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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戰鬥的紀念
作者:梁慕嫻


今年是北京天安門「六四屠殺」案件的三十周年,人們不但沒有忘記,更在全世界各地精心組織了更大規模,更深意義的活動,令人興奮。

那一年,我五十歲,定居加拿大,己經從組織上脫離了共產黨19894月開始我不斷關注北京的消息和學生的活動。「六四」那天,我含淚追看電視上的新聞轉播,只見天安門上空烈焰沖天,煙霧彌漫。載滿解放軍的車隊向着天安門進發,卜卜的槍聲四處響起。學生和市民紛紛走避,人們推着板車上的傷者拼命奔跑。

共產黨殺人了我驚愕地叫了起來。

這就是我曾經加入過的共產黨,號稱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我曾經引以為榮,認為它是拯救中國的黨。而今,在我面前,這個黨竟然露出猙獰的面目殘酷的本質。為甚麼?為甚麼我加入了這樣一個滅絶人性的政黨?我責備自己禁不住號啕大哭痛苦極了就在這時,我下身流出血水,血崩了,緊急送去醫院。我的血水與天安門學生、市民的血同一天流出,也許生命之間真有一種天然的聯擊,血水使我與中共一刀而斷不再回頭。我從未寫過我的「六四」太痛苦了,刻骨銘心的痛苦

從此以每年的「六四」,我必定點燃我自己的燭光,悼念那些未得安息的亡靈。我不斷反省懺悔,讓痛苦化成力量,繼續前行。我學習普世價值的理論去批判毛澤東思想。我也不會忘記兩位英雄,丁子霖女士和劉曉波先生,他們永遠是激勵我前行的榜樣

「六四」過後,首都北京完全被置於戒嚴狀態荷槍實彈的野戰軍士兵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大街小巷一片恐佈緊接着中共當局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大搜捕行動許多人被拘捕被關押被立即槍決也有不少人走上逃亡之路北京市內也進行氣勢凌厲的清查運動要人人過關表態「擁護平暴」。中共更用嚴酷的非人道的手段對付受難者家屬,不准拜祭,不准哭。

丁子霖女士當年五十三歲,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獨生子蔣捷連於19896 3 日晚間在北京長安街被中共軍隊槍殺。1990年,丁子霖在朋友的介紹下結識了第一位難友張先玲,她的兒子王楠在64 日凌晨於天安門附近南長街南口處遇害。就在這種肅殺悲涼的氣氛中,丁子霖和張先玲忘記了恐懼,鼓足勇氣開始了尋找受難者家屬的歷程。 丁子霖說:「我無法驅除幾乎己成為我生命本身的記憶, 我不能眼看着與我同命運者失去親人而無人過問,無處訴說的痛苦煎熬……我的兒子是為中國的未來而死我也只有為中國的未來而活着。」

她們根據各方的資訊和各種關係取得線索,一個個地與難屬取得聯繫一椿樁,一件件血和淚的故事,見證「六四屠殺」的事實。 死難者家屬們相互認識,相互撫慰,相互支撑,結成了以丁子霖為首的「天安門母親」群體 難屬們己經不再是愚昧麻木的一群,也不是怨天尤人的哭泣者,她們己經成為一個有着自己尊嚴和訴求的群體。

丁子霖在1994年出版《六四受難者名冊》;2000年出版《生者與死者——為了中國的明天》;2005年,出版《尋找「六四」受難者實錄》。她們總共尋找到186 死難者名單,為歷史作出有力的見證。今年,「天安門母親」正如過往一樣發表「祭文暨致中國領導人公開信…哭「六四」大屠殺中罹難的親人和同胞們」,祭文簽名共127 人, 過身的難友己達55 人了。

丁子霖有一句說話令我心靈震撼不已,今生難忘。她說:「我今天活着,能夠從愚昧和沉睡中甦醒過來這是以我兒子的生命為代價的。我的整個存在都是兒子生命的延續,這就是犧牲與祭奠的全部意義。」她說出了生與死生者與死者之間的真諦,也就是生命的意義。這就是促使她覺醒的動力,也促成了我的覺醒。

「六四」前後最具象徵意義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人權活動家,政治評論瘃,諾具爾和平奬得主劉曉波。他出生於吉林省長春市,吉林大學文學學士,並於北京師範大學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後留校任教。19894 月,三十三歲的劉曉波,中斷了在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的職位,反回北京參加「八九民運」。6 2 日他聯同候德健、周舵和高新在天安門進行絕食抗議當局戒嚴,成為天安門絕食四君子之一。我是從這個時候起開始關注劉曉波的一切直至他離世。他是我的學習榜樣,有幾個方面是我永記在心,難以忘懷的。

首先,是他的犧牲精神,他的一生所作出的犠牲是巨大的。他放棄了自己的美學研究,文學評論專業,不去著書立說而專注於危險性極高的政論。「六四」後澳大利亞駐華參贊駕車載他到領使館門前,再三問他是否要進使館他說:「不,謝謝。」便下車,放棄逃亡機會結果被捕。後來即使再有機會出國講學,他也選擇回國。他一共坐牢四次,堅決拒絕保外就醫,堅持留守國內他說:「坐牢是獨裁制度下異見人士應具有的職業道德是異見人士的必修課,應把監牢坐好。」他進而指出:「為尊嚴和自由而坐牢並非值得四處炫耀的資本而是異見人士反抗獨裁生涯的一部份,更不應該以坐牢為資本向社會討債,也要避免一坐成名的自我陶醉。」他斬釘截鐵地說:「要下地獄就不能抱怨黑暗…獄火的焚燒縱使把我化為灰燼,我也甘心情願我升天,我入地,全取決於我自己。」可見他早己作出選擇,無怨無悔。

徐友漁認為「思想的徹底性」是劉曉波的主要特徵。是的,他對馬列主義,共產黨的否定是徹底的,他對毛澤東的批評是徹底的,他對自己的懺悔也是徹底的,而對普世價值的追求更是徹底地勇往直前百折不撓的。然而,我認為劉曉波還有兩個「徹底」是達至令人欽佩的最高境界。一個是對愛國、民族主義的批判,一個是對階級鬥爭的批判。

劉曉波在其著作《單刃毒劍——中國民族主義批判》中指出:「自從中國蒙受鴉片戰爭之辱,愛國主義就一直是最具有社會動員力的道義資源之一,各種社會政治力量的成敗取決於爭奪這一資源的結果。中共執政後一直有意識地為民眾塑做不同的外敵,把民眾的強烈不滿引向國界之外。愛國被扭曲成愛政權、愛黨、愛領袖。」

1988年,劉曉波路過香港時,接受總編金鐘的訪問。他認為:「全盤西化就是人化現代化選擇西化就是要過人的生活。西化與中國制度的分別就是人與非人的區別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份發揮。」被問到在甚麼條件下,中國才能實現一個真正的歷史變革?他說:「三百年殖民地。」問者說那不是十足賣國主義嗎?他說:「我無所謂愛國或叛國,就是要承認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在《單刃毒劍》一書中他回憶了這段對話,他說:「我曾經說過一句犯眾怒的話,在今天的民族主義偏執狂佔據話語制高點之時,我不想收回這句話。平心而論它只不過是中國需要經過長期的西化過程,方能實現現代化的極端表達而已。」他一語到底,沒有和稀泥及調和餘地,這就是對愛國、民族主義最徹底的批判。

劉曉波在法庭上宣讀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是批判中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最有力的武器, 他說:「仇恨會腐食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寛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放棄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鬥爭的哲學」是一個擠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過程。」他最後說:「現在又再次被政權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這個鏗鏘有力的宣佈,是對中共的階級鬥爭,尋找階級敵人的最徹底的批判。

劉曉波先生的自省能力是難能可貴的。假如看過劉曉波於1992年所著的《末日幸存者的獨白》,一定深深地感受到他那種撕心裂肺,痛徹心脾的懺悔,這是我最能與他共鳴之處。所有接受過中共教育,吸吮過狼奶的人,都會感動於他吐出狼奶的勇氣。他寫道:「我永遠無法原諒自己直到進入墳墓,因為我居然可以用出賣良知來換取自由——悔罪。」他為自己寫過悔罪書而自責,認為是對「六四」死難者的褻瀆。

他分析自己對「八九民運」的複雜動機,有道德激情,有機會主義,有自戀,有對榮耀和影響力的榮心的渴望,他錐心刺骨地懺悔自己的狂妄和軟弱。他不斷地超越自己,由一個粗魯狂傲,直率夸張,愛出風頭的個人主義者,脫胎換骨成為謙虛內斂,思想清晣,言辭從容,對社會有所承擔的人。他翩然重生成為一位有藝術家的敏銳也有思想家的深邃的民運領袖。劉曉波的懺悔成為民主路上同行者的榜樣,也就是我要學習的地方。

劉曉波是被中共設計陷害而死,他們隱瞞病情拖延治療,監控殯殮,不準拜祭,不準哭像對待「天安門母親」一樣。我們千萬不要忘記中共殘酷的本質把悲憤化為力量承接天安門的亡靈、逝去的難屬劉曉波的遺志,繼續向自由、平等、公義、法治等普世價值的最高標準邁進

 

20195 30

—— 原载: 台灣上報
本站刊登日期: Sunday, June 2, 2019
关键词: 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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