黨人還有周谷城、陸小曼(徐志摩妻子)、楊杏佛等。麥朝樞是該黨中堅,曾任十九路軍反蔣抗日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秘書。及至國府敗走台灣,留在大陸的麥朝樞進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部工作,寫過《元遺山詩集箋注》、《李白的經濟來源》、《大時代中的印度》等著作。他對李白身世考證,被郭沫若承襲並衍生出李白出生於中亞吉爾吉斯碎葉城的結論。

    及至1957這個凶年降臨,在劫難逃的麥朝樞被打成右派。如果外祖父活到1949年後,遭遇又當如何?不知道,只能推斷外祖父和麥朝樞惺惺相惜,他們都是民國文化精英——如果不是政治精英的話。然而國難當頭,他們都棄文從武成為衛國軍人,如同士人的偉大先輩顏杲卿、文天祥、史可法……這碧血斑斑的歷史卷軸儼然一脈中華道統。

外祖父1939年已到韶關四戰區司令部,並參加了第二次粵北會戰。日寇欲進犯韶關打通粵漢鐵路,國軍苦戰一月餘擊退日軍。我母親記得大約在這時候,外祖父被任命為台山、開平、恩平三縣的國民政府公署特派專員並回鄉視察。母親當時剛進台山培英中學讀初中,外祖父到校訓話勸學和宣講抗日,我母親在列,卻因營養不良昏倒操場。那是外祖父最後一次和全家團聚,我母親至今有愧於心,父親留給她的最後形象是如此高大凜然,而她留給父親的最後印象竟是如此弱不禁風。我想,母親其後在戰亂中超乎年齡的堅毅勇敢,在湘桂大撤退時帶領小學生在黑黝黝的群山中夜奔,既來自血脈遺傳,亦是她對亡父的精神獻祭。

我發現,家族中幾輩人面對大時代,在生死間不容髮之際,都有一種近似的姿態,如同微末螢火飛向無邊黑夜,哪怕寒露打濕牠的薄翅,吞噬牠的微光,卻留下飛翔姿態,掙扎着擦出生命的亮度。

 

人生自古誰無死

有一條河流我從未涉過,卻飲過它的水。我赴海南島之前,先在廣東西江水鄉插隊兩年,西江上游主要水源來自柳江。自從曉得外祖父的故事,柳江便注入我的夢境,遙遠,畫面模糊。它的波聲卻不歇拍打着一座古鎮,此為外祖父生命軌跡的終點。

    戰局演變又一次改變外祖父命運的方位。上海廣州先後淪陷,戰爭物資只得通過法國管治的越南運入廣西。為掐斷中國的生命線越桂鐵路,日本參謀本部將關東軍第五師團南調,193911月從海南島三亞登船於廣西欽州灣登陸。桂南會戰中血戰崑崙關,中國軍隊先勝後挫,張發奎將軍受命於危難之際,四戰區司令部遷往柳州。

    我未到過柳州,只是在柳宗元詩文裡知道盛唐時劃為龍城郡,中唐定名柳州,別稱龍城。我當年對柳州的認知全部來自柳宗元的“驚風亂颭芙蓉水,破額山前碧玉流……”這些優美意象如同百越山川的熱風,拂動着文學少年的心。

    兒時讀書是先知柳宗元而後才知永貞革新、二王八司馬,這些歷史符號又強化了我的想像,彷彿看見遠貶天末的柳宗元俯仰天風江濤,寫下傳誦千古的《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公元819年(唐憲宗元和十四年)長年貶謫的柳宗元死於柳州刺史任上,卒年四十七歲。公元19416月我外祖父在柳州殉國,卒年四十一歲,他沒有留下隻言片語。

    1940年的柳州是華南政治、軍事、文化重鎮。因緬滇公路全線貫通,運輸量日增,日軍佔領南寧已失去戰略意義。敵寇在四戰區國軍的壓迫下分路撤出,南寧龍州欽州相繼收復,廣西全境戰火平熄。

抗戰年間大批流亡者進入柳州,百川融匯改變了柳江的水文,這座古城湧起繼柳宗元之後的又一波文化潮。巴金、田漢、夏衍、馬思聰、徐悲鴻、蔡楚生、歐陽倩予、金山、王瑩、焦菊隱、馬師曾都在此留下足跡。從戲台至街頭,都洋溢着《救亡進行曲》、《長城謠》、《旗正飄飄》、《松花江上》、《流亡三部曲》、《偉大的民團》、《綏遠組曲》和《黃河大合唱》的歌聲。越南胡志明曾監禁在柳州蟠龍山,被國民政府釋放後仍居此城。廣州淪陷,韓國臨時政府亦遷來柳州,後雖遷移重慶,但此地留下很多韓國流亡者和抗日團體。

    四戰區聚集了眾多國共人才,蔣光鼐、余漢謀、李漢魂、吳奇偉、歐震等粵系將領都在張發奎麾下。但張不太過問桂系軍隊的事,正如他不太在意司令部裡共產黨的隱形存在。周恩來指示成立的“特別支部”在四戰區司令部很活躍。張發奎的上校侍衛秘書左洪濤及何家槐、劉田夫、孫慎、楊應彬、吉聯抗等都是“特支”成員,《大刀進行曲》的作者麥新也被吸納入黨。第四戰區前後兩任參謀長吳石、陳寶倉後來都成了中共秘密黨員。這兩個人對國共來說都是奇特人物。吳石中將、陳寶倉中將於1950年在台灣被軍事法庭處決。

張發奎談不上喜歡共產黨,一如他不喜歡中央系的人。皖南事變後,葉挺被關押桂林,張發奎對這老部下頗為照顧,還請葉挺到柳州司令部住了幾天。當時“特支”成員多在司令部長官部活動。外祖父在政治部任上校專員,政治部裡有復興社的人,也有共產黨人,如鍾敬文(民俗學家)、司馬文森(作家)、黃新波(版畫家)、郁風(郁達夫侄女,黃苗子之妻),只是他們的身份並不為外間所知。

    1940年的柳州,還有另一縷脈絡和我未來人生有關聯。中共地下“特支”書記、長官部少校孫慎,是海峽兩岸傳唱至今的抗戰歌曲《救亡進行曲》的作曲者。自五十年代起一直在音樂界,很多年後他成了我岳父。如今他已是百歲老壽星。

    四戰區司令部設在瑤埠古鎮,這裡聚居漢瑤苗僮等多個民族。柳宗元《柳州峒氓》詩句“青箬裹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趁墟人。鵝毛御腊縫山罽,雞骨占年拜水神。”寫的就是此處的人文風貌。瑤埠古鎮位於柳江東岸,蟠龍山影投落一江碧波,宛如柳詩意境。一千一百多年後,古鎮蜿蜒的青石板路印下了外祖父和我母親的足跡,一直延伸到柳江那條咿呀搖盪的浮橋……又是幾十年過去,繼承他們心志的我所選擇的路,卻難再通往那裡。

蟠龍山是外祖父捐軀之處,瑤埠古鎮是他埋骨之地。柳州與桂林為同一地貌構造,多奇山奇石。蟠龍山離瑤埠古鎮不到兩華里,蓊鬱林木遮掩着眾多溶洞,四戰區軍政部軍火庫就掩蔽於其中一個大溶洞裡,中校庫長是何應欽之侄。19416月,柳州陰雨連綿,庫存炸藥砲彈受潮,溶洞飄出煙縷。張發奎連日派人查詢,還親自到軍火庫察看,但何庫長卻堅稱沒有險情,卻悄悄把家眷移走。

6月最後一天,受潮軍火猝發驚天動地大爆炸,橫飛山石雨點般濺落柳江!此刻疏於職守的庫長並不在其位。一時間瑤埠鎮大亂,外祖父從司令部趕到現場,爆炸滾雷般連續不斷,但見人仰馬翻,彈片橫飛。冒死不退的外祖父指揮軍民疏散,直至一波地動山搖的爆炸導致山體滑坡,外祖父顱骨被飛迸岩石擊穿,腦漿溢出。十二名殉難官兵中官階最高就是外祖父。事發後倖存者都記得外祖父屹立於硝煙中的身影,說若非這位軍官臨危不懼指揮疏散,死難人數將不堪設想。

驀然回眸我的成長經歷,那是充斥濫情話語的年代,所有英雄都被演義化。那時的我或會覺得,只有疆場上馬革裹屍、刑場上慷慨赴死才堪稱烈士。隨着閱世愈深,始知保家衛國的終極意義,不在土地山河,更不在某個主義某個政權,而在於人的生命。

卻說時在重慶任大本營總參謀長的何應欽接通報,即下令將庫長押送軍政部軍法司法辦。張發奎拒絕交人,而將庫長綁赴事故現場就地軍法處決。四戰區為十二名殉難官兵建了紀念碑,張發奎親筆題字。改朝換代後此碑已湮滅不存,然而“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柳宗元膾炙人口的名句完美詮釋着長逝與永生的意義,蘢蔥左起王耀武、卢汉、张发奎、何应钦、汤恩伯、杜聿明、肖毅蟠龍山和柳江長流碧水就是烈士不朽的紀念碑。

    外祖父僅用四十一年就走完他壯烈的一生,他的後輩卻要走更長更崎嶇的人生之路。四戰區司令部的通知公函送到時,母親還在培英中學上課,放學回家看到我外婆哭昏在地。整個家庭的命運撕裂了,一群孤兒寡母的未來如同飄絮,隨着整個民族的晦暗命運載浮載沉。

 

國難深重下的破碎家庭

    我與民國隔着一個朝代,對民國士人之節操情懷更是隔膜。卻不知道,總有一些遺傳密碼輸入我的血脈。如同柳宗元筆下“雞骨占年”的古老問卜儀式,搖響竹筒,雞骨迸落,揭示出不可逆的天命。

    外祖父犧牲後,四戰區用鐵皮公文箱寄回他的遺物,裡面只有換洗衣服和書刊,竟無分文。國家正值艱難時世,國民政府僅能發給一千圓法幣撫卹金。我外婆並非寒門出身,此時卻表現出中華女性的堅忍,她擺賣估衣及挑擔沿街叫賣番薯芋頭,以維繫一家生計。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曾到母系故鄉台山尋根。那時在老舊騎樓下尚見得到蒸芋頭和賣番薯糖水的攤檔,氤氳蒸汽中我彷彿看到了外婆的愁苦歲月,那是重軛之下堅忍前行的四萬萬同胞的縮影。

    據我母親回憶,當時四戰區司令部寄來的烈士遺物公文箱裡,還有一封秘書長麥朝樞的私人信函,除了敦請我外婆節哀,還說到有難處可以找他。然而外婆沒有開過口,直至我母親讀到初二,妹妹和弟弟們都在讀小學,外婆供學實在難以為繼,才有台山教會人士致信麥朝樞。張發奎得知後即由司令部發公函,安排我母親三姐妹和大弟弟到韶關志銳中學(含附屬小學)就讀,烈士遺孤的學費與生活費全免。此後他們如飄絮般遠颺,只剩下嗷嗷待哺的幼弟跟着外婆留在台山。這個家庭直至抗戰勝利後才團聚,其間不知經過幾多顛沛流離。

    韶關是抗戰時廣東省政府臨時省會。志銳中學在韶關十里亭,此校為紀念粵軍第四軍陣亡的二十六師師長許志銳將軍而命名,並由張發奎任學校董事長。

    母親在志銳繼續讀中學,兩個妹妹一個弟弟在附屬小學。我血脈之源的另一端也匯合到韶關,父親家鄉南海是淪陷區,他成了失學難童,被廣東省主席李漢魂將軍之妻吳菊芳主持的廣東兒童教養院收容,此時也考入志銳中學讀書。

我曾在小學放暑假時去過韶關,那是大飢荒時期,母親在韶關師範函授專科學校教書。我才一年級,懵然不知華南古人類“馬壩人”的源頭就在韶關馬壩,更不知此為唐代名相張九齡的故里。我的韶關印象除了清粼粼的北江,僅有記憶就是母親缩食存下些紅米和幾條臘腸,吃飯時停筷看着我吃。按斷代劃分,父母之動盪青春和韶關經歷,距我的童稚之年並不算太遙遠,卻彷彿隔了劃分氣候帶的連綿五嶺。

1943年志銳中學突遭日機轟炸,母親和張發奎長女張瓊芳及另外兩個同學正在宿舍,房頂猝然倒塌,張瓊芳被弹片所傷,緊急送院救治。張發奎有張瓊芳、張麗芳、張威立兩個養女—個養子,還有侄女張玉芳亦視為女兒。其中長女張瓊芳和我母親中學同班同宿舍,又有患難之誼。

母親在烽火年代讀完初中;我在動亂年代卻沒能讀完,都在停課鬧革命,忙於批判曾被認為是好的、高尚的東西。而後革命又把我發配到天涯海角。

    1943年母親初中畢業,國民政府財政捉襟見肘。此時張發奎將我母親和數十名四戰區烈士遺孤、原粵軍第四軍遺屬、及無家可歸的志銳學生接來柳州逐一面談,詢問有何願望,母親說想繼續升學,張面有難色。四戰區司令部只能在花名冊增添我母親為準尉附員,分配到柳州中正小學教書,可領取微薄津貼,除了吃飯只夠買一塊肥皂洗衣服,還有每月和幾個志銳同學去窯埠鎮吃一碗紅豆沙,此系母親少女時代僅有的甘甜記憶。

母親沒有穿過軍裝,聽她說過,張發奎不喜歡女子穿戎裝。這批志銳女生到了柳州,張發奎給每人送了一套藍色衣裙,均由張自己出資。

柳州這個人生驛站,寄存了母親太多的故事,她是家族中見過我外祖父陵墓的第一人。十二烈士陵園就在司令部後院,走過石垣就是張發奎題詞的紀念碑。外祖父軍階最高,群塋中墓碑也最大。母親下跪拜祭,痛哭失聲,焚化的紙灰飄起,如同灰蝶飛向喧響的柳江……

 

抗戰家族史的延續

人類各部都篤信陵墓與碑銘比人和時代更長久。這個定律很靠不住,尤其在憑意志可以塗改歷史的地方,人的生命會被時代碾碎,而時代轍痕會被意志抹去。沒有面孔的人民和沒有歷史的國度,只有個人敘事和家族記憶才最接近真實。

    說到我父親和柳州的緣分,別有一番周折。張發奎從志銳中學接來的學生中有我父親,他是淪陷區難童。韶關廣東省兒童教養院收容的孩子即使能考上志銳中學,亦因名額所限,須由張發奎親自挑選入校,父親就在其中。

    父親性格很活躍,在韶關就跟着演劇七隊當小演員。這次被召去柳州,張發奎逐個面談,父親說願意跟隨演劇隊繼續宣傳抗日。面色不悅的張發奎同意了。父親便回韶關跟隨抗敵演劇七隊,在西江北江巡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水车》、《塞上风云》、《秋后》等劇目,以及《救亡進行曲》、《抗敵歌》、《大刀進行曲》、《生产大合唱》、《军民进行曲》等歌詠節目,也曾在國共游擊隊的掩護下潛入敵占區演出。

父親當時不知道,他離開柳州後,張發奎集合這群志銳學生訓話,點名批評我父親,說他不上進,要“當戲子”。其實張發奎也看重抗日宣傳,八·一三淞滬會戰時,張去看望郭沫若,委託他幫助重建類似北伐時期政治部的組織。這就是抗戰時期戰地服務隊及抗敵演劇隊的源起。

何謂戲子何謂上進?其後才明白,張發奎原本希望他去讀軍校。聽母親說,張發奎很念舊,對原“鐵軍”第四軍及四戰區的袍澤與子弟都很有親情,即便是他從兒童教養院挑選出來的難童,也諸多呵護,希望他們成為國家棟樑。我父親離去,他不會開心。

父親一年後和演劇隊隊友到桂林,途中到柳州探望志銳同學,住在司令部附近的瑤埠實驗小學。這小學由四戰區設立,財政歸柳江縣政府管轄,主要招收四戰區軍部子弟。張發奎養女張麗芳、養子張威立,以及參謀長吳石、副參謀長陳寶倉的女兒都在這間小學就讀。

    此時有一教師空缺,直屬軍部的校方不希望縣政府派人進來,就要父親留下任教,並由校長鄭黎亞(特支成員)寫信給演劇七隊吳荻舟(中共地下黨)隊長要求留人,父親就此和柳州結緣。這間學校迄今猶存,即現時柳州市窯埠街小學。

1944年粵北狼煙大舉,日寇再犯韶關。志銳中學緊急疏散,中學部轉移至與江西相鄰的始興,小學部則移往柳州。我二姨剛好讀初中,便隨校北遷始興,在那裡她打開了另一爿天空,躍入迥異於姐妹兄弟的一條命運川河。而剛滿十一歲的三姨和八歲的大舅舅是小學生,便隨校入桂。亂世孤雛如同浮萍聚散,那曉得下一輪戰火逃城,他們還將身歷更多劫難。

母親帶妹妹弟弟去拜祭外祖父。除母親外,家族中見過外祖父墳墓的就是我三姨和大舅舅。如果童年記憶容易失真,其後革命猛厲的腳步更無情踩碎了他們腦際的殘留影像,那座陵墓和它封存的歷史已被挫骨揚灰!

我父親此時卻離開了柳州,他在瑤埠實驗小學教書僅一年,張發奎就點名把我父親及幾個志銳同學去投考中央軍校桂林第六分校,這原本就是張發奎當初在兒童教養院挑選這些難童的初衷。父親考上軍校修步兵課程,然而才到桂林不久,日軍就發動了凌厲的一號作戰,國軍不得不實施湘桂大撤退,桂林柳州相繼淪陷。父親隨軍校撤到百色,四戰區司令部轉移到六寨,而母親則開始了前文提到的電影《黃石的孩子》之生死之旅。

    母親永遠忘不了這段經歷。她和其他老師在漫天烽火中帶領全校小學生逃難,歷盡艱辛逃到貴州獨山,還未歇腳,張發奎也剛趕到這裡督導獨山保衛戰。他指示軍民,獨山危如累卵,不能停留,也不能走原來取道都勻至貴陽的路線,四戰區負責將年幼孩子送走,我三姨和大舅舅隨軍車到惠水,其他分散突圍。美國盟軍飛機也撒下傳單,圖示難民要走小路,盟軍戰機將封鎖公路。我母親奉命丟棄行囊,輕裝帶着稍大的孩子繼續徒步趕路。他們離開第二天,獨山即淪陷為殺戮場。

    為躲避轟炸,師生們從獨山一路徒步穿越崇山峻嶺逃向惠水,這一路山更險林更密,黑黝黝的峭壁向盤陀小徑擠壓過來,交織着硝煙的慘淡日色勾勒出峰巒林際的輪廓,卻無法投射進隘谷鳥道。但聞啼猿與鳥雀驚起的撲簌聲,夾雜着野獸淒厲吼叫……母親才十八歲,和這群孩子一同掉隊失散。很多年後,同一年齡的我在五指山熱帶雨林中勘察知青新連隊的選址,在大林莽深處迷路,遮天蔽日的植物群落水滴淅瀝,放大了原始森林的寂靜與幽暗。我體驗過驚悸恐懼,但我未曾擔起他人的生死,何況是一群衣衫襤褸的孩子,此刻惟有母親是他們最後的依靠。

    母親已不記得這段險途走了多久,她一路扶持孩子們,將他們從死神之翼下帶出來。然而母親從家族傳承的勇敢堅毅,一踏入惠水縣城就倏然崩潰了,她領着孩子們找尋軍部,淚水卻如決堤般奔湧。母親經歷過生離死別,卻從未肩負過如此重擔,靈與肉的煎熬已到了臨界值……幾十年後母親說起這段往事,依然老淚縱橫。

惠水在明清兩朝稱番州,今屬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此地民風粗獷而淳樸,國難當頭見人心,各家分別收容難民。一戶地主收容了我母親及這群難童,並百般呵護。但才安頓下來幾日,敵踪又迫近,下一輪戰火逃城幸有軍車接載,四戰區司令部將全部師生安全轉移到安順。這時日寇一號作戰已是強弩之末,獨山距貴陽僅六十公里,卻已是日寇進犯大西南的極限,時為194412月。國軍全力阻擊,敵寇再無寸進,並隨着太平洋戰場的節節敗退,日軍在中國戰場也不可逆轉地轉入頹勢。

 

                       國家廢存與天下興亡

    勝利曙光乍現,中國卻已山河破碎民力凋殘,連天炮火無法撼倒血肉長城,然而每塊城磚都凝結着刻骨銘心的痛史。戰爭這種至為殘酷的人類爭鬥形式,惟有另一種摧毀性的革命才能比擬。明朝遺民顧炎武論說亡國亡的是法統,亡天下亡的是道統。抗日戰爭中國家廢存懸於呼吸之間,但道統猶存,外祖父正是傳燈者之一。這時天翻地覆、易筋洗髓的革命尚未來臨,卻已雷聲隱隱。

    1945年,移至百色的四戰區司令部已改建制為第二方面軍,7月張發奎揮師收復南寧,隨後相繼攻克龍州、憑祥、柳州、梧州。81日率軍包圍廣州,12日發動總攻,僅三天後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張發奎被任命為廣州香港海南受降長官,官邸設在前英法租界沙面。抗戰勝利後母親帶着我三姨、大舅舅回到廣州,外婆和我小舅舅從台山到廣州團聚,一家人獨缺我二姨,原來她在始興志銳中學才讀完初一,十四歲就參加了抗日武裝東江縱隊。

自外祖父殉國,二姨的青蔥少年期便嘎然斷裂,她和整個家族都深繫國仇家恨。學校高年級同學常組織學習小組,宣傳八路軍才是抗戰的中流砥柱。二姨憧憬“山那邊好地方”,共產黨反專制獨裁,倡言民主自由平等,沒有貪污腐敗,更沒有三青團特務去監視學生的思想言行。二姨相信那才是民族希望所繫。

適逢志銳中學猝生變故,東江縱隊風度獨立大隊突襲學校,抓了校長和幾個學生,旋即槍決,理由是校長私藏電台,涉嫌通敵。校長人都死了,學校分崩離析。部分師生到連江投奔張發奎第二方面軍,二姨和幾個同學加入了東江縱隊另一支游擊隊,番號為北江支隊曲南大隊。

    後來查明,所謂電台與通敵純屬子虛烏有。一向將志銳視為子弟學校的張發奎極為震怒,抗戰勝利受降時,他拒絕共產黨參與,斷然不承認華南有中共抗日武裝,此事應系原因之一。

    二姨是游擊隊政工隊小鬼,從事抗日宣傳,刷標語派傳單,走訪貧民與士紳,發動群眾,她也參加過襲擊日軍據點的戰鬥。三個月後抗戰勝利,828日蔣介石與毛澤東在重慶談判,根據協議,東江縱隊之大部整編北上,由美國軍艦接至山東煙台。二姨年紀小未能北上,此時國共衝突已趨尖銳,地方保安團四出兜捕共黨分子,二姨在曲江一帶東躲西藏,遁入地下。

    外婆為二女兒杳無音信而心急如焚,抗戰勝利後外婆在廣州靠縫紉鞋面維持生計,她千方百計籌措盤川,準備到粵北尋找女兒。就在此時,二姨由組織中人護送回來了,外婆喜極而泣。這個支離流落的家庭終於團聚,除卻外祖父迸散異鄉的忠魂——這正是外婆放不下的心事。

    抗戰勝利之初,父親即接通知,中央軍校第六分校已取消,學員到重慶中央軍校重新入學。這時父親覺得,抗戰勝利,他對讀軍校已無動力,便寫信給張發奎,要求退學回廣州教書。這回張發奎爽快同意了。

相信“大王”張發奎此際心態有變,他信守軍人不問政治,卻對時局自有判斷。他厭倦黨爭,更沒有參與此後的國共內戰。1949年李宗仁任代總統,曾任命張發奎為陸軍總司令。未幾張就辭職定居香港,並一直拒絕到台灣國民政府任職。他也堅拒回大陸,說過一句:“我的祖墳都被平了,回去做什麼?”他的大女兒張瓊芳和視為己出的侄女張玉芳光復後便到金陵女子大學讀書,瓊芳和我母親還保持通信,寄來她在金陵女大的照片。1949年江山易幟,張瓊芳留在大陸,卻在五十年代自殺,她留下了太多人生疑問。同樣留在大陸的張玉芳加入了共產黨,並聲討過張發奎,就像胡適的兒子在思想改造運動中聲討自己父親一樣。這種事在民國時幾乎沒有聽過。1980年,張發奎病逝於香港。

    如果我父親當時沒有棄讀軍校,命運又將如何?以其後中國現代史的激盪延伸,可不問而知。值得一提,父親與國共兩黨許多人共過事,卻始終沒有成為任何一個黨的成員。

    而外婆剛彌合的家庭卻未能持續太久,未幾國共內戰白熱化,中共游擊隊重組,二姨即回歸隊伍。我母亲则到香港上水教书去了。

    1947年,二姨的命運再次讓家族和“大王”有了牽扯,10月間游擊隊攻打白土鄉公所未果,隊伍撤到大嶺村修整,正逢圩日,保安團接報後包圍村子,游擊隊分路突圍,二姨年紀小,和幾個掉隊戰友跳入水坑藏身一夜,凌晨上山再隱匿,終於在糧盡下山時被捕,關押曲江看守所。

自尊要強的外婆在抗戰艱難歲月都未曾找過外祖父的摯友麥朝樞,然而此時為了二女兒不得不開口求助。麥朝樞時任廣州行營中將秘書長,他即寫了一封公函,由我母親帶給曲江縣縣長。但麥的信函竟遭拒,母親在曲江盤桓數日只得怏怏而回。

母親回廣州再訪沙面行營。“大王”得知,二話不說就親筆寫信,着重寫明我二姨是抗日烈士遺孤,下令放人。母親還記得有這麼一句:十幾歲的女孩子算什麼共產黨(大意)。此函再由母親帶去曲江,心焦火燎的外婆也同去。曲江縣長見字即行放人,還託我母親帶兩隻南安臘鴨給張發奎。

    二姨出獄了,外婆另有縈繞於懷的心願交付我母親去完成,要把外祖父的骸骨帶回廣州。魂歸故里固然是傳統觀念,其後之歷史流變,卻讓我嘆服外婆超前的預見。未幾江山易幟,蟠龍山下的墳塋及紀念碑即被夷平,天曉得外祖父遺骨將被野狗叼走還是拋棄柳江!

然而,外祖父的遺骨最終沒能保存下來,不知是文革動亂還是冥冥之中被移放到某個超驗空間——這成了家族中充滿神秘符號的傳說。

 

                            外祖父的飄渺忠魂

    “人生如寄”是古人對生命的概括,人活着不過是暫寄於塵世而已。靈魂離開軀殼後的去處,是古往今來最難論證的命題。關於外祖父靈魂的終極歸宿,我選取了自己的答案。

    卻說母親接我外婆來信即從香港回穗,她到沙面廣州行營提出申請,這次她沒有見到“大王”張發奎,是由外祖父生前好友麥朝樞秘書長出具公函,並安排我母親搭乘順風運輸機入桂。

    那個年代罕有平民能搭乘飛機,當柳江碧水在機翼下蜿蜒展開,母親的暈機症倏忽消失。隔別三年重履舊地,感慨萬千。此地既掩埋着生父忠骨,也埋藏着她戰火中的青春。一如我的青春記憶被五指山的熱帶林莽所繞纏,母親的這一人生段落在腦際如刻如鑿,永難磨滅。

    外祖父的陵墓幾年間已綠蘿抱碑,野草覆徑。母親記得那日天氣晴好,但見蟠龍山飛來群鵲,羽翎艷麗,如亞熱帶繁花一般落滿陵園。雇來的仵作挖開墳墓那一刻,百鳥停止歌唱,耳畔只有汨汨波聲。呈現眼底的是一副做工精良的柳州棺木,艱難打開棺蓋,外祖父的肉身與戎裝俱已朽化,只見顱骨有一個觸目驚心的孔洞,那就是被山石擊穿的位置。母親把骨殖逐一裝入柳條箧,當離開陵墓時,枝頭繁花呼啦啦飛起,雀群繞江面迴旋一圈,便飛回蟠龍山去了。

    外祖父遺骨火化之後盛進石胎青花瓷罐,這是我童年記憶中的一個牢固意象。然而,骨灰罐後來神奇地不見了。文革年間,這尊青花瓷罐從廳堂轉移到閣樓隱秘角落,從此在我記憶中消失,文革後再也找不出來。子女們怕老人家傷心,都諱言此事,外婆對此也沒說過一個字。除了付諸文學想像,我至今無法解釋。

    1996年九十一歲的外婆在睡眠中仙逝,子女兒孫無從知曉老人家的最後夢境,想必是追尋那個青花瓷罐去了。那時我已遠在國外,未能給外婆送終,是我此生莫大的隱痛。

    外婆和外祖父合葬於廣州黃埔華僑墓園,本要給外祖父安排衣冠塚,但年代久遠,更歷文革浩劫,外祖父遺物沒有一件能存留下來,最後外婆骨灰和外祖父遺照一同安葬。母親和眾妹弟及在廣州的孫輩齊聚墓地,聽母親說,那天出奇晴朗,下葬時又有鳥群飛越珠江,在墓園上空盤旋,不知它們從哪裡飛來,又飛回哪裡。

    我相信萬物都有靈性,按道教三魂七魄之說,人死後七魄俱散,三魂分別是胎光、爽靈、幽精,胎光歸墳墓,爽靈歸牌位,幽精則會轉世。外祖父留下一縷魂魄沒有離開柳州,成了蟠龍山山鬼,惟有鳥兒自由的翅膀可以穿越那個幽冥空間,看得見外祖父以薜荔為衣,騎赤豹而行,慷慨歌吟柳宗元的名篇《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迴腸。共來百越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

我更相信,外祖父還有一脈精魂傳承予後人,支配着母親、二姨……乃至我的命運。外祖父在那個大時代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生得其所,死得其所。他為之捐軀的祖國又幾經劫難,蛻變成另一種形態而存在,他已無法看到。如果外祖父知曉五個子女都健在,又都秉承了他的遺志,畢生從事教育直至退休,他一定倍感欣慰。

 
 

 

 
2015抗戰勝利70週年,二姨獲得抗戰老戰士紀念章和榮譽證書。國軍抗戰英烈呢?為告慰忠魂,我便與外祖父的一群嫡孫外孫聯名,由遷居美國的幾個孫輩出面向中華民國政府申報。未幾,國防部頒發的抗戰勝利紀念章以及馬英九簽署的證書便寄到美國。我不喜政治標籤和權力印章,但與外祖父生死相連的國家就是這個,而無其他。

 
 

我無從知道,外祖父以鮮血獻祭的國家如今是否符合他原初理想。但我深知,每個人心中的理想國都難實現,故而才有一代又一代的求索,如同夸父追日。外祖父在硝煙中倒下的身影已化為山鬼。而我正在沒有盡頭的路上跋涉,我相信這是外祖父生命足跡的延伸,直至永遠。

 

 

(外祖父与家人合照。坐者是他的母亲,左立者是我的外婆,右边女孩是我母亲,左边女孩是我二姨。)


 

 

 

 

 

 

 

 

 

 

 

 

 

 

—— 原载: 《今天》文學季刊第120期
本站刊登日期: Friday, April 5,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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