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racter Spotlight
Character Spotlight
推特 臉書  
人物聚焦
人物聚焦
六四國殤日,悼念蘇紹智老師
作者:程鐵軍

 敬愛的蘇老師,於國殤日前夕(五月2723點)在北京與世長辭,享年96歲。作為他的學生和多年朋友,本想在第一時間,告知陳奎德先生及普林斯頓學社諸友,但是,為免有人節外生枝,攪亂葬禮,重複李銳先生不久前的遭遇,所以,不得不強壓悲痛,等到老師入土為安之後,才發表這篇本該早寫的紀念文字。

 
 
悼念靈堂 
 

勇闖思想禁區,改革功莫大焉

蘇老1923年生於北平滿洲皇族世家,後考入上海交大,1949年初獲南開大學經濟學碩士。1949-1963年在上海復旦大學教書。1963-1979年歷任人民日報編輯、理論部主任。1979年任馬列所(全稱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研究員,1982年升任马列所所長,直到1989年流亡海外。

我跟蘇紹智的師生緣,始於1979年,我在社科院世經所理論專業讀研的時候。當時社科院沒校舍,我們借助在北師大西南樓,上課地點在教三樓。蘇老給我們講授《科學社會主義》,從此成為他的學生,經常向他請教疑難問題。後來得知,我在世經所的一位導師,五十年代曾經是蘇老師在復旦大學任教時的學生,因此從輩份上說,蘇老算我師爺。儘管他是全國公認的馬列權威,但非常平易近人,沒有絲毫如今常見的學閥派頭,喜歡跟學生平等而直率地討論問題,包括後來被列為理論禁區的許多敏感問題。

蘇老在中國理論界的學術地位很高,特別在80年代,共發表上百篇關於马克思主义與社會主义的文章,並出版7本中文書(書名略), 3本英文書(《中國的民主與社會主義Democracy and socialism in China》,《民主與改革Democratization and reform》,《馬克思主義在中國Marxism in China》) ,同時,還擔任学术期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總編輯。

那時的社科院,剛組建不久,包括蘇老師在內的許多學者,都是劫後餘生,重返講壇,自然有痛定思痛、重新認識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學術衝動。老鄧本人復出不久,雖然撥亂反正,百廢待興,但極左思潮仍然禁錮着朝野上下。要想推動社會變革,必須解放思想,勇闖理論禁區。於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胡耀邦、李先念、彭真、周揚等一幫務實派領導人支持下,中央专门召开一系列理论务虚会,與會者包括蘇紹智、王若水、李洪林、嚴家其、于浩成、胡績偉、廖蓋隆等人,內容包括“真理標準問題”(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革命的人道主義”等等。其中“初級階段論”就是蘇老師首先提出來,後獲官方和民間普遍認同的。

在這批理論旗手的推動下,學術界獲得空前自由,从党媒到西单民主墙,均有不同程度呼吁民主、自由、人權和法制的言論出現。

儘管老鄧很快提出“四項基本原則”(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緊箍咒,但也沒禁止李洪林發表他的四篇長文,題目分別是:“堅持什麼樣的社會主義?”“堅持什麼樣的無產階級專政?” “堅持什麼樣的黨的領導?” “堅持什麼樣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字裡行間,透露出跟老鄧商榷的味道。

蘇老師在課堂上說過,雖然馬克思主義是共產黨的理論基礎,但不能視為金科玉律,更不能成為給人戴帽子打棍子的工具。真正科學的態度,是繼承馬恩的批判精神,學習歐洲馬克思學派的一貫傳統,允許自由討論,實事求是地修正過時的觀點,推動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健康發展。時任中組部長的胡耀邦,正受命負責平反昭雪工作,可見當時的政治氣氛,是上下同心,相互配合,因而有利於促進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

可惜改革開放好景不長。隨着推行老鄧“經濟放開” 與“政治管死”的矛盾政策,胡喬木、鄧力群等左派學閥開始發威,到處煽風點火,發動“反自由化”運動,讓剛剛有點改革起色的思想理論界,重新陷入噤若寒蟬狀況。隨著價格雙軌制、官倒腐敗、闖物價關失敗等一系列問題發生,導致八老逼宮,強迫胡耀邦下台,使胡身心受到重創,鬱悶而終,繼而觸發八九民運和六四屠城。

當時,我在賓漢頓紐約州立大學社會系寫博士論文,從胡、趙先後下台到六四槍聲響起起這段時間,我跟許多同學一樣,難以靜心寫作,天天守在電視機旁,看國際媒體從北京播發實況(感謝當時有限的新聞自由),許多時間花在聯名抗議和遊行示威上。記得北京知識界聲援學生大遊行那天,鏡頭上閃過社科院的隊伍,數百名專家和研究生,手持標語,高呼口號,從建國門往天安門進發,領頭的一位老人,正是蘇紹智老師。

然而,大遊行並未阻止戒嚴令的實施,最終發生流血慘劇。正當我們為群眾安危憂心忡忡的時候,大約6月中旬,突接蘇老師從北京來的電話,說他第二天要直飛紐約,並轉機到上州的錫拉邱斯,希望我能接機,送他去康奈爾大學,他要在那裡當半年訪問學者。

第二天中午,我按時趕到機場出口,跟手拉行李的蘇老見面。年近古稀的蘇老,頭髮灰白,神色凝重,向我講述了北京屠城後的情況。據他了解的情況,老鄧高調慰問戒嚴部隊之後,清查鎮壓即將向全國鋪開。因為他帶頭抗議,被官方點名,內定為清查對象,家人和朋友勸他,趁還有行動自由,“走為上策”。康奈爾大學這頭,早在半年前就請他講學,他早已辦好護照簽證,並收到往返機票。但迫於國內形勢,他無法脫身,多次延期,如今流血已成事實,他個人也兇多吉少,只好匆忙動身,等於“逃過一劫”。

當天晚上,康奈爾大學的中外朋友聚會,為蘇老師接風。依稀記得出席者當中,有詩人北島、作家張欣、博士生王紹光、賈慶國等人。大家討論最多的問題,是大屠殺之後“中國往何處去”。

 

流亡不改初衷,重新定位馬列

康奈爾大學的訪問結束後,又有幾所美國高校和研究機構,相繼聘請蘇老。我在美國接待過的國內學者,許多人英語表達有困難,需要借助別人翻譯,或照本宣科,逐句念稿。比較而言,蘇紹智是少有的一位能用英語溝通,可以離開講稿自由表達的學者。他說,這跟他四十年代在上海交大、重大學跟南開讀書時的英語功底有關,雖然後來荒廢多年,但撿起來相對容易。

後來,在大搜捕浪潮中,能逃的人選擇逃亡,不少人從港澳地下通道出走,流亡在歐美等地;不想跑或跑不了的,則被抓捕判刑,銷聲匿跡多年。白色恐怖持續兩年多,江澤民宣稱,要讓資本家“傾家蕩產”。雖然92年鄧南巡以後,經濟上繼續放開,加速走資,但政治上繼續高壓,迫害改革派知識分子變本加厲。劉賓雁、蘇紹智、嚴家其、王若望、王若水、戈揚、陳一谘、萬潤南等人,均遭雙開(即開除黨籍和公職),迫使他們長期流亡海外。後來,王若水、王若望、戈揚、劉賓雁、陳一谘等人,先後在海外去世,未能實現回國願望。

作為社科院馬列所的前所長,許多海外學者,認可蘇老師在中國理論界的權威地位,又能用英語授課,所以教學和研究機會很多,美國、歐洲和以色列等地,都有學府聘請他。但畢竟因年齡關係,沒有固定的終身教職,都是短期合同,長則一年半載,短則兩三個月。如此以來,經常漂忽不定,直到最後擔任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主席,定居新澤西州,才買了房子,有了固定居所。

蘇老曾參與發起成立“民主中國陣線”倡議書,強調以和平、理性、非暴力方式,繼續推動中國的民主運動,還擔任過《中國人權》,《北京之春雜誌》,《當代中國研究》等刊物的編輯顧問,為海外民運貢獻良多。不過,在私下談話中,他對海外民運長期存在的管理混亂和派系紛爭感到失望,不想介入內鬥,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學問方面。在流亡歲月中,他依然筆耕不斷,發表過上百篇政論和八本專著。由於有機會遊學世界各地,與眾多學派探討交流,眼界大開,有助於他在後來的著作中形成許多新觀點。

此處,我不打算全面總結蘇老晚年對馬列理論的再思考,這方面已經有人做過嘗試,相信還會有人從事更多研究,這裡只想把我感受最深的三點觀察,奉獻給讀者。

第一,他緊密聯繫中國現實,對後鄧時代的體制演變,做出尖銳而獨到的分析判斷。例如20017月,江澤民宣布允許资本家入黨,苏绍智稱之為由“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統治,向“法西斯政权的转化”。這一判斷,顯示他有預感,後鄧體制的惡性膨脹,最終將導致跟世界市場與歐美民主體制,發生難以調和的矛盾衝突。

第二,蘇老認為,從理論上說,蘇中特色的“馬克思主義”與歐美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具有本質區別:前者墮落為黨國極權體制和國家壟斷經濟的遮羞布,後者才保持了馬克思社會理論的開放性與生命力。他強調“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在任何著作中设想过一党专政的制度,也没有赞成过赋予一党专政体制以压迫反对者的政治权力”。一黨專政的始作俑者是列寧,後被斯大林、毛澤東等獨裁領袖進一步發展,以高度强调领袖的作用,使一党专政發展成领袖专政,最終導致个人独裁。

第三,蘇老強調,馬恩晚年思想,特別是兩篇《導言》(即馬克思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與恩格斯寫的《馬克思“1848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是全面認識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的重要文獻。這兩篇晚年著作,對他們青年時代寫作的《共產黨宣言》,有重大修正。而黨國宣傳機構,對兩篇《導言》的翻譯出版和正確解讀,設置障礙,刻意刁難。

《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對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即從抽象到具體、歷史考察與邏輯分析的一致性,做了首次說明。馬克思說,“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依據。同樣,我們判斷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現存衝突去解釋。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蘇老認為,從當代世界經濟的現實看,以歐美為代表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是迄今為止,人類社會所找到的最不壞的社會形態,其所能容納的生產力,還遠遠沒有全部發揮出來。而號稱社會主義的黨國體制和權貴經濟(毛澤東說是秦始皇加馬克思,蘇紹智說是秦始皇加斯大林),根本沒有與之競爭的優越性,遑論長期抗衡和取而代之。

在《馬克思“1848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中,恩格斯發表了更多對早期思想的反思,特別是對《共產黨宣言》的反思。恩格斯說:“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歷史做的還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條件。1948年的鬥爭方法(即武裝起義),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 恩格斯還表示:“我們沒有最終目標。我們是不斷發展論者,我們不打算把什麼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

總之,我認為以上三點新思維,是蘇老晚年研究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貢獻之一,它們對馬列主義在中國社會轉型中的重新定位,具有不容低估的意義。

 

回國不失尊嚴,終生追求民主

                六四流亡精英,對於中國的局勢演變,曾經有過盲目樂觀,其中以劉賓雁先生為代表。他曾面對電視鏡頭,斷言數周、數日,甚至若干小時之內,鄧李楊鐵血政權就會倒台。但歷史證明,中國的事沒那麼簡單。在鐵腕鎮壓和國際綏靖協助之下,鄧小平強硬派穩住了陣腳,並用南巡講話強推瘋狂走資,居然帶動了江胡兩朝的快速經濟起飛,令世界大跌眼鏡。一批中外御用學者吹捧起來的“中國模式”和“北京共識”論,一度甚囂塵上。

                面對迷茫的形勢,部分六四精英和流亡人士,開始在喪失自我。有的轉換跑道,回國發財;有的改變調門,助紂為虐,或暗地為大外宣服務。與此同時,也有一些流亡老人,雖然沒有改變立場,但迫於年事已高,在海外養老有諸多不便,也開始尋求“有尊嚴回國”的途徑。上文提到的王若水、王若望、戈揚、劉賓雁、陳一谘等人,都曾有不同程度的努力,但都因使領館要求寫“悔過書”而做罷。據我所知,能成功保持尊嚴回國定居的,只有于浩成和蘇紹智兩位。有些不了解情況的朋友,誤以為他們有特殊管道,或者跟當局有勾兌(寫過悔過書?),所以才能順利回國,其實不然。

我跟他們兩位比較熟悉,無論在海外還是國內,都多有交往,所以知道一些情況,不妨順便說說。老有中國護照和美國綠卡,可稱為“浩成模式”。他跟許多其他流亡者一樣,開始都想跟中國領事預先溝通,答复都是要寫“悔過書”,於是做罷。後來家人建議,乾脆不理領館,就拿護照買機票,直接闖關回國,萬一在機場出事,就把矛盾上交給當局,看他們如何處理。

於是,夫妻倆人分開行動。太太前一天順利回國,老乘第二天的航班。到北京入關的時候,被要求補充一份“檢疫表”,耽擱一段時間。急得子女們團團轉,以為出了狀況,開始準備向媒體曝光。關鍵時刻,終於看見老,滿悠悠走出通道,這才通知洛杉磯的女兒于君,立即辦理托運幾十箱書籍行李。因為老原單位屬於公安部,所以托運物品都沒有經過嚴格檢查,所有海外書刊毫髮無損。

蘇老情況有別,太太是中國護照,自己是美國護照,我稱它為“蘇紹智模式”。開始的時候,蘇老去申請中國簽證不成功,領館也是要求寫“悔過書”,被蘇老拒絕。半年以後,蘇老跟太太一同參加團體遊,由旅行社代辦,居然順利拿到簽證。於是隨團回國旅遊,旅遊結束後,回到北京家中。待簽證到期需要續簽的時候,蘇的個案申請自然上報到高層,蘇老的續簽居然順利獲准。當局還承諾,今後可以無限延期,也不需要自己到場,可以讓孩子們代辦。我分析這種特殊安排,是基於以下幾個因素:第一,蘇老畢竟是改革開放的理論功臣,當局不可能不考慮到他的巨大影響;第二,他在海內外的行為都公開透明,非常理性,不會對當局構成直接挑戰;第三,年事已高,雙目近乎失明,若刁難這樣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需要要承擔的道德成本實在太高。

 
 
最後生日
 
總之,兩位老人能成功落葉歸根的一個共同經驗,就是不必跟下層事務官員羅嗦糾纏,直接採取行動,把難題推給對方,讓上層去決定。當然,他們每人都有獨特的條件和具體情況,別人是否能成功模仿,是另一回事。

蘇老回中國定居以後,記得又來美國看望過女兒兩次。近七八年視力更加惡化,只能在北京家中的小花園中散步。不能讀書看報,讓蘇老失望著急,我勸他 “眼不見,心不煩”,放寬心休養,用耳朵聽聽新聞就可以了。他說,拜託現代通訊手段,通過收聽,他依然能做到“秀才不出門,便知天下事”。中美貿易戰開打以來,蘇老對中國社會的和平轉型充滿信心。他說,從他學生們的口中可以知道,絕大多數有理性和良知的知識分子,無論在朝在野,都支持深化改革開放,讓中國向普世價格靠攏,最終走上經濟市場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康莊大道。

 
 

 埋骨青山

 
蘇老的辭世,代表中國理論界另一顆巨星的隕落。但我確信,他留下的正義良知和精神財富,猶如在天際畫下耀眼的光芒,必將照亮中國民主化的前進征途。

 

2019 6月初於舊金山灣區

—— 作者惠寄
本站刊登日期: Sunday, June 9, 2019
关键词: 六四 蘇紹智
特別專輯: 六四三十週年
鲍彤评李鹏 三件事可入史册
戴晴新书《邓小平在1989》的看点
和恐惧赛跑
東西方音樂藝術團成功舉辦“天安門六四”三十週年紀念音樂會(視頻)
“六四”30周年感言
中國8964三十週年紀念華盛頓宣言 (中英文, Chinese & English)
六四对柏林墙坍塌和东欧民主进程的影响与作用
為了戰鬥的紀念
①天安門廣場的精神 ②「六四」30周年
中共秘密资料揭开“六四”镇压背后的权力游戏
天安門模式
六四30年:建立“天安门六四学” (音频)
我们为什么记得六四 (中英文)
一个人一支侦察队
独家:六四“最后的秘密” 香港出版中共机密文件再揭权力内幕
《解放军报》前记者江林谈亲眼所见六四屠杀
永志不忘:六四30年,前军官回忆天安门屠杀
六四人
血光印记的广场 ——写在八九·六四的三十年忌日到来之际
香港举行纪念“六四”三十周年大游行
其他相关文章